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您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您可知道这二十多年来女儿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您。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对您的怀念和理解也就越来越深沉。妈妈，您与女儿共同生活仅仅十八年，然而那短暂而甜蜜的岁月令我怀念终生，您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心中。 　　在举国欢庆解放的日子里，您把我带到了人间。我是您第一个孩子。不，是第二个，您的第一个孩子为革命而夭折了。因此您特别珍惜我这个小生命。您怕老奶妈老态龙钟，凡是我身上的事您都自己亲自做。可我小时总爱哭，夜里当白天过，每天给您出新问题，弄得您应接不暇一又累又焦急。然而我也给您带来不少的乐趣。您说我从小劲大如牛，脾气也如牛，又正好是属牛的，就叫我小牛。那时全国刚解放，您在团中央少年部工作，要做的工作特别多。您要为千千万万的孩子工作，却无暇照顾您自己的女儿。我出生四十天后，您就把我送进了托儿所，只有星期天我才能享受到您的疼爱。我小时一直体弱多病，生了病也只能由托儿所阿姨把我送进医院。每当您赶来看我时，总是心疼得忍不住流泪。我懂事后，托儿所阿姨总和我开玩笑说：“小牛，你是你妈妈的眼泪水泡大的啊”。 　　妈妈您虽然十分疼爱我，但从不娇惯我。您特别注意培养我的独立生活能力。我的小学时期是在北京东郊民巷小学、团中央少年之家和北京育才学校住读度过的。星期天是我和弟弟们与您欢聚在一起最愉快的节日。您经常带着我们散步或去公园。我们围着您争先恐后地向您汇报着我们的学习成绩，抢着讲在少年之家的各种有趣的活动。如我们如何养蚕宝宝，如何喂那可爱的长毛兔，又如何上马路去拣马粪种蓖麻和向日葵。我们还讲着去北戴河夏令营时那海滩、贝壳、怪楼、馒头山等令人难忘的情景。还有1958年英国侵略了黎巴嫩，我们也参加了抗议游行队伍。那时我们不识英文，把英文大标语也贴倒了，苏联记者给我们拍了照，夸我们中国少年儿童也懂得保卫世界和平。每个星期天，我们对您有说不完的话，您总是那样细心倾听着我们天真的讲述，舒畅而慈祥地微笑着，和我们共同享受着童年那无忧无虑的生活。少年之家的创建也有您的心血，看着我们在那里健康、愉快地成长着，您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怎么能不高兴呢。星期天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然而也难以保证，您经常要出差，下乡，很长时间不回家。您把我们委托给叔叔阿姨们照顾，叔叔阿姨虽然待我们很好，但星期天见不到妈妈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每次接到您的信我们最为愉快。那时，我 　　们识字不多，您给我们画小人，告诉我们农村的孩子比我们小，却会挑水、做饭、带孩子。还告诉我们农村还很落后，人民还未摆脱贫穷，要我们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1962年，您凋到上海后，为了不使我像有些干部子弟那样，带有一种优越感和骄娇二气，您把我送到上海近郊的松江二中住读。那时我才十三岁，又刚从北京来到上海，语言不通，老师，同学们都很陌生。每当星期天晚上，我是多么不愿离开您啊。开始我哭着不肯去。您虽然很疼我，但为了培养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打消我依赖家庭的思想，您一次次地亲自 　　送我到火车站。您教育我说，您在中学时就参加了革命，为了抗日救国，您如何组织同学们到群众中去募捐、讲演。您要我坚强些，到艰苦的环境中好好磨炼自己。妈妈，现在每当我走到上海西站这条路，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您那亲切而难忘的教诲仿佛还在耳边回旋。在松江二中，我学习成绩优异，劳动也很刻苦，您每看到我的进步就热情地鼓励我，使我对自己越来越充满信心，我不再每星期回家了，我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您反而写信催我回家，您更加喜欢我了，总惦记着我。每当我回家，您都为我准备了丰盛的菜饭。有电影票、歌舞票时您都优先带我去。我每次回家都享受着您的特殊爱抚，使我感到无限的幸福，临走时又是多么的依依不舍啊。每次回家您都教导我不仅要学习好、劳动好，还要关心国内外的大事，要天天看报、听新闻、写日记，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的革命接班人。 　　党给人民带来过世代盼望的温暖，革命给人民带来过从未有过的幸福。正因为如此，人民像依恋温暖一样拥护着党，也像期待幸福一样迎接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刚开始，您教导我要听毛主席的话，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当我回家讲起我们学校划分“红五类”、组织红卫兵，还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时，您严肃地向我指出这是错误的口号。您说：“我们党历来提倡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老一辈革命家中有不少人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然而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背叛家庭献身于革命。”您还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是周总理一贯提倡的。”您叮嘱我在运动中要善于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注意政策。您当时总想按照自己善良的愿望和党的传统经验引导我们投身运动。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并且笼罩着种种神圣而虚幻的光环之时，我们都怀着纯真的愿望，希望通过它能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的前途。然而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场 　　“革命”把您，把我们这幸福美好的家，把整个中华民族带进了万丈深渊。 　　1967年4月，当我在学校中初次听说您是“叛徒”的流言时，我的心乱极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从小就是听您的教诲，我身上所有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的感情，大都是从您那儿得来的。妈妈，您在女儿心目中是那么的崇高，那么的慈爱，那么的尊严，我怎么能怀疑您呢？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却又不敢不信，难道党和群众能在这样重大严肃的问题上随便冤枉一个好人吗？我回到家，心怀疑虑地询问了您。您那愤怒而痛苦的目光直视着我童稚的脸，似乎不认识了。您心情沉重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沉默了半天您才难过地说： 　　“难道你也不相信妈妈？”’我看着您那湿润的眼睛，意识到我伤了您的心。我心慌意乱，不知所措。然而悠终于冷静下来了，极严肃认真地对我说。“你现在长大了，许多事应该让你知道了”。那天晚上，您和我谈得很晚很晚，您从您的出身谈到您怎样参加革命，又怎样被捕后被保释出来。您说，这些问题1949年都向党组织汇报过，并有过结论。我听了您的话，心里踏实多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您的生平事迹。我安慰您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阿题总能搞清楚的。我见您当时心情十分沉重，很为您担心，我恳求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可千万别自杀，我害怕。您知道女儿从小就十分胆小脆弱，您安慰我说您不会的，这使我放心了。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所有的地下党员几乎都受到审查，不是被怀疑为叛徒就是特务。您遗憾地说：“如果当初去了延安就好了。可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为了统一战线，周总理、邓大姐没让去”。周总理还幽默地说：“如果你去了，你父亲向我要人，我是给好？还是不给好？”您说到这里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您语重心长地说：“如果现在能见到周总理、邓大姐就好了。”我当时和您一样期待着。然而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多少精英蒙冤含屈，就是总理这棵参天大树，又怎么能保护得了那么多人呢？ 　　后来一段时间，我始终不知道当时华东局机关造反派是如何批判您的，又是如何从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的？只是感到您越来越消瘦，更加沉默寡言了。从那个年代经历过的人是不难想象，在那疯狂的年代里，“阶级斗争”不断升级，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成为一股汹涌的黑潮，人们不需作任何调查研究，只凭想象，就可捕风捉影地给人定罪。只要出身不好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只要被捕过现在仍活着就一定是叛徒、特务。人们的思维简单、绝对、荒唐到了极点。一切莫须有的罪名会铺天盖地而来，使人有口难辩。当时哪还有什么法律可寻？哪还讲什么道理可？连宪法都遭践踏。妈妈！您的家庭出身——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的女儿，就更加在劫难逃了。据说从敌伪报刊中查到您当年为外公披麻带孝送丧的照片；与宋美龄合影；从继外婆家抄出陈布雷日记，这都成为诽谤您的“重磅炮弹”。 　　妈妈！您是一个对生活十分严谨的人，您的灵魂纯洁如玉，容不得一点污垢。您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您可以舍去自己的一切，然而对于您的人格、名誉是绝不可辱的，更不许钻污。正如您一生酷爱清洁一样。对您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而最大的痛苦是人民对您的误解。 　　1967年11月20日清晨，我还在梦乡中被叫醒，说是有我的长途电话，母亲病危，速回。我当时预感到大难临头，心神恍惚，急急忙忙地乘长途汽车赶到家。我心情紧张地走进 　　家门时，见到姨妈、姨夫、弟弟们都已在了，还有华东局机关的几位同志。窗子打开着，桌上堆着乱七八糟的纸，然而妈妈您却已经不在了，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桌上留着您的遗书。 　　同志们： 　　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一九四九年的交待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陈琏绝笔 　　1967年11月19日 　　当时我们谁也不敢放声大哭，只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可怕事实吓傻了。我只感到手心冰凉，心如刀割，悲通欲绝，然而我强抑制住要冲出喉头的呜咽，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压抑的悲痛使我感到我的精神马上就要崩溃了，再也受不起刺激了，为此我竟没敢到殡仪馆与您的遗体告别。这件事折磨着我多年，使我内心负疚，抱憾终生。然而在女儿心目中却永远保留着对妈妈您的最美好的回忆，直到如今我仍经常梦见您那和蔼可亲的身影，我总感到您没死，永远和我在一起。 　　妈妈啊！您怎么就这样的离开了我们？您为什么不把您所受的冤屈和痛苦向女儿倾诉呢？您为什么把我们都支开竟不辞而别呢？这些年一直使我追悔莫及的是，我那时怎么那样不懂事，那样的幼稚，单纯得像一泓清水。要是在您最困难的时刻，我能多给您一些体贴，安慰和理解，守候在您的身边就好了。然而那时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怎么能估计得到？我始终幻想着妈妈的问题总能搞清的。然而在当时，我，和您都无法认识到，我们党正在经受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劫难，而且持续的时间将是那么长。 　　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妈妈您愤然离开了人世间。“四人帮”给您定为“历史上有变节行为，文革中叛党自杀，开除党籍”。我们失去了唯一的亲人，那时亲戚们也都在受审查，和我们失去联系。我们的生活就靠您生前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一点存款，然而这存款当时并不属于我们，已被冻结了，我们只可每月从中提取六十元作为我们姐弟三人生活费。阿姨被辞退了，房子也收掉了，我们姐弟三人只能挤一在一间。就这样房费水费煤气费就要交四十元（原房子有补贴，现在没有了），只剩二十元怎么够我们姐弟三人的日常生活开销呢？当时多亏同学们的慷慨无私的支援。人民永远是善良纯朴的。那时，我们面临着毕业分配，我本来要和我校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去黑龙江军垦农场，然而因为是军垦，就连这点革命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大弟弟（必大）和他的同学们（当时都是“黑帮子弟”）一起先去江西后又去云南插队落户。年仅十三岁的小弟弟，不堪忍受同学们的谩骂，不愿上学。当时我患着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已影响到心脏。您在世的时候十分为我担心，千方百计地为我治疗。 　　然而家庭的不幸遭遇，倒霉的命运使我对自己的生命已看得无所谓了，我抱着“活着干。死了算”的念头，带着小弟弟（小代）一起去吉林省怀德县柳杨公社插队落户（一年以后小代转人云南必大处）。临行时，我们把家俱衣物全变卖了，带着悲痛，带着问号离开了使我们触景生情的上海，踏上了走南闯北，四海为家的道路。 　　妈妈，是您的长期教导，女儿没有沉沦下去。我经受住了农村艰苦环境的磨炼，战胜了病魔，在同学们乡亲们的帮助下，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在农村整整三年的岁月里，女儿什么农活没干过？什么农活肯落后？天天出工。第一年我想让弟弟小代边读书边劳动，以读书为主，我来养活他。可有一天，小代正在集体户看书，生产队长一定要他出工，小代就和他争吵起来，然而生产队长竟把他绑起来送大队部去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又气又急，小代还未成年，还没到劳动的年龄，怎么可以对他这样？当时我们大队的知青联合起来抗 　　议，后来，生产队长总算给他陪礼道歉，把他放了。我劳动了整整一年，然而只领回我和小弟弟的一半口粮，还欠生产队三十元。由于我们生产队实在太穷，（一工只有一角钱）。必大那比我们要好一些，我只好把小代的口粮卖了，只得到九元钱，买了张火车票，托同学帮他混回上海，再请华东局宣传部的同志帮他买一张去云南的火车票，去云南找必大。每年十月以后同学们就陆续回上海探亲了，而我却无家可归，只好一个人守着那哈气也会结冰的集体户的五间大房。在那寒冷、凄凉、孤独、可怕的夜晚，我是多么想念妈妈您啊，这时我可毫不顾忌地任凭泪水流淌。为了保护我自身的安全，我不得不扬言：“我来杀牛”，以显示我的胆量，杀鸡给猴看。就这样我每天提心吊胆地全付武装地渡过了三个可怕的严冬。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残酷的现实社会使我渐渐地变得现实了，成熟了，我开始深思，开始觉醒。这场“文革”究竟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对“四人帮”那些倒行逆施的行为越来越憎恨；对妈妈您也越来越产生无穷的思念。 　　1973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了。当时党内有个内总文件，对于“文革”中自杀的同志，不能笼统说成是“叛党”，应分清原因，因“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看到了一点希望，经和我们同命运的干部子弟商议后，我和必大相约回上海，为您的平反而奔走。那时“四人帮”还没彻底倒台，我们还是要冒一定的风险．有些干部刚解放也仍心有余悸，好心地劝我们还是不要搞了，弄不好会给你们戴上“划不清阶级界线，为母亲翻案”的帽子。但我们这时已从悲痛、傍偟中觉醒了，我们决不再盲从、轻信，受愚弄了！我们要弄清楚妈妈究竟有什么罪过，让我们划清的究竟是什么界限。我们通过走访妈妈生前的老战友和亲属们，我们确认您是无辜的。您是一位忠实、虔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您为革命献出了您伟大的一生。 　　妈妈！您对革命是那样的忠心耿耿，对工作是那样的勤勤恳恳。然而“文化大革命”竟说您是“革命的叛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您怎么能不感到这是最大的痛苦？在您去世的那个晚上，您桌上堆满了纸头，您是在写检查、交待，然而您已身心交瘁，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您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倔强劲，使您无法从根本上否定自己。您宁愿为真理而死，也不愿这样苟活着．命运是这样无情地嘲弄着您的献身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撕肝裂胆的折磨啊！您绝望了，您彻底地绝望了，您只能以死来表明您的清白。您的光明磊落。然而就在您向这多难的世界告别时，您还念念不忘关照您的孩子要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天下竟有这样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自己遭受了这么深的折磨，然而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仍忠贞不渝。 　　在这远非理想的世界里，妈妈您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您是为您的信念和理想而死；确切地说，是出于您的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冲突，为您所终身信奉和奋斗的信念被践踏而死去的，以您的死来抗争，来唤醒。在您看来，在个人的生存与死亡之上还有更宝贵的东西一这就是理想和信念。 　　为了祖国和人民，您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您准备好牺牲自己的一切，然而您却不是死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死在自己党和国家的内乱中。、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历史总是公正的。我们要为您平反昭雪，在上海我们的申诉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我们只好北上到妈妈战斗生活多年的北京去帮你讨个公道。我深知妈妈最敬重周总理和邓大姐，周总理和邓大姐也最关心妈妈。我们考虑到总理工作实在太忙，不忍心打扰他，1973年5月20日我们写信给邓妈妈。原团中央少年部的汪志馨阿姨热情地支持了我们，他十分肯定地说：“我相信陈琏是个好同志。”在那个年代里能听到这样亲切的话，我真是激动得热泪满盈。汪志馨阿姨想办法把我们的信转给了邓妈妈。本来邓妈妈准备会见我，终因工作实在太忙，没安排开。然而邓妈择亲自过问了这件事。1973年12月10日，上海市复查办公室重新复查了妈妈的问题，但仍留尾巴说您“历史上有一定错误，不定为变节行为，党籍不予处理”。直至“四人帮”彻底倒台，“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您才得到了彻底的平反。1978年，邢方群叔叔又帮我们找了胡耀邦伯伯，在上海又找了夏征农伯伯等，在他们的过问下，1979年3月21日，由上海市委主持，为您隆重地举行了追悼会。对“四人帮”强加给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才全部推倒，为您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妈妈，您的忠魂可以安息了。 　　妈妈，如今黑暗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中国人民又迎来了光明。妈妈，我们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大专毕业了；必大硕士研究生毕业了，已是一名大学讲师了；您最疼爱和担心的小弟弟小代也即将研究生毕业了。我们都成了家。您要是能看见那几个聪明可爱。天真活泼的孙子、外孙女，您将会乐得合不上嘴的，他们就像当年我们姐弟三人，然而比我们可聪明多了，也幸运多了。爸爸的问题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现在都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奋斗着。 　　妈妈，您在九泉之下请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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