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家坤离开四周年及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 　　家坤离我而去已四周年了，今年的6月23日，在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我和儿子随红五月农场上海知青回访团一起回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北大荒，并按照家坤的遗愿将他送回了他难舍难离的这片黑土地。那天专程从上海陪我一起来完成这件事的有原二连副指导员陈传勤和他的科研班战友胡敏芳，还有回访团的30多位上海知青兄弟姐妹。现红五月农场的领导和我们二连的老连长吕利怀和其他几位老同事也来参加了仪式。大家一起在这里种下了知青纪念树，纪念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知青朋友当年在北大荒的付出与收获。后来在我离开农场回沪前，农场的领导又特意找到我，对我说，他们以后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来看望家坤。这让我感动万分。其实家坤只是北大荒五十四万知青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他的北大荒情结也代表了我们大家的心愿。一个普通知青的普通举动惊动了那么多的人，包括媒体记者。为此，我只能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九三和红五月农场的领导和二连的父老乡亲，当年我们在农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受到他们如父辈和兄长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是我们一生永远难忘的恩师和朋友，如今他们又为实现他的遗愿提供了方便。也要感谢与我们同一天来到连队的并曾经是二连副指导员的赖永华大姐，是她最早向大家传递了他的遗愿的信息，促成了这件事的最终实现。还要感谢所有曾经给予他关心帮助和问候的各地知青荒友。 　　我与他的缘分从四十年前开始。1968年8月19日，共同的理想把我们两个单纯幼稚的年轻人用同一列火车拉到了同一个地方：黑龙江嫩江双山，当上了一名没有领章帽徽的军垦战士。我们被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三团（后来改为九三农场管理局下属红五月农场）二连的上海人仅六人，二男四女。我和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连队，直到79年回城。 　　我与他的结合是齐齐哈尔知识青年朱振牵的线。在连队老职工和各地知青的眼里，我和他同一批来自同一个大城市，有着共同的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品质，而且大家认为我与他个性中有许多相象的地方。我们是75年初正式结为夫妻的。那个年代我们没有举办过婚礼，刚开始几个月也没有自己的房子，还是在连队领导的关心和司务长杨庭顺的具体安排下，才分到和当地人一样的一间房，开始了我们在北大荒安家落户的生活。1977年，我们爱情的结晶诞生了。我们的孩子跟随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半。 　　我们把青春最好的年华留在了那片黑土地。他从小喜欢生物，农场为他提供了发展的舞台。他是连队科研班班长，在农业技术员程先林的指导下，他带领大家在科研班这间简陋的小屋里精选良种，在他们的试验田里培育新品，收获希望。他自己在75年曾去海南岛参加种子南繁工作，时间长达半年。他曾向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如果不是后来返城了，他有可能会象水稻专家袁隆平那样作出贡献，尽管我不喜欢他这种自以为是的情绪，但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带领的科研班曾获得77年红五月农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他本人被评为九三农场管理局“科技先进标兵”。那年他去阿里河林场参加伐木时，也曾被评为先进。网上有一张知青在抬大木头的照片，被收入贾宏图先生的《我们的故事》一书中。据查，照片由红五月农场提供，我和儿子及他的两个哥哥一致认为其中一个就是家坤。这就是那个年代知青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此外他还多次得到农场及连队的各种奖励。他在北大荒整整奋斗了十年，留下了青春的心血和汗水，正如《北大荒之歌》的歌词所说“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液”。可以说，他把青春献给了北大荒。 　　我们对北大荒一直有着割舍不了的情。离开农场后，我们一直想有机会重返农场，看看那里的变化，会会真诚朴实的农场老朋友。1988年秋，他有过一次机会，重返第二故乡。他在他曾工作过的科研班小房前、正在收割中的康拜因上、我们和儿子一起曾居住过的小屋门前都留下影。他还与当时关系最密切、并给予他很多帮助的农业技术员老程全家及我和他共同的好朋友蒲志合影。回来途经哈尔滨、齐齐哈尔，又与当时的知青朋友相会，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照片。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老程和蒲志寄去一份问候，他们也会回复一分牵挂。我们纯朴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这次家坤患病的消息传到那里，农场的老朋友多次打来长途问候。蒲志还从他每月仅700多元的退休养老金中寄来500元，一定让我给家坤买点他能吃的东西。上海的知青朋友更是多人多次来访。周以俊、蔡丽君夫妇两次来探望，带来了最珍贵的礼物：“北大荒影集”、“农场知青聚会”、“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等光盘，家坤看时特别兴奋。04年5月3日，他的情况已不太好了，我本不想让陈传勤等来看他了，但她们说哪怕家坤睡着了，她们来看他一眼也行。这份深深的情谊使我无法拒绝。她们来时，在我事先并未告诉过家坤的情况下，他竟能准确地说出十多年未见面的陈传勤的名字和黄仲玉的姓，令大家惊喜万分。在他病情已出现脑转移，记忆时常错乱时，当听到我告诉他来电问候的农场老朋友的名字时，他会说“记得”，“谢谢”，并说“我也想他们”。一次老程打来长途，他听到老程的名字，马上过来抢过电话想与老程说话，但却表达不清。本来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带着我和儿子一起再去农场一次，后来知道没有希望了，他在留下的遗嘱中写道：“琤琤如果去红五月二连的话，请将装有我照片的结实的小瓶子封好，深埋在我曾经工作过的科研班小房地底下，给那些故去的连队同龄人和知青，洒上几瓶白酒。” 我知道他离不开北大荒，这里是他的归宿所在。“情系黑土地，魂归北大荒。” 北大荒的土地上有我们大家付出的爱，那里根植了与生命同在的北大荒情怀。北大荒，不仅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更是我们的青春、理想和意志之源。 　　尽管家坤走了，走远了，可他的心，是属于北大荒的。那首属于我们的《北大荒之歌》也表达了他的心愿：“即使明朝我逝去，也要长眠在你的怀抱里”。现在他可以永远留在科研班，留在二连，留在红五月，留在北大荒，他可以天天在这里继续自己的青春理想和事业，并且看到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不会孤独，他将和已逝去的高凤娥等连队的同龄人和知青朋友永远在一起，二连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他们，所有当年北大荒的知青不会忘记他们。 　　家坤是个很要强的人， 79年初他按政策回城顶替在工厂退休的父亲。一回来他就边工作边上夜校学习，先是在81年7月攻下了业余高中的全部课程，紧接着88年7月又拿到了企业管理大专文凭。学历达标后，他拿到了初级职称的证书，只是因后来下岗了，才没有了评中级职称的机会。 　　回来后，他先在色织整理厂总务科工作，后勤这一摊管的就是吃喝拉撒睡，作为科长助理的他什么都干，他的吃苦耐劳、热心助人精神在这个岗位上表现得十分突出，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入了党，调到组织科工作。期间，他代表组织到江、浙一带看望当年上山下乡，至今尚未回城的单位职工子女，反映他们的困难。93年他参加了全国信访干部培训班。后来他又被调到经营科。他是一个十分正宗的共产党员，从不利用工作的便利获取个人的好处。他就是认准一个理：一心一意为企业，不吃不拿，办事理直气壮！他的毕业论文中曾对整理厂的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可惜在改革的大潮中，纺织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他下岗了。 　　下岗后的他仍很要强，他希望凭借他的政治身份和学历及多年的工作经历，应聘街道干部。可是莘庄地区不招聘，未能如愿。他很快经同学介绍到建材商城做仓库保管员。不久又因搞过政工工作，被“挖”到周氏电业公司搞人事管理，后来又做采购。最后工作的地方是松江新桥龙川电子公司，是采购主管。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会把自己的精力毫无保留地投入进去，对任何工作都是那么的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他热爱生活，兴趣爱好广泛。 　　他喜欢旅游，曾通过学习考试取得了导游资格。他在遗嘱中还关照我：“如果外出游玩的话，希望能带上我最喜欢的那张照片，心愿你能带我一起去游玩。” 　　他喜欢养花弄草。曾为工厂设计了屋顶花园。莘庄家中阳台更是他的“试验田”和“苗圃”。在龙华医院化疗期间，将一棵特大的芦荟送给了医院病房做药用，还说出院后如果体力可能的话，再去为他们买一棵送去，也算做点好事。 　　他喜欢画画。住院期间，他还抓紧时间为病房的板报画报头。 　　他喜欢唱歌，即使在医院病房里，他也带去歌本，不但自己唱，还教护工唱。病友们都为他面对病魔坚强乐观的精神而感动。 　　他喜欢摄影。儿子小时候，每次带他出去玩，总会留下影。他也给我的侄子和外甥女留下了许多可爱的瞬间。 　　他喜欢看书、看报、看电视。家里有他的许多藏书，种类繁多，他曾对儿子说过，我将来留给你的这些书，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最喜欢看《参考消息》，在住院化疗时，他还经常自己出来买《参考》。他看电视那种入迷的程度更可以忘记一切，在他化疗回家休养的那段日子里，我看他一整天躺着看电视，想让他起来多活动活动，他说“你就让我再看看够吧，以后看不着了”，这话让人心酸。果然当他的病情严重时，他连电视也不想看了。 　　他是能工巧匠。大到自己装修房屋，木工、电工、泥水匠，样样能干，小到钉鞋掌、修拉链，没有他干不了的事。在单位里他帮助装空调，修脱排；在家里他帮邻居做花架，修板凳。 　　他看问题很有远见卓识。别人家都在看小黑白电视机，他就把大彩电搬回了八平方的亭子间；当电话还只是单位的办公用品时，他就申请家中安装电话；他自己对电脑并不十分在行，但他支持我和儿子买电脑、学电脑，后来他也学会了上网，那些军事网站几乎都让他逛遍了。 　　他对长辈十分尊重，逢年过节总不忘去看望各位长辈。那年中秋节前，他正住院，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特意买了月饼和水果，让我陪他去最后一次孝敬他的叔叔和姑妈。并一再关照，今后他“走”后，千万不能告诉年迈的长辈。 　　他是属“牛”的，他身上有着典型的“老黄牛”精神，吃苦耐劳、忠于职守、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他对自己克勤克俭，可对别人又那样慷慨大方。不管是长辈，还是同事朋友，别人的难处他总当自己的事来办。甚至同事家里办丧事，他都毫无顾忌地去帮忙。他处处为别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在他患病期间，他不肯多花钱，不让我多买营养品，为的是我以后还要生活下去。他还不想惊动大家，怕给别人添麻烦。甚至住在儿子家，他还几次问我：会不会影响儿子他们？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死后什么都不知道了，怎么处理都行。他一直坚持要捐献遗体，因为他的思想境界高，“走”后还想对活着的人做点贡献。而且他还对我说过，既然人死后什么都不知道了，何必还要活着的人化钱、花时间、化精力来纪念死者呢？所以他一再关照，他的后事要“一切从简”，并留下了这样的遗嘱：“不要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悼会”，“也不要接受亲朋好友的挽金、挽物”，甚至还有这样的话：“不要带黑纱，人早晚总是要走的，我不希望我的亲人们生活在阴影中”。 　　他具有“牛”的所有优秀品质，但也有“牛”脾气，犟头倔脑，爱钻牛角尖。否则他可能不会“走”得那么早。他“走”的那年才五十五岁，当时他的五位年已八、九十岁的长辈还健在。当我将噩耗告诉一位在外地的农场老朋友时，电话那头的她泣不成声：老天爷对他太不公平了！ 　　许多东西往往在将要失去的时候才感到它的珍贵，我和他之间的这种感情也是这样。所以当他的病情确诊后，我们都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我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我对他承诺：我要把以前欠他的感情补回来，把以后应给他的感情提前支付给他。他也说，死并不可怕，就是现在越来越舍不得离开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家坤患病一年半中，我全心全意照顾他，想方设法减轻他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并且尊重和理解他的想法和做法。我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并且让他在平静中离去。我对他的思念是永远的。我将遵照他的遗愿，“好好地健康地生活下去”。这四年中，我不断调整情绪，安排好新的生活，我得到同事、荒友及亲友等多方面的关心帮助，我也将自己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关心我周围的老同志及和荒友同事的沟通联络上，我还参加了老年大学的学习，我感到自己的的生活十分充实。相信家坤在九泉之下会放心的。 　　方琤2008年9月10日 　　 　　（此文是应荒友陈慰庭之邀，投稿并发表在《黑土情》杂志2008年第3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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