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毛泽东曾把雷英夫推荐给周恩来，调到重庆给叶剑英当参谋；后又随同叶帅回到延安当军事秘书，建国以后，周恩来又把他调到身边做军事秘书，并让他兼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总参作战室主任等一系列要职。雷英夫在伟人们身边工作近30年，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伟人们在紧要关头做出的一个个重大决策,其中也融进了他这位军事秘书的思考与谋略，他以自己的真知和灼见赢得了伟人们的赏识和信任。这位17岁就参加革命的娃娃，到1961年刚满40岁，就晋升为少将秘书，成为伟人身边的军事高参。 　　 　　毛泽东给他取了个“洛阳才子”的雅号 　　 　　　　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一场大雪给首都北京披上了银装。中南海的夜晚灯火通明，领袖们都在为国操劳着。工作了大半夜尚未睡觉的毛泽东，步出菊香书屋作踏雪休息，恰好遇到周恩来也在散步，身边还有军事秘书雷英夫。毛泽东对周恩来赞赏了一番雪景之后，侧过脸对雷英夫微微一笑，随即打开了话匣子：“嗯，你是洛阳人，洛阳那个地方历来就有帝王之气，还有学气才气，出了不少大知识分子。”接着，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对雷英夫说：“你这个人,遇事善于想问题,有的想得很透，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古人有字号，表明自己的情趣和境界。我记得在延安时给你取了个字号，是叫‘洛阳才子’吧! ”毛泽东为何给雷英夫取“洛阳才子”的雅号？此话还须从头说起…… 　　 　　　　雷英夫是洛阳孟津人，与中国共产党同龄，从小酷爱学习，天资聪颖，1935年上了洛阳中学。在那里，他读了不少进步书籍，还参加了学校的游行，声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可惜由于家境贫困，交不起学费，只读了一年多就被迫退学了。后来他随叔父到西安当了学徒，受尽了老板的欺压。当学徒时，他找哥哥借钱买了《解放》、《抗战》、《英勇奋斗的五十年》、《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等书籍，偷偷阅读,懂得了抗日道理,于是,他决心参加八路军。不久，他和另一名学徒考上了八路军利用二战区名义在山西临汾办的一所军校，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6月，雷英夫被组织送往延安学习，分配到抗大六大队，从此，他有机会接触到毛泽东。 　　 　　　　雷英夫初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38年8月26日。那天下午，毛泽东来到抗大接见全体学员并做报告。毛泽东讲话虽然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但深入浅出，诙谐幽默。他讲到革命青年要能吃苦时笑着说：延安生活很苦，虱子很多，咬起人来可不好受，痒极了。但你不要怕，延安的虱子也有革命作用，谁经不起它咬，过不了这一关，谁就无法和劳苦大众打成一片，无法革命到底。这番话逗得满场轰堂大笑。毛泽东讲完话，许多学员围上去请他签名留念。雷英夫看准机会，一下挤进了圈子里，递给主席一个本子，请主席题个座右铭。毛泽东接过本子，在上面题了两个遒劲的大字“斗争”，并签上了“毛泽东”。雷英夫激动万分，“啪”地一个立正，给主席敬了个军礼，主席伸出巴掌和雷英夫紧紧地握了手。雷英夫感到无比幸福，好几天舍不得去洗手! 　　 　　　　如果说雷英夫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特别注意的话，那么，当他再次见到毛泽东时，却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将他的命运之舵转向了新的航线。那是193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在抗大总校成立一个参谋训练队，参加人员必须是党员，历史清白，有一定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雷英夫被幸运地选中了。一天上午，毛泽东给参谋队讲课，题目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雷英夫坐在前排，这是班长的位置。他拿出毛泽东为他题写“斗争”的笔记本，端端正正地写上了“讲课教员毛泽东”。这次见到毛主席，雷英夫不再激动和紧张，而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听课和笔记上，他听得是那样专注，记得是那样认真。课后，代总参谋长滕代远让人把雷英夫等几个人的笔记要走了，说是主席要检查。毛泽东认真地翻看了雷英夫的笔记，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娃娃的笔记有两个优点。第一，重要的问题一个没丢，应该记住的东西基本上是我的原话。再一个，就是很少有错别字，参谋写错字，是要误大事的呀。”毛泽东听了参训队干部介绍雷英夫的身世和学习情况后，满意地点点头，说：“雷英夫毕业后,就留在我这里,当参谋。” 　　 　　　　1939年6月，从重庆回到延安汇报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那里急需参谋人员。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在抗大参谋训练队当班长，他叫雷英夫，这个娃娃机灵，有军事头脑。”周恩来接过话头说:“主席推荐的人没错，就这么定了，把雷英夫调南方局，对外是十八集团军参谋，对内是我们南方局军事组参谋。叶剑英急着用人，就让雷英夫提前离开参谋训练队，到重庆报到。”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就这样，雷英夫未毕业，就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给叶剑英当了参谋。 　　 　　　　年仅18岁的雷英夫，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表现出卓越的参谋和秘书才能：是他亲自与地下共产党员张蔚林、张露萍接头联系，打入国民党军统局机要电台，为我党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是他主笔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一文，揭露了国民党的滔天罪行，教育了全国民众；特别是他协助叶帅起草了一份讲演稿，使叶剑英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慷慨陈词，舌战群儒，力挫反共顽固派的气焰，打了一个大胜仗。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奉命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雷英夫随同回到延安，在叶剑英身边当军事秘书。 　　 　　　　1945年春天，党的“七大”召开的前夜，王家坪爆出一条特大新闻——毛泽东在朱德、叶剑英的陪同下来到了王家坪，专程看望雷英夫。当时雷英夫正在校阅一篇稿子的小样。“雷秘书，主席看你来啦！”叶剑英响亮的嗓门从屋外传来，雷英夫又一次见到毛主席，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叶参谋长都给我讲了。”叶剑英在旁边插话，说:“主席听说几个重大材料都是你写的，一定要来见见你。”毛泽东说:“我不能不来，八路军的大秀才不多，你的笔压住了蒋介石的气焰，戳穿了他的阴谋诡计，是立了大功的。”接着，毛泽东又问了雷英夫许多个人情况和学习情况，还听了他写的一首诗。毛泽东十分满意地说:“你的确很有才华，能写文章，还会做诗，是八路军里的才子。我要给你取个名字。”毛泽东略作沉思，脱口而出:“好，送你一个‘洛阳才子’的雅号。” 　　 　　　　从此，“洛阳才子”这个雅号，经朱德、叶剑英之口，在延安流传开了。 　　 　　叶剑英舌战群儒不忘他这个“秀才” 　　 　　　　1940年2月，叶剑英接到蒋介石的邀请函，请他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身份，参加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叶剑英吊着摔伤的胳膊召集南方局军事组全体人员，商量对策。参谋们七嘴八舌，有的说不去好，也有的说去好。雷英夫认为去是上策，并补充了自己的想法:“参谋长去之前，我们要作好准备，摸清蒋介石的意图，把平时积累的材料备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沉着应战，不让蒋介石占我们的便宜。”叶剑英满意地点了点头，决定参加会议。并让大家分头行动，收集情报。雷英夫分到了两项任务: 一是会前搜集资料，将十八集团军几年来的战绩，详细写一份综合报告；二是为叶剑英写讲演稿，稿子怎么写要等第一天开会回来才能定。 　　 　　　　各种情报源源不断传进周公馆。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他要在军队内部总动员，宣布共产党、八路军的“罪状”，找到借口，就可以“师出有名”，大规模反共了。用心何其毒也！叶剑英把雷英夫叫到身边，说:“知道吗，八路军又要打恶仗了。”雷英夫不解其意。叶剑英解释说:“蒋介石的一百多名参谋长进攻八路军的一个参谋长，这个仗还不算恶仗?也算蒋委员长看得起我了。”雷英夫偷偷一笑，报告了材料收集的情况，叶剑英听说找到一份国民党军委会印发的《敌伪广播》，文中印有日本共同社报道日军“名将之花”阿部中将被我击毙的消息，情绪立刻高涨起来。“快，拿来我看看，我要让蒋介石打自己一个耳光。”雷英夫和军事组的其他参谋分类精选了一批材料，放进了叶剑英的黑色公文包。叶剑英拎起皮包，笑着对大家说:“我这里装的都是重磅炸弹。会议一结束，不仅重庆知道，全国都会知道的。” 　　 　　　　出席会议那天，叶剑英扯下了胳膊上的绷带，穿上合体的黄呢军服，佩带着中将军衔，武装带斜挎，庄重而威严。他与肖正岗处长一同来到会场。会议室坐满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稍顷，蒋介石披着那件富有道具作用的披风，疾步走进会场。参谋次长刘斐即宣布开会，并规定每人发言不得超过30分钟。然后提高嗓门：“有请蒋委员长训话。”蒋介石站起身，伸出一个手指头，厉声说道：“今天的参谋长会议，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检讨。冬季对日攻势作战，打得怎么样，你们比我清楚。简而言之，一塌糊涂。”蒋介石双手扶案，目空一切，“检讨失败，伴之军纪、军令，历来是治军之道，掌兵之要。”蒋介石语锋一转:“那么，谁该检讨呢？我接到不少报告，这次冬季攻势之所以失败，罪在十八集团军。”会场一阵骚动。蒋介石使用了一大串谴责词：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破坏抗战，制造磨擦，贩卖毒品，云云。他这一声号令，部下们蜂拥而上。蒋介石训话刚一落座，天水行营参谋处盛处长破阵而出，放连珠炮般历数了十八集团军的“罪行”；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急不可耐地站起来了；冀察战区参谋长黄伯韬披挂上阵了；第34集团军参谋长罗泽剀“义愤填膺”的口水沫子沾满了嘴角；八战区、 十战区参谋长也信口雌黄，趁机往八路军身上泼脏水。他们对叶剑英实施轮番轰炸，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第一天的会议，叶剑英始终不露声色，静观着反共顽固派的丑恶表演，直到他们黔驴技穷。散会回来，他把提包一放，大声喊到:“叫雷英夫来！”雷英夫早已守候在门口。当他听了会议情况后，气得直咬牙，当即请战：“参谋长，明天的反击怎么打?”叶剑英指示：“按预定计划，你赶快写一篇发言稿，集中讲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磨擦问题。发言稿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策略上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方能立于不败之地。”雷英夫的笔在本子上沙沙地滑动，记下了参谋长的每一个字。叶剑英又说:“你写发言稿要注意，表面缓和，实则坚决，动之以团结真情，晓之以抗战大义，争取同情我之将士，化干戈为玉帛。”最后丢下一句话:“雷参谋，现在就看你的了，今晚我不睡沉，在宿舍等你。” 　　 　　　　雷英夫主笔叶剑英的发言稿，这可是一次笔系千军、文牵国运的极为重要的战斗。军事组的同志知道他的担子有多重。高级参谋王梓木给他送来点心，又悄悄退出门外；军事翻译傅大庆把滚烫的红糖生姜水端进屋，让他暖暖身子；张清化主动在门外站岗，不让别人惊扰他写作；生来就爱动的钱江，那一夜却静静地站在寒风里等待……雷英夫没有辜负重托，他认真思索着叶参谋长刚才的讲话，很快领会了首长意图，加上他早已熟悉情况，文思敏捷，思路在瞬间变得异常清晰，便伏案疾书起来。桌上的闹钟“嘀嗒嘀嗒”地走着，笔尖与纸的磨擦声和翻动纸页的刷刷声交替进行着，雷英夫始终没有抬过头，凌晨四点钟，他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拿起文稿直奔叶参谋长宿舍，军事组其他人员也跟着走了进去。 　　 　　　　叶剑英看完稿子，说:“好，基本成形。现在我来试讲，大家一起评判，边讲、边议、边改。”小伙子们把桌子搬到屋子中间，叶剑英的反击战拉开了序幕，直到地平线拉出了一条光带，这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发言稿才算放行通过。 　　 　　　　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3月7日，叶剑英继续参加会议。轮到他发言时，他先环顾会场，对友军点头致意，然后逼视蒋介石说:“委员长，我报告我十八集团军的作战情况。我军坚决执行蒋委员长和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成绩卓著。”因为会议矛头和焦点是叶剑英，会场极其安静。叶剑英继续说:“两年来，我军大小战斗2689次，歼敌8 万余人，缴获步枪2万余支，轻重机枪400余挺，各种炮100多门，破坏敌交通1170余次，铁路、公路3700多里……”叶剑英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接着，他用低沉悲壮的声音说:“两年来，我军阵亡将士1万5千余人，负伤将士4万余人，抗日英烈血沃中华，鬼神惊泣。对此，委员长和统帅部多次通令嘉奖，电慰我军。”此刻，会场气氛已使人感到大部分人的心理天平开始向叶剑英倾斜。叶剑英继续讲演:“委员长，诸位将军，我这里有一份军委会印发的资料，想必各位已经看过，是去年日本国对我军消灭阿部中将战斗的详细报道。”事实胜于雄辩。叶剑英抛出的一连串数字和事例，犹如颗颗炮弹，是对蒋介石“游而不击”反共论调的有力反击。当叶剑英详细介绍了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后，会场气氛迅速转变，人心向背趋于明朗。他审时度势，把话题引向纵深:“昨天，蒋委员长提出，军中有人制造磨擦，破坏抗战，此次会议要彻查此事，整顿军纪军令。我坚决拥护，对制造磨擦者不能姑息迁就。昨天，数位将军也发言表示了义愤，但说我十八集团军是难逃非责，恐人不实之词，似有混淆视听之嫌。”这时，主持人刘斐急忙宣布说：“时间到了！”叶剑英把头一偏，说:“委座，我还没有讲完，怎么办?”把球踢到蒋介石门下，这是叶剑英预有准备的策略，也是雷英夫等人的谋算。蒋介石不让叶剑英讲完，“整顿军纪军令”就失去对象，众人也不服，会有失他的面子。于是，只好说：“好吧，请你继续讲下去。”脸色却更难看了。 　　 　　　　叶剑英继续讲演。他对各地磨擦的具体情况一一加以分析，据事论理，无懈可击。当讲到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八路军时蒋介石沉不住气了，他“呼”地站起来，大声质问:“有这回事吗?” 　　 　　　　“有！”叶剑英打开公文包，把张荫梧和日伪勾结的信件、命令、通报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然后递给蒋介石。恼羞成怒的蒋介石看完一件，用劲扔掉一件，最后破口大骂:“娘希匹，成何体统！”会场立刻骚动起来，说之、议之、骂之、怒之，国民党顽固派成了真正的众矢之的。 　　 　　　　叶剑英的讲演足足用了1小时30分钟。演讲结束，几位将军不约而同地起立致意。几十位将军跟着站起来致敬，会场活跃了，纷纷起立行注目礼，蒋介石、何应钦也不得不离开座位站了起来。上百双眼睛注视着叶剑英，一比一百的胜利使这位神话般的参谋长赢得了更多的敬重。 　　 　　　　叶剑英一回去，周公馆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肖正岗处长绘声绘色的介绍把军事组的人员乐得都蹦了起来。董必武听说后大发感慨:“古有孔明先生单刀会东吴，舌战群儒，流芳千古。今天共产党员只身闯了国民党的参谋长会议，出了个叶剑公舌战群儒，可谓异曲同工，英雄本色啊！” 　　 　　　　时隔五年，到1945年春，我们党准备召开“七大”时，毛泽东还记着这件事，他对负责会务工作的李富春说:“叶剑英那篇讲演稿要发给中央委员，作为大会阅读材料，大家都看一看。”李富春说那篇稿子没有备份，马上去找叶剑英要来。毛泽东说:“好，稿子拿来送给我，我先学习。” 　　 　　　　随后，毛泽东在送来的稿子上挥笔写了标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在题尾还注明“( 此报告博得了大多数的同情)”。毛泽东对这篇讲演稿的高度评价，尽在笔墨中。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这篇讲稿，提到叶剑英的功劳:“大家知道吗？董必武同志为这场斗争取了个名字，叫‘叶剑公舌战群儒’，我说嘛，就叫‘叶剑英舌战群儒’，公也好，英也好，总之打了个胜仗。”会后，叶剑英对毛泽东说:“主席，那篇讲稿是当时南方局的参谋雷英夫起草的，他还是主席给我的秀才呢。”因此，才引出毛泽东专程看望并给雷英夫取雅号那段故事。 　　 　　周恩来在朝鲜战争中靠他当参谋 　　 　　　　1950年6月初，党中央决定大规模裁军。毛泽东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身兼军委副主席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周恩来下令把雷英夫调总理办公室工作，以总理军事秘书兼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协助总理工作。就这样，雷英夫走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开始了“总理智囊”的生涯。 　　 　　　　全军复员工作刚刚开始，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仍然裁军100多万，由540万缩减为430万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工作方便，周恩来又任命雷英夫为军事秘书兼总参作战室主任，专为他出谋划策。在这场战争中，雷英夫显示出的才华不是“笔头”的功力，而是谋略的高超。尽管他本人谦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蹩脚参谋，但战争实践证明，他不愧为领袖身边的军事高参。 　　 　　　　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进攻十分顺利，很快解放了汉城，直逼洛东江三角洲，形势十分乐观，许多人为北朝鲜的胜利兴奋不已。为声援金日成，7月5日晚，周恩来召集李克农、乔冠华、雷英夫等人，研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电报》。周恩来忽然神情严肃地发问:“你们对朝鲜战争到底有何看法?金日成打了招呼，8月份要结束战争，8月份能结束吗?”有人说没有问题，也有人说美国插手后，可能使朝鲜战争复杂化。周恩来侧过身问雷英夫：“总参谋部有什么看法?”雷英夫说:“总参的看法更谨慎。我们认为，即使把伪军和登陆美军消灭或赶下海，也不等于战争结束。美军还可以绝对优势的海空军进行轰炸和封锁，陆军可以再登陆。战争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不歼灭敌人主力，不打得敌人招架不住，它是不会罢休的。”周恩来满意地说:“有道理。总参谋部有战略眼光，像个高级谋略机关的样子，提出的问题很独到嘛。看来，这场战争将是持久的，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周恩来把这个分析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赞同，并要周恩来尽快谋划东北边防问题。他说:“早做准备主动，等人家动手了就被动喽。”7月10日，周恩来在第一次保卫国防会议上宣读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做出了屯兵鸭绿江边的战略决策，迅速组成了25万人的东北边防军，浩浩荡荡开往鸭绿江。 　　 　　　　1950年8月23日晚，雷英夫组织总参作战室的参谋们进行对抗作业演练，分析朝鲜战局和美军的作战行动。在标有“北朝鲜人民军进攻作战要图”上，雷英夫仔细地查看着，思索着，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向大家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朝鲜半岛南北长840公里，东西宽200到360公里不等。在这个两头大中间小的狭长地带，人民军的战线南北拉长400公里，主力集中于南端，在这种情况下，打哪个部位是最狠毒、最致命的？”“中间”，“腰部”，“拦腰一刀”，参谋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对！那么，美军会在哪个港口登陆呢？是东海岸还是西海岸？”雷英夫继续发问。“红”“蓝”两军立刻寻找最佳登陆点：元山、大浦里、群山、仁川……各个地点的地理资料都搬出来了，各种设想都考虑到了。雷英夫的眼睛转来转去，最后盯住了仁川—汉城地段，失声叫道:“不好！”参谋们的视线一齐转向雷英夫。“你们看，仁川离汉城仅30公里，距东海岸180公里，在这里登陆，最能实现战略意图。”雷英夫解释说。一个参谋读起了仁川港的地质、水文资料，原来是如此劣质的地点，有人摇头说，这不可能。雷英夫却说:“完全可能，在这个人们认为不可能登陆的地点登陆，不正好可以达成战斗的突然性吗？这不正符合麦克阿瑟敢于冒险的作战风格吗？”雷英夫的判断一下子切住了麦克阿瑟的脉搏。参谋们经过仔细论证，最后一致同意他的判断。 　　 　　　　雷英夫的判断，与麦克阿瑟8月12日下达仁川登陆预先号令相距只有11天，先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8月28日批准“烙铁行动”整整5天时间。简直是神机妙算！ 　　 　　　　雷英夫连夜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立刻拿起电话要通了毛泽东:“主席，雷英夫他们刚刚研究了朝鲜战局，他们判断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如果是这样，人民军可要吃大亏啊。”毛泽东说:“你马上来我这里，把雷英夫带上，我现在就要听他的汇报。”周恩来放下电话，偕同雷英夫驱车前往毛泽东住地。一进门毛泽东便对雷英夫说:“总理说你对朝鲜战局有了新的估计。我们都在想这个事，睡不着觉啊。你是专家，我想听听你的看法。”雷英夫直截了当地汇报了自己的判断。毛泽东说:“把你的根据讲出来，一共有几条？”雷英夫条分缕析，一连讲了六条根据。毛泽东不断点头表示同意。当雷英夫讲到第五条根据，麦克阿瑟是个组织登陆的老手时，毛泽东问:“麦克阿瑟是个什么性格？”雷英夫只说了八个字:“喜欢冒险，脾气很倔。”毛泽东笑了:“他越倔，对我们越有利，骄兵必败。”雷英夫汇报完毕，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了一下，认为情况判断已经清楚了，当即决定采取三条措施：1、命令东北边防军务于九月底以前完成一切战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战。2、将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情况立即通知朝鲜和苏联方面，建议人民军主力从洛东江一线后撤。3、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注意朝鲜战场情况的变化。周恩来指示雷英夫：“今晚就把它传达下去。” 　　 　　　　雷英夫对美军战略企图的预测，对中国统帅部决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军争取到了战略主动权。可惜的是，当我国将与朝鲜人民军生死攸关的判断告知友方后，却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美军在仁川登陆作战中没有遇到过一次人民军的反冲击，美军陆战队夺取滩头阵地竟然无一人伤亡，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登陆的成功。 　　 　　　　雷英夫的智谋不仅表现在对战局的预测上，而且表现在对一些重要事务的周旋上。 　　 　　　　1952年8月15日，雷英夫随同周恩来到莫斯科访问，受到了斯大林的亲切会见。雷英夫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准备了两份会谈材料，一份是“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订货要求”，另一份是“我军五年建设规划和订货要求”，都是为了争取苏联援助。会谈材料经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们审阅后，很快作为正式文件提交给苏联政府。斯大林对这两份文件表示原则同意，并指定布尔加宁元帅和我方商谈具体项目。会谈开始布尔加宁首先复述了斯大林对中方军事订货的原则态度，然后慢悠悠地说:“对这个订货计划的具体项目，我们军事部的业务部门还要作专门研究，然后再作答复，请中方同志给予谅解。”接着是一阵沉默。还是周总理反应得快:“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我军建设的支持，布尔加宁元帅在落实中需要时间，我们可以理解。如果这次来不及谈的话，我们可以派人再来谈。”此后几天，苏联方面只字未提军事订货的事。周总理有些着急，中国代表团离开苏联之前，周恩来决定把雷英夫留下来，理由是学习军事理论，实际上是落实订货的事，周总理还说，如有困难，可以让大使馆的同志帮助你。雷英夫心里沉甸甸的，他想，朝鲜前线的将士们多么希望尽快得到优良的武器装备啊，自己的担子可不轻。 　　 　　　　雷英夫在苏联的半年学习计划快完成了，可坦克、飞机和大炮在哪里呢？他急得直上火，每天都到苏军总参谋部催促，苏方出面的人都是些老油子，外交上彬彬有礼，但一讲军事订货，他们马上回答:“我立即向上级报告。”就是没有回音。雷英夫频频交涉，他把苏军总部的门坎都踏平了，每一次都被友好地挡了回来。我志愿军急需武器装备，周恩来几次发电给雷英夫，要他尽快落实军事订货。雷英夫急中生智，到大使馆去找李富春和张闻天，见面后他说:“我发现苏联人最怕自己的上级，大家都怕斯大林。我准备直接找最高领导人，该告状就告状，出了事我承担，反正军事订货不能再拖了。”李富春和张闻天认为告状是个好办法，但谁去告，去告谁，大有学问。张闻天说:“我们把毛主席请出来，让他给斯大林发个电报，走上层路线，这个办法准行。”三人研究后决定，由雷英夫起草电报给周恩来，说明情况，提出建议。周恩来收到电报后，马上去找毛泽东，把雷英夫的建议读了一遍，然后说:“我同意这个建议，看来斯大林不拿个主意，别人就不敢给我们武器。最好是以主席的名义给斯大林发个电报，再让张闻天、雷英夫他们做些具体工作，把上上下下都打通。”毛泽东哈哈大笑:“为什么不发电报呢？发个电报就能要到成百成千的飞机、大炮、坦克，何乐而不为呢？不要说发一个电报，就是发上十个八个，我也不亏本嘛。”毛泽东的电报很快送到斯大林手里，斯大林看了电报，深情地说:“毛泽东不容易，整个朝鲜让战火烧遍了，土地都烧焦了，我怎么能不给他一点武器呢，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他责成布尔加宁立即把武器装备给中国同志送去。还说:“武器是苏联同志给中国同志的，一分钱也不要。”军事订货终于落实了，一列列满载飞机坦克大炮的列车向东方开进，这批武器装备能满足十几个师的作战需要。为1953 年春季反登陆作战和夏季金城战役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3年9月，周恩来决定派雷英夫到朝鲜战场见习。临行前，周恩来交给他四项任务，其中一条就是听听朝鲜战场各部队的作战经验总结。雷英夫怀着激动的心情跨过了鸭绿江大桥，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战场调查。1954年2月，从朝鲜返回北京。周恩来立即通知他：作好准备，认真汇报。几天后，雷英夫把自己对朝鲜战争的思考，向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作了系统的汇报，引起了周恩来和彭德怀极大的兴趣。 　　 　　　　雷英夫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二次大战后最大的局部战争，也是最具现代化规模的战争。美军除原子弹外，一切现代化的武器都使用了，包括细菌化学武器、战术导弹。所以，从此次战争开始，我军应认真研究现代化战争问题。”周恩来说:“这个题目出得好，总结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关系到今后军队建设这个大方向。” 　　 　　　　雷英夫接着说:“朝鲜战争，同样证明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是正确的指导方针，只是个别的经过战争需要发展。”周恩来问:“哪一条要发展？”雷英夫说:“辟如第九条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这一条不适合朝鲜战争的要求，现代化战争没有了就地取给的条件，军队人力物力补充主要靠后方。”彭德怀说:“你说的这条是抗美援朝的实际，是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宝贵经验。” 　　 　　　　雷英夫继续汇报：“抗美援朝战争证明，我军武器装备的改善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周恩来说:“是啊，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战争就是钢铁战争，是科学技术战争。这一点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千万不可守旧。”雷英夫汇报说:“通过考察这场战争，我发现司令部的首脑作用大大提高了。现代化战争中，军兵种繁多，武器装备复杂，战争情况瞬息万变，只靠个别将领的拿破仑式的指挥方式已经过时了。我认为，我军要特别重视司令部建设。”这个话题同样引起了周、彭的极大注意。 　　 　　　　雷英夫还汇报了坑道战和后勤建设问题……他一共汇报了十个问题。周恩来满意地说:“你的这些意见很有道理，也比较实际，对我军建设很有用处。我让粟裕同志主持开一个会，你再向三总部和各军兵种部的负责人作一次详细的汇报，以便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 　　 　　胡耀邦说他是一部“活军史” 　　 　　　　1986年深秋，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正在批阅文件。秘书推门进来，递给他一份新来的文件:《关于拍摄<大决战>几个问题的请示》。胡耀邦顺手接过文件，仔细阅读起来:“……《大决战》要真实地再现国共两党、两军最高统帅部在三大战役中的活动情况，其历史事实要求十分准确，要有我方领袖人物决策时的具体细节……请中央推荐熟悉这段历史的老同志为我们采访提供丰富翔实的素材……” 　　 　　　　胡耀邦沉思了一会儿，把秘书叫了进来，指了指桌上的请示说:“让他们去找雷英夫，他了解毛主席、周总理的活动，叶帅和黄克诚同志都和我谈起过他，这个人非常精明，长期做军事工作，许多重要的会议他都在场。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条件，还有的根本不准记录。”胡耀邦站起来，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感叹道:“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已经不多了，活着的人也都记不清当时的事了。 雷英夫行，他的脑子还很清楚，记忆力非常好，他本人就是我军的一部‘活词典’、‘活军史’，人所不知的许多事情，都装在他脑子里呢。” 　　 　　　　胡耀邦的评价并不过分，雷英夫的确是我军的一部活军史。他自参加革命后，就幸运地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并很快被毛泽东发现和推荐给周恩来和叶剑英，从此，他长期在领袖身边从事军事秘书工作，有机会参与党和军队最高领导层的决策活动，平均每天要看一百多份电报，六七十份文件，参加三次会议，最了解军事活动的内幕和历史。在3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反击蒋介石串犯大陆的斗争。在解放战争中，他亲赴华东前线作战，率部亲与泰安、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建诸役，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建国初期，国民党军为美军侵朝效力，在福建沿海频繁进行武装骚扰，企图牵制我作战力量。雷英夫呈报主席：国民党搞心理战。主席点头：不宜撒开大网。1953年7月，兼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急调部队增援东山岛，打了大胜仗。毛主席兴奋地说：打得好，值得庆贺……雷英夫走过的路，与我军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连，这既是雷英夫的光荣，也是所有军事秘书的骄傲。他以自己出众的文才武略赢得了伟人们的赏识，为今天的军事秘书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如今，年愈古稀的雷英夫正在用他手中的笔撰写回忆文章，还参加了大型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军事卷的编写，他要在有生之年，充分发挥自己这个“活军史”的作用，把伟人们叱咤风云、指挥若定的风采展现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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