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旗帜 　　背景:我跟父亲的交流方式之一,就是在某个没事的下午跟他一起回忆过去.这大概是不多的,我跟他可以顺畅交流的时候.一方面是我对那些过去充满了好奇,那些战争年代足以让曾经一心想当兵的我心驰神往.而他几乎从不认真提起.往往是他忽然从哪个旧的电话本里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就迫切地不断地打过去,问他,说是他的战友.然后你继续追问,他才一点点跟你讲到过去的某个片段.又或者,也许他做梦了,梦到了某个瞬间的某人,然后，正巧晚上在看一个战争片,他双手放在脑后,往后一仰,说那谁谁太可怜了.然后我不时时机地问他,他才会把记忆的闸门开一道缝隙.另一方面,我跟他之间的交流经常会在触及某个现实问题后进入死胡同.他不认同我的看法，我也不以他的经验之谈为然.结果只能不欢而散. 　　在多次听他断续地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常常希望他能够自己写点什么，不过他似乎并没有那样的打算.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不重视自己的过去.有一次故乡要出一本老乡录之类的东西，他很认真地写了几个晚上,最后给我一个1000字左右的短的简历,让我给他们发过去.不过，那种19XX-19XX在某部任排长,19XX-19XX在某部队任连长，这样的叙述屏蔽了太多的信息,不过他非常认真,认为这已是最好的交代了.这也使我有一点念头,希望能够记录一点点个人历史.但是我常常怀疑，他的回忆里可能有太多选择性记忆,又或者从个人之于历史而言，他的历史真实,跟实际的历史真实，可能还有相当大的偏差.这也是我有些晚上，在有限的公开资料中寻找他们那支部队的踪影的时候,总是有些困惑.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是更准确的.好在我并非书写历史.这只是一个老兵的个人记忆。当我记录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在向父辈致敬,即使我们对他们的历史会有自己的看法. 　　一 　　一串串黑色的东西，挂在树杈上的，是人的眼珠，那些贴在墙上的足有一张32开的纸那么大的，是人皮。整整一连的人都在这里了。硝烟还没有散去，天是铁色的，空气中还散发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味道。 　　几天前，就在这个地方，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55师165团侦察连100多名官兵无一生还。 　　天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就听着人赶着牲口吆喝着往前冲，守着阵地的战士们不知道，叛军驱赶着百姓和牲口在前面，而他们躲在后面，当战士们消耗了自己的弹药之后，叛军开始冲锋了。 　　几天之后，55师165团全体官兵在侦察连的战士们牺牲的地方举行了誓师大会。1958年春，一场全面的清剿战役打响了。 　　1958年2月8日，父亲说他一直记得这个日子，这是他当兵的日子，不到一个月之后，他就参加战争了，那是1958年的2月28日，这个时间他也记得非常清楚。他们当时所在的地方是在青海循化保安镇，父亲所属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55师165团。父亲所在的连队是团直属警卫排。 　　按照父亲的说法，当时征兵是公社根据每个家庭的男丁情况派的。父亲兄弟四人，据说，本来是要老二去当兵的，不过父亲的父亲以为，老二大字不识两个，出门去当兵很可能就是要在第一线打仗的，父亲是完小毕业，按照现在的情况，大体上是小学毕业，而且他是家里的老大，所以，最终一家人还是决定他去当兵。后来我问过父亲很多次，当时他是否很喜欢当兵，或者很不愿意当兵，他的说法很简单：反正家里要去一个人，让我去那就去吧。 　　青海是父亲的第一个战场。当时，藏人已经叛乱，而青海是藏人叛乱的主要地区之一。保安镇是回族和撒拉族的聚集区，当时也随着藏人一起叛乱。55师165团，在战史上看，曾经的前身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旗下的嫡系部队，也曾隶属于陕南军分区。55师有5个团，包括165、164、163，高炮团和低炮团，165团是加强团，2000多人，是当时解放军的甲级团。同为55师旗下部队的163团，则只有1000多人，不过这个团后来出了现在的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而164团日常只配属营以上干部，只有发生战事时才临时抽调部队，补充兵员。 　　父亲后来说，当时打仗非常难，那是一种非常规的战争。因为青海草原广阔，行军所过之处，往往青草过脖颈，部队都是后面的人拽着前面人的腰带前行的，但是冷不丁，就可能有战士被冷枪打中。父亲的连队进入战区几天，还没有真正见到一个敌人，但是战士已经阵亡了几十人。 　　父亲的班长姓陈，叫陈世庆（音），那是他的第一个班长，后来，据说班长在副排长任上退伍，他娶了一个青海当地女子，就安置在当地一个国营小卖部里。这是后话了。 　　父亲经历的第一场战争，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清楚了。我听到的只是几个片断。保安镇基本上属于丘陵地带，这里距离西宁大约150公里，而距离甘肃临夏也不到200公里。第一场战役，解放军1万人包围了叛军大约8000余人，战役结束后清扫战场。父亲和班长以及另外几名战士负责在民房和牲口棚搜索。当时的情况，父亲跟着班长搜索一个牛棚的时候，遭遇了他的第一场战斗。 　　父亲当兵的时候，是和同年的兵一起在县里集中，先做了三天的思想教育工作，然后直接发往各部队。中国军人当时面对的困难，似乎从这些新兵的装备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穿的还是抗美援朝的战士脱下来的军装，在重新清洗和处理之后，发给这些共和国新一代的军人。父亲甚至从自己的军衣上发现了斑斑点点的血迹。这些血迹来自上一场战争。在部队，他们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当老兵教会他们如何装子弹、瞄准，如何扣扳机之后，他们就已经成为一名战士了。而战争就在眼前。 　　父亲说，牛棚很大，很高，铡好的草有一人多高，牛棚里有两头牛，但是几乎没有发现什么人。就在他们打算退出去的时候，发现在一个牛的草料槽后面有一个人。父亲说，班长你看，话音未落，班长已经一梭子子弹打过去了。当时那个人似乎是中枪死了，但是，当他们试图走过去看看的时候，发现那人正在用一把弯曲的枪瞄准着他们，于是，班长又开了一枪。然后，班长对父亲说，你再捅他一刺刀。 　　父亲记忆中，显然对那个人有真深刻的记忆。他说他记得那个人非常胖，肚子很大，几乎是圆的。但是父亲的刺刀怎么也捅不进去，这个时候班长说，你把枪端好了，对准。接着，班长一脚踏在父亲的枪托后面。但是父亲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把刺刀再拔出来了。班长跟他说，你把刺刀扭一下，转个方向，父亲依言作了，刺刀拔出来的时候，鲜血溅了他一脸，一身。 　　就在这个 时候，父亲感到身后的草垛在响，他向班长示意，喊了一声，班长说，用刺刀捅一捅，就在他们把刺刀扎过去的时候，草垛被冲开了，从里面冲出来一个人，举着一把刀，在父亲和班长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他已经冲倒了他们身侧的一个战士，班长举枪就扫，但是似乎并没有打中。那人跑了。 　　战史记载，1958年4月25日，集中163团(欠第3营)，165团、炮兵306团混合炮兵营，首战循化，将这股叛乱武装3000余人全部歼灭，使黄南叛乱武装受到震惊。随即乘胜进军同仁，将策划叛乱的中心据点棗隆务寺包围，迫使匪首夏日仓缴械投降。两战胜利，已叛或未叛之小股武装，有的龟缩动摇，有的潜逃溃散。 　　青海的冬天是寒冷的，那种可以冻死人的冷。父亲在当兵的第一个年头，几乎是随部队转战整个青海。在海东、海西、海北、皇中、等地，后来到玉树、果洛。有一场战斗，父亲已经不大记得名字。当时已经是1958年冬，父亲所在的团在一个山区包围了叛军。当时他们是在夜间秘密潜入，占据了峰顶的有利位置，部队预计在拂晓发起攻击。 　　那一场战争的结果，父亲从来没有多提起。当时，青海的冬天，夜间气温在零下30度以下。由于部队整夜潜伏，根本不能动一动，到拂晓攻击发起时，很多战士已经不能动了。当周围的战友试图搬动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能傻傻地呵呵地笑着了，意识已经不太清醒。 　　那一战，这样的士兵抬下来有100号人。父亲是其中之一。当时医生的做法，是用一根筷子长的探针，从战士已经冻成黑色的脚面扎下去，如果战士没有反应，就继续扎下去，一直扎透脚底，如果还是没有反应，就继续扎，从脚底抽出来。这个过程如果战士始终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个决定，就是截肢，如果伤的比较严重，可能会截肢到大腿，一般会截掉小腿。 　　父亲是在那个截肢名单上的。但是父亲固执地坚持不肯截肢，甚至以死相威胁。这可能只是一种很朴素的情感，那只是他当兵的最初的岁月，如果截肢，他的19岁的花样年华也许从此就没有色彩了，他不可能继续呆在部队里，他会被送回陕西老家，他不敢想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在这样的僵持中，最终拿主意的是营参谋长。参谋长徐满堂是一个俘虏兵。他是在我军在山西的某次战役中被165团的团长俘虏的，后被送入解放营接受学习和改造，最终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他坚持不能截肢。在之后的几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参谋长不断对用点着了的酒精搓着父亲的双脚，把父亲的双脚暖在自己的胸口，然后捂上大衣，就那么坐着，不停地拍打着。这样持续了有多久，当他试着再次用一根针扎父亲的脚时，父亲感到了钻心的疼痛。 　　父亲保住了自己的双脚。不过，在遥远的陕西老家，他的同年战友探亲时，告诉祖父，父亲被截去了一只脚。他看到了那个被截肢的战士名单，却并不知道后来的事情。祖父在短短几天中，连续让家人发出了5份电报，电报说父亲病故，请速回。 　　父亲回家了。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屋子关切的眼睛。他穿着靴子，站在屋子当中，但是所有的人都建议他坐到炕上去，他说不用，就坐在屋当中挺好，不过大家还是建议他脱了鞋，坐到炕上暖和。直到有一个人不小心说，人家都说你一只脚没有了，父亲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会一连收到五封父亲去世的电报。 　　父亲入伍时，每个月的津贴是6元钱，入伍第一年，他花了12元钱。他为自己存了60元钱。他说，其实没有太多要花钱的地方。那时候一支牙刷两毛钱，一块肥皂的价钱也差不多是两毛钱。 　　父亲成为一个战士最初的几个月里，几乎和任何一个新兵一样恐慌和畏惧。他有时候跟我说起他的第一次上岗站哨。青海的晚上很黑，而且风很大，跟他换班的老兵简单交待了几句，就回去睡了，他站在黑暗中，望着周围黑黢黢的，风吹树叶，还下着小雨，似乎有无数的敌兵正在潜伏着逼近，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浑身的肌肉似乎都抽在了一起。一般站岗，枪都是放在慢机位置上的，他则在把枪抓在自己手里的第一时间，就把枪机换到了快机位置上。 　　忽然，黑暗中传来了脚步声，并且隐隐约约地，父亲看到了几个人影在靠近，而且那些人应似乎非常庞大。父亲本能地喊了一声，谁，口令，当他意识到对方似乎根本没有回应并且还在靠近的时候，几乎是在同时，他扣动了扳机。 　　一串子弹划破了夜的沉寂。整个军营都骚动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听到有人在大骂：他妈的，谁开的枪。接着走过来几个人，他在半蒙状态中，看到一个营参谋冲过来把他的枪口抓住了，接着又一个高大的人站在他的面前，说，你是哨兵么，怎么站的岗，我从屋里走出来的你没看到么？ 　　营长的帐篷是在哨位后面的，按理说，他走出来父亲应该看得到，不过他真是太紧张了，所以，他以为是有人从营区外面进来了。这个时候他的班长也跑了过来，班长吓坏了。他举着手电筒照向营长的时候，发现营长的雨披上有三个大洞，那是父亲的枪里射出的子弹打的。 　　第一次面对死亡，距离自己很近的人的死亡，是在一场战役过后。父亲的同乡，一个同年兵叫秦兴存的牺牲了。父亲在团部看到了电报。父亲说，大约在下午，军马驮着他的尸体回来了。他的身体已经变得僵硬，右手的种植几乎嵌到了拇指中间（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一直记着这个细节），他的眼睛还睁着，参谋长徐满堂伸手将他的眼睛合在了一起，对父亲说，你们几个同乡也替他操点心吧。秦兴存的衣服沾满了血迹，一双鞋也不知去向了。父亲把自己的鞋穿在了他的脚上，还替他换了一件土布衬衣。 　　父亲说，跟很多人不一样，秦兴存那时候是一心一意要当兵的，他家里并不希望他去部队，但是他却坚持要这样做。他的父亲兄弟四人，就守着他一个儿子。父亲说，大约六七年前，他还见到过秦兴存的父亲，大约很老了，还聊了一会儿。入伍前，父亲就认识秦兴存，完小毕业，秦兴存三年没有考上中学，自己也觉得再考没有意思。父亲和秦在一个学校念书，秦的叔父是学校的教导主任。 　　秦兴存牺牲的时候，比自己稍大一点儿，大约20岁。父亲说。 　　二 　　有一次我问父亲，你认识那个叫庞国兴的人吗？是你们165团的。父亲轻轻一笑：“我怎么不认识，那是我接来的兵，家在陕西某地。”我很惊讶，那可是你们的战斗英雄啊。战事记载，在中印战争中，庞带着他的战斗小组，英勇穿插于敌后，顺利完成任务，他也因此成为战斗英雄。 　　父亲说，庞是一个很什么的人。他话很少，说起话来似乎也是含含混混的。战后，他被任命为副连长，是直接从战士被任命的，没有经过班排长的锻炼，这在过去十没有先例的。有一次他们搞投弹训练，结果实弹投出去了没有响，他跟指导员说，部队解散，我来排险。在大队人马在前面走着的时候，他顺利地接近目标，拿到了没有响的手榴弹。他显然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拎着手榴弹在距离大队几十米远的地方甩着玩，结果，手榴弹爆炸了。 　　庞死在从训练场回营区的路上。根据我后来查到的资料，他曾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父亲说，他找了一个大学生媳妇，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写了好几篇文章怀念他。不过，在另外一本记载中印战争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庞一直被写作163团的兵。对此，父亲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2010年的某一天，有机会问到原165团团长冀廷壁，他对我说，庞是163团的兵，历史久远，很多事都记得不那么清晰了。 　　1962年，当165团随55师沿着沱沱河向西藏进发的时候，又发生了大面积的冻伤。当时部队官兵都乘坐着大解放卡车。在出发前，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被告知，每过一个小时要从车上跳下来跑动跑动，每个车上有一个车长负责。因为太冷，如果一直呆在车上，可能就会冻僵了。不过，父亲说，那时候真的是太冷了，加上越靠近西藏，空气越稀薄。所以，他们几乎所有的战士，上了车之后都蜷缩在大衣里，根本不愿意下车，结果，在一天的行军结束，部队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很多战士几乎已经不能自己从车上走下来了。他们的脚都冻坏了。那是中印战争前夕。 　　父亲的部队是在1962年11月15日进入拉萨的。55师师长王玉坤，父亲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懂得6国语言，好像还曾经当过驻印度武官。在进入拉萨当天，王就从印度广播中听到消息，消息称，中国已经将其王牌部队55师派入拉萨。 　　部队本来要在拉萨休整三天。但是印度消息那么快，未免让中国感到诧异。当即，部队决定，轻装前进，扔掉被子等一切行装，只带枪支弹药雨具等必要装备，当夜就乘坐卡车跨越雅鲁藏布江，不过，次日早上10点多钟，当部队快接近战区的时候，却被告知，敌人已经脱离战场了。 　　父亲说，当时卡车上，战士们都在议论，有本事你别跑，打呀，跑什么跑。当日10点钟，因为获知敌人跑了，部队停下来，在一个沟谷地带休整，埋锅造饭。正当士兵们忙忙乱乱时，雨点般的炮弹从天而降。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印度军队向沟谷地带发射了近1万发炮弹。 　　父亲当时是营里的干事。他正好跟几个战士在一条小河沟的另一边拾柴火，炮弹倾泻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趴在河沟边。父亲说，那种距离很近的炮弹，声音听起来是嘶嘶的，听到那样的声音在接近的时候，他扑在了一个叫杨栓子的战士身上，而就在几乎同时，杨栓子也扑在了他的身上。实际上，他用自己的身子压住了杨栓子的上半身，而杨栓子翻过来扑住他的时候，正好压在他的腿上。 　　一声巨响过后，父亲听到隔着几米远的河沟，在那一侧有几个战士在喊：“干事负伤了，干事负伤了。” 　　父亲从灰土和石子中把自己的脑袋拨拉出来，使劲晃了晃，然后他看到他的双腿，棉裤几乎完全被鲜血染红了。那时候他心一紧，心说这下可完了。医生冲了过来，用那种带弯钩的剪刀剪穿了他的棉裤，但是他们发现，父亲身上竟然没有一点伤。这时候，父亲发现杨栓子已经翻倒在了一边，他的一条腿，他压住父亲的一条腿几乎全没了。 　　父亲几次跟我说到杨栓子。我曾经问他，你们那时候，到底是他听到声音要保护你，还是你去保护他了？父亲说，当时两个人大概都是同样的心思，想把自己的战友压在身子底下。当我试图表现出一点不理解时，父亲说，那个时候了，打仗嘛。 　　杨栓子后来被安排在成都某荣誉军人疗养院，部队替他找了一个照顾他日常生活的女人，这个人后来就成了他的妻子。父亲曾经去找过他，他坐在轮椅里面，身体已经发福。据说他有一双儿女。不过父亲有时候叹气说，一辈子也就那样了。杨栓子是陕北人，身材瘦小，眼睛很大，负伤的时候，比父亲还要小一两岁。 　　 　　注释和历史背景： 　　中共青海省委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给中央、军委并兰州军区、各州、县委、柴达木工委、西宁市委的报告。报告说，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业区的六个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后发生了叛乱。从平息叛乱、捕捉反革命分子等方面获得的材料，证明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与西藏拉萨方面的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的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密切相联，是帝国主义和拉萨反动集团策动的。其实质是帝国主义与拉萨反动派阴谋分裂活动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改造的反映，是一场尖锐剧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必须争取群众，坚决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真正使劳动人民从政治上翻身，彻底铲除叛乱的根源。同时对于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必须以革命的武装予以严厉打击。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复了青海省委关于解决一九五八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应当肯定，当时平息局部地区的武装叛乱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使一批干部、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到了很大的、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责任主要在领导。处理这个问题，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群众之间、干部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隔阂，引导各族人民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在经济上，也要给予适当的抚恤、救济和补助，但目前国家经济还有困难，不可能完全解决，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把经济搞上去。” 　　 　　父辈的旗帜(续) 　　1963年，青海战事正酣。 　　部队已经五天没有饭吃了。而空投物资却始终没有到，很多战士已经无力行军了，这个时候，行进的队伍在山中，发现了羊群。 　　副团长是一个全国战斗英雄。他身上有32块弹片，掀开他的衣服，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处没有伤疤，不过他却大难不死。这个时候，面对羊群和饥渴的战士，他下了一道命令：抓羊。 　　战士们用石块堵截，据说，那天部队抓到了200多只羊，各个连队开始杀羊做饭。不过，一些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吃到煮熟的羊肉，藏兵就杀过来了。情急之下，很多部队的战士从锅里将半生不熟的羊肉抓一块在手里，开始阻击敌人，继而部队撤到了黄河对岸。在那里，他们跟当时的骑二师会合了，骑二师也没有粮食，不过他们有马料，部队靠这个解决了吃饭问题。 　　不过，副团长却得到了一个处分，理由很简单，羊群是老百姓的，虽然没有见到羊群的主人，但是副团长犯了纪律。 　　 　　1965年，中印自卫反击战。 　　具体地点不详。忘记了是什么山了，山的这边，部队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翻过山去，靠近尼泊尔那边的时候，海拔大约4500米，一些战士开始有高原反应，几个战士，开始吐黄水，人很快就不行了。 　　父亲那时侯负责带一个担架队。整个担架队1000人，除了他是带队的军人，负责协调的还有一个当地的区委书记。不过，担架队拉到前方，几乎是肄业之间，人就跑光了，只剩下区委书记。父亲说，那些担架队员都是当地的蒙巴人，他们也怕死。 　　但是没有担架队，伤员就运不下来，情急之下，部队临时决定，72炮连将所有装备就地掩藏，临时组织成担架队，从阵地上往前方医疗队送伤员。父亲说，那时侯的担架很简单，就是找两根竹竿，用背包绳串起来，把两头挂在脖子上，两个人就可以抬着走了，不过因为是山区，从山上下来，很多时候是靠人背的。他背一个副连长，大概食道被打断了，在背上，鲜血就不断地冒出来，简直是在向外喷。他说。后来他还见到这个副连长，他转业在地方工作了。 　　父亲的那个县，当时同年当兵的大约127个人，战争结束后，还活下来的大约有不到40个人，如今，健在者，恐怕不足10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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