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和叶帅救了我 　　　　我一张穿国民党军装的照片，使江青如获至宝，没想到，她的如意算盘又落了空 　　　　康生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心里不时地在想主意。他知道，要整垮雷英夫，必须有足够的材料使毛泽东、周恩来无话可说。而要毛泽东、周恩来相信，还是要在雷英夫的“战略特务”问题上打主意。只要这一问题一解决，雷英夫就彻底完了。康生就可以报仇了。 　　　　后来，江青唆使红卫兵抄了我的家。抄家时抄到了我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46年我在军调部执行处工作时照的。那时在军调部工作的我方代表按规定都穿国民党的军服，还佩戴军衔。 　　　　江青一见照片，如获至宝，立刻驱车去钓鱼台，想向在那里开会的周恩来发难。 　　　　一进会议室的门，江青便大叫大嚷起来：“雷英夫反林彪、反康生，他就是要篡夺毛主席对军队的指挥权！”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被江青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闹得莫名其妙。正发愣间，江青把照片一举，得意扬扬地说：“总理呀，你知道吗？雷英夫是国民党的小军官。”总理一愣怔：“这怎么可能呢？” 　　　　江青说：“我有证据，你们看，这就是铁证。红卫兵小将这一次立了大功，挖出了一颗长期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一个国民党的战略特务。总理呀，雷英夫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你就一点没察觉吗？” 　　　　这句话无疑是在威胁总理。 　　　　“拿来我看看。”周恩来很冷静。 　　　　“你看，你看这张照片。”江青很得意。 　　　　周恩来接过照片，只看一眼便提高了声音说：“不对嘛，这是军调部的照片，你看，雷英夫还戴着军调部的臂章嘛！他不是国民党的官，是毛主席的官，是共产党的官。” 　　　　江青一改满面喜色，怔了半天，望着照片没有说话。 　　　　恰在这时候叶剑英元帅走进了会议室。周恩来立刻打招呼：“叶帅，你看这照片是不是雷英夫在军调部照的呀？” 　　　　叶剑英接过照片眯细了眼看，点头说：“是的，这是雷英夫在军调部照的。这张照片还是我照的。” 　　　　会议室里顿时哗然。 　　　　江青很有些下不来台，吞吞吐吐地说：“对于雷英夫的问题，我们掌握的材料多得很，他是战略特务，这铁证如山，早晚有一天会向你们公布的。” 　　　　周恩来和叶剑英对江青的强词夺理都付之一笑。 　　　　康生和江青想整我的目的都没能达到，可是他们并未罢休。许多知心的朋友这样提醒我：康生心狠手辣，只要他下决心整你，就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康生借助江青的力量未能如愿，这时他想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便是红极一时的大人物林彪。 　　　　一次与林彪无法避免的接触，使我得罪了他。关键时刻又是毛主席、周总理救了我 　　　　老实说，在解放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和林彪并没有多少交往，因为林彪多数时间在养病。不过，我作为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对我是知道的。他脾气古怪，不苟言笑，平时大家总觉得他高深莫测，我们这些人对他既没有资格接触，又多是敬而远之。 　　　　1966年8月，一件由毛泽东亲自布置的工作，使我未能避开与林彪的接触。这次接触，使我倍尝了苦难，差一点要了我的命。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就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对林彪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应该有个登台演说才好啊！” 　　　　当时，林彪面无表情地对毛泽东说：“没有多少好讲的。讲什么呀？还是不讲吧！” 　　　　毛泽东不同意：“不讲不好，你现在已被党的全会确认为副统帅了，应该讲讲话，亮亮相。” 　　　　林彪略作思考之后说：我刚从外地回来，有些情况不大熟。如果真要讲的话，是不是找个同志为我准备个讲话稿。 　　　　毛泽东当即答应了他，并和总理商定派我去执行这一任务。 　　　　就在毛泽东和林彪谈话之后，周恩来马上向我传达了上述情况，并对我说：“主席交待，由你给林副主席起草一份作为接班人的登台演说。并帮他整理一下材料。因为时间紧迫，你马上就去。”说完，就亲自带我去了林彪的住处。 　　　　那时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西厅，周恩来住在东大厅，房间相距很近。林彪正埋在沙发里闭着眼睛听秘书给念文件，见总理带我进来，欠了欠身子算是为我们让座。 　　　　总理说明了来意，林彪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我接着总理的话说：“主席和总理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心里没有底。请林总多多指示，看这个讲话讲点什么好。” 　　　　林彪眯缝着眼睛沉思，他半个字的要求也未提，面色木然地说：“我还没有考虑成熟，你先动笔写个稿子出来！” 　　　　据熟悉林彪的一些同志说，他要你写讲话材料，而又不对你提任何要求，你写成之后他可能又一字不用，这是林彪的习惯。尽管如此，你动笔之前还必须请示他，若未去请示，稿子不用不说，你还可能因此而受到批评。对林彪的这个脾气，过去我只是耳闻，缺乏切身体验。 　　　　为慎重起见，我动笔之前又征求了一下总理的意见。讲话稿主要写了两部分，一是关于对目前全国“文革”形势的看法，二是对“文革”及党政军的重大事情表个态。讲话稿的路子基本体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我把起草好的讲话稿先请总理过目，总理修改了一下说可以了，要我立即将它呈送林彪。 　　　　8月13日晚上，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个小会议上发表讲话。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我给他起草的讲话稿他一字未用。他带着自己拟就的一个提纲发表了即席演说，大讲特讲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一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二要突出政治，三要有干劲。 　　　　8月14日，我又去了林彪住处，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还要求我在帮助林彪起草讲话稿的同时，也帮他整理一些其它材料。 　　　　正在此时，中央办公厅来人给林彪送来了头天晚上林彪讲话的速记稿，请林彪过目修改，然后准备印发全党。 　　　　林彪马上对我说：“雷英夫，你先把中办这个速记稿看一看，帮我在文字上改一改，然后退中办印发。” 　　　　我接过速记稿，认真地看了一遍。觉得林彪关于三条标准的提法不妥，因为这时候毛主席已经发表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讲得非常具体而透彻。现在林彪又突然冒出个三条标准，而且在内容上与毛主席的提法大不一样，这极容易在党内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我认为这个讲话不提这三个标准好。这完全是为了党和林彪的利益着想，丝毫没有反林彪的意思。 　　　　多年来在主席、总理身边工作，养成了直言快语，有意见当面就提的习惯。不论主席还是总理，他们对我这种有啥说啥的作风颇多偏爱，并鼓励其他工作人员应该向我学习。我想，林彪作为副统帅，既然信任我，要我帮他修改材料，我作为参谋，有意见就应该当面提出来。 　　　　于是，我便直截了当地说：“林总啊，这个三条标准是不是不提为好。因为毛主席刚提了五个条件，现在又出了个三条标准，两者不太一致。‘文革’已经开始了，对政治上的问题大家都比较敏感，既然五个条件在全党全军和国内国外已家喻户晓，再提三条标准是不是会引起歧义……” 　　　　我话未说完，林彪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大发雷霆说：“什么歧义不歧义的，我的三个标准和毛主席的五个条件是一样的，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讲的话，我负责。你只在文字上加点工修改一下就行了。” 　　　　看着他铁青的面孔，听着他的怒斥，我一句话也未敢多说，拿起速记稿很快离开了。 　　　　离开了林彪房间，我心里像压了一座山一样。从延安时期就在统帅部工作，主席、总理对我提意见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听取，他们甚至鼓励我对他们的已成方案挑刺儿、谈不同看法，却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问题受到批评。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工作中对我的某些不慎，也确曾有过批评，但那都是同志式的商量口吻，完全是和风细雨，心诚意恳，甚至使你感觉不到那是在批评你。 　　　　对比之下，我心里苦恼极了。我第一次同林彪打交道，不曾想是这样的难堪。翻着林彪的速记稿，我无心去改动一个字，因为它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受多大的委屈，我觉得必须对党负责，对党的工作负责，特别对于事关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高级领导人的团结这样的大事，我必须坚持原则立场。于是我下定决心，将林彪的速记稿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叶群。 　　　　叶群不像林彪脾气那么大。我说：“林总这个讲话，有些问题我没领会清楚，思想不通，不好改，还是另外找人来改好！” 　　　　叶群假作关心地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任性呢？林总不是说了嘛，出了问题他承担责任，你就帮他改一下嘛！” 　　　　我摇了摇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不能违背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叶群看我实在不肯，就同林彪说了，另外请了两个她熟悉的人来帮助修改。但讨论修改意见的会议要求我来主持。叶群把这个意见跟我谈了之后，我再次拒绝了。我仍然是那句话：“对林总讲话的内容我未想通，讨论修改的会我主持不了。” 　　　　在身陷囹圄的日子里，毛泽东、周恩来伸出援救之手 　　　　我拒绝为林彪修改讲稿几天之后，即1966年8月20日，我的一切行踪就受到秘密监视。当时我并未察觉，是我被关押被批判时执行秘密监视我的人，自己在大会上说的。 　　　　大概就在我开始被秘密监视那几天，林彪、江青、康生三巨头在钓鱼台开会。会议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专门为研究我和其他几个人的问题。会议给我定了四条罪状：一是阴谋夺取毛主席对军队的指挥大权；二是参加了由贺龙阴谋发动的军事政变；三是长期潜伏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战略特务；四是反康生，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四条每一条在当时都是死罪。最后的决定是十六个字：“立即逮捕，突击审讯，限期破案，不准翻案。” 　　　　1966年8月25日，我和王尚荣被林彪等以莫须有的罪名突然逮捕了。 　　　　逮捕我并不是目的。三巨头，特别是康生的目的，是要将我迅速整死。要达到此目的，当然需要有足够的“罪证”材料。 　　　　从我被逮捕的那一天起，他们就用各种方法想从我嘴里得到能够置我于死地的材料。当他们使用残酷的法西斯暴行，逼我跳楼自杀等无效之后，开始使用更卑鄙的手段，对我的材料进行“技术处理”。 　　　　十几年后，一个曾参与我的专案工作的负责人，以忏悔之情向我和党支部说出了内幕。他说：“我这辈子最最对不起雷英夫同志的，是根据林彪等人的旨意对他的笔记和手稿作了‘技术’处理”。所谓技术处理，就是从我的手迹中东挑几个字，西挑几个字，拼贴在一起，然后凑成我的认罪书，拍成照片，上送给毛主席、党中央。这样谁也难以识破这是伪证。 　　　　林彪、江青和康生一起把这些经过精心“处理”过的“罪证”材料先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他们除想杀我外还要将周恩来的军。雷英夫长期在你身边工作，现在他犯了死罪，又写了认罪书，看你怎么表态？ 　　　　当时全国的形势已相当混乱，东一个特务，西一个反革命，弄得人心惶惶。至于戴着高帽子，或剃着阴阳头的“走资派”，在大街上被游街揪斗的情况随处可见。周恩来看着林彪、江青、康生送来的有关我的一大摞材料，确实不好表态，只好将厚厚的一叠材料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熟悉我的笔迹，一看那些印着我手迹的照片，当时确实犯了难，说是吗，不可能。说不是吗，又确实是雷英夫的笔迹。怎么办？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只好提笔批下八个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这样才把我保护了下来，使林彪、康生、江青的阴谋落了空。 　　　　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继续为我罗织罪名。他们调查了很多人，例如反复调查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姜达生等同志。逼他们写我是特务是假党员的证明材料，姜达生的回答非常明确，他正义凛然地说：“雷英夫是在抗大时我介绍他入党的，因为他思想进步，学习积极，各方面都先进，我是按党章中的规定介绍他入党的。至于雷英夫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能对历史负责，对党负责，对雷英夫负责，也对我的人格负责。”像姜达生这样，许多老同志义正辞严地驳斥他们，有的还因此遭受迫害。 　　　　在多种手段未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专案组的人就怒气冲冲地向我宣布：“雷英夫，现在摆到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林副统帅向你承认错误，另一条你向林副统帅低头认罪。何去何从，你自作选择。不过我们也可以如实告诉你，你不向林副统帅低头认罪，你是绝对活不成的。你也不要以为你的后台硬，看哪个人敢替你说一句话。总理怎么样？总理也得受审查，他跑不了。叶剑英是大阴谋家，你们早有勾结，不交待你和叶剑英的罪行，你是不可能活着出去的。”我一听，怒火中烧，大声怒斥道：“我也老实告诉你们，你们想让我对周总理，对叶帅进行陷害，那是白日做梦！我知道，你们是会采取卑劣的手段杀我的，可是你们休想让我出卖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不管遇到什么险恶的情况，我决不自杀。” 　　　　这些事使我逐步惊醒，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活多久，但不管他们手段如何残酷，我始终抱定一个信念：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将这一切告诉党，告诉毛主席、周总理。为了勉励自己，我写了一道《自勉》诗：“万丈骇浪何须惊，八卦炉中也从容。天若有情天亦老，人如无鬼人长生。”没有这样一个信念，我是不可能活下来的。1973年，我得了脊索瘤。医生如实向专案组报告：雷英夫最多能活3个月。 　　　　专案组决定立即开刀，可我坚决不同意。我心里非常清楚，以自己眼下的情况，以“负罪之身”去接受手术，绝无任何保证，只要上了手术台，必死无疑。 　　　　专案组为了强迫我做手术，把我的老伴刘革非召来，叫她签字同意开刀。刘革非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她深知个中利害关系，坚决不签字。对着专案组的大小头目，她厉声驳斥道：“雷英夫被你们关了8年了，你们见都不让见，现在人都要死了，你们想叫我负这个历史责任吗？我不干！” 　　　　回到家，刘革非悲愤难平。眼下已经是1973年了，林彪早已折戟沉沙，“四人帮”的真实面目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识破。她觉得对于我的问题，是该向党说说心里话了。她悄悄给叶剑英、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详细诉说了我8年来的冤屈和眼下的危境，托人交给了叶剑英。 　　　　叶剑英看过信，大吃一惊，当即提笔批示：“解除监禁。”然后，把批过的信直送给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已被确诊患了膀胱癌。看到刘革非的来信，他眼睛立刻湿润了。“文革”所酿成的大乱，他竟连自己身边的参谋也未能保护得了。林彪、江青、康生手段之毒辣，竟置人于死地。一种难平之愤顿时袭上他的心头。 　　　　由于病魔的折磨，他写字的手已经有些颤抖，但仍然抓起笔，一口气写了一大篇批示。从政治上，生活上，到医疗问题，甚至家属陪护这样的细微小事，他全想到了。 　　　　他带着十分气愤的心情写道：“你们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雷英夫同志。政治上要立即解除监护，由刘革非同志陪住。凡属刘革非能听的报告和文件，都要给雷英夫同志看，让他听，要组织专家和医生为雷英夫会诊，然后将治疗方案报告中央，在中央没有批准之前不准开刀……” 　　　　批示下来了。会诊的医生们有的感动得流了泪。专案组向我传达时，我情不自禁地哭了一场。 　　　　此时此刻，我并不知道总理已身患癌症，想到过去许多年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的情景，想到从延安直到现在的许多年来，他和毛主席一次次对我的特殊教育和保护，我流下了感激的热泪。想到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因受到残酷迫害而都相继离别人世，我这个普通干部又算得了什么呢！老实说，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不是被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谋杀，便是在他们的残酷摧残中死去。然而，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特殊关怀下，我这个被宣判为“最多能活3个月”的人，却奇迹般地远离了死亡，且一直活到今天(雷英夫将军已于2005年1月逝世——编者注)。而保护了我的毛泽东、周恩来却相继离开了他们所深爱着的人民。 　　从延安开始，直到“文革”开始，数十年间，我一直在统帅部工作，我亲身见证过军事、外交等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袖人物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楷模，看到了这些杰出人物甘当人民公仆的杰出风范，并成为激励我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的强大动力。 　　（根据雷英夫同志生前口述整理/华生2006.4.10---摘自《周恩来与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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