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敬亭（１５８７年－约１６７６年），泰州塘湾曹家庄人，一说南门打渔湾人，本姓曹，名逢春。少时犷悍不驯，被列为地方恶人，名在捕中，乃出逃，时才十七八岁。先至泰兴为人作佣 ，后流浪到盱眙，无以为生，遂揣摩所携小说，在街头说书，居然倾动市人。从此，他便走上说书的道路。后来转赴苏南献艺，渡江时，想到名在捕中，须更改姓名，于是便指江边柳树为姓，以敬亭山为名，岂知此名后来竟驰誉书坛，为中国评话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柳敬亭到苏南，只能在小城镇献艺，还登不得大雅之堂。一次在松江说书，有幸得拜当地的一位通儒莫后光为师。通过３个月的学习再学习，尽得其传。柳在莫之春风化雨下，不仅学得高超的演艺，而且也一洗犷悍匪气，柳后来之所以能与何相国、范司马、左宁南、复社人士以及士大夫交游，离不开莫后光的教育与熏陶。 　　 　　柳敬亭经莫师指引，艺事大进，便至苏、杭、淮、扬等地献艺，声誉鹊起。天聪、崇德年间，年近四十的柳敬亭来到六朝金粉之地、明代留都的南京，其高超的技艺，当即倾倒了广大的听众，红极一时。权贵、官僚争相邀致驻邸说书，应接不暇，请其说书者须要１０天前约定。致仕的相国何如宠、开府的兵部尚书范景文，引之为上客。 　　 　　明亡，满清厉行“剃发令”，张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告示，并禁止百姓穿戴明代衣冠。柳以说书艺人表演古人的需要，一直留发不剃，不改明代衣冠，以寄托伤怀故国之思。柳敬亭的“留发寄情”，与梅兰芳的“蓄须明志”先后相映，为艺苑和泰州增色生辉。 　　 　　柳敬亭擅说《西汉》、《三国》、《隋唐》、《精忠传》、《水浒》等评话。他善于状人拟物，使人听之如临其境、如见其人。造辞遣句，雅俗共赏，故受到听众的欢迎。明亡后，他的演艺更臻化境，将其亡国的亲身感受、郁抑之气，融合于评话之中，使经历国变的百姓，产生极大的共鸣，从而达到感人以心、动人之情的效应。柳的旧友吴伟业、黄宗羲等人再度听其评话之后，都觉得“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赞誉他晚年说书更胜当年，其感染力已超出莫后光所授的范畴了。 　　 　　柳敬亭不但在评话艺术上有高度的成就，而且具有很高的道德品质。他的好友、曾任尚书的龚鼎孳，在《赠柳敬亭》一文中写:吾老友，生平重然诺，敦行义，解纷排难，缓急可倚伏，有古贤豪侠烈之风。 　　 　　柳敬亭一生交游广泛，尤喜与文人交结。当时的文士，景慕柳的高风高艺，也都乐于为之赋诗、填词、赠文、作传。这些作品后来均收载入各自的诗文集中，或散见于诗话、词话、笔记里，流传至今，为人们传诵，也为研究柳敬亭的一生留下宝贵的资料。 　　 　　７６岁的柳敬亭，于康熙元年春应龚鼎孳之邀到来北京。龚为之竭力游扬，邀请大老名流、诗人词客经常集其私邸，举行诗酒之会，听柳说书，赠柳文章，震动了北京文坛。就这样，柳在北京周旋于士大夫之间，首尾４年。康熙四年暮春他买舟南下，这时７９岁。次年，柳敬亭８０岁到访州，参加龚鼎孳亚妻顾眉葬礼，并为之说书酬宾。诗人净尔梅亦是来宾之一，听柳说书后，特写一首《柳麻子小说行》，诗中连用１２个“忽如”，以一连串的比喻形容其评话艺术。柳敬亭的“舌底翻涛”，阎尔梅的“笔下生花”，相得益彰。 　　 　　柳敬亭晚年，由于江南江北局势未稳，人心惶惶，无意游乐，这使柳敬亭鬻艺受到严重影响，其老友钱谦益、吴伟业曾为之作将伯之呼。他从北京归来，仍须鬻艺糊口。据有关资料记载，他８０多岁，还在扬州、苏州、南京献艺。顾景星的《十六绝句志感》作于康熙九年，其时柳８４岁，诗中有“柳生冻饿王郎死”之句，得知柳此时尚在人间，唯生活窘迫，已经缺衣少食了。一位长揖公侯、平视卿相、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一代评话大师，就在这种饥寒交迫、凄凉景况下，不知所终。有人估计他可能活到９０岁左右，死葬苏州。他究竟活到何时，死于何处，却未曾留下一点迹象，就这样无闻而终，令人为之凄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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