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缅怀 　　敬祖宗不忘恩泽，保平安事业有成；吃年饭深念双亲，忆过去双泪直流；扫墓时缅怀亲恩，烧纸钱免遭厄运。 　　2004年年三十日一大早,我和弟弟两家人和往年一样,从城里一起回老家去敬神敬祖宗。但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一是2001年重修好永昌公祖屋之后,2004年又重修好祖祠、老屋,祖屋、祖祠的门坪全部铺上了水泥地板，祖屋、祖祠装灯结彩,过年的气氛显得更浓；二是弟弟家添了新丁,敬神、敬祖宗时显得更为热闹。三十这次回老家过年,不是骑单车、摩托车回去,而是由四位儿侄各驶一辆轿车回去.一辆轿车放在弟弟新居门口,一辆轿车放在祖屋门坪,两辆轿车放在自已老家的侧边,真是够气派啊!父亲生前是一位很有志向的人,他从青年时代就一直努力奋斗,至中年时买田做屋,在当时来说是小康水平。1948年秋,父亲买了一辆新的“三枪牌”自行车,在哪个年代,山区小城镇的人拥有自行车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是崇高身份的象征,这当然也值得父亲骄傲自豪。父亲专门请了一位照像师傅,拍照了一张“父亲手把着自行车,弟弟坐在单车上,母亲、姐姐、哥哥和我站在单车两侧”的照片，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我们至今连底片都还保存着。1989年8月中旬,我儿文进、文谦和侄儿慧勤高考均入围,但还未知具体录取到哪间学校，父亲此时已经即将离开人世,他老人家知道后既高兴又担忧.他老人家对我说:“儿啊,再辛苦都要缴文进、文谦读大学啊!”我深知父亲的蕴情,便对他老人家说:“爸爸,你在你人生中最最艰苦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叫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你和妈妈都要缴我和哥哥上大学,现在我和你的儿媳均在大学工作,一定有能力有办法缴他们读书.”父亲听后连说几声”这就好”。十五年过去了,你的孙子孙女中,除了最小的一位孙女未成家外,四位孙子、两位孙女均成家立业,且有稳定的工作,有套房,三位孙子还有自已的小轿车。父亲啊,你生前有单车,恐怕连做梦都不敢想有汽车吧?儿孙们实现了,相信你和妈妈在九泉之下也很高兴,对儿孙们也放心了,请您们老人家保佑后代,代代兴旺发达吧! 　　敬爱的爸爸妈妈,大年三十除夕,我和弟妹三家已有十年在酒家一起吃团圆饭了.统弟和祥珍家在2004年均添了新丁,吃团圆饭的人从21人增至23人,吃团圆饭前我还用手机电告北京的续哥,祝他在京的一家身体健康,万事顺意。你们的儿孙们互相祝福、互派红包(利是或压岁钱)、互相敬酒,热热闹闹、欢欢喜喜除旧岁的场面,如若你们老人家在世看了一定会十分的开心!酒过三巡,我和弟妹又开始扯起往事,缅怀你们老人家对儿孙们的恩泽,想到你们在艰苦的岁月里哺育我们成长,我们都不禁泪流双行。这晚我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一幕幕往事在我的脑海中浮现：1959年春的一个星期天,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和以往的星期天一样,到洋文山上去挑煤炭,在路上不小心,右脚上被荆棘刺进,拔不出来,几天后疼痛得不能走路。那时我正读初三,我多么想去学校啊!妈妈,是您那瘦弱的身体背着我去上学，您从家里背到新田段，休息一会儿,从新田段背到陈屋大夫第前斋嫲坑，歇一会儿,又从猜嫲坑背到侨中的教室门口,足足背了六里多路.下午放学时又从学校背我回家。您老人家一连背了四天,背我时汗流浃背、满头大汗，用手袖擦额角上汗珠的情景历历在目。1959年秋，我考上高级中学,学校规定早上6时20分要到校早读,从家到学校有12华里的路程。爸爸,是您老人家为了保证我天天能准时到校,下夜三点多钟起床添煤块,待炉子里的火旺了蒸饭煮菜,4时45分准时叫我起床,在我吃饭的时间里为我准备好带去学校吃的中午饭，5时10分钟, 您老人家看着我离开家门后,才把门慢慢的关上……爸妈啊,你们“望子成龙”是何等的呕心沥血啊! 　　亲爱的爸妈,大年初六是我和弟妹法定的去您们老人家墓前祭拜的日子,这样安排,是考虑到年初八大家均要回单位上班,不要耽误工作。这五年来,京九火车线开通,火车又几次提速,北京的哥哥回来方便得多了,从北京回到家里不用24小时。他年初四晚8时30分坐北京到深圳的火车到龙川站,约需21小时,下车后我们驶小车接他回来需2个小时。因此,哥哥年初四坐车,年初五黄昏回到家,年初六即和弟妹三家人一起到你们的墓前祭拜.我们首先在墓前敬上一支点燃的香烟,在墓堂摆好三牲、果品、煎粄、发粄、糖果、糕饼、茶杯、酒杯、纸宝、纸钱、纸衣、财帛及香烟等供品。献上茶酒,接着是点燃香烛,人手香火一支,大家肃敬敬三鞠躬,然后化纸宝、纸钱、纸衣、财帛等,希望您们老人家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再吃二遍苦。在香灰落地时,往年是放鞭炮,鞭炮之后是添茶添酒,大家分享供奉你们的果品。在和你们老人家告别时,大家再次在你们老人家面前三鞠躬,然后才回去。2004年从农历八月初四起一连五个月久旱不雨,天高气爽,山林橹草干枯,年前我们虽然已在墓地周围把橹草割干净,但怕放鞭炮引起火烧山,故2005年年初六扫墓时没有在墓前放鞭炮,在回到家门口时才放,相信你们老人家也会同意的.值得告知你们老人家的事:今年在你们墓前还摆放有哥哥在北京亲自做的煎粄,有北京买回的父亲生前喜欢吃的鱿鱼,供奉你们老人家,以表缅怀之情。 　　 　　 　　二、父亲的名字 　　天赐一门皆吉庆,春来二字报平安。 　　这是父亲生前自拟的贴在他和母亲共建房屋的上小门的春联，春联里蕴含着父亲自已起的名字。 　　父亲叫宋庆春（又名宋淑椿、宋洪粦,号祥天），生于1909年农历已酉年八月初二日,1989年农历已巳年七月十八日在家逝世,享年八十一寿。 　　说起父亲的名字有一段来由,祖父景云给儿子起名,按规矩定“淑”字辈,他在淑字后面的字是“木”字旁的。如大伯淑棠、二伯淑棣、三伯樑桥、四伯淑樑、五伯淑栓。父亲出生后祖父给他起的名字是淑椿。那时祖父已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真妹、 閒妹、 静妹),生活比较辛苦,因此在父亲出生后不久便把它过房给同姓邻居二十四世其仁公做孙子,其仁公给他起的名字是“洪粦”。父亲孩提时代在其仁公家里度过了十六个春秋.由于其仁公之妻去世,其仁公打算再娶,父亲听说再娶的妻子的年纪比他大不了多少,与她一起生活不方便,因此父亲与祖父商量回祖父家,经祖父同意后从其仁公家回到祖父家。回到祖父家后,父亲自起名字叫“庆春”,庆幸自已又回到了父母亲的怀抱,人生美好的春天的来临。父亲22岁时与母亲结婚,婚后先后生下尚廉、继廉,他们均在2－3岁夭折,后在古田郭屋荣昌家抱养了一个女儿,取名文珍,待文珍3岁时,母亲每隔三年先后生下续廉、绅廉、统廉、祥珍、兰珍,1954年兰珍2岁时因发高烧在医院夭折。父母结婚后共同艰苦创业,事业有成,有儿有女,在解放前生活可以说过得去。解放后，虽然经历了十多年曲折坎坷的生活,然而尽力把儿女拉扯长大,哺育成才.阴天过后是晴天,待我兄和我大学毕业(分别在1965年和1966年毕业)、弟弟1970年参军复员回来在分镇武装部工作后,可以说又迎来第二个春天。从这个角度来看,父亲自起的名字,确实是天赐他在人生旅途中有吉庆的日子。 　　祥天是父亲自立开店,店牌“宋祥天金店”而起的字号。 　　 　　三、父亲的生涯 　　父亲在童年时代只读了私塾小学二年级。从16岁开始便在三伯父淑桥在梅城西门开的”振昌号”金银首饰店学打金银首饰。他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人,在三伯父淑桥的指教下,很快便学会了加工各种金银首饰的技术。“振昌号”对面有一间饮食店,每晚都有老人在那里饮茶聊天讲故事,耳闻目染，使他悟出了人生做人的道理。他在三伯父的指点下学会了打算盘、记账。那个年代,要买到一本字典是不容易的事,他在旧书摊看到一本《七言杂字》书,便把它买了下来认真读,不懂就问,使他懂得了很多汉字。 《七言杂字》一书中有“劝人四业”篇,他反复阅读,受益匪浅，为他以后人生中从事职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书中云“人生斯世,读书为先……”,父亲在世时说过,他年轻时很想读书,但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可能;书中言:“读书不能,且学耕田,半年辛苦,半年清闲……”,客家的男人,受客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那个年代的客家社会中“家头窖尾、灶头锅尾、针头线尾、田头地尾”的活儿都是女人们的事,父亲不愿意耕田;书中云:“耕田不能,且学工夫……,打银打锡,开店居铺……,工夫做好,主顾不误……,赚钱多少,亦可致富,人生有业,终身不误”。父亲对劝人学手艺(工夫)的论述刻印在心,至于劝商之言,他觉得暂无法经商。 　　1931年父亲与母亲结婚,结婚后的五年时间里,母亲连生了二个儿子均夭折,祖父又去世,祖父去世后的家业由祖母及几位伯父掌管,他(她)们对我父母另眼相看,认为是母亲说“做的就有,食的就无”的一句顶嘴大逆不道,要父母跪在祖母面前赔礼道歉,父亲忍无可忍,决定换个环境,到南洋去谋生。父亲很爱母亲,母亲更爱父亲,为了父亲不受那口气,母亲割爱同意父亲外出谋生的要求。启程前,母亲祈祷,祝愿父亲事业有成,早点回来；父亲则与母亲依依不舍,一想到不少人去南洋谋生一去不复返,自已这次去南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对母亲说过“十年之后我不会来可以改嫁”之语,母亲只是双泪直流,说不出一言半语。父亲从南门码头坐船到松口,又从松口坐船到汕头,沿江两岸的风景是那么的秀丽,但那能有游山玩水之情啊!父亲坐在船舱里,思妻之情由然而起，只能暗自流泪,两眼哭得红肿。到达汕头之后,要等几天的轮船,他也无心游览,在客栈发呆,最后他决定不去南洋谋生了,又从原路回到家里。我在小时候曾多次听到父母讲述此事.父亲也曾对我说过,他不相信梅城没有我庆春用武之地,我有一双手,又有一门加工金银首饰的手艺,完全可以自立谋生.回到家里,祖母及几位伯父都感到奇怪,问其缘故,父亲撒了一个谎,说再路上患了红眼病,“水客”怕病传染给别人,叫他回来。只有三伯父安慰父亲,既然回来了,就在我店里继续做下去吧。 　　回来后的第二年（即1936年），父亲决定自已开店,但哪里有本钱呢?他冥思苦想,靠三哥(即是我三伯父)只能在兄弟情面上借一点,筹钱确实是一件难事。母亲看出了父亲的心事,提出向舅母借钱。我的舅母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客家妇女,舅父去南洋做皮鞋谋生,家里的里里外外都由舅母支撑着。我母亲出生后不久,便被生父母遗弃在路旁,听到可怜的啼哭声的善良的舅母把她捡回来,认作妹妹把她养大成人,母亲和舅母两人有浑厚的感情.舅母一家的生活主要靠耕田和种一些柑子树维持,靠南洋做鞋的舅父不定时搭“水客”带回钱帮贴家用,生活马虎过得去,稍有点微薄的积蓄也得用于不时之需.母亲回到娘家,提起父亲想独立开店但缺少资金,望舅母给予支持,舅母听了二话没说,满口答应,便将家里边微薄积蓄、她带的金戒指、耳环及首饰交给母亲,支持父亲开店。父亲在梅城西门租了一间店铺,店名为“宋祥天金店”。父亲虽只读了小学二年级,但自取的店名极具含义,他暗暗祈祷苍天保佑,我庆春人生中的好事情从自已开店之日开始. 　　父亲跟随三伯父多年,在梅城接触的人也比较广,加之有一门好的手艺，更加主要的是他待人诚实、守信用、不虚假，替人加工金银首饰诚信——“工夫做好，主顾不误”，所以生意做得很顺，逐渐有所积蓄。这时我父亲想到的是自己有今天，主要靠舅母的鼎力支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亲首先还清了借款，然后是足金加重打回戒指、耳环等首饰还给舅母。 　　父亲在兄弟分家时只分到一间房间，在1941年续哥出生后，全家四口人共住一个房间，房间里又还要放粮食和各种食物，生活很不方便。他在彤叔婆的房间上边地带买了地皮，盖起了四个房间、一个中厅和一个上厅，使永昌公祖屋左侧第二直排的房屋结构建设完整。新盖的一间房用于做厨房，结束了母亲在小门角烧火煮饭的历史。接着父亲又买了祖祠侧的一间房间，在新做房间的左侧买了地皮，盖起了二间房，一间为厕所、猪栏和灰间，一间用作放砻、碓、磨和风车、犁、耙、水车等农具。在做屋的同时，还在溪沥背永威公祖屋门口买了二担谷田（三担为一亩），至1949年秋梅县和平解放，父亲的财产是七个房间、一个上厅和一个中厅、耕牛（三家人合用）农具齐全、水田六担谷田（二亩），1952年土地改革时，家庭成份评为中农。从父亲自立开店之日起至1949年梅县和平解放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是父母艰苦创业成绩辉煌的时期。 　　1949年秋，梅县和平解放，在梅城卖金银首饰的老板都关店了，父亲开的“宋祥云金店”几乎没有人拿金银来加工首饰，生意也没有了。1951年初，梅县的中国人民银行需要熟悉金银“成色”的收金银的人员，当了解到父亲用眼和“试金石”能准确判定金器、银器的“成色”后，便招用他到梅城中山街银行工作。那时正值清匪反霸、斗地主分田地，没收上缴国库和私人卖的金器、银器较多，工作量也较大，工资收入虽然较低，但家里母亲还耕有田地，生活过得去。至1953年初，收金银的工作量锐减，父亲被调去松口镇银行当职员，由于父亲文化水平低，对经常召开会议感到厌烦，会开得太晚时竟然趴在桌上睡觉。在松口镇银行的工作，除了负责收金银外，每天主要干清点钞票、补烂钞票等事务，工作不顺心意、常发唠骚，经不起领导的批评，1954年底便自动辞职回家。 　　不懂农活和不会干农活的父亲回到家里，只能承担家里烧水做饭的事物，以便母亲能更好地干农活。当时家中已有七口人，除文珍姐和年幼的祥珍妹未读书外，兄弟三人，哥哥读初中，我和弟弟读小学。每天晚上我们在煤油灯下读书时，他抽着旱烟，认真听我们兄弟读些什么，看我们是否专心做作业，还经常讲尚忠（堂兄）在梅州中学勤奋好学、作文写得很好经常贴堂、老师表扬之类的事，激励我们兄弟好好读书。那时候家中只靠母亲耕作为生计，生活可以说十分艰辛。为了生活，父亲则把加工金银首饰用的上面镀有金的砝码，用工具将镀金括出来，熔后打成戒指、耳环，叫我们兄弟将它卖到银行去，帮贴家中度日。1955年合作化统购统销之后，则只能信社贷款帮度难关了。在1955年到1960年间共借了贷款1000多元，值到1966年，用生产队的结余款才将借款还清。 　　1956年后，父亲在生产队里还被安排放牛。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办食堂时，在食堂做炊事员，和另一位叔姆一起，每天要煮全生产队86人的粥。那个时候，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早上4点多便要起床，早上6点半之前要煮好粥，6点半钟便要架起大秤分粥，按各家的人口分，每人一斤，一斤粥里只会有“三作米”（按一斤十六两计“三作半”为一两，即现在的零点陆式伍两）。饥饿劳累的折磨，使父亲在59年得了水肿病，幸得我们兄弟在母亲的带领下，到处开荒种甘茨、木茨、南瓜、蔬菜、粟子等作物，说来也奇怪，“天照应”，所种作物均获好收，当时“荒塘”很多，不管天寒地冻、不管烈日当空，我们兄弟一有空闲时间，便去荒塘、水圳里抓鱼，抓到的鱼，搞干净后用盐腌过，在锅里烤干烤熟，虽然没有一点油烧烤，当时吃起来也是挺香的。1962年后，父亲的水肿消退了。就这样过了近三年的人生中极其艰难的生活。 　　1960年秋，哥哥续廉考上华南工学院物理系半导体专业，1962年秋，我考上了华南师范学院化学系。对父母而言，我们兄弟俩能考上大学，是万分高兴的事。我还记得，当我领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回到家里告诉父母亲时，父亲煮了本来要卖来买油盐的三只鸡蛋，给我作为考上大学的奖励。入学前，父亲决定把家里养的40斤左右的肉猪杀掉，叫我去自由市场卖。那时猪肉拾式、叁元一斤，卖得不到400元，我买了一个锅煲用去20元（大跃进大炼钢铁，家里的铁锅等都拿去炼钢去了）；在尚羲哥处用220元买了能做一套面衣面裤的“上棉洋”布，做了一套衣服；泉叔花了12元买了一双皮鞋，15元买了一个木箱；剩下的钱买了梅县到广州的汽车票（10.83元）后，留着带出广州读书。为了使我们兄弟在广州安心读书，父母及弟妹四人齐心协力，在家里养母猪、鸡、兔，种香蕉、蕃茨、花生、黄豆，种菜，所卖之款，父亲月月汇款给我们兄弟俩人，有时每月3元，一般每月5元（当时我们读大学，我不用交学费、书费、伙食费。我哥哥不用交伙食费）。我们兄弟俩人，对父亲寄来的钱，除了买牙膏、肥皂外，政府发的饼干票、糖证没有买过，大学四年没回过家。65、66年我们兄弟两先后大学毕业,家境好转。就这样,父母亲度过了十多年极其艰苦岁月。 　　1966年以后,父母开始摆脱了沉重的家庭压力,生活稳定、衣食充足。68、69年分别娶了大儿媳、二儿媳,70年弟弟参军退伍后安排在公社武装部工作,74年娶三儿媳,75年祥珍出嫁。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父母亲均为子女带过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共9人,母亲还带过曾孙佳圣。这二十多年,儿、儿媳、女、婿、孙辈孝顺,父母可说享受了天伦之乐，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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