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雨的早年创作生涯 　　钦群 　　 　　先父钦鲍雨（笔名鲍雨），生前系中国九三学社社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江苏省话剧团编剧。父亲于三十年代开始发表小说、话剧、杂文，一生中创作各类作品近百部（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创作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爱国作品，对我国的新文学运动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一、 文学启蒙 　　父亲原名钦国祥（又名钦国贤），1913年10月21日，出生于江苏宜兴县宜城镇的一户贫民家中。父亲祖上三代都当店员，家境清贫。在他六岁时，其祖父去世，留下一笔债务给他父亲。不久，家中遭遇一场大火，原有的文具店改为文具摊，日子更加艰难。 　　父亲共兄妹六人，他为长，下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 　　父亲六岁多，进宜兴城北小学读书。毕业后考进县立宜兴中学。两年后，因家中生活愈加拮据，无力再供他继续读书，父亲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家中料理生意。对此，父亲十分不满，为排遣心中的郁闷，便时常躲在家中摆弄丹青。 　　据父亲回忆，他幼时对绘画颇有兴趣，主要受益于小学时的一个美术教员。此教员不仅有一手好画，而且对文学也十分喜爱，时常让学生“命题作画”。因此，父亲受其影响很深。可以说，这位教员即是父亲的艺术蒙师。 　　在父亲十七岁那年，由于家中生意清淡，故举家迁移到芳桥乡下栖居。不久，父亲由亲戚介绍，到张渚煤矿公司当了名练习生（负责记录每天出煤的数字），以此减轻家中的生活负担。 　　父亲在煤矿只待了两个多月（因煤矿公司倒闭）。其间他从同事手中借到几本新文学作品（如《创造季刊》），很快就被牢牢吸引。回家后，父亲便开始了他一年零八个月的心思贯注的自学生活。这段日子里，他苦读了《左传》、《史记》、《古文辞》等古典书籍，同时又大量阅读了《狂人日记》、《女神》、《三个叛逆的女性》等新文学作品。 　　父亲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过：“这些文学作品彻底打消了我的旧念头（初中肄业后，父亲曾有过出家当僧人的念头，还给自己取了个佛名------“长春”）。从此，我便开始做起了自作多情的文学梦。” 　　十八岁时的父亲，开始舞文弄墨了。他和乡间的文学青年组织了一个民间文学社团------“狮吼社”，并自费出版过一期名为《红霞》的文学小刊物。他们还经常聚集在“亦园”召开作品讨论会，各人手挚各自的“作品”，任由他人“品头论足”。 　　父亲每每回忆这段往事，总不无动情地说：“当时，我们的举动虽说幼稚，但每个成员都异常认真，俨然一副大作家的派头。我们这群‘狂人’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就这样，父亲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初涉文坛 　　1932年，父亲开始向外投稿了。这一时期的习作，大多模仿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形式，内容也以“花前月下”，“公子小姐”居多。因这些都是凭空想象的“闭门造车”之作，故所投之稿，俱化为“泥牛”。大概是受“礼拜六派”的影响，父亲这时竟用上“钦吻鹃”作为笔名，为此，受到家人的责骂。家人对他这种近乎“神经病”之举，一次次地提出抗议。但，长子的骄横，使得家人只能将这种不满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发泄。 　　据说，父亲的祖父死后下棺时，人们曾在坑内挖到一支破毛笔，当时就有人预言：钦家日后定要出个吃文饭的贵人。或许，父亲家人对他的迁就与忍让，多半来自这个预言。 　　同年，父亲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徐哲身小说函授社”的招生广告，上面那“学习半年，即可掌握写作技巧，发表作品”的文字，对“屡投不中”的父亲不蒂是个极大的诱惑，于是，父亲从他外祖母那儿，得到了五块钱的学费，连并他的“大作”，一同寄至上海。 　　半月后，父亲出乎意料地收到徐哲身的亲笔回信，信中要他速到上海给其当助理编辑，并允诺每月薪金二十八块大洋。父亲见了这封信，高兴的跳了起来，全家人也都为之兴奋。父亲这个当初被家人视为“不会挣钱的浪荡汉”如今居然挣起大钱来了，这不得不认为是祖上“显灵”了。 　　翌年春，父亲只身来到上海。 　　“------见到徐哲身，我不由大吃一惊，此人原来是个抽鸦片的无聊文人。每天，我要帮他看一大摞稿子，他自己却抽抽鸦片，喝喝老酒，写些色情小说。我那美丽的梦幻如同肥皂泡，一下子就被他的烟枪给戳破了------”（见父亲文革中《我的交待》）。 　　为了这二十八块钱的月薪，父亲不得不强忍着不满，继续干下去。因这二十八块大洋，对于穷困所迫的宜兴老家，毕竟是个关乎他们生计的数目啊，尤其是对父亲的大妹而言，断了这笔钱，就将意味着要重蹈她大哥辍学回家的覆辙。 　　不久，父亲又见到章衣萍的“新世纪书授社”在招生，便瞒着徐哲身报了名。每当深夜，待徐熟睡后，父亲便摊开稿纸，练笔写作，不断给“新世纪”投稿。据父亲回忆，当时“新世纪”给他回信的，是一个名叫“余自强”的人（即叶紫）。在信中，余经常直率的指出：“你这篇小说写得不深------” “纯恋爱的小说，以后不要写，写了要打手心的。”（见父亲的《失去了的伙伴——忆叶紫》）。 　　终于，徐哲身发现了父亲的秘密，不久便辞退了这位“不忠实的助理”。 　　 　　三、 崭露锋芒 　　如果说，赴沪到徐哲身处当助理编辑，是父亲步入文学圈子的开始，那么，结识左联作家叶紫，则是父亲在文学创作和思想意识上的一个转折。这一转折，使父亲的创作视野从狭窄的纯恋爱题材里，转向广阔的现实生活中来。 　　父亲同叶紫的见面，是在他离开徐哲身后，面临走投无路的境况下开始的。在此之前，父亲和叶紫虽说已通了数十封信，但并不知其就是叶紫，只知是“余自强”，见面后方知真情，不禁喜不胜言。早年，父亲就知叶紫创办过《无名文艺旬刊》和《无名月刊》，特别是后来读到其的短篇小说集《丰收》，令他对叶紫更加钦佩。父亲在他的《失去了的伙伴——忆叶紫》（见1946年的《文艺学习》）文中曾这样评价过《丰收》：“这篇小说在当时文坛上像一颗新星一般地出现，大家都非常注意”。可见父亲对叶紫敬羡已久。 　　当时，叶紫正在《中华日报》同聂绀弩主编《动向》副刊，他得知父亲的境况后，便邀父亲住进他的寓所（叶妻当时正巧回老家生孩子），这是距报馆一里多路的一间“亭子间”。 　　为解决父亲的生计，叶紫将父亲介绍到报馆，当了《动向》的特约撰述员。这期间，父亲除了给副刊撰稿外，余暇就帮着叶紫看看稿件。晚间，两人在“亭子间”里尽情畅谈。据父亲回忆，叶紫经常“躺在床上和我谈他计划中的长篇小说，谈的我非常感动。”（这部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极有可能就是叶紫未能完成的《太阳从西边出来》）。 　　在叶紫的直接影响和帮助下，父亲开始直面人生了。在短短的一年里，他一下拿出了十多篇反映社会底层生活的作品，如短篇小说《盐》、《火》、《夜半》、《阿金的妈》等，仅在《动向》副刊上，就发表了十篇。 　　由叶紫的引荐，父亲又结识了一批左翼革命作家，如绀弩、奚如、肖军、萧红等人。每当叶紫将父亲介绍给别人时，总喜欢称父亲为“小作家”，这时，人家就会戏谑的反问：“人家是小作家，你是大作家了么？”叶紫便解释：“不是的，因为他的年龄过小啊！”实际上，叶紫只比父亲长3岁，也许是因为父亲当时的身材过于瘦小，故往往容易被人当作“小鬼”。 　　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冬，父亲终于拜见到久仰大名的一代文豪——鲁迅先生。 　　父亲少年时，就十分崇拜鲁迅和高尔基。他曾亲手雕刻两位文学大师的头像置于书案。到上海后，求见鲁迅先生的心情更为迫切。每当叶紫从鲁迅先生处回来，他总喜欢问个不停。几次想请叶紫帮助引见，但总不好意思开口，因他知道自己在文学上无甚建树，资历太浅。 　　一天，叶紫突然要父亲同他一起去参加一个饭局，事前，并未告诉他做东的是谁。到了饭局所在地——“梁园豫菜馆”，父亲才知道原来请客的主人是自己慕名已久的鲁迅先生，父亲惊讶的不知如何是好。当叶紫把父亲介绍给鲁迅先生时，鲁迅先生竟然说：“知道，知道。《盐》的作者。”惊恐万状的父亲手心里则冷汗直冒，直到鲁迅先生亲如长辈的和文学青年们一一握手，相谈如故后，父亲的窘态才渐渐消失。事后，叶紫曾打趣地说父亲：“你的面皮好薄，象女娃子那样。” 　　父亲回忆这段令他毕生都难忘的往事时曾说过：“早先，我一直以为鲁迅先生是个极为严肃的人，严肃的让人发怵。直到见了面后才改变了这个想象。先生幽默无比，很会说笑话。” 　　可惜，父亲一生只见过鲁迅那一面。不久，因《动向》被当局勒令停刊，加上宜兴家中生活更为贫困，父亲便离开上海，返回故乡。对此，父亲一直甚感遗憾。如能在上海再待上几年，父亲的一生也许会有个根本的改变。 　　在上海的两年里，尤其是在叶紫等一批左翼革命作家的直接影响下，父亲的人生观及创作观，有了根本的转变。这，为他日后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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