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在乡村里听说书，一般是夏天或者冬天晚上。夏天在打谷场上，一边听书，一边乘凉；冬天天冷，闲了无事，聚在屋子里听书，又暖和又热闹。这样的说书，往往都是业余的，由村庄子里哪一位读过闲书的老人，把古时候的人物故事，搬出来讲，这就是说书了。这样的说书无所谓书场，书场是专为那些职业说书人准备的。职业说书人是一些在乡镇里四处游走的民间艺人，他们去得最多的茶馆。江南乡镇里每座茶馆都具备书场的功能，都是最合适的书场。每天都要在茶馆里喝茶的那些普通茶客，当然是说书人可靠而热情的听众。说书人在茶座前面搁一张条桌，桌子上放着说书必备的道具，一把折扇和一方响板，然后等待茶客也就是听众到来。一般是下午一场书，晚上一场书。这样的说书和听书，是江南茶馆持续了几百年不变的风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才差不多消失了。现在江南乡镇里仍然是茶馆遍及，可要找一个在茶馆里的说书艺人，恐怕十分困难了。谁还愿意靠这说故事去挣钱？而且，还有谁愿意有这份耐心去听那些老掉牙的故事？
虽然如此，在某个乡村茶馆里，看一个说书人说书，既让我们感到稀罕，又让我们有如见故人的亲切。我们往昔的日子里，说书人的故事，曾经像粮食一样是我们生活的另一种需要。我们虽然是一些识字很少文化很低的底层劳动者，但我们一样需要精神，需要一些与我们平素的日子不一样的想象和愉悦。这样说书人就给我们带来了忠奸善恶，带来了离我们很远的往事与回忆，让我们为一些人流泪，为一些人抱屈，爱一些人，恨一些人。我们虽然从不知道什么叫历史，什么叫道德，可是由于说书人的故事，我们也有了历史见识和道德观点，它们成为我们评判是是非非的标准。比如我们在三十年前，就会这样说，那个在毛主席身边的人，原来就是大奸臣李林甫！我们的这种历史感和道德观有多少可靠之处，这并不要紧，但由此也表达了我们这些平头百姓的现实情绪。正因为这样，我们对说书人的敬意，甚至超过了其他乡村艺人。我们一直坚持认为说书人身穿干净整洁的长衫这一温文尔雅的形象，是值得信赖的，他们通过卓有成效的历史和道德知识的讲述与传播，暗中代表了乡村文化的要求和方向。当然，我们也为他们感到不安，这些说书人挟书而行飘零江湖，有的只是一种落魄，看他们长年过着以茶馆为家的清贫生活，不免为之辛酸感叹。
不过，江南茶馆书场里，曾经出过让我们难忘的说书艺人。遥想当年，那是在十七世纪初，距现在三百多年了，我们在江南茶馆里见到的最杰出的说书人，是一个叫柳敬亭的民间传奇人物。关于他有多种说法，但都承认柳敬亭说书人的民间尊崇身份。十七世纪初的江南一片混乱，乱世之中的说书人柳敬亭，在江南的茶馆书场驰骋口才，表现出高超的故事能力。虽然柳敬亭只是一个行走江湖的普通艺人，而且其貌不扬，长了一脸麻子，可他的说书，给江南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那时危亡之际，城市里只剩下夜夜狂欢醉生梦死，于是柳敬亭在乡村茶馆用他的故事，感召人心救亡图存。这样他就把江南茶馆里的说书艺术，提到了时代需要的前列，也使说书活动在江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样柳敬亭的个人形象就成为非常了不起的反清义士了。原来他作为一个说书人非常低微的社会地位，由于与民族大义爱国大业联系起来，因此上升到了与当时最出名的上层名流们同等的地位，甚至因为他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壮怀激烈敢于牺牲的精神，远远高于那些平日自命忠义的士大夫文人，所以他个人事迹在历史记忆中，显得更为重要，更有价值。后来，柳敬亭到哪里去了，我们没有确切消息。故国沦陷，江山易代，杰出的说书人柳敬亭一定转入地下斗争，隐身在江南某一处乡村，当然茶馆也是他常去的地方，那里人来人往，容易掩盖他的义士身份。
所以，后来我们总留下一种印象，觉得江南的茶馆是革命党从事地下工作的最合适的地点，某个温文尔雅的说书人，说不准就是个以说书为掩护的地下党。所以我们总也忘不了江南说书人柳敬亭。 |
明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