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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念园__陈琏纪念馆
浙江慈溪官桥陈氏家族纪念园区文革纪念园

在少年儿童身上浇注了十年心血——深切怀念陈琏同志

汪志馨、吴芸红、梁为楫、颜学琴、薛樵荒

  陈琏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我们和陈琏同志在五十年代一起工作了十年,在一个楼里办公,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朝夕相处,彼此十分了解。我们都深深地怀念着她。
  1949年1月,党中央决定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陈琏调到团中央工作,历任少年儿童部的秘书主任、副部长、部长;当选为团的二届中央委员,三届中央委员、常委。一九六O年五月调离团中央,在团中央工作了十年。
  新中国一成立,党中央把培育下一代的工作,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委托青年团建立和领导少年儿童队(1953年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团结教育全体少年儿童,把他们培养成为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陈琏满怀激情地投身到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中。
  陈琏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正值少先队组织的初创时期。党中央一开始就指出,中国少年先锋队要继承我国革命老根据地和老解救区儿童组织的革命传统,要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从1950年到1958年,团中央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工作会议和一次中央全会,对少先队的性质、任务、教育少年儿童的基本途径、活动内容,以及辅导员队伍的建设等重要问题,都总结了经验,做出了规定,奠定了以后少先队工作的基本格局。在团中央少年儿童工作部担任领导工作的何礼、陈琏等同志,为创建少先队组织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和部里同志一起经常深入调查,研究问题,起草文件,总是日以继夜地工作着。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解决少先队建设中的问题,陈琏经常到基层了解情况。一九五八年,她同吴芸红、薛樵荒等同志一道去江苏句容县的一个乡了解农村少先队工作情况。乡团委书记小陆杀了一只鸡,买了两条鱼,热情地为陈琏等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陈琏亲切地告诉小陆:我们共青团干部千万不能特殊化,你们平时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工作做好。小陆被陈琏亲切的态度所感动,就依着陈琏的意见安排了生活。以后到别的县也都不接受任何特殊接待。到达南京以后,她参加了团省委召开的全省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在会上,陈琏结合江苏省少先队工作的实际情况发了言,并连夜赶写了社论,为江苏省的少先队工作鼓励,总结具体经验。同每次出差一样,这次也带回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了更多的实际情况,这是避免少先队工作一般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法。
  还在1953年,陈琏和吴芸红到北京郊区通县了解情况,当时于部出差一般都是自己带行李。陈琏当时正怀孕,她就挺着肚子背起背包下去了。到了县里,团委干部都下乡抓中
  心工作去了,没有人接待,她们就直接跑到学校里,听取老师和辅导员汇报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少先队工作情况,在学校食堂吃了饭,参加了少先队活动,和孩子们聊天、做游戏。回到团县委,天已经黑下来了。又找不到人,只好连夜回到北京。虽然大家都疲劳不堪,但是陈琏很高兴,认为只要接触群众就有收获。部里同志都说,陈琏平时像个文静的书生,工作起来到像个前沿阵地的战士。
  陈琏非常强调:“少年儿童工作必须从少年儿童的实际出发,适合少年儿童特点”,“不要以对成年人的要求来要求少年儿童,不要挪用成年人的教育方法”。当时工作中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既要对少年儿童进行关于当前形势和重大政治运动的教育,又不能采用抽象说教的办法。陈琏和部里同志一起研究了这个问题,总结了各地的经验,提出一些适合少年儿童特点的做法: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提出要引导少年儿童立志做一个劳动者,开展“三要三不要”活动,即要爱护公物,要爱惜时间,要艰苦朴素;不要损人利己,不要浪费,不要贪小便宜和拿别人的东西。在国家经济建设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发动少年儿童制订“小五年计划”,提出:“大人有大五年计划,小孩有小五年计划”,小事情,大志气,培养少年儿童的远大理想。这些活动形象具体,搞得有声有色,使少年儿童易于接受,乐于参加,而
  不是对他们做冗长的报告,更不能采取训斥、斗争那一套“左”的做法。
  1958年,党中央提出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曾一度出现少年儿童劳动过多过重的偏向。陈琏认为少年儿童年龄小,体力弱,不能负担过多过重的劳动;少年儿童还没有打下文化知识的基础,需要好好地读书。她提出:“要合理安排少年儿童的读书、劳动、休息和娱乐游戏”,“小学和初中的学生都应该以读书为主,参加适当的劳动”。她一再强调少年儿童参加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不可片面理解为劳动越多越好。
  少先队从建立那天起,就强调要充分体现出这个组织的特点,在活动中要充分发挥少年儿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自己出主意,想办法,自己克服困难,总结经验,从小学会当家作主人。只有这样成长起来的人,将来才会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对待集体,对待劳动。陈琏认为,对少年儿童消极限制,少先队活动由辅导员包办代替,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关系到把少年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整个五十年代,少年儿童工作是相当活跃的。但是少年儿童工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重视的,由于传统的习俗和偏见,有时少先队工作还被人称作“小儿科”。就是在少年部工作的同志,初到时也并不是很安心的,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便逐渐喜欢起来,终于成为热爱这一事业的“志愿兵”。少年部同志这种热爱儿童和儿童工作风气的形成,有各方面的因素,但陈琏等几位部领导本身热爱少年儿童工作,勤勤恳恳,潜移默化,言传身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他们组织大家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少先队工作的论述等,既为提高业务素质打好基础。又培养了对儿童工作的深厚感情。因为只有对一项事业知之越多,才能爱之越深。直到现在,一些同志见了面都还深深地怀念少年部和陈琏等同志,深情地称五、六十年代的少年部是“黄金时代”。
  陈琏在团中央做了十年少年儿童教育工作,上述的一些教育思想和做法,不仅对当时少先队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以后的少年儿童教育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陈琏在培育一代新人的工作中,整整十年,浇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陈琏在整个五十年代,工作上是顺利的,但在五十年代后期,个人生活上是不幸的。到六十年代,更使她深深陷入了痛苦和绝望之中。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陈琏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对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爱人袁永熙,运动一开始就被批斗,说他反党,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出党,更使她感到突然。这时候的陈琏,一方面承受着爱人被批斗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领导”团中央少年部的反右派斗争,心情之沉重,是不难想象到的。当组织上把袁永熙的处分决定通知她的那一天,她几乎懵了,她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失声痛哭了。
  当天晚上,陈琏同汪志馨一直谈到深夜。这一夜,陈琏向江志馨第一次详尽地叙述了她的家庭,叙述了她和袁永熙的关系,叙述了自己一生的命运,以及此时此刻的心境。她说自己政治上是光明的,生活上是不幸的。她无限慨叹地说;“革命是多么残酷啊!以前,革命的敌人是地、富、反、坏,现在又要增加一个右派了。”她痛楚地说,“我成了右派的妻子,孩子的父亲是个右派,以后我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怎样做少先队工作啊!’这一连串的矛盾和痛苦,深深地折磨着他,在当时反右斗争的气氛弥漫着整个中国大地的时候,谁也无法帮助她解脱心中的痛楚。
  不久,她下决心和袁永熙离婚,一个人挑起了教育三个不满十岁的子女的担子,并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少年儿童的教育工作。她没有被沉重的家庭包袱所压倒,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毅力和信心。
  在五十年代,陈琏除了在团中央担任少年部的领导工作之外,还先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全国妇联第四届委员,1956年又被选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958年,她在个人问题上虽然受到了重大打击,但在政治上还是坚强的。她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就作了一个影响很好的发言。
  当时,在“左”的路线影响下,不少干部和青年背上了出身不好的包袱,产生了悲观情绪,觉得即使自己工作、学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出身成份。陈琏结合自己的家庭和在党的
  关怀培养下成长的过程,在会上深沉地发了言,其中讲到:“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走什么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总理带头鼓了掌,毛主席也马上说:“这话讲得很好嘛”!她这次发言,很快被传播出去,使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志受到鼓舞,消除了思想顾虑。
  “文革”开始前,陈琏已被调到华东局宣传部搞教育工作。“文革”开始不久,造反派不看她的全部历史和现实表现,逼着她交待同陈布雷的关系,问她怎么“混进”革命队伍里来的。在当时情况下,她并不是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些问题,但要造反派相信自己的交待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使她感到完全绝望。这样,一个为党历尽艰险,对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优秀的儿童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抛下了工作,抛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含冤离开了人世。
  当时,陈琏的三个孩子,女儿必泓念高中,大儿子必大念初中,小儿子小代才念小学五年级。后来又都上山下乡,在农村耽了四、五年。
  1973年,必泓从长春请假到北京,找到了吴芸红和汪志馨,向妈妈生前的两个好友诉说姐弟三人这些年无依无靠的情景。她说,妈妈去世前几天,曾对他们说过:“我的情况只有邓颖超大姐清楚”。她这次来北京就是要找到邓妈妈。吴、汪两位阿姨见到必泓很高兴,也很难受,她们帮助必泓传递了她们姐弟三人给邓妈妈的信。信中必泓代表他们姐弟三人向邓妈妈请求:要求为妈妈平反。
  信是由当时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吴清亲自送给邓大姐的。根据邓大姐批示,上海市委对陈琏重新作了审查和处理,充分肯定她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恢复了她的党籍,使三个孩子放下了政治包袱。我们的邓大姐又一次关注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死后的荣辱、是非这一类为后人所关心的问题。
  现在,陈琏的三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女儿必泓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科研处工作,长子必大是上海财经大学的讲师,幼子小代也已研究生毕业,即将走上新的岗位。三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贡献。我们的祖国也从动乱中振兴起来,我们的少年儿童正在改革和开放的洪流中健康成长,陈琏如果知道今天这一情景,是会感到安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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