四、 小说创作的丰收 　　根据目前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1934年至1937年，是父亲小说创作的高潮期。这一期间，他共发表了中、短篇小说及杂文数十余部（篇）。较有代表性的可推短篇小说《盐》、《小光蛋》、《夜半》、《赴会以前》及中篇小说《飞机场》等。他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华日报——动向》副刊外，还有周瘦鹃先生主编的《申报——春秋》副刊、吴奚如主编的《十日文学》和《立报——言林》副刊等。 　　在谈他这一时期的小说之前，首先得谈谈他更改笔名一事。 　　前面我曾提到，父亲步入文坛前所用笔名为“钦吻鹃”（还有“吻鹃”、“鹃”等笔名。详见《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当他结识叶紫后，叶曾毫不留情的指出这个笔名过于“艳气”，于是，父亲在发表短篇小说《盐》（载于1934年《新中华》）时，正式开始启用“鲍雨”为笔名。我曾问过父亲，为何用此笔名？他让我从高尔基的作品里找答案。之后，我在高尔基的《海燕》里知晓了“鲍雨”的含义。然而，有一问题我却很难断定，即父亲的处女作究竟该是哪篇？父亲自己认定《盐》是其处女作，并言明从那以后均用“鲍雨”为笔名。但根据上海图书馆所提供的“《中华日报——动向》总目”来看，父亲1934年4月13日在该副刊上发表的小说《火》及4月17日发表的《阿金的妈》，署名均为“钦吻鹃”。照此看来，《盐》当在《火》与《阿金的妈》之后，那么，父亲的处女作就应是《火》或是在《火》之前的作品。由于我所掌握的资料较为有限，故很难说父亲在《火》之前没有其他作品发表。看来，究竟哪篇作品是父亲的真正处女作，还有待于日后考定。 　　下面，我重点介绍一下父亲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盐》，描写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三口之家的贫穷境遇。靠拉人力车养活全家的车夫，生意每况愈下，不得不由妻子替人家洗衣服来接济生活，另外还让他们幼小的女儿每天拿着帚、箕，到货栈门口去扫洒落在地缝中的盐粒，以此可以省下家中买盐的钱。然而，在那“一斤盐钱可以买到两升米”的年岁里，扫盐的“队伍”逐日壮大，甚至还增添了许多妇女。只比扫帚高出一头的小女孩，一天下来，只能扫到一些带着盐粒的污泥。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用笔活脱脱勾勒了一幅在绝境中谋生存的人物画像。 　　1936年发表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水星》第二卷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小光蛋》，同《盐》一样，仍以暴露当时社会之黑暗为主题。作品主人翁“小光蛋”是个失去父母，不知自己姓甚名谁的小孤儿，他白天吃的是阴沟洞里的弃食，晚上则睡在垃圾桶的旁边。为了得到路人的几个铜板，“小光蛋”不得不像一只猴子那样一个筋头接一个筋头的翻滚着。从这个九岁的孤儿身上，人们很自然的联想到更多的“小光蛋”在那个社会里的悲惨身影。 　　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在这篇小说里，不仅仅是暴露了社会的黑暗，而且写出了“小光蛋”及像他一样的人们对这个社会的反抗。“小光蛋”从一个只是“恨着这般衣服很整齐的孩子”的普通少年，而最终发展成为和守城的警察斗争的一员。他和那些饥饿的人们合并在一起，用力地顶撞着由警察和保卫团士们护守的城墙——即旧社会的城墙。尽管有人把“臂骨扎碎了”，可却“扎”出这样的呼声：“你们要用力的推，后面的那许多人呢？快跑啊！快跑上来啊！” 　　这呼声的寓意十分清楚：要推倒这座“城”，必须要用力推，而且必须靠众人。 　　作者在小说的尾声，这样写道：“肉和肉的贴紧，汗和汗的合流。在这火伞高张的下面，这里的一堆也正在喷着炽热的火。”有着这样一堆堆的火，还愁推不倒一座“城”吗？还愁烧不掉一个吃人的世界吗？ 　　可以说，《小光蛋》较之《盐》，更为深刻和成熟，它标志着作者在思想和写作上有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可以说，在父亲创作的短篇小说中，《小光蛋》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这篇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篇本可以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优秀小说并未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这难道仅是一个疏忽，还是有着其他什么原因？ 　　同样发表于这一时期的另一篇短篇小说，1991年被江苏文艺出版社列入《中外微型小说精品鉴赏辞典》的《夜半》，是父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有作品中唯一被今人关注和研究的作品。 　　该作品以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为时代背景，描写了在天灾人祸重压之下的农民生活，以及农民不堪忍受其痛苦从而奋起抗争的旧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 　　出身于农村，对农民兄弟有着深厚感情的父亲，在笔触众多城市贫民苦难生活后，终于将自己的目光移向最熟悉最亲近的农村。 　　姚卫伟先生在《中外微型小说鉴赏辞典》里是这样评价《夜半》的： 　　“这篇作品选取的角度是非常独特的。作品没有为叙述事件而叙述事件，而是将叙述事件与描写乡村风俗图景掺合在一起。然而，作者的目的似乎并不在向人们展示乡村风俗画。就在这美好的、满天星斗的纳凉之夜，纳凉的人们却并没有一丝的轻松感，他们为天灾而忧虑，他们为生活的无出路而苦恼，他们为这可诅咒的生存现状而愤懑。因此，读者从作品中所得到的，并不是由乡土风情而引发的好奇心的餍足，而是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当时中国农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这篇作品很善于用人物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人物短短的一两句话，便能将其身份、个性和精神内质明确呈现出来。 　　这篇小说的叙述语言是非常简洁的，正因为简洁，才使其具有了精炼乃至含蓄的特点。 　　在枪弹下，农民们暂时退却了，但却以锣声呼唤着更多的人以形成更强大的斗争力量，作品虽未写出斗争的结局，然而却似乎又是有所暗示的。此外，作品题目本身，也是十分简洁而富有蕴含的：夜半，是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呢？还是象征中国农民的生存环境恰如这夜半一样黑暗呢？或者是暗示夜半离黎明相去不远呢？抑或是取‘夜半人静’的意境来反衬这些不甘寂寞的反抗者的精神呢？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这时期除了短篇小说上的丰收外，父亲还于1936年创作了中篇小说《飞机场》。 　　父亲自沪回家乡后，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不久就应亲戚介绍，到溧水县营业税局当了名簿记员。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溧水建造一个军用飞机场，父亲为搜集创作素材，经常溜到机场工地同工人们接触。不料，此举引起当地政府的怀疑，县政府为此专门派人暗地跟踪父亲，后大概并未发现其有什么越轨行为，故未采取什么行动，只是不到一年，税局便辞退了他。 　　重返家乡后，父亲便悉心创作了中篇小说《飞机场》。是时，正巧北京《文学导报》（系当时北方“左联”的机关刊物）公开征稿，他则将该小说寄至北京。1936年《文学导报》第四期刊登了《飞机场》，同年，由上海杂志公司将其列入“文学导报创作丛书”正式出版。 　　该中篇小说以某地（溧水）建造飞机场为背景，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内的一些贪官以“建机场，打东洋”为名，实则剥削工人，贪污薪饷，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的丑行。 　　在这篇作品中，作者不再满足于一般的暗喻，而是将笔锋更加直截明了的指向了那帮制造贫困，戕害百姓的吸血鬼。作者大胆地把这群骑在人民头上的“上层人物”形容为“黑身红头的大蜈蚣”，并提出：“这条蜈蚣不是一个人用鞋底能打死的------”，而是要“合了全体给它咬的人来合力的打！”。这样的呼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是并不多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飞机场》里，父亲第一次将工人作为主要人物来描写。创造了孙庚申、汉生、老洪、老马等一批工人形象。这在他解放前发表的诸多作品中，是较为少见的。 　　不过，由于作者缺少直接的斗争生活和经验，尽管反映了工人们的抗争，但对几个正面人物的描写，多少显得比较概念与苍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感人力量。 　　然而，作者在这篇小说里燃起的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和永远闪耀的希望之火花，仍能给读者带来正义与善良的启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飞机场》仍不失为一篇可供研究的作品。 　　综观父亲这时期的作品，无情暴露旧世界的腐败黑暗，着重表现广大劳动人民对新世界、新生活的渴望，已成为他创作的一个中心主题；而生活气息浓烈，语言朴素明快，亦形成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正如《江苏新文学史》在归纳三十年代江苏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与特点时提到的那样：“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江苏作家很少从正面来歌颂无产阶级斗争生活，歌颂光明与胜利。本时期，陈瘦竹、陈白尘、鲍雨、吴调公、沈蔚德等江苏作家的创作，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有新的发展，构成了三十年代江苏现实主义文学的一股雄厚的力量。 　　在城市题材小说中，与左翼作家叶紫有着深厚交谊的鲍雨在本时期所写的反映城市平民生活的短篇《盐》、《小光蛋》，揭露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吏政治腐败、贪污肥私丑行的《赴会之前》、《飞机场》等篇，都是以暴露与讽刺为主旨的现实主义力作。特别是《飞机场》一篇，作者揭露、鞭挞了江苏溧水县政府以“建机场，打东洋”为名，剥削工人，贪污饷银，大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因此引起了工人们永不屈服的斗争，此篇与陈白尘的《泥腿子》堪称为姐妹作。” 　　总之，这一时期，在父亲整个的创作生涯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五、 投身抗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父亲同所有的爱国作家一样，立即投身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去。正如他在《我的交待》中所写的那样：“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我用自己的武器——手中的笔，履行了一个中国人的义务。”因此，反映中国军民英勇抗战，不屈不挠的斗争，便成为父亲该时期作品的主要内容。 　　抗战八年中，父亲先后在江苏省政府秘书处及民政厅当录事和收发。由于不断的辗转奔波（省府先后游设在镇江、淮阴、兴化、淮安等地），使他亲眼目睹了抗日游击健儿的英勇顽强及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生活，使他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现实，促使他用笔努力去反映。 　　1938年起，父亲开始接触戏剧创作。短短三年内，他先后创作了十几个话剧剧本。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独幕剧《火》、《凌家桥》、《铁扫帚》（又名《茅山虎》）、《蔡金花》，多幕剧《克复》、《不给敌人做工》等。这些剧作都直接反映了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生活，分别由抗日演剧队在苏北及苏中地区上演，受到抗日军民们的普遍欢迎，有的剧作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发表在《新演剧》（章泯主编）上的独幕剧《铁扫帚》就曾引起重庆戏剧界的关注，张光年同志六十年代在北京见到父亲时还提起该剧，说给他的印象很深。 　　这期间，父亲除了致力戏剧创作外，还兼写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如发表在1938年《抗战文艺》第九期上的报告文学《扬州的日兵在自杀》（同年被汪馥泉以《敌人在扬州》为名编录入揭露日军侵华罪行通讯文集——《兽军兽行“侵华事件”》），就曾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该作品记叙了一个日军在扬州妓院，亲眼看到随军来华的妻子被迫卖身，强烈的羞辱感，迫他无颜见人，不得不自尽身亡。几十年后，国内反映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不乏见到这段曾经被父亲描写过的令人震撼的场景。另外，1939年在淮阴时，父亲曾在《战报》上开辟每日专栏，以“二八随笔”为题，连续几月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戾。 　　父亲除了控诉日军的暴行和歌颂抗日游击健儿的英勇外，还写了不少暴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投降的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活跃在敌人后方》及话剧《蔡金花》、《克复》（后面将重点介绍）。 　　然而，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下，接触这类题材，尤其是在国统区，作者是需要一定勇气的，甚至是敢于牺牲的精神。 　　1939年夏，父亲在兴化（淮阴沦陷后，省政府撤退到此），曾和几个文学青年合办了一个《同人文艺》刊物。父亲在首期创刊号上撰写了篇杂文，讽刺了国民党政工队员假抗日的丑行。是时，正是新四军东进，89军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摩擦，在苏北黄桥发生激战，89军遭惨败，其军长李守维被毙之时。在这个特殊时期，父亲的文章出世，必然触痛顽固派的神经。韩德勤恼羞成怒，认为该杂文是有所指的，让下面人严查作者的身份与背景。于是，在一个会议上，89军政治部主任对民政厅厅长王公屿点名说父亲是个危险分子（父亲当时在民政厅当收发），让其搜集父亲的有关材料。王回到厅里后找到秘书洪为法（洪早年系“创造社”重要成员，同郭沫若关系甚密，以“兄弟”相称，父亲对洪很是敬重，两人因创作结成莫逆），了解父亲的详细情况，洪说父亲“不满现实有之，并无其他行动。”这样，父亲才免遭毒手，但《同人文艺》却就此夭折。 　　由于父亲的剧作品当时在苏北地区流传较广，故开始在新四军驻地小有名气，曾有苏北“小田汉”之美誉。他先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左联作家李俊民（李时任89军政治部秘书），新四军干部汪普庆（汪曾导演过父亲的话剧《蔡金花》），并与他们接下了深厚的友谊。 　　总之，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父亲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用手中的笔，为全民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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