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天，我考取了西南联大，从上海来到昆明。一次，我与同来联大的上海中学同学田曰灵在路上遇见了陈琏，她穿了一件灰布旗袍，一双黑布鞋，微笑地对我说：“我们终于是同学啦！”（一九三六年我曾到杭州去投考杭高，与她相识。）过后，田曰灵问我：“她是谁？’我说：“是陈布雷的女儿。”田曰灵说：“恐怕会有些架子吧？”我脱口而出：“不，她和我们一样的。”事后，我与陈琏谈及此事，她若有所思地笑着说：“当然和你们一样。” 　　当时，联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是阔少爷、娇小姐，天天打扮得像赴宴似的。但也有与我们一样不爱打扮的，陈琏就是那样朴素、平凡，老是爱微笑。她的一举一动，一 　　言一行，至今还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尤其是她那对明亮、深沉的眼睛，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联大的女生宿舍是一个旧庙，条件差，伙食也差，饭里有不少砂子、稗子。…·同学们称之为“八宝饭”。菜又少，往往吃到半碗饭，菜就光了。肚子一直是半饥不饱的。就是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陈琏仍然坚定地相信对日抗战的必然胜利，因而对生活上的苦难不以为意。陈琏曾对我说：“我认识你家一个人。”我问是谁，她说是我大哥。解放后，大哥才写信告诉我，他曾和陈琏一起工作过。进联大后，在她的带动下我参加了学校的进步组织群社读书会里，我开始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学了《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这些书教育了我。当时联大的三青团很嚣张。群社针锋相对地以各种形式与之斗争。一次，在群社组织的集会里，中途被三青团的人突然切断电源，使会场一片漆黑，这更加深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 　　正当联大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时，“皖南事变”发生了，此后，学生运动比过去沉默了，一些同学离校了。一个夜晚，我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是陈琏写给我们同寝室同学的，信中写了一些当前形势以及她离校的经过。记得有一句这样的话：“……今晚，我住在这间屋里，它只是象旅馆样地供我一宿，明天，我将走向新的征途，希望你们……”她对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嘱咐了几句话。我们激动地、反复地、流着泪读着她的信，她的信使我们更认识了当时的社会，也更思念她。 　　大约一年以后的一个深夜，我在熟睡中突然被同学喊醒：“快快起来，陈琏回来了！”我翻身起床，兴奋地和同学们一起到城里一位姓解的朋友家里见到了她，当时我们是多么高兴！ 　　陈琏！你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1945年我离开昆明到了重庆，去沙坪坝中央大学看她。那时，抗战刚结束，新的斗争又开始，中大校园里贴满了学生的墙报，我们见了一面又分手了。 　　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解放后，我到上海一位朋友家，得到了她的住址，但第二天我就要离开上海，只得与她通了一次电话，在电话里又听到她那熟悉的、不慌不忙的亲切话语，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文化大革命”时，外调人员到我处调查她的情况，并告诉我陈琏自杀了。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百感交集！记得解放初，在报上看到她在全国政协会上的一个发言，她在发言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 　　陈琏同志！你受到这场是非颠倒的大动乱的迫害，含冤去世，但今天，你所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祖国日见繁荣昌盛，如果你能看到这一天，那该多么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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