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协的成立与《中国出版年鉴》的创办 　　 　　 　　方厚枢 　　 　　　　成立中国版协是全国出版工作者多年的愿望。早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期间，会议代表就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并写了报告，但未有结果。直到1979年12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才正式成立，时间相隔了30年之久。 　　　　现从有关成立出版协会风风雨雨的历史片断中，可以看出胡愈之、黄洛峰等老一辈出版家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所付出的努力和走过的一段漫长路程的足迹。 　　　　一、胡愈之、黄洛峰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筹委会” 　　　　1949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后的第三天，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出版委员会于10月7日下午在来今雨轩举行茶话会，应邀出席的有25个单位的代表和来宾90多人。主席黄洛峰说明茶话会意义后，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代表叶圣陶首先发言(叶圣陶日记上说“此后必将成立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盖事实上有此需要也”)，开明书店代表章锡琛、观察杂志社代表储安平等十多人发言，也表达了对各地出版工作者能在首都北京大集合而举行茶话会的欢欣之情和对新中国出版业的光明前途有充分的信心。大家在发言中，都希望建立全国性的出版工作者协会，以建立强固的出版业的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同业，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为迎接文化高潮的到来而共同努力。最后由胡愈之讲话，他希望国营出版业与私营出版业合作，用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共同为人民文化事业来努力。 　　　　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报道这次茶话会的消息，在标题中还特别标出了“大家希望建立全国性出版工作者协会”这句话。 　　　　胡愈之和黄洛峰早就有了成立出版工作者协会的设想，经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代表们讨论，很快就拟出《关于筹备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提案》，并商定了发起人和提名常务委员名单，即以“出版委员会”名义给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写报告： 　　　　陆部长： 　　　　本会为便于团结全国出版工作者共同为发展人民出版事业起见，拟由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全体代表联合北京市私营书店代表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兹将提案、办法、筹备工作要点及发起人、筹备委员、常务委员等名单全部送请审阅，并请迅转中央批准。此事务请于19日上午作一决定，俾可在下午大会闭幕后接开发起人会议为荷。 　　　　此致 　　　　敬礼 　　出版委员会启 　　　　报告的“附件一”《关于筹备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提案》中，提出成立筹备会的办法是： 　　　　一、由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全体出席列席代表及北京市出版业座谈会各单位代表为发起人，即日召开发起人大会，选出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79人，组织筹备委员会，并推选常务委员31人，进行筹备工作。 　　　　二、总会筹备委员及各地区委会于返抵各该地区后，迅速进行分会筹备工作，并随时与总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取得密切联系。 　　　　三、总分会限于本年12月底前完成筹备工作。 　　　　筹备委员提名，华北区有胡愈之、黄洛峰、徐伯昕、王子野、华应申、祝志澄、胡绳、叶圣陶等27人；华东区有王益、叶籁士、张元济、谢仁冰、舒新城、张静庐、吉少甫、方学武、卢鸣谷、姜椿芳、陈原、吕叔湘等32人；东北区有李文、周保昌、卜明等7人；华中区有华青禾、马仲扬等8人；西北区有常紫钟等5人；待解放区有重庆张鸿钧1人；海外有香港陈建功1人。 　　　　在《协会筹备工作要点》中规定会员资格为： 　　　　(一)凡拥护新民主主义文教政策的出版工作者，赞成本会宗旨，并由会员二人介绍，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审查通过者。 　　　　(二)本会会员包括下列各方面： 　　　　1．书店出版社的编审、出版、发行及其他一切工作人员； 　　　　2．印刷厂一切工作人员； 　　　　3．各级政府各级团体中的出版、印刷工作人员； 　　　　4．在出版机构中曾经连续工作三年以上，而现在脱离出版工作未满三年者； 　　　　5．年满20岁，个人经营编辑、出版或对出版工作研究有心得者。 　　　　“附件二”为协会发起人名单，共151人；提名为常务委员31人如下： 　　　　胡愈之 黄洛峰 徐伯昕 王子野 华应申 祝志澄 胡 绳 叶圣陶 　　　　史育才 沈静芷 朱葆光 邵公文 薛迪畅 葛一虹 卢芷芬 伊见思 　　　　李长彬 王 益 谢仁冰 张静庐 万国钧 吉少甫 陈 雨 范洗人 　　　　卢鸣谷 王德鹏 万启盈 姚蓬子 李 文 华青禾 吴仲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建立出版工作者协会首次提出的倡议，但未能实现。 　　　　二、全国最早成立的“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筹备会” 　　　　上海是解放前我国出版业最集中的城市。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一个月后，上海新出版业于6月29日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解放后第一次聚餐会”，到会的出版业有27个单位，代表32人。会上一致通过组织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即席推定王益、章锡琛、史枚、王子澄、吉少甫、王德鹏、俞巴林七人为发起人，起草会章。 　　　　9月30日，上海版协筹备会成立，通过协会章程草案，推卢鸣谷等21人为筹备委员。筹委会于10月1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由卢鸣谷为主任委员，张静庐、吉少甫为副主任委员，并确定协会秘书股、组织股、研究股、宣教股的人员和负责人。 　　　　上海版协筹委会成立后举办的一次重要活动是组织“上海出版业华北东北参观团”，团员21人中大部分是私营出版业负责人，由张静庐、姚蓬子任正副团长，团员中有业务管理、印刷、出版、技术等各方面熟练人员。这次参观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央对私营出版业的政策和具体方针，出版总署成立后的组织与业务计划，政府如何帮助解决私营出版业的困难，以及编辑出版分工、纸张供应、著作权保障、稿费、版税办法等等，并特别关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决议内容，实地参观华北、东北出版业的实况。 　　　　中央宣传部、出版总署对上海版协筹委会举办的这次活动十分重视，陆定一、胡愈之于11月22日联名向周恩来并转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参观团由东北返回到北京时，出版总署准备采取的措施和对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1)由出版总署主动召开一次座谈会，重申扶助有益于人民的私营出版事业及在不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作宣传的范围内出版自由的方针，并谛听他们的意见。(2)指示他们在缺乏新的稿子时，把已出的各书中尚有用处者整理出来重印。有些书销行甚广，但内容有反动与错误之处(如《辞海》、《辞源》中有关政治的条目)，必须于再版时修改。(3)确定教科书国营，但海外华侨的教科书可自由经营。” 　　　　12月1日，参观团由东北到京，出版总署于次日举行招待会欢迎胡愈之、叶圣陶、黄洛峰、徐伯昕等就政府对私营出版业的政策等问题分别作了说明和解答，又在他们去天津参观回京后招待午餐，并分别约中华、大东书局等联营书店的常务董事谈话，了解他们的出版业务计划。 　　　　参观团于12月14日返沪后，召开汇报会、专题报告会，向上海出版界详细介绍了东北、华北出版概况，东北新华书店、三联书店的门市经营，造纸工业、印刷厂的设备、生产概况以及参观东北、华北的观感等，还举办了东北、华北出版业的资料展览，参加听讲的有五百五十余人。上海版协筹委会举办的这次活动，对上海私营出版业的从业人员了解政府的政策，解除疑虑，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等方面，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上海版协筹委会还举行了以下主要活动：(1)在华东出版委员会的领导下，假座南京大戏院邀请苏联文化、艺术、科学代表团德奥米洛夫(苏联国际书店经理)介绍苏联出版概况，到会听讲的上海出版、印刷工作者1300人，并向苏联代表团赠送上海出版的图书404本。(2)举办通俗出版业学习讲演班八次，请金仲华、黄源、卢鸣谷、王益、张静庐等讲有关出版的政策和出版方面的业务知识等。 　　　　上海版协筹委会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做了不少对上海出版事业有促进的工作，起到出版工作者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文化部提出成立“中国出版工作者联谊会”的报告 　　　　1956年6、7月间，以亚洲文化交流出版会会长、平凡社社长、日本出版俱乐部会长下中弥三郎为团长的日本出版交流代表团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访问。代表团团员有文化交流出版会理事、著作权协议会专门委员及日贩、内山书店的代表等七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版代表团。当时中日两国还未建交，因而我方由邵公文、王益以中国国际书店名义出面接待。当年9月底至11月中旬，文化部组织中国出版界赴苏联参观访问团一行11人，由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金灿然率领，到苏联作为期一个半月的参观访问。 　　　　文化部考虑，出版方面的对外联络工作逐渐增多，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和民间团体，不时提出要求互相访问、交换资料、建立联系关系和邀请我国参加国际性图书展览会、印刷技术展览会等等，但因我国没有适当的机构来出面和办理经常工作，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用出版行政机关名义又感不便，在对外活动上受到一定限制。今后为了逐步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界的关系和友好往来，并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出版工作者友好联系中增加一种组织形式，需要成立一个适当的组织。由于过去申办出版协会的报告未经批准，文化部拟用“中国出版工作者联谊会”这样的名称，在党政机关的领导和各出版单位的配合支持之下，来出面和处理一些经常性的对外联系事务。 　　　　文化部党组于1957年10月19日向中央宣传部写了《请示关于成立中国出版工作者联谊会事》的报告，并附联谊会的章程草案初稿送审。 　　　　联谊会章程(草案初稿)共14条，其中提出联谊会的宗旨和任务是：“(1)团结全国出版工作者，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帮助全国出版工作者加强思想教育和业务学习，交流工作经验，以提高出版工作者的思想和业务水平；(3)同全世界出版工作者团结合作，为世界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共同奋斗。” 　　　　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中说：“如原则上同意成立，我部拟把此章程草案初稿先提交北京出版单位的少数领导干部讨论，进行修改，然后征求各省市文化局和地方人民出版社的意见，经一致同意后，再正式报请主管部门批准，着手筹备工作。” 　　　　中央宣传部收到文化部党组的报告后，出版处处长包之静于同年10月27日代部拟文：“关于成立中国出版工作者联谊会问题，可以就你们提出的初步意见召集有关方面的同志进行讨论。”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于11月2日批示：“由包之静同志告知文化部即可，不必正式函复。同时请出版处研究，考虑，有无成立此种团体之必要，并提出具体意见。” 　　　　关于“中国出版工作者联谊会”的筹建问题，后来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再次未能实现。 　　　　四、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出版协会风波” 　　　　1954年11月出版总署结束后，署长胡愈之奉调专门做民主党派的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胡愈之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在离开出版领导工作五年后，又重返出版领导岗位，专管出版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期，胡愈之再度提出成立出版工作者协会的议题。关于这段时期有关成立出版协会的始末，当时担任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的陈原在他所著的《记胡愈之》一书中，有一节“出版协会风波”作了专门记述，现全文抄录如下： 　　　　早在60年代初，我们在胡愈老的启发下，就热衷于成立一个出版工作者的群众组织。胡愈老是热心分子，他曾不只一次跟我谈到这样一个组织在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作用。他几次谈话的内容，事隔三十年，在我记忆中已很模糊了，但我发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的“交代材料”中有这么一项，摘录于下，以见其真(下文已删去“文革”时“罪该万死”之类的套话)： 　　　　“从1961年到1962年，我们都十分热心要成立一个出版工作者协会。这同当时所谓要‘纠正’对知识分子的‘粗暴’，同当时知识分子要求改善条件，要求‘自由化’是同一码子的事。 　　　　“鼓吹得最力的是胡愈之。他认为出版社的编辑，没有一个协会，所以在社会地位方面就没有保证。他举例说，比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名单，总是先由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提出来的。新闻记者有个协会，因此新闻界就能有不少人大代表名额；出版界没有协会，谁也选不上。 　　　　“我们认为靠出版行政机关，很多事情是不能办的，即使办也是办不好的。例如《出版通讯》(当时出版局的内部刊物——作者注)作为政权机关的内部刊物，是法令性质的东西，编的人很难办，每篇东西，每句话，都被人看做‘法令’，势必编不出来；如果《出版通讯》是出版协会的机关刊物，而协会只是人民团体，不是政权机关，它所发出的东西只给人参考，没有强制作用，那就容易办多了。又比如请人做总结经验的报告，如果由行政机关来主办报告会，就等于批准了报告并且予以推广；如果由协会来主办，则用不着担心后果，反正是仅供参考，没有人会把它当做党政机关批准了的。协会还可设立各种服务部，从书刊服务到吃点心都有，那就能改善出版工作者的生活条件。又如出版界的对外活动，有这么一个人民团体，就可以广泛地同外国同业来往，展开外事工作；如果只靠政权机关，好多事就只能不办。比方同日本出版界来往，就只能靠人民团体，因为我国还没有同日本建交，政权机关不能出面。至于出版界的许多社会活动，包括文娱活动(如电影晚会、跳舞晚会之类)，由出版协会主办，有很多好处。 　　　　“我们认为建立这么一个人民团体，可以让编辑工作者参加种种学术活动；因为大多数编辑都还不是‘专门家’，他们很少机会参加专门学会，但他们又全都要求在学术上有所提高。有个协会，就可展开种种学术活动，请人做学术报告，自己开讨论会，编辑工作者能有所提高，就可以安心工作和改进工作，对出版事业是大有利的。” 　　　　这份“交代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胡愈老对出版协会的想法。因此，1962年9月至10月由文化部商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出版座谈会，除了请编辑工作者们“大鸣大放”之外，就集中讨论如何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即出版工作者协会的问题。事先，在当年6月间已经由文化部出版局起草了一个准备成立协会的请示报告送到中央有关部门，并且已得到口头批准了。 　　　　那次座谈会是“神仙会”——60年代初提倡的一种开会形式，有话就直说，说是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戴帽子)，说错了也无妨。我用了“说是”如此的字眼，现实生活可不尽如此。不过那时我们(连胡愈老在内)都相信“神仙会”是可以开的，而且会有成效，可见那时我们未免过分天真了。 　　　　这个“神仙会”快结束时，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公报签署的日期是1962年9月28日，实际上29日见报。“神仙会”还有两天才结束。结束前一天，胡愈老把我找去，告诉我说，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答应在“神仙会”闭幕式上讲话，讲话以后就请周扬和有关同志吃午饭，席间准备拍板成立出版协会，胡愈老叮嘱我务必做好各种准备。 　　　　参加午餐的有周扬、齐燕铭、徐光霄、黄洛峰、徐伯昕、张执一(当时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愈老在席间果然提到出版协会，但因为十中全会公报发表了，那个公报里强调阶级斗争的几句话真是惊心动魄，谁也不敢对协会表态——更不能说“拍板”了。若问那几句惊心动魄的话是什么——那就是1966年2月中央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的毛泽东“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时加上去的几句话——原文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神仙会”结束了。出版协会也胎死腹中了。 　　　　陈原在这里所提的“神仙会”，即文化部于1962年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编译工作者座谈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由齐燕铭、胡愈之、黄洛峰、王益、陈原等阴谋策划，号召牛鬼蛇神向党进攻的‘座谈会’”；筹备成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这件事也被诬蔑为要“筹办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出版协会”，成为一些老出版家的一条罪状。 　　　　五、三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出版界出现了转机。胡愈之、陈翰伯等老一辈出版家抓住机遇，在大力抓好出版界恢复工作的同时，又提出筹备建立中国版协。1979年4月19日，以国家出版局党组名义向中央宣传部上报《关于成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请示报告》，很快得到胡耀邦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准。 　　　　1979年12月20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在湖南长沙开幕。出席大会的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版界和中央各出版部门的代表，中央宣传部、国家出版局、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和部分出版界的老前辈，共242人。三十春秋梦终圆，全国出版工作者三十年前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大会开幕时，宣读了胡愈之的录音讲话。他在讲话中谈了几十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经验体会，谈了出版工作体制，谈了出版工作离不开语文，谈了培养干部，也谈到印刷、发行和国家现代化。他在谈到出版协会的作用和工作时说：“……出版工作者协会这个组织，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有了协会组织，首先的任务是帮助我们所有出版工作者逐步地提高，这样也就使得我们出版物，我们书籍质量逐步提高。由于过去没有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编辑这一行往往没有被各方面所重视，也没有机会来共同研究，共同帮助。现在有了这个协会，确实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希望这个协会不是仅仅有名义，应该做许多实际的工作。比方，在大学里应该有出版专业，全国出版界应该有评比，对书籍出版应该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书评的工作是推进出版工作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过去重视得不够。现在有了出版工作者协会，应该把书评放在重要地位，应该在报纸刊物上面发表更多的有分量的书评文章，使得广大读者能够了解哪些书是值得一读的，哪些书是不值得一读的，真正由广大读者对书籍的出版起一个监督作用。所以出版工作者协会，它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在成立大会上还宣读了叶圣陶、周建人、茅盾的祝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应邀作了讲话。中国版协筹备组负责人陈原做了筹备工作情况报告。大会通过《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章程》；选举胡愈之为中国版协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主席，陈翰伯为主席。 　　　　中国版协成立后，决定筹备出版《中国出版年鉴》，由协会副主席陈原负责筹划创刊号的编辑工作。陈原将这一设想向胡愈之讲时得到他的赞许，认为这也是记录史料的一个途径，并应允为《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创刊号写发刊词。 　　　　1980年7月，胡愈之在北京高温的气候中，按照约好的日期如期交稿，他给陈原写了一封短简说： 　　　　陈原同志： 　　　　连日酷暑，体力很差，特别是不能多用脑筋。日内拟去北戴河避暑，可能会好些。 　　　　《出版年鉴》的发刊词，照你的办法，先在录音机上讲了话，然后请人记下来。自己再没有精神修改好。只好就此交卷，请你痛加斧削，或者基本不用更好了。其余的文件附还。 　　　　敬礼! 　　胡愈之 　　1980．7．9 　　　　胡愈之写的《发刊词》刊载在《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出版的创刊号上。他对中国版协成立后立即创刊《中国出版年鉴》的举措表示赞扬，说道： 　　　　“在80年代第一年，开始出版《中国出版年鉴》是一件大好事。这部年鉴将记录我们出版工作在新形势下的进展；而全国人民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在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方面的变化和成就。”“通过这部年鉴的出版，让全国读者、作家、编辑、出版工作者、印刷工作者、发行工作者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改进我们的出版工作，加强我们的出版工作。” 　　　　“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从80年代开始，飞起来吧，快快飞起来吧!” 　　　　这是一位经历了八十四个春秋的文化战士给出版工作者留下的遗言，表达了他对出版事业的依恋和期望。 　　（据《中国出版年鉴·2003》，中国出版年鉴社2003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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