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我和地下党同志共同战斗的那些难忘的日子里，陈琏同志那炯炯发光的双目，见人常带微笑面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西南联大，虽然院系不同，但是，由于搞社会活动关系，我和陈琏同志有较多的接触机会。在我所认识的女同学、女同志中，她是最受我尊敬的。我尊敬她的原因，决不是因为她是国民党中负有盛名的陈布雷先生的女儿，恰恰相反，而是由于她走上同自己父亲截然相反的革命道路．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像她那样家庭出身的女性，而能背叛家庭，投身革 　　命，需要有多少勇气，多大毅力啊！可是，陈琏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旗帜鲜明，昂首阔步，勇往直前的共产主义战上。她在任何严峻的环境中，甚至在被捕坐牢时都经得起考验，政治上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国民党高级官僚子弟中虽然也有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一遇挫折而中途回头的，恐也不乏其人。相形之下，陈琏同志那种革命意志坚决，政治立场坚定，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优良的政治品质，显得更加可贵。 　　在校期间，陈琏同志对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往往有独到精辟的见解，常常博得同学们的赞许，因而在同学中颇有声誉。当时她和其他两位同学主编《群声》墙报（这是学校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团体群社办的）。以《群声》为轴心的一批西南联大民主墙报，经常就重大的时局问题同各派的政治观点进行大辩论，对增进西南联大的民主气氛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无疑的，陈琏同志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琏同志不仅在政治上立场坚定，工作积极，而且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面，也平易近人，和蔼诚恳，令人可敬可亲。她既没有娇气，更没有傲气，从不盛气凌人。她热忱地关心人，帮助人，密切联系群众，继承并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就我亲自遇到的两件事也足以说明她对同志的工作和生活多么关心，至今想起，仍十分感动。 　　第一件事，由我和几位师院同学创办的西南联大第一所民众夜校（后来由师院潘琰等同学创办第二所民众学校），第一期结束后，拟划归群社的社会服务股管辖。为了扩充教育据点，除原借翠湖小学校址，还商借到基督教小礼拜堂作为另一个教育据点。当时，群社社员中其他院系愿意义务任教的同学很多，所以师资也不成问题，独缺的就是办学经费（因为学生都是免费上学的），一时筹措无着，我心里非常焦急。不料，此事被陈琏同志知道了，她就主动地利用她的社会关系，陪我和群社社会服务股负责人一起去著名妇运领袖罗叔章先生处募集民校经费，得到罗先生的支持，终于解了燃眉之急，民众夜校得以如期开学。 　　第二件事情，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当时负责群社社会服务股的女同学朱瑞青接触的机会就多起来，交往逐渐频繁。陈琏同志敏锐地察觉到我和朱瑞青的友谊正在发展，出于对同志的关心，经常主动地向我介绍瑞青的情况，如学习如何认真，政治上如何要求进步，性格又如何温柔，干活如何勤快等等，使我对瑞青有了进一步的好感，大大促使我俩的关系加速发展，终于结成终身伴侣。如今我俩回忆起这段往事，对陈琏犹满怀感激之情呢。 　　从上述两件事看来，说明陈琏同志决不像某些左倾幼稚者那样，自以为进步，高人一等，只会夸夸其谈地说教，不知关心人、帮助人，以淡漠的态度对待人；而是富于人情味，热情待人，乐于助人。这是陈琏同志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团结群众，把广大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的极其可贵的优良作风。 　　回忆当时我们在西南联大过着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的学习生活，那是多么有生气，多么有意义啊！可是，好景不常，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大后方，也影响到西南联大，我和陈琏等大批同志被迫离校，各奔东西，数年没有音讯。可是，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我们虽然离去了，但后继有人，稍过了两年，联大校园中的革命火焰烧得更旺。 　　众所周知，解放后陈琏同志长期在团中央工作，担负了重任，并为团的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文革”期间，她不幸被迫害致死，我们党失去一了位优秀党员，实在令人痛惜。陈琏同志虽已与世长逝，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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