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父亲的时候，我们替他穿上了绿色的校官呢。他的遗像也是军装照。照片里的他笑容灿烂。那是20年前的他，我一直觉得，他从来就没有从军营里走出来，即使在告别军营后，他在地方生活的时间也有20年。 　　 　　父亲在70岁上离开我们。在精神上，他一直是一名战士。所以，我们都相信，我们替他选择了他最喜欢的一种告别方式。 　　 　　战争岁月 　　 　　我的父亲文伯超出生于1939年，陕西人。少年家贫。兄弟姐妹六人，几口破窑而已。他在家乡只上了小学，后来所受教育都是当兵之后的事情了。我曾经为他为什么要当兵，他说因为他是家中老大。他当兵的那会，青海、西藏平叛战事已起，当时家里必须有一人当兵，祖父以为，父亲好歹上过小学，能识字，当兵不会被欺负，所以要他去当兵了。 　　 　　父亲一参军就赶上青海平叛。父亲当兵的时候，是和同年的兵一起在县里集中，先做了三天的思想教育工作，然后直接发往各部队。中国军人当时面对的困难，似乎从这些新兵的装备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穿的还是抗美援朝的战士脱下来的军装，在重新清洗和处理之后，发给这些共和国新一代的军人。父亲甚至从自己的军衣上发现了斑斑点点的血迹。这些血迹来自上一场战争。在部队，他们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当老兵教会他们如何装子弹、瞄准，如何扣扳机之后，他们就已经成为一名战士了。 　　 　　父亲自己在一份自传中曾描述说，部队在青海的海西、海南、海北、玉树、果洛藏族自治州，以及甘肃的甘南、玛曲、渌曲等县执行平叛任务。在平叛的三年中，他作战勇敢，很能吃苦耐劳，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多次受到营级、团级、师级的嘉奖。 　　 　　1960年，父亲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但仍坚持顽强作战，直到整个战斗结束才住院治伤抢救，被定为三等一级残废，荣立三等功一次。也正是在那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这段经历，父亲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甚至他的一些老战友也并不清楚，他在那些年代的经历。只是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电视剧，勾起了他的回忆，跟我讲到当年平叛的艰辛。青海的冬天是寒冷的，那种可以冻死人的冷。有一场战斗，父亲已经不大记得名字。当时已经是1959年冬，父亲所在的团在一个山区包围了叛军。当时他们是在夜间秘密潜入，占据了峰顶的有利位置，部队预计在拂晓发起攻击。 　　 　　那一场战争的结果，父亲从来没有多提起。当时，青海的冬天，夜间气温在零下30度以下。由于部队整夜潜伏，根本不能动一动，到拂晓攻击发起时，很多战士已经不能动了。当周围的战友试图搬动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能傻傻地呵呵地笑着了，意识已经不太清醒。 　　 　　那一战，这样的士兵抬下来有100号人。父亲是其中之一。当时医生的做法，是用一根筷子长的探针，从战士已经冻成黑色的脚面扎下去，如果战士没有反应，就继续扎下去，一直扎透脚底，如果还是没有反应，就继续扎，从脚底抽出来。这个过程如果战士始终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个决定，就是截肢，如果伤的比较严重，可能会截肢到大腿，一般会截掉小腿。 　　 　　父亲是在那个截肢名单上的。但是父亲固执地坚持不肯截肢，甚至以死相威胁。这可能只是一种很朴素的情感，那只是他当兵的最初的岁月，如果截肢，他的19岁的花样年华也许从此就没有色彩了，他不可能继续呆在部队里，他会被送回陕西老家，他不敢想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在这样的僵持中，最终拿主意的是营参谋长。他坚持不能截肢。在之后的几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参谋长不断对用点着了的酒精搓着父亲的双脚，把父亲的双脚暖在自己的胸口，然后捂上大衣，就那么坐着，不停地拍打着。这样持续了有多久，当他试着再次用一根针扎父亲的脚时，父亲感到了钻心的疼痛。 　　 　　父亲保住了自己的双脚。不过，在遥远的陕西老家，他的同年战友探亲时，告诉祖父，父亲被截去了一只脚。他看到了那个被截肢的战士名单，却并不知道后来的事情。祖父在短短几天中，连续让家人发出了5份电报，电报说父亲病故，请速回。 　　 　　父亲回家了。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屋子关切的眼睛。他穿着靴子，站在屋子当中，但是所有的人都建议他坐到炕上去，他说不用，就坐在屋当中挺好，不过大家还是建议他脱了鞋，坐到炕上暖和。直到有一个人不小心说，人家都说你一只脚没有了，父亲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会一连收到五封父亲去世的电报。 　　 　　父亲当兵就赶上平叛，三年平叛之后又赶上中印自卫反击战。他参加了西山口战役，并且荣立三等功。战争的残酷，父亲也很少提及。这可能也是他那个年代的士兵特有的一种性格。他常常说的一句话说，我们都是幸运的。他常常提到的一个人是杨栓子（音），原因很简单，在一次战斗中，当敌人的炮弹飞来的时候，他们都扑在了对方的身上，结果是杨栓子救了父亲，自己却失去了双腿。父亲每每提及，神情都会变得严肃，有些痛惜的味道。父亲的那个县，当时同年当兵的大约127个人，战争结束后，还活下来的大约有不到40个人，如今，健在者，恐怕不足10数人了。 　　 　　1969年9月，中苏边境吃紧，兰州军区要从各单位现职连长中选调一批干部组建边防部队，条件必须是任职时间长，打过硬仗、带过兵、具有实战经验的现职连长，父亲被选中，调任内蒙古某边防站站长，主要任务是，搞好边防站的全面建设，参与外事工作，代表中国军人同外蒙古军人进行会晤会谈。 　　 　　我在一份地方志中看到的材料中曾这样描述父亲那时候的生活：到边防站后，他冒着内蒙古的严寒、风沙和没有水吃等诸多困难，采取乘车、步行、骑骆驼，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反复勘察，很快熟悉了当地的边界走向、地形特征以及外方军事人员的活动特点。经过短短两个多月时间的筹谋，很快有针对性的制定了我方的应急作战方案。曾多次到外蒙古乌兰巴托。 　　 　　父亲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他曾得到过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同志的表扬。那是1969年12月，皮司令在视察边防时，听取了边防团领导的工作汇报后，亲自查看了父亲的阵地建设，审阅了他的应急方案。皮司令员表扬说：“这个小站长才是真正会带兵的人。”据说，母亲在那一年获准随军，是皮司令特批的。 　　 　　父亲从军30年，其中26年是在高寒和边远地区工作。在离开内蒙古边境后，他又曾担任甘肃某武装部部长。我曾听他的一个老战友说，父亲是第一个把家搬到那里的部长。因为那个县地处山区，是民族地区，地域广阔，道路不畅，很多地方没有公路，要靠骑马。父亲在那里的几年，骑马走遍了草原牧场，跟当地的裕固族、藏族等兄弟民族的干部关系融洽，亲如兄弟。 　　 　　平民生涯 　　 　　1988年，父亲转业后，在甘肃某大学工作，先后担任总务处长和工会主席。对他来说，转业是人生的一个急转弯。1999年，他在退休前，在一篇小文章里写到了告别军营的那种痛苦与期待交织的复杂感情。他说：转瞬间，脱下军装成了老百姓，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军号声、枪炮声，难免有些酸楚，但结束了与家人的长期分离和家庭正常生活的开始，可以孝敬老人，疼爱妻子，呵护孩子，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其甘甜也是令人向往的。 　　 　　不过，习惯了军营生活的父亲对于地方还是有些不习惯。他说，“在这急转弯中也会有难以适应之苦。蜗居简陋之苦，关系复杂之苦，等等。饱尝了酸甜苦辣”。他转业那一年，我上高三，之后上大学，实际上很少了解他的生活和感受。不过他的适应能力显然很强。在学校，他和一批年轻的教师交上了朋友。管后勤，他从一点一滴学起。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时候学校有很多基建项目，有些项目是他分管的，一些外面的工程队想拿项目，找他，都被他挡在门外了。因为他脸黑，所以很多人背地里叫他“黑脸”，他却不以为然，以为公家的事，该怎样就怎样。 　　 　　有些事他看不惯，未免喜欢多说两句。母亲常说他部队里的脾气要改一改，他有时候也觉得想不通。不过，也许他觉得我们那时候太小，很少跟我们谈这些事。偶然有朋友到家里，说起这些的时候，父亲就有些激动。他离开之后，我们收拾他的旧物，在一个笔记本里面，还看到他自己的一段笔记，讲为人应该正直，不该为外物所诱惑。 　　 　　父亲在2000年退休，那年他60岁。退休后父亲一直想干点什么。大概因为在学校里呆久了，他对办学有了浓厚的兴趣。先是跟一个过去的战友办日语学校，后来因为师资问题，没有弄成。之后，一个他新结识的年轻朋友要办美术学校，他又动了心。答应人家帮忙，做了副校长，也是帮学校管后勤。他每天像退休前一样按点上班，有时候因为担心学校的学生，晚上就住在学校办公室里。 　　 　　我想他非常喜欢跟那些年轻的孩子们在一起。父亲去世后，一个过去的学生还发短信来，说起父亲，唏嘘不已。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学生家里贫穷，条件差，但是学习很好，父亲一直很喜欢他，还请他到家里吃饭。 　　 　　我猜想，父亲内心或许有一种对学问的情结在里面。他自己是在部队里，先后上了天水步校和南京高级陆军学校，他对文化人有一种尊敬，夸起某人，常用的一句话是，“一手好写”。他后来参与办学，固然是一种退休后的排遣，但也多少寄托了他自己的一点期望。 　　 　　他不想闲下来。他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很多事，不过他自己常常会觉得失落的是，似乎没有人需要他做什么了。2005年，父亲和母亲跟我们一起到北京居住，他一直觉得自己没事可干，像个吃闲饭的。情绪也不高。我们怎么劝都没有用。他一直谋划着开一个报亭什么的，好让自己有些事情做。我一直建议他练练太极，遛弯散步什么的，结果他每次都是大怒，以为那些都是“老人”要做的事情，而他显然还不能归入老人之列。 　　 　　 　　所以，2008年，当在北京跟我住一起的父亲，突然接到社区居委会的通知，要让他做奥运会志愿者的时候，他简直高兴坏了。那一阵，每天他和其他的志愿者一起，穿着志愿者的体恤杉，按点排班，每天在小区巡逻值班，有很多时候都顾不上回家吃饭。我有时候劝他，反正时间差不多了，早点回来吃饭吧。结果他一脸的严肃：“这是正经事，怎么能提前回家呢？说好几点就几点”。 　　 　　我想，那是父亲在北京最愉快的一段日子之一。虽然那时候他常常不能按点吃饭，值班一天下来也觉得很辛苦。奥运会结束后，父亲拿到了志愿者的纪念章，还得到了一个大红的奖状，奖励他成为奥运会社区安保优秀志愿者。他一直把纪念章和大红的奖状放在居室的写字台上，他认为那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他和其他志愿者的合影，也被他珍藏在相册里。 　　 　　父亲在北京，后来也许终于肯服老，喜欢写字画画了。他练毛笔字，学习国画。似乎有些无师自通的味道。我们替他买了教材，画册，他自己琢磨，差不多了就自己画，结果让我们惊讶。他的画形象逼真，神情活泼，很难想像他从未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和行家的指导。临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一直在练习画虎，他说等他练得差不多了，就画一幅大的中堂。 　　 　　父亲去世后，我翻看他的画作，他留下了大小100余幅习作，有各种动物，花卉，还有书法作品。我发现他最喜欢画的是马。大概因为他曾经当过骑兵连的连长吧。有一幅画上，一匹飞驰的骏马上，一个骑手紧握缰绳，身子前倾，驾驭着这匹马。突然想起，母亲曾问他，马上的骑手是否他自己，父亲笑而不答。也许在他的内心，他一直希望，自己永远都能像一个骑手那样，策马扬鞭，驰骋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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