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6月15日失去亲爱的爸爸后，我对梦产生了极度的迷恋。因为梦，只有在梦中我能再次见到爸爸，重温爸爸每天下班后与他心爱的外孙——我6岁的儿子郑汉一问一答时令人心醉的情景…… 　　 　　　　从此，我和儿子每晚临睡前几乎都有这样的对话：“好孩子，祝你做个好梦，梦见爷爷！”“妈妈，祝你也做个好梦，梦见爷爷！”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都会认真地问他：“你梦见爷爷了吗？”几乎每一次我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其实，从孩子躲闪的语气和游离的眼神里，我知道这是幼小的孩子在安慰自己的母亲。惟有一次，我在凌晨被他的一声尖叫吵醒——“别动！这是爷爷给我的！”就在我起身看他的时候，他自己也睁开了眼睛，笑眯眯地对我说“我见到爷爷了……”我确信这回是真的。我伸手摸着他留有睡痕的小脸，心中在为孩子高兴，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 　　 　　　　爸爸是今年3月底因为胸闷住进医院的，一周后发现胸腔积水，但在日后的一系列检查中，始终找不到原发病灶。一个月后，经医院内外专家会诊，决定实施定期抽取胸水、往胸腔内注射药物、服用抗结核药等治疗方案。到了5月底，在爸爸的一再要求下，医院勉强同意他回家服药，每周去医院做一次检查和治疗。 　　 　　　　出院后的爸爸上午去办公室，下午在家休息。药物引起的周期性高烧、恶心、呕吐、厌食等生理反应，让他倍受煎熬，身体极度虚弱。严重的胸腔积水使他难以较长时间地平卧床上，连从家到办公室不足200米的路程都需要坐车……即使这样，爸爸仍然不改他乐观开朗的天性。 　　 　　　　5月31日我采访回到家已是晚饭后了，一进门儿子就告诉我，爷爷整个下午都在为他第二天的“六一”演出进行“彩排”——背诵昆明大观楼长联。 　　 　　　　大约两年前，我4岁的儿子能够背诵一些古诗词了，爸爸在表示赞赏后问他：“昆明大观楼有一副世间最长的对联，想不想让爷爷教你？”见孩子兴致蛮高，爸爸便开始教他，或利用晚饭后或在孩子临睡前，每天一两句。爸爸还特意把长联写下来让我们一起背诵。大约用了两个礼拜，当外孙学着他爷爷的腔调，能把长联背诵得有声有色时，爸爸特别高兴，继而又对外孙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副长联只有180个字，等爷爷有空时再教你背诵《长恨歌》，有800多个字呢。”然而，爸爸始终没能空下来，可孩子早已牢牢记住了“有比长联还要长的《长恨歌》”。我猜想，爸爸未必那么看重自己的外孙能背诵多少诗句，他是希望孩子从小养成不断挑战新高度的勇气和能力。 　　 　　　　爸爸生病前，常挤出有限的休息时间同他的外孙做各种游戏，并不失时机地用巧妙的方式让孩子从中受益。比如在同孩子一起用积木搭建各种“宏伟”的高楼大厦时，他会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掐指算来，这样的“合作”尽管不多，但给孩子留下的印象却是极深的。孩子从中明白了类似的道理：“地基”不牢，楼就会垮；两个人比一个人盖得快、盖得好……记得有一次爷孙二人共同搭建了一座被命名为“太空工作站”的宠然大物，占据了客厅的一角，被家里其他人视为“违章”，几次动议拆除，均遭孩子顽强抵抗，还理直气壮地强调“这是我和爷爷的共同成果！”以致该违章建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了我们家里顽固的“钉子户”，直到爸爸用他那种从来都令外孙信服的口吻允诺：“下次咱们再建更大的”为止。孩子太小，或许已经不记得同爷爷的约定了。不知道6岁的孩子究竟能记住多少事，我只希望我的儿子永远记得他可亲可敬的爷爷，在他长大成人的路上，追寻爷爷的足迹，像爷爷那样满怀豪情地迎接各种挑战。 　　 　　　　从爸爸感到身体不适到他去世这不到半年的日子里，多少次，看着他愈加苍白消瘦的面容，触摸他渐渐浮肿的下肢，握着他依然温暖却不再有力的双手……那种彻骨的心疼常常使全家人悲不自禁。近一两年来，我和妈妈经常在一起幻想着爸爸从新华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的生活——能让爸爸过一种颐养天年的轻松的日子：每个夜晚，他都可以在阅读之后安然入梦，而不被电话玲声惊扰；每天清晨，他都可以从容地听广播、散步、吃早点，而不必担心误了开会的时间、漏了日程中的哪一项；他可以在一天中精神最好的任何时候，整理自己从22岁开始的新闻记者生涯的丰富积累，而再也不必等到完成了超负荷的公务之后，去占据已经不能再少的休息时间……然而，我们等回家来的却是一个透支了生命的病弱之躯，就像经历过耗尽体能的艰难攀登和超过极限的跋涉一样，从来都是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爸爸陡然间垮掉了。爸爸掩饰不住的虚弱无助在家人的印象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爸爸曾经有过一副令人羡慕的健壮体魄。在他大学毕业时，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使他能够在空气稀薄的雪域高原上跋涉了整整14年，其中包括挑战人类的极限地带——珠穆朗玛峰。尽管也常发生伤筋动骨、感冒发烧、肺炎和高山反应等，但从未妨碍过他真实地记录下那场百万农奴埋葬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农奴制度的斗争，没有妨碍他激情地记录下中国登山健儿“无高不可攀”的时代精神。 　　 　　　　在爸爸36岁离开西藏来到西北高原后，他在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和沉闷、压抑的政治环境中，跑山区冒风险，求直理辨是非，用新闻记者的良知写下《安康调查》等内参报道；还在建国25周年前夕，纵横神州万里，撰写了被他视为“既是一次大胆的业务实践，也是一声尖锐的政治斗争”的长篇通讯《驯水记》。这一切，既凭借他顽强的意志，也得益于他旺盛的精力。 　　 　　　　那个时期，爸爸一走出家门，少则十几天，多则两个月，所有的家务只好由妈妈一人承担。妈妈18岁参军，多年的军旅生涯使她难以胜任繁杂的家务。加上我们几个孩子不习惯顿顿杂粮和以面食为主的北方生活，更使妈妈为一日三餐绞尽脑汁。记忆中，我们放学回家，如果远远闻到大米饭的香味，就知道爸爸出差回来了。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妈妈才舍得把仅有的一点大米拿出来，犒劳满身风尘的爸爸。晚饭后，在爸爸的指挥下，全家人围着灯，从他换下的脏衣服上抓虱子，姐姐蓝雪眼尖手快，常常得到爸爸的夸奖。爸爸的归来，使原本清冷的家充满了生机。 　　 　　　　爸爸也有让全家担惊受怕的时候。大约是在1975年，爸爸外出采访时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几乎危及性命。当他连续五六天躺在简陋的县医院里靠葡萄糖维持生命时，远在西安的妈妈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后来一个小伙伴无意间透露了爸爸车祸的消息。正当全家人魂不守舍时，爸爸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除了他头上贴着一块胶布外，寻常的表情中几乎找不到一点车祸的蛛丝马迹。25年后，当我在北京医院的抢救室里经历了与浑身裹满纱布、只露着面孔的爸爸生死相隔后，更加明白了爸爸当年掩饰车祸的良苦用心。这些日子，每当爸爸诀别的一幕纠缠着我惊扰着我的时候，内心深入充满了对他深深地感激，因为是爸爸一次又一次对自己横遭不幸的善意隐瞒，才使深爱他的人远离忧伤和恐惧。 　　 　　　　1978年夏季，爸爸被派驻四川分社，我们举家搬回到妈妈的家乡、也是我和姐姐生长的摇蓝——成都。全家人沉浸在安居乐业的喜悦中，而对于爸爸来说也意味着他人生新的转折——终于摆脱了长期的精神桎梏，能够扬眉吐气地去拥抱新的时代了。然而，命运多舛的爸爸却在此时身患糖尿病。由于身体持续数月出现不良症状，从事医务工作的妈妈最先有了不祥之兆。很快，医院的检查印证了妈妈的判断。记得那天，爸爸从医院回到家来，一声不吭。坐了片刻，起身走进卫生间。稍倾，看见他往一个装有他尿液的玻璃小瓶里滴入几滴药水，再用酒精炉加温，立刻，瓶里的液体变戏法似的成了砖红色。这时爸爸用平静的语气说：“医院说我得了糖尿病，让我马上住院打胰岛素。”这些陌生的词汇还没容我和姐姐弄明白，妈妈已泣不成声。我的头“嗡”地一下炸开了。那年我14岁。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20多年来，什么时候回想起，都是一个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一周后，揣着病危通知书的爸爸突然向全家宣布，他要外出采访一个月。并且告诉妈妈，他查阅了许多医书，还是采取药物治疗比较方便可行。我不清楚他是如何说服了妈妈的。不久，他背起行囊离开了成都。看他大步流星走出家门的模样就像个健康人。紧张压抑的家庭气氛也因爸爸的泰然出行和缓了许多。这一次，爸爸去了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凉山州。这是几年后我从他结集出版的新闻作品中知道的。 　　 　　　　很多时候，我和哥哥姐姐都是借助新闻作品来认识年轻时代的爸爸的。当爸爸妈妈在青藏高原奉献他们的热血青春的时候，年幼的我们却被放在了天府之国，同外婆和姨妈、舅舅一起生活。在我们最脆弱和无助的童年时代，是他们的爱代替了那遥不可及的爸爸妈妈的爱。 　　 　　　　或许受到爸爸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也成了一名记者。从那时起，我在系统地学习和借鉴中外前辈的新闻作品的同时，更加有意识地通过爸爸的作品去解读他、靠近他。我在那些既陌生又熟悉的字里行间寻找着不同时期的爸爸。这些作品启蒙了我的事业，还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篇篇标明了年代和地域的文字，记录着爸爸从容穿行的身影，也为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留下了无数问号找到了答案：我在辽阔的藏北草原找到了他；我在海拔6600米的珠峰北坳的冰墙下发现了他；我还在黄土高原的尘沙中、在大西南的雨幕里与他相会……我懂得了我的爸爸时也理解了我的妈妈。我不再抱怨年幼时没能有更多的时光依偎在他们的怀抱。 　　 　　　　比哥哥姐姐幸运的是，我从1984年起一直在爸爸妈妈身边。十多年朝夕相处，我体会到了爸爸妈妈深沉的爱。特别是爸爸，1982年底从新华社四川分社调到总社后，一直在领导岗位工作，从秘书长到副社长再到社长，繁杂的公务和爸爸事必躬亲的作风，使他身心的劳累早已超过了当记者的时候。在我的印象里，每天晚饭后和星期日，爸爸很少有不去办公室的时候，他的确非常忙碌，我们虽然近在咫尺却聚少离多。但是繁忙的爸爸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他对家庭的关爱。 　　 　　　　爸爸是一个内心充满浪漫情调的人，他注重生活中的细节，注重必要的仪式，比如家里每一个人的生日，只要他在北京，常常会亲自去商店买一个生日蛋糕，并准备一个小礼物。从我的20岁生日算起，15年间，爸爸从不间断地在我生日那天表示他的祝福，他会利用手边那些好看的旧贺卡，重新剪贴成一个精巧别致的生日贺卡，代表妈妈，写上一句温馨的话语，而每一次都少不了“快乐”二字。是的，在有爸爸祝福的日子里，我正是从这些细微的事情中感受着父爱、体验着快乐。 　　 　　　　更多的时候，我们从爸爸身上得到的是比快乐更深沉的情感。平时，他从不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指手划脚，也不把他个人的看法强加于人。但他却非常关注我们涉足的领域，关注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每一点一滴的努力与进步。在我做新闻工作之初，每有稿件见诸报端，爸爸必定要同我交流他的看法。他的意见有时会让我心悦诚服倍受鼓舞，有时也会让我无地自容灰心丧气。而无论哪种反应，都逃不出爸爸充满慈爱和宽容的眼睛。这些年来，随着我们做儿女的逐渐成熟，爸爸越来越愿意与我们讨论问题，对颇感生疏的事情，他总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致，而过不了多久，当重新涉及这一话题时，我们会发现，爸爸已俨然成了行家里手。求知、进取，是爸爸毕生的追求。他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自己的行为和实践，让我们晚辈铭记了这样的家训：宽容、自强。 　　 　　　　爸爸正是在他从未停歇的进取中倒下的。 　　 　　　　对爸爸自己来说，或许走得从容。而对于家人，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从前，晚餐的饭桌上洋溢着全家人谈天说地的活跃气氛，如今却变成了令我们内心充满酸楚的地方。许多年来，为了使血糖和尿糖的数值保持在糖尿病人允许的范围内，爸爸每餐都要严格节食，忌口的食物也越来越多。近一两年，他每天的进食量还不及五、六岁的外孙，而他的工作量却有增无减。特别是去年春天，他的双眼出现了糖尿病病变的迹象——眼底严重出血、视力急剧下降。在接受十分痛苦的眼部激光治疗期间，爸爸全然不顾医生的忠告和家人的劝说，每天照常处理公务、批阅上万字的文件和新闻稿。面对爸爸的一意孤行，我产生过这样的疑问：像他这样在风云变幻的人生旅途中经受过生死考验的人，难道还不懂得生命的分量、“活着”的意义吗？可爸爸就是这样：当工作和健康发生矛盾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几十年莫不如此，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 　　 　　　　在失去爸爸的日子里，思念时常让我感到无助。多少个白天，我独自走进爸爸的书房，为的是从那把陪伴爸爸熬过难眠长夜的躺椅里感受爸爸的体温；多少个夜晚，我轻轻拉开爸爸的衣橱，为的是从他穿过的衣服上寻找爸爸的气息……而这一切都不能使我见到亲爱的爸爸了。我只有把绵绵的思念寄托给梦境，因为在梦里，我会见到一个健康、快乐的爸爸。 　　 　　　　对我来说，梦是天堂。 　　 　　　　　　　　　　　　　　　　　　　　　　　　　　　　　　　　　　　　　　　　　2000年8月 　　 　　 　　　　　　　　　　　　　　　　　　　　　　　　　　　　　（原载《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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