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王德鹏 　　 ----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 　　 　　 　　1.家庭故乡上海立业 　　 　　父亲王德鹏，字翼云，号锡寿，1904年11月19日出生于江苏吴县甪（音lu）直镇。祖父王季方（1873？-1919）是一家当铺的职员，他有两位兄长，长兄名伯勋，二兄名叔陶（翔云伯伯的父亲）。祖父身体欠佳，命运多蹇，家丁不旺，先后有几位祖母去世。父亲是第二位姓朱的祖母生的。仅有的妹妹名寿华,比父亲小11岁，生于1915年，行三（为什么行三，是否中间还有一个夭折的，不得而知），是第四位，也就是最后一位姓孙的祖母（1886？-1958）生的。 　　她是约1910年嫁给祖父的，只有她才是我记忆中的祖母。 　　我记得祖母每次从甪直老家来上海或北京看我们时，给我们的礼物都是每个孙子一块大洋（袁大头或鹰洋），我是由此认识银元的。祖母很有文化，爱听‘书’（苏州话，即听‘评弹’）， 是书场常客。她来我们家的时候，上床临睡还带副老花镜看三国演义，据说还爱看红楼梦，在同龄老太太中是不多见的。 　　1956年4月，祖母曾与外婆联袂，从千里迢迢的老家赶到北京，看望她们的儿孙。此时，姑母正临产，后生了表弟陈明远。祖母住姑妈家，外婆住我们家----她们各住女儿家。 　　父亲的舅舅朱文锺 (1875-1952)，是育莲表叔的父亲，我们按家乡习惯尊称他公公，按北京话应称舅爷爷。他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前清秀才，康梁变法的积极拥护者。民国初期与他人合作创办甪直甫里书院（后改为甫里小学）。聘请现代学者、教育家叶圣陶、王伯祥等任教，完全采用新式的进步教育方法培养学生。朱文锺曾任该校代理校长。他本人擅长中国古典文学，尤其诗词，教了三十年的书，不失为现代教师的先躯。 　　父亲从小深受这位舅舅的锺爱、关怀和开明思想的影响。幼年曾在舅舅家中住过一段时间。父亲对公公也非常尊敬，事之如父。以后，父亲对他几位表弟、表妹应有的关照，都源之于公公对父亲的恩爱。1951年父亲调进北京前，曾去甪直，专程向公公面辞，公公深情地对父亲说，你这次走了，恐怕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甪直，又名六直（因镇东有直港可通六处而名）或甫里（因人称甫里先生的唐代诗人陆龟蒙居此而名）。位于苏州城东南25公里的吴淞江南岸。是吴县东部水乡中，历史悠久而著名的文化古镇，水网桥多，有“三步跨两桥”，“家家尽枕河”之谚。街道屋宇古朴，生活习俗高雅。镇内有保圣寺，建于北朝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有古塑十八罗汉，相传为唐代圣塑杨惠之所作。闻名国内外，人称“禅林第一，佛像无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文人雅士，代不乏人。陆龟蒙是一个，历代层出不穷。 　　父亲是在甪直甫里小学毕业的，叶圣陶、王伯祥等都是直接教过他的老师。在这些名师良好的启蒙教育下，父亲从小就懂得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高尚的人，并接受了一些民主、自由的新思想。父亲很尊敬这几位老师，以后他们又成为父亲在出版界工作的领导或前辈，父亲与他们保持了毕生的师生、朋友关系。 　　父亲珍藏一本叶圣陶作序的“抗战八年木刻选集”。 叶圣陶在扉页上题字：“翼云兄笃嗜版画，搜集极富。日寇占沪渎时，检查其居处，书籍悉载而去。于是断念不复收购。及靓此集，旧好顿萌，谓将赓续前业矣。此集之出版，余为校改编排，费力至多，印刷装订，务求其精。虽成绩仍未能自满，于国内出版界不失为良品。翼云兄见而爱之，因其宜也。叶圣陶题” 　　1919年末，47岁的祖父因病去世。当时家中是负债的。身为长子，父亲不得不辍学谋生，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920年春末，不满16岁的父亲，只身来到上海，进鼎康钱庄学徒。钱庄老板是父亲的远房本家，对父亲还算照顾，加之父亲为人正直、待人诚恳、谦虚、勤奋、开朗，尤其善于社交，因而职业上很有进展，担任‘跑街’，负责同业之间‘轧头寸’（现代话即融资），直至任鼎康钱庄襄理，逐渐跻身于商界名流。父亲写得一手好字，颇有古文基础，喜欢鉴赏字画古董。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为我逐句讲解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毛泽东的沁园春。 　　父亲为人达观，与人无猜。有一次他去我堂姑父家吃晚饭，不慎把身上的一根金条掉了而不觉（金条是他轧头寸借来的），饭后主人打扫发现，知道是他的，很着急。当时没有电话，等着父亲回来找，结果等了一夜。第二天上午，父亲不慌不忙地去了，主人问，你怎么不急呀，父亲笑笑说，知道在这里就不急了。 　　父亲与姑妈之间的兄妹情是很深的。母亲常说，他们兄妹一见面，话总是没有完的。父亲自己没有条件上学。供妹妹上学却非常慷慨，从不吝啬。姑妈在上海进清心女中读书，这是一所有名的教会学校，学费当然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姑妈曾讲过一个小故事，她初到上海，很羡慕洋袜，当时一双洋袜顶十几双土布袜，姑妈流露出来，父亲知道了，一下子给她买了半打。1952年2月姑妈结婚。结婚仪式就在我们家举行，父亲是主婚人，一百多个宾客到场。当时我们把所有床都临时拆掉，摆上桌子，招待客人。 　　1924年，父亲曾萌发离开钱庄，重新去读书的念头，写信禀告祖母，祖母未予同意。父亲也没有坚持，只好作罢。 　　1926年12月1日，父亲在甪直老家与母亲成婚。母亲许祖芬也是甪直人，1908年3月21日出生。母亲在家中是老大，她父亲早逝，下面有三弟一妹，即我二舅许士楷、三姨许祖芳（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成了她的干儿子，可能她曾住我们家，帮母亲把我带大，所以我一直称她寄母）、四舅许嘉鸣和小舅许祖鼎（又名许重）。母亲嫁与父亲时，她的祖父还健在，据说，他非常喜欢我父亲这个孙女婿。父母成婚后，母亲自然住婆家，父亲仍回上海，约至三十年代，他们才定居上海。 　　二十～三十年代的上海，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一个革命中心。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复杂世界中，父亲可以、也完全有条件走他当时那个阶层很习惯的发家致富的道路。但是他没有这样，而是不断追求真理，接受新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不是偶然的。 　　父亲常说，对于旧社会的黑暗腐朽、国民党的反动腐败，他不仅看透，而且深恶痛绝。父亲有一位姓陈的挚友、同学，早年参加革命，‘四·一二’事变中被反动派杀害。这件事直接触动了父亲，对他震动很大。鼎康钱庄位于上海天津路,离南京路很近，父亲经常出入其间，亲眼目睹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的爆发和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富于正义感和民族感的父亲强烈地同情和支持罢工群众。 　　父亲爱书，读了不少进步书籍，与当时的进步文人也有很多联系。从书本上接受了许多革命道理。懂得必须推翻旧社会，才能建立新社会。 　　 　　2.抗战爆发送别王传馥许祖鼎去延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很快成为沦陷区。 　　在父亲身边的两个年轻人首先呆不住了，一个是我的堂兄王传馥（1920-1942），翔云伯伯的长子；另一个是我的小舅许祖鼎（1919-1948）。他们对我父亲说，要去延安，参加共产党，打日本。父亲与他们之间对这个问题也早有共识，表示同意，并负责日后向他们的父母说明解释。父亲‘表示同意’，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说明解释’也负有全权责任。当时，王17岁，他父母在苏州，许18岁，他的兄长寡母在甪直。兵荒马乱，音信难通，父亲受他们父母兄长所托，实际上成了他们的监护人，必须对他们负责。 　　父亲在南京路新雅饭店为他们送别，在坐还有一位叫张梅的女青年（张梅可能先与许祖鼎认识，80年代，张梅曾拜访我母亲，她说，许祖鼎是她初中同学，许曾在上海南市小南门中华路的上海商会商业中学学习。许祖鼎的这个经历，可能与他日后在皖北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有关）。父亲说，“支持你们去。我因为有家庭拖累，走不开。但经济上可以支持你们”。 　　王传馥、许祖鼎等人于1937年末离开上海，乘船到宁波，辗转浙赣线到了武汉，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那里的同志说，前方急需干部，你们去八路军学兵队吧。经他们介绍，王、许等人未去延安，而是到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总部学兵队”。当时学兵队的负责人有杨尚昆、彭雪枫、陈克寒等。学习结束后，王传馥分配至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工作；许祖鼎则分配至皖北地区工作。以后，父亲与他们分别都取得了联系。并尽可能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他们奔赴抗战前线的实际行动，对父亲也是直接而深刻的教育，坚定了他走革命道路的决心。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事先埋伏十万重兵，围歼奉命北撤的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王传馥不幸被俘，被关在上饶集中营的茅家岭监狱。这是敌人专门关押“最顽固不化者”的狱中之狱。但就在这个敌人的心脏地区，1942年5月25日，王传馥作为五个委员之一，组织和领导了茅家岭暴动。夺枪破门，冲出监狱。暴动成功了，20几位战友展转回到了革命队伍。但王传馥负责断后作战，在打死一个追兵后，不幸负伤。情况紧急，他谢绝同志们的搀扶，再度被捕。三天后，即5月28日，惨遭敌人杀害。直到上海解放后，翔云伯伯才得知他儿子牺牲的确讯，伯伯悲痛之极，扶病执笔，记述儿子的一生如下： 　　 　　传馥生于一九二０年农历十月初一，卒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注：应为二十八日），存年二十三岁。家居苏州，幼年就教于家塾，后入吴县私立树德中学，一九三六年毕业后，即赴上海入立达学园，学业未毕而抗日军兴。鉴于时势之紧迫，以弱冠之年献身伟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与史继蕃、许祖鼎（许重）同志相率离沪，辗转经武汉入晋西南陕北公学分校（注：应为“八路军总部学兵队”）学习。既毕，返回汉口，不久派赴皖南工作，组织地方武力参加抗战，为当时新四军之干部。不虞壮志未竟，横遭摧残，皖南事变中无辜被执，惨受酷刑，刚强不屈。复被押送江西上饶，入茅家岭集中营。人间炼狱，至此已极。狱中同志不能卧待杀戮，共谋起义，传馥主谋其事。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计划已妥，夺枪破门，奋不顾身，茅家岭上乃闻反抗吼声。方共庆重获自由，而传馥于断后任务中，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回溯往事，凡有血肉，宁不伤心？然求仁得仁，传馥无憾焉。路阻音隔，此八年中家人无不相望。上海解放，正谓相见有日，然事与愿违，竟成永别。伤哉！乃述始末，以志永念。 　　 父王德鸾（翔云）追记。一九四九年六月。 　　 　　伯父伯母是深明大义的。当时，爱国可不是一句空话。时局艰难，日寇猖狂，国民党反共升级，老百姓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皖南事变后，三哥杳无音信。太平洋战争后的1941年底，老俩口又坚强地送六哥传洪（当时14岁，省立‘上海中学’学生）投奔新四军去了。 　　建国以后，在南昌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中央大厅正中部位，挂有王传馥烈士的遗像，并介绍了烈士的生平事迹。在暴动发生的当地，立有上饶茅家岭革命烈士纪念碑，为后人瞻仰。 　　再说许祖鼎。许祖鼎离开上海前，未及与他母亲面辞，仅留下了一封情深意切的告别信： 　　 　　母亲大人： 　　同你分别了，然而并不是永别。希不必悲伤，更不必担忧我。因为这次的远离是万全的。不过时间长短而已。……我出门（注：指离开老家到上海）的前后，你为我流了多少的泪，然而这是希望的泪。希望我能够达到你所希望的。我也为了安慰你，踏上万恶的社会挣口饭温饱自己。……已经见到社会的混浊黑暗，……加之上海简直是奴化区域，我不能忍受这种痛苦。所以决计离开上海，到我所希望的陕北去。请你万万不要悲伤。为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我们不能再萎缩。况且陕北是绝对安全的，比江浙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决计去了，隔几年再见吧。此上。敬祝 　　 康健 　　 儿 祖鼎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许祖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决计投奔延安，走革命道路。这封信请我父亲转交，但父亲并没有交给外婆，可能是因为出于安全的考虑和外婆不识字。抗战八年和战后，许祖鼎一直在皖北根据地从事政府工作，负责经济事务。据父亲说，已经是专区一级的领导干部了。他同我父亲保持着书信联系，1940年5月的信上说，“我自进店后，承蒙经理很看得起。”说明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1946年2月他从安徽泗县给我父亲的信： 　　 　　 翼哥： 　　不知不觉的分别已经八年多了，然而你送我们上轮船，以至临别的一幕，犹如在昨天。在这个过程中虽曾受了不少苦难，但在今天回忆起来，只有高兴与鼓舞。为此我们国家付出了无数人民的鲜血，（才）换来的果实。……我在八年中，虽则有时很艰苦，但最近四五年以来生活非常优裕。而且因为是拿着枪杆同敌人拼命，所以精神上比你们愉快，也没有（被）逮捕的危险。它要我们的命，我们更要它的命， 直到把它消灭为止。 　　…… 　　传馥已在那个事变（注：即皖南事变）后牺牲了，中间还有一段非常英勇的故事。这是我们后死人悲痛中的快慰。八年来的经历确实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个人的生死真是“沧海之一粟”。不过这事暂时不要同翔云叔谈起，以免极度悲伤。我回去后详谈。 　　…… 　　内弟祖鼎上（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可以看出，经过八年磨练，许祖鼎已经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成熟的党的干部了。但是，由于根据地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决不是他信上说的‘优裕’），加之工作非常繁忙，许祖鼎从大约1942年起，就患上了肺结核病。在缺医少药的当地，一度病情恶化，十分危急。许祖鼎在一封来信上说，“……的确万分危险，此间同事亦很多为我的病而担心，但侥幸终于（战）胜了病魔，不过身体仍是坏得很”。 　　经组织上研究，为了彻底治愈疾病，安排许祖鼎去上海治病。1946年5月，他从安徽蚌埠回到上海。他机智地化名先住下旅馆，让人送信至鼎康钱庄，请我父亲去旅馆见面。我父母非常高兴，我母亲早就主张他回上海治病。他一直住在旅馆，而不住我们家。我想，这是爱护我们。他有时也来我们家，我们叫他‘小娘舅’，他穿一身青色长袍，带一副眼镜，总是面带微笑，文质彬彬，略显苍白，完全是个书生模样，根本看不出他已是在敌后战场和根据地驰骋了八九年的老战士。在上海治病，条件不错。加上当时解放战争形势逐渐从战略防御转为反攻。他可以预感到胜利在望，他内心一定非常兴奋。这对于他身体恢复也极为有利。他专心治病，甚至没有去近在咫尺的甪直老家，看看离别十多年的老母亲。 　　正当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却发生了谁也想不到的意外。1948年7月的一天，医生给他打空气针（把空气注入肺部帮助呼吸）时，空气进入血管，引起心脏窒息，抢救无效，于7月28日在上海愚园路蓝十字医院去世，年仅29岁。此时，距上海解放已不到1年。小舅的抢救，持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凌晨父亲从医院回来时，头发都白了。 　　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发下了毛泽东署名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苏南字第00501号 　　查许重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之尊重。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发给其家属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 　　主席毛泽东 　　 1952年2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在我外婆去世后，这个纪念证一直挂在二舅许士楷家中。父亲为小舅起草了碑文： 　　 　　许重同志之墓 　　中国共产党党员许重同志，江苏省吴县人，原名许祖鼎。生于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没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在中共皖北地区工作。积劳成疾，来沪就医，更名陈叔禹。不幸竟逝。 　　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奋斗，永垂不朽。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王德鹏记于上海 　　 　　小舅不幸逝世，受打击最重的当然是我外婆。父母亲和许家兄弟姐妹实在不忍心让老人在小儿子离家十几年后，再受‘白发人哭黑发人’之打击，没有把这个噩耗告诉外婆，希望老人心中留住对儿子的美好幻想和期盼。由于老人一向习惯独居，这种善良的隐瞒也有实现可能。1956年外婆来北京时，心中还存有一丝自己也不敢相信的的侥幸，希望能见到这个小儿子。对儿子的悬念变成了对她终身的折磨。但是，纸永远包不住火。1957年外祖母自尽而亡，虽然有别的原因，但不排除由于对儿子的幻想突然被破灭。 　　创办《大用》坚持抗战 　　 　　生活在沦陷区的父亲，在送走二个亲人后，决不甘心寂寞，一直在寻找革命路途。经张梅介绍，父亲大约于1939年参加了一个名叫‘雪影’社（又名“上海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的组织。这是党组织很有影响的一个青年救亡组织。父亲被选为理事会理事，负责总务。理事会主席是林苓（又名陆林英，女，中共党员，1945年在重庆病逝）。成员有张梅、李蒲军（解放后成为我的表姐夫，他夫人是表姐汪绍兰）、张文龙、沈强等。参加雪影社的还有我表哥汪绍增。雪影社利用合法组织（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记为‘剧社’）的名义，组织成员学习进步和革命书籍，演出进步和抗日文艺，为新四军和共产党输送人才。成员之中，谈的不仅是抗日，而且更多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多时其成员共有一百多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经估计到日本将进占租界，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雪影社决定自行解散。 　　1944年，抗战胜利的曙光已隐约可见。原雪影社成员张梅、李蒲军先后从新四军茅山游击区回上海，找到我父亲，商议创办一家出版社。目的是收集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并联络进步作家及爱国文人，积蓄力量，为抗战胜利后建立进步的宣传出版机构作准备。定名为“大用出版社”。为了隐蔽，对外挂牌“大用文具社”。张梅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指派她与出版社联系。 　　 父亲担任大用出版社的社长，这是他踏进出版界的第一步。父亲筹集了一笔资金，在上海哈同路（现铜仁路）租了一处二层楼房。楼上是办公室和宿舍，楼下出售文具。并雇了二三位‘店员’，其中一位是育莲叔叔介绍的费明远。 　　经杨笑雄（原雪影社成员沈强的好友，也是我父亲的好友，杨笑雄的父亲创办珠林书店，从事出版工作，对进步作家比较熟悉）介绍，父亲结识了冯宾符伯伯（1914-1966，解放后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病逝），请他担任编辑。冯当时是一位中学教员。从抗战前《世界知识》创刊开始，就长期为之撰写文章。两人一见如故，逐渐成为莫逆之交。从此，他们共同战斗在文化出版事业上一辈子，成为毕生的挚友。冯伯伯对父亲的帮助很大。父亲经常在家中自比林冲，而把冯伯伯比作鲁智深，对我们说，是鲁智深的大智大勇，救了林冲，并把林冲送上梁山。 　　在父亲和其他人的影响下，育莲叔叔也成长为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经常阅读从父亲那里借来的进步书籍。朱育莲有美术天才，热心为‘大用’画广告和帮忙其他工作。解放后成为著名的政治地图绘画家。 　　大用出版社与一批进步作家，如周建人、楼适夷、胡仲持、耿济之等建立了联系，组织他们从事译著工作。不久，大用出版社的活动被日本宪兵队发现。敌人几次传讯父亲未遇，扬言非抓到王德鹏不可。形势已非常紧张，1945年初的一天，父亲专程去出版社处理事情，恰敌人又来传讯。幸好有费明远在楼下与敌人周旋，并随敌人去伪联保处，使父亲得以从后门脱险。父亲连夜上火车站，离开上海回到甪直。但冯宾符却未能幸免，被日本兵抓走，受了皮肉之苦（上海话叫‘吃生活’）。 日本兵还闯到我们家中搜查，抄走了全部书籍，母亲和姑妈都深受惊吓。周建人刚进‘大用’，即遭日本便衣盘问，周看情况不妙，佯作顾客，得以脱险。汪绍增、朱育莲等住处均遭日本特务搜捕。汪绍增事先获讯，已经转移。朱育莲多亏友人掩护而逃脱，也回到了甪直。 　　过几天，母亲知道父亲已经平安回到了甪直，遂把家里安排好，带我们全家，也都回到了甪直。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故乡。听我们的敲门声，出来开门的正是父亲，大家喜出望外。 　　在甪直，父亲和我们都住在南海（甪直当地的地名）外婆家，可能是为了安全。我当时6岁出头，有些事已经记得了。外婆家不小，有前后厅，后厅上楼是卧室，父亲住前后厅之间天井中的一间小书房。大门前有一条小河。每到傍晚，一只只渔船返回，船头站满鱼鹰，一个飞快钻进水中，一个又迅速钻出来，把尖咀中叼着的鱼吐进筐里，我奇怪为什么它不把鱼吃掉。后园是一个很大的菜院，我一个人是不敢进去的。家里养一群鸭子，早晨是不喂食的，赶出去自己觅，晚上结伙回来才喂一些，很有规矩。 　　祖母家在东海（也是甪直地名），我们有时也去。更大。楼上祖母房间里有一幅很大的画像，我估计是祖父的遗像。天井里很阴，有一只大乌龟，我看着都害怕。离祖母家不远是同福堂中药铺。这是祖母的娘家。 　　当时，我们四兄弟（二哥树中、三哥纪文、我和五弟允章）之外，还有一个小妹妹，名轲（父亲为女儿起这个名字，涵义荆轲刺秦王，充分表达了他要向日本侵略者复仇的决心），行六，父亲一生唯一的一个女儿，天生卷头发，才二岁。因为头摔破了，缺医少药，得了破伤风。在哥哥们参加庆祝抗战胜利游行的当天晚上，她夭折了， 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她永远留在了老家。父亲深沉地说，这笔帐要算到日本人头上。 　　在甪直住了半年多，至1945年8月，外婆家前厅里买来的西瓜还没有吃完，日本投降了，我们终于胜利了。当时西瓜是论担买的，1担100斤，哪个熟了吃哪个，吃的时候先放进桶里在井下泡半天。我们盼着回上海，外婆说总得吃完西瓜再走。这半年多在甪直，给我留下了幼年时代对故乡的美好记忆。 　　很快全家回到了上海。当时我们还是住愚园路983弄（东华坊）7号三层。一层是企云叔叔家。对面是21号，一二层是翔云伯伯家，他们家很早就有电话、冰箱等现代物品。三层是姑父汪叔芗（汪绍增的父亲）家，姑母极其豪爽、热诚，我们都亲切称呼她‘三层楼伯伯’。我们几家亲戚住得很近，来往也很密切。以翔云伯伯为长，每到大年初一，我们都去他们家拜年、吃饭。先拜祖宗，在祖宗的画像前，长辈男的鞠躬，女的道万福，小辈们磕头。我们这个‘家族’小圈子有几十人，解放前多为知识分子或职员阶层，出了好几个烈士和革命军人，没有一个是跟国民党走的。不能不说，这与我父亲对这个圈子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3.复刊《世界知识》迎接全国解放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原《世界知识》主编金仲华(1907-1968，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陈毅尊他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从重庆返回上海。金仲华希望已停刊多年的《世界知识》能在上海复刊。当时金仲华是新闻界、文化界的重要人士，是宋庆龄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周恩来也称他是最可靠的朋友。金仲华与冯宾符是商务印书馆原东方杂志社的老朋友，冯又把王德鹏介绍给金仲华。从此，他们三人就成了世界知识社的核心，既有分工，又紧密合作，在共同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金仲华任世界知识社社长，当时他还担任过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对当时美国和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有广泛的了解，掌握大量资料，不断为《世界知识》提供丰富的内容最新的稿件，他把握了杂志的方向。冯宾符任主编，负责日常编辑工作。王德鹏任经理，负责财务，经常与银钱业和工商界的进步人士接触，为《世界知识》的出版筹措资金。 　　《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当时上海地下党文委为了加强对文化出版事业的领导，组成了由张登（沙文汉）、艾寒松、姚溱和陈虞孙等同志组成的宣传委员会。不久张、艾去解放区，实际上是姚、陈二位领导。1947年底，乔石（蒋经逸，解放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正东（贺霖，解放后在中央军事科学研究院工作）来世界知识社工作（一说来社隐蔽），与杨重光同志组成一个党小组。冯宾符1947年入党，由姚、陈单线领导，不参加这个党小组。 　　《世界知识》抗战前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现在要复刊，成立新的世界知识社。在当时条件下，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都有极大困难，尤其是缺乏资金。父亲挑起了这个重担。最初，父亲通过朋友胡宣同（当时是中国银行襄理）、梁朱明、胡载之（解放后为世界知识社干部）、韩宏绰、胡远声等私人集资，加上变卖大用出版社剩余物资和金仲华的个人积蓄1000元，勉强应付。父亲向赵公绂（与赵朴初同学、至交，曾随赵朴初从事进步活动，解放后为中国佛教协会干部）借了十几两黄金，趁金价上涨纸价未动时，卖掉黄金买进纸张。没几天，纸价上涨，卖出一部分还债，余下的就成为复刊《世界知识》的第一批用纸。这是父亲非常得意的一件往事。 　　1945年10月，经过金仲华、冯宾符、王德鹏的精心筹划、鼎力合作，世界知识社终于成立。《世界知识》复刊后的第1期（第12卷第11期）于1945年12月1日与广大读者见面。深受大众欢迎，对社会影响很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世界知识六十年”纪念册上登有这一期《世界知识》的封面和王德鹏、金仲华冯宾符王德鹏合影的大幅照片。当时《世界知识》每期版权页上都印有“发行人王德鹏”的字样。 　　《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得到国内外许多国际问题专家的大力支持，不断为刊物写稿。经常供稿的有郑森禹、梁纯夫、姜椿芳、刘尊棋、石啸冲、娄立斋、宦乡、陈原、刘思慕、陈翰伯、吴景崧、廖胡今、李纯青、林焕平、孟宪章、戴文葆、潘光祖、陈虞孙、茅盾、胡绳、张铁生、曹日昌、吴大琨、侯外庐、平心、戈宝权、李正文、何家槐、艾寒松、马叙伦、吴清友、寿进文等，经常提供译稿的有曹未风、满涛、柳无垢、董秋斯、于友、黄兆钧等。在国外经常为刊物写通讯的，在东南亚有胡愈之，美国有刘尊棋、薛葆鼎，英国有胡其安、陶大镛等。由于《世界知识》有这样一大批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为后盾，刊物的水平是比较高的。 　　《世界知识》发行，经费不足，入不敷出，收支赤字，是经常性的大问题。为了维持刊物生存。父亲到处奔波，筹款济急，日子很不好过。办公条件简陋，能省的都省了。但出版发行不含糊。稿酬不能少，我家至今还保存了周建人先生收到稿费后对我父亲表示谢意的一张便条。《世界知识》在今延安中路科学印刷厂排印，这是当时上海印刷条件最好的一家工厂，杂志印刷质量很高。 　　父亲作为世界知识社的经理。不但不领取任何薪金或报酬（家中生活仍靠鼎康钱庄襄理的薪金），有时还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贴补到社里。工作人员除供给伙食（吃所谓‘包饭作’的饭菜）外，不计工资。后来经济条件稍好些，每人每月才发几元零用钱。为此，父亲心里一直不安，多次向工作人员表示歉意。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面临崩溃。国民党在上海的白色恐怖加剧，一些进步刊物相继遭到禁止，对《世界知识》的迫害当然也不断升级。父亲作为《世界知识》的发行人，经常需要同反动当局周旋。后来，黄浦分局正式传讯王德鹏，查询刊物资金和文稿的来源等。父亲早已作好准备，大摇大摆坐一辆黄包车进了警察局，从容对答，沉着应付，敌人无可奈何。尽管如此，伪上海市社会局还是在1949年3月22日，对《世界知识》下了停刊令，命令胡说，“查该刊第19卷第8期所刊载之‘山雨欲来’、‘对台戏’、‘颜邵来自石家庄’、‘李代总统的课题’等文鼓吹局部和平，违反国策，值兹戒严期间，奉令应予以停刊处分”。但这个命令极为短命。二个月之后，1949年5月25日上海就解放了。不久，6月17日，《世界知识》又再度复刊。伪上海市社会局的这个命令原件，一直保存在我家。1999年1月，我们‘物归原主’，把它交给了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安国政同志亲自收下，表示“这是研究我社历史的重要见证，我社将妥为长期保存。”1950年世界知识社迁到首都北京，当年5月5日，《世界知识》在北京出版。周恩来为《世界知识》题了刊名，这个题字一直沿用到现在。 　　纵观父亲一生，在上海复刊《世界知识》的三年多，是他生命中最值得骄傲的闪光点。人的一生可以是漫长的。但真正辉煌闪耀的却往往是一瞬间，正是这一时期他所作的工作，为后人所铭记。 　　1947年7月，七弟王垦出生。名字是父亲请冯宾符伯伯起的。当时新中国的曙光已隐约可见，他们希望晚辈们开垦这块广阔的处女地。20年后，正是文革岁月，王垦真的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开垦北大荒十年。可惜错过了他应有的上大学的宝贵时光。 　　约1946～47年，我们家从上海愚园路搬到南市，住尚文路白漾二弄鸿莱坊2号。这是上海普通民宅楼的一个整单元，上下三层，一层是会客室，二层是父母亲的卧室，三层是我们弟兄住的，有时客人也住这里。一层后面是厨房，有一个后门。一二层之间的亭子间是父亲的书房。二三层之间的亭子间是嘉鸣舅舅住的，有时也有别的客人住。二层前有阳台，三层后有晒台。1947年我进了我家附近的蓬莱路中心小学（曾名梅溪小学）上三年级。直到1951年小学毕业。 　　1951年9月，我离开生我养我的上海，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记得那时的火车走了二天一夜36个小时。火车站还在前门。 　　 　　4.共谋起义宋茂林牺牲 　　 　　宋茂林是我的表姑父。解放前，他在当时的中央银行工作。由谈家禎夫人介绍，宋茂林与我父亲的表妹孙志慧结婚。我父亲与这位姑父相识不长，但志趣相同，相见恨晚，很快成为至交。姑父经常来我们家，常与父亲车深夜长谈，有时就留宿我们家。姑父结婚后，我曾随父母亲去过他们的新房，大概在虹口一带，依稀还有印象。他有个中学同学，名龚先荫，在国民党空军部队（空运大队101中队）任机械长，中尉军衔，负责地勤。龚先荫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军的。部队驻上海虹口机场。当时两人在上海相遇，相见如故，这大约是1947年的事情。 　　龚先荫富有正义感。因拒不参加上司利用部队飞机营私的勾当，反遭迫害，难以立足，遂萌生脱离部队、潜回母校西北工学院另谋出路的念头。宋茂林甚表反对，他说，人‘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宋茂林的‘向前’，实际是希望龚先荫走起义之路，这是当时国民党军人的唯一出路。宋把龚先荫介绍给我父亲。父亲在上海老正兴饭店设宴款待他们两位。父亲首先表示欢迎，表示很理解龚的处境。以后，龚先荫也经常到我们家来，在我父亲书房里深谈，有时宋茂林在，有时不在。我还记得龚每次来，都开一辆军用吉普车，有时身着军装，很神气，对我们家来说也很安全。父亲给龚讲了一些革命道理。龚先荫后来把鸿莱坊2号我们家比作他的‘政治启蒙学校’。在父亲和宋茂林的影响下，龚坚定了起义的决心，还在部队中联络了一些同志，如毕光灿、陈声永、谢克勋、陶新昌等，他们还准备联络飞行员驾机起义。父亲把这些情况向地下党作了详细汇报。龚先荫也为起义作了准备，把他母亲妻儿送到了甪直（暂住赵公绂先生的家中）。 　　 1949年3月，经上海地下党文委负责人陈虞孙批准，决定把宋茂林、龚先荫等一批同志送往苏北解放区。由于人多，计划分二批走，龚是第一批。宋第二批。 　　龚先荫和毕光灿等，先进赵公绂的‘上海酵母化工厂’隐蔽，在那里他们见到了赵朴初先生（1907-2000，著名社会活动家、诗人、书法家，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终身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4月6日至吴凇口，乘帆船秘密渡江北上，到达江北青龙港。经淮安到了济南，龚先荫、毕光灿、陈声永、谢克勋等又随刘善本（解放战争中第一位驾机起义至延安的国民党飞行员，解放后授大校军衔，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乘飞机到了北平。刘善本的飞机是美制C-47型军用运输机，龚先荫在国民党那边也正是维护这种飞机。龚先荫等编入人民解放军空运组，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龚仍被任命为机械长。 　　但是，第一批走了以后，起义行动被机场当局发现，第二批未能走成，并且可能有人告密。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宋茂林。宋茂林虽经酷刑，只字不吐，坚贞不屈，大义禀然，最后壮烈牺牲。我们由衷感到，宋茂林是真正的革命英雄，黎明前为革命捐躯，保护了他后面的王德鹏。如果他一松口，我父亲就必然是第二个宋茂林。我父亲记录了这段发生在黎明前的事件（根据龚先荫后来提供的情况，我作了个别文字上的变动），作为对烈士的永远怀念： 　　 　　宋茂林烈士，陕西省西安市人，生于1919年7月16日。幼年在西安入学，至中学毕业，正值国民党反动统治最黑暗之时，无力升学，毕业即失业。不得已谋得一银行小职员位置，以维（持）生活。茂林同志不满当时在剥削阶级中讨生活。同时更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因而与几十位青年学生共同组织歌咏团，唱出了要革命的心声。为反动统治者所不容。只身赴沪，生活仍无保障，入伪中央银行当一名雇员，随时有失业之虞。适与在伪空军地勤部队服务的旧同学龚先荫同志相遇，龚有起义赴华北解放区之志愿。茂林予以鼓励，共商大计，并商之于我。我乃向党组织请示，领导上认为可以设法送往苏北解放区，此是1949年早春之事。上海还未解放，苏北这条路线是秘密的。适遇开全国学联大会而赴北京的人多，路途太挤，茂林同志自动暂时留下，让龚先荫等四位空军机械人员先行。不幸起义为敌人发现。蒋匪特务于5月9日把茂林同志逮捕。虽经酷刑，茂林坚贞不屈，在敌人面前绝不低头，表现了青年爱国志士的英勇气概。敌人竟于5月16日，自身难保之时（距上海解放仅9天），杀害了茂林同志。5月25日上海解放。我得到确讯，立即寻觅茂林同志的遗体，未有所获。党和政府为烈士建立了一座衣冠墓。为后人瞻仰。茂林同志被害时年仅三十。宋茂林同志永垂不朽。 　　1965年12月1日王德鹏记于北京 　　 　　宋茂林被捕后，父亲得讯，借口南市的炮声太响，很快隐蔽起来。藏进了很安全的一个大资本家在杜美路的家中。留嘉鸣舅舅和一个保姆看家。其实，这个炮不是解放军打的，解放军进攻上海，奉命不带机枪、大炮等重武器，为此，子弟兵付出了血的代价。而是国民党垂死挣扎打的炮。第二天，母亲又匆匆回家，把我和允章都接走，可能怕反动派抓人不着，把孩子带走当人质。当时，敌人即将覆灭，早已宣布戒严或全天戒严，远处也时而传来枪炮声。但父亲仍然每天早出晚归。5月24日，枪炮声更紧更密。傍晚，我焦急地在大门口等盼父亲。父亲回来了，说明天再也不出去了，我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清早，我们一开大门，看到满街都是在人行道上熟睡的子弟兵。我幼小的心灵也禁不住欢呼，上海解放了。我有幸亲眼看到这历史的一幕，是值得传达给晚辈们的。 　　上海解放以后，伪中央银行被接收为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的领导和同志们为宋茂林烈士召开了追悼会。赵朴初先生为烈士的遗像题了字。烈士遗孀孙志慧，安排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继承了烈士的未竟事业。烈士的儿子宋宝宁，与共和国同龄。党和政府培养他直到大学毕业，现在苏州钢铁厂工作，任工程师。 　　 　　5.建设新中国革命热情高涨 　　 　　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迎来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父亲也从一个旧社会的钱庄襄理转变成为革命者。在牺牲了三个亲人和自己两度几遭敌手之后，父亲深深懂得，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因此对建设新中国的事业具有极大的革命热情。上海解放后，父亲果断地辞去了全家赖以生活三十年的鼎康钱庄的职务，脱掉资方代理人或高级职员的‘帽子’。专职世界知识社的工作。 　　1949年8月，父亲作为出版界的代表，参加了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出版界代表还有张元济、舒新城、叶籁士等共7人。冯宾符是新闻界代表，新闻界代表还有金仲华、王芸生、姜椿芳等共12人。赵朴初是宗教界代表。主席团成员有宋庆龄、陈毅、潘汉年、金仲华等。代表总数656人，云集了当时在上海、建国后在北京的大批精英人士。 　　1949年11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上海已经解放，但入党仍然是秘密的。以后我知道，4个介绍人中有姚溱和陈虞孙。组织上在入党谈话时对我父亲说，我们早就把你当自己人了。以当时父亲的年龄（45岁）、出身阶层和经历，能够加入共产党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他从青年时代开始，不断追求进步，投靠革命队伍的必然结果。 　　1950年世界知识社迁京。父亲留守上海办事处。1951年，办事处撤消。1951年12月，我们全家搬到北京。住东城区遂安伯胡同25号。以后，搬至羊尾巴胡同4号。在这以前，1951年9月，我随父亲的一位同事王克勤，先到北京。当时已在世界知识社工作的姑妈，去车站接我，安排我进了‘汇文中学’（1952年改名26中，现又改回），上初中一。住校，每到周末住冯伯伯家中。汇文中学当时的副校长陶启，是姑妈在清华的同学，早年奔赴延安，解放后进北京接受汇文。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二位哥哥都很早参加了革命。1950年，二哥树中（17岁）参加土改工作队，到了皖北。1949年，三哥纪文（13岁）参加了解放军。可以说，父亲对儿子参加革命的态度是无私的。 　　1952年，世界知识社被人民出版社合并（以后，世界知识社又重新分出来改称世界知识出版社，这是后话）。父亲意外地被调离世界知识社（说得难听一些，被一脚踢开）。父亲非常天真，但很有原则，对此没有任何怨言。 　　1953年1月，父亲调时代出版社任副经理，即办公室副主任。他满怀热情地报到去了。 　　1956年，父亲调至新成立的科学普及出版社任经理。1958年，我家也随即搬至西直门外三里河路4号院内65号。当时我们家住的是平房，一大三小，四间，大的不足15平米，小的不足9平米。没有橱房和盥洗室，用的是公用龙头，厕所是公共茅屎坑。直到父亲去世，我们还是住这里。 　　父亲从不计较生活待遇，况且当时北京大多数人的居住条件也都如此。父亲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高的。例如，五十年代初，父亲为世界知识社购进遂安伯胡同25号的民宅作为宿舍，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认为是‘违反纪律’，父亲老老实实承担责任，写了检讨（经冯宾符修改后）上交组织。在生活上也是如此。我们家搬西外平房时，组织上看到我们家人多家俱多，实在太挤，要给我们换一套一大四小（仅多了一小间）的，父亲也是领导之一，只要默认就可以了。但父亲坚持不换。 　　父亲的社交活动极其广泛、繁忙，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很多情况是不可分的）。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家中经常是宾客满堂。一、二十人吃饭、饮酒是常事（这都是母亲一人操作的，父亲从来不下厨房。对于母亲的操劳和能干，当时我们还不太体会）。这不仅说明父亲‘人缘’好，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好，欣欣向荣，人们善交往，谈的都是国家形势如何发展。我们不妨从父亲为数不多的日记（父亲基本上不写日记）中选一些： 　　1956年12月9日（日）写道：“上午至冯宾符兄家，宾符出外未遇。中午冯宗律甥、刘家植、孙志英表妹夫妇来吃饭。……晚上传洪来，带来酒酿饼三十个。分了十个给绍增、绍纶、绍梅三甥。与传洪共饮酒少许，绍增来闲谈而散”。 　　1956年12月13日（四）：“上午到文化局洽事，到社已十点。下午准备到总会，为杂事所阻。返家后宾符兄之子来邀，即随之去，见吴景崧兄已在，又有上海文化局长陈虞孙兄，共饮一杯，饭后围座话旧。时毛之芬、绍增、（陈）家宝都来，座谈甚久”。 　　1957年3月31日（日）：“上午与祖芬、毛之芬同访（金）仲华，又至百货公司走一圈。便同之芬来家午餐。下午与祖芬、纪文、允章、垦垦及绍纶同往中山公园，预先约好的传洪、淑真夫妇也同时到，八人一同游园，天气晴和、风日俱丽，惜杨柳未绿耳。同返，与传洪共饮。” 　　1957年5月5日（日）：“与绍增、绍纶谐祖芬、纪文、允章、垦垦同游天坛，绍梅亦从校（按：可能是北京俄语学院）中来，饮茶时吴景崧兄与其夫人张惠园、女朝绮也来。其后黄季方、徐芝荣夫妇也来。又振羽、占元也来。至下午三点多钟方兴尽而返。” 　　五十年代对父亲来说是黄金岁月。工作顺利，家庭和谐，孩子一个个长大。有两件事情是他最得意的。1954年，二哥树中由中国人民大学保送赴苏联列宁格勒财经学院学习4年。1957年，三哥纪文和我双双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父亲在当年10月6日（日）的日记写道：“航空学院新生录取比例是二十人中一人，实是大不容易。各大学均考生多而取者少，以清华、北航为更难。三儿纪文在十三岁（1949年）离家参军时是初中一，六、七年未上正规学校，只凭平时自修。自去年复员归家后，即埋头学习，甚至自寅卯攻读直至子夜，不少彻（夜）。专精于数学。此次考上大学，实在是更其难能可贵，四儿振羽来京时刚进初中，六年来直至高中毕业，成绩优异，固预料其能考上大学也。……”。 　　父亲在政治上是正直的、严肃的、和忠实于理想的。1954年，父亲给远在苏联的树中儿的第一封信有这样一份附言： 　　 　　我给你信是一律用宣纸信笺，毛笔写，希望你把它留起来，将来归国时带回。我的信虽然写得不好，可是“敝扫自珍”，可以留一些作为个人的纪念。我准备将来给阿三阿四阿五阿七的信都用同样的信笺，都要他们留着。写给你母亲的信也不例外。我很可能活到共产主义社会。将来整理起来成为一件东西，可以看出你们的行动、及我的思想。 　　我年纪已经五十了。……国家给我的待遇是相当高的，深自惭愧。……只能先从本身做起，使自己逐渐进步。我既然没有‘日记’，写家信就作为留在人间的一种纪念品吧。 　　…… 　　我目前有这样的精力和这样的愉快---- 乐观主义，我自信有（活到）八十岁以上的希望。就拿家信来说，再积三十年的家信，也可蔚为大观吧？…… 　　 父鹏写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八日午夜 　　 　　我们不妨把这个附言当作父亲的遗言。它本身就是一件最珍贵的纪念品。表达了他的崇高理想。现在看来，这种理想未免太天真，不仅天真，而且幼稚。但父亲不是搞政治的，这里没有丝毫做作。不是标榜，而是家信中吐露出来的肺腑之言，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父亲在政治上确实比较天真，而且还有点左，离不开他那个时代潮流的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表里如一、对人对己一个样。在反右期间，有人曾为父亲的遭遇抱不平（可能是对调离世界知识社一事），有人说父亲是 ‘党内民主人士’， 也有人说是‘资本家式的经理’等等，但父亲都没有为所动，仍然坚持走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路。 　　1960年，困难时期来了，中央要下放干部到农村，落实农村工作“六十条”。父亲当时已经56岁了，也是单位的领导之一，数一数二的长者，只要他不作声，下放的担子无论如何也落不到他头上。但父亲老老实实地报了名。他一报名，别的领导顺势就把他推了下去。但父亲还是克服一切困难（包括周围人的阻力和成见），毅然于1960年底离开北京，下去了。到了湖南醴陵，那是最困难的地方，在那里工作了整整一年。去湖南途中，从来不会写诗的父亲写了几首很好的打油诗。其中一首如下： 　　 　　车 站 　　欢笑声中别京城亲朋相送十二人 　　树中纪文耽心事最怕母亲哭出声 　　竟似老母送幼子千言万语总难尽 　　并出一句你放心又感肤栗又感情 　　 　　父亲写这几首诗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总的来说还是乐观的。父亲从湖南频频来信报平安，母亲收到信，一针见血地说：“报喜不报忧！”。为此，父亲不得不写些真实情况： 　　 　　……吃代食品，是一种叫葛根的野菜，吃了会肚子痛，我虽然不痛，但吃了拉不出大便。……一月25斤粮食，400两（注：小两，1斤16两），一天吃10两，每月还剩6斤2两半……。菜无油（很少很少的油）。最不习惯是没有水吃（喝），有时吃到一些红色的泥浆水，就是甘露了（此地满山遍野是红壤）。终夜鼠扰，清早雀噪，直与鼠雀同巢穴。……（夜）卧后不久，屋外大雨如注，屋内也如注矣，一时遍屋全湿。被褥均湿，卷之，置床中干处，坐听淅沥，寒气侵入，难以成寐。取干被裹身，卷缩达旦……这种生活，我虽‘初入茅庐’，确是思想搞通，也就甘之为饴…… 　　鹏 1961年2月8日 　　 　　父亲写这封信，不是诉苦。信是寄给我们弟兄的，目的是要我们说服母亲，不要去湖南看他。文字流畅，字里行间透出乐观主义精神。谁说和平时期没有锻炼，对年老的父亲来说，这不仅是锻炼，简直是脱胎换骨。 　　其实，‘上面’对这批据说是万人的工作团，实际是放下去就不管了。后来，在文革中，有造反来北京上访的，我们才知道一些真相。当时父亲不了解情况，对于农村回来后的的工作问题，他仍然随遇而安，处之泰然。1961年9月16日的家信说（不是给领导的决心书）：“我现在比较定心，一切听组织上研究后决定。如果工作需要，一定要留我在湖南工作（按：据说准备留任他为长沙新华书店经理），而且工作也合乎我的脾胃，我就定定心心在此间工作。如果可以让我回北京，我也高高兴兴回北京”。这封信充分显示了父亲的无私无畏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大度气概。 　　后来，赵朴初终于插手了，通过组织，把父亲调回北京。离开北京的时候，父亲还不显老，是略显矮胖的中年人模样，一年后回来，已经是一个干瘪老头子了。以后父亲早死，姑妈总说，与他去湖南一年生活条件太苦有关。至于赵朴初如何把父亲调回来，我们无法了解内情，我想一定还有父亲周围很多人的共同努力。 　　1962年，父亲调中国佛教协会任研究组长，兼管中国佛学书局。显然这是个闲差。但父亲在家里没有休息几天，兴致冲冲地上班去了。 　　纵观父亲从解放（1949年）到文革（1966年）的十七年中，在文化出版事业上辛勤耕耘，当个出版社的小领导。如果说是‘做官’的话，那么他这个官是越做越小。为什么？是没有能力，人缘不好，冲撞领导，还是犯错误……等等，都不是。我看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大气侯所决定的。这个问题就留给我们和晚辈们去思考吧。 　　 　　6.“文化大革命”把他送进八宝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省略表示颠倒黑白的引号，下同）的黑云终于来了。在这以前，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在这里不想再说了。我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地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有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的必然性。如果没有亲历这个悲剧的前前后后、没有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真正了解、没有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晚辈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切。 　　我这里主要希望陈述，就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是如何把父亲和他的亲朋好友一个个送上西天。1966年8月，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首先把刘少奇击倒。8～9月，北京的街上出现了抄家风，抄家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9月的一天，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手持军用皮带（当时最时髦的抄家武器）闯进我们家中。父亲一是年纪大、身体弱，二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空前轰轰烈烈’的场面，竟不知所措（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的两脚都在发抖）。恰我正好回到家中，当时我也是年少气盛，我就质问这群孩子，是谁让你们来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是坏人。孩子们无以回答，说是某某人让我们来的，说你们是资本家。我说，我知道这个人，困难时期尽干坏事！你们可以向周围邻居了解或去派出所查档案，我们家是革命干部。同时，我也掏出了我的证件。孩子们信了，退出去把那个人打了一顿。这次抄家总算化险为夷。但对父亲来说，是文化大革命给他的当头一棒。 　　冯宾符伯伯于1965年末不幸身患癌症。1966年初，在北京医院动了手术，病情略有好转。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到了，哪里还有他养病的地方。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世界知识》，一个晚上被诬蔑为‘卖国杂志’。 ‘造反派’在他病床边采取‘革命行动’，他眼睁睁看着‘造反派’把自己的书房、书柜都封了。在‘造反派’精神打击和疾病折磨的双重夹击下，冯伯伯再也支持不住了。于1966年11月30日英年早逝，年仅52岁。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伯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冲击、诬蔑。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多卓有成效、别人无法代替的贡献。但他竟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特务间谍’，张春桥点名要审查他的‘国际特务’问题，金仲华遭到无休止的审讯、迫害，于1968年4月3日被迫害至死。终年61岁。 　　吴景崧伯伯是《世界知识》的老编辑。在遂安伯胡同25号和羊尾巴胡同4号，他都是我们家的邻居。文革前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杂志编辑室主任。他是长辈，我谈不上对他有什么了解，但我知道他有鲁迅一般的硬骨头，刚直不阿，绝不低头。据我所知，文化大革命对他本身的直接冲击并不大，但他不能忍受文化大革命一人独裁、黑白颠倒的世道。1968年的一天，他服药自尽了。他的去世，引起我的极大震惊，使我真正懂得，这就是‘士可杀不可辱也’。九十年代我给他儿子吴朝乾写信说，吴伯伯的死，说明他当时站得比我们高，看得远，超出我们一个时代。 　　文革开始是轰走资派。到1967年就发展为全面内战，文斗、武斗、派性斗、窝里斗、群众斗群众……天下大乱。对父亲的冲击来自多方面。一是单位里的大字报和形形色色的批判。二是一批又一批的‘外调’，开始他们去单位，后来父亲病了，就闯进家里来，拍桌子、瞪眼睛，非要从父亲口中挖出个坏蛋不可。而从他们嘴里，父亲又间接能知道谁又挨整、批斗了。三是一个个亲友罹难的消息。吴景崧的去世，就是父亲病重时别人告诉他的。我想，对他无疑是重重的一击。 　　二舅许士楷在甪直老家开一个夫妻老婆式的小布店，其成分顶多算个小业主。当地‘造反派’把他斗得死去活来。不得已他的一封求救信寄到我家。父亲只能苦笑，当时父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何况周围又有多少人陷在囹圄之中！果然，大概是父亲去世后不久，从家乡传来了舅舅不幸自尽的消息。 　　父亲所在的广济寺大院里的中国佛教协会，照样一片混乱。而且分成两派。一时间炮轰赵朴初的大字报沸沸扬扬，赵朴初先生的日子也不好过。赵朴初夫人后来对我们说，当时他们家已经没有人上门了，门可罗雀，但你们父亲还仍然是常客，通报了很多情况。赵公绂先生因为地主成分，被扫地出门，赶回苏州老家。父亲频频通信与他，无非是‘通风报信’，多方安慰。父亲本人也有大字报，他在家里一字不提，我猜，大概是说他是资本家、地主一类。 　　1967年夏，父亲终于病倒了。起病的外因是着凉：下班回家一身汗，用凉水擦身，感冒、咳嗽、肺炎。父亲身体本来还可以，总不至于因此而一病不起。生病内因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持续不断的精神折磨和威胁，使他思想上极度痛苦，身体的免疫力急剧下降。吃药打针都无济于事，住进了北京人民医院。到了晚秋时节，突然病情危急，经抢救，才转危为安。当时我不在家，我去房山参加一个多礼拜的秋收劳动。回来后，赶紧去医院看父亲，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句话也不说，意思是，差一点儿见不着你。后来，父亲病情平稳，就出院了。我们期望家里能比较安静，父亲可以加强营养，按时服药，安心养病。相信明年开春，天气转暖，父亲能够逐渐康复。 　　但是，事与愿违。已经是1968年开春了，天气也暖和了。但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加重。而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乱，3月24日，北京的街头突然一片‘打倒杨余傅’（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大标语。父亲说，杨成武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过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有一次父亲对母亲说，我没有什么别的，我有五个好儿子（据母亲告诉我，大意如此）。说完就掉眼泪了。他把最后的半包烟，送给了邻居孔祥谨。书柜里留下了两瓶陈年白兰地酒。其他任何家事，他一概未作交代。 　　约1968年5月，父亲又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虽然是医院，派战不断，大喇叭整天响着，有一次我去医院，父亲用手吃力地指指窗外，意思是太讨厌了。父亲已经分不清上午还是下午。因病情不断恶化，父亲的床位也不断‘升级’，开始是双人间，后来是单人间，便于抢救和最后送太平间。6月的一天，纪文哥从医院回来告诉我，说医生诊断父亲是脑动脉硬化、肺动脉硬化和肾动脉硬化。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已是‘病入膏肓’。 　　父亲几乎吃不下什么东西了。有一天下午我去医院，父亲告诉我，为了安慰母亲，中午勉强吃了半碗，结果全吐了。我心想，不能吃东西怎么行呢！走出病房下楼，恰允章弟上楼，见了他，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忍不住就象断了线的珠子，刷刷地掉下来。 　　6月下旬的一天，我陪小贝（陈明晰）去医院看她未来的公公。父亲见她来了，微微一笑，问她工作了没有（当时小贝大学刚毕业）。这是我见到的父亲最后一笑。 　　当时我们弟兄是轮流值夜。父亲去世那一天，1968年6月28日，是我值夜。我八点多钟赶到医院时，病房已经空了。护士告诉我，人已经送太平间了。我禁不住嚎啕大哭。医院诊断是“心力衰竭、动脉硬化、肺炎”。父亲享年64岁，远没有活到他自信的80岁以上。 　　第二天清晨，我去姑妈家报丧。姑妈悲痛之余，冷冷地说了一句，他不会进‘牛棚’了。这就是那个时代很多象父亲这样的文化人可以选择的两条路。 　　在医院太平间里举行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告别仪式。佛教协会来了一个同志。这是例行公事。我们家同当时许多人家一样，象犯了瘟疫似的，没有人上门。我永远不会忘记，表哥汪绍增柱着双拐和陈家宝叔叔一起来了，汪当时的处境很困难；六哥传洪来了，他是现役军人，我理解他是冒着很大风险来的。见到他们来，我悲痛之中一股暖流，真正感受到‘患难之交’。 　　就在我父亲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内，汪绍增来我们家，通报了他的二老双亲，在家中打开煤气，双双服毒自尽。我理解姑父和‘三层楼伯伯’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硬骨头，他们不可能与文化大革命和平共处。 　　由于没有上级单位的证明，父亲骨灰没有资格放进八宝山。先放在老山骨灰堂，我想，跟老百姓在一起，也好。保存期满了后，我就索性取回家中，等着送八宝山。 　　父亲是国家行政13级干部，按当时规定，属‘高干’之列，骨灰可以送八宝山。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父亲丧事办完，我就去北京市民政局询问，答复是明确的，只要不是定了性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是按原来规定办。单位来证明即可办理。我又去佛教协会，接待同志委婉地答复，对于你父亲的问题，单位里分成两派，需要两派协商后，才能有结论。我一听就明白了，没有三二年的折腾，是不会有结果的。 　　到了1972年春，冰冻三尺的文化大革命略有解冻，我觉得时机可能到了。首先和允章弟一起，去位于菜市口附近南横西街的国务院宗教局，反映父亲的问题和我们的正当要求。接待同志说，他们将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等着。怕他们拖，以后我每个礼拜打一次电话，‘定期’提醒（当时电话还很不普及）。是年8月，国务院宗教局终于发下了“革命工作人员死亡证明书”如下： 　　 　　革命工作人员死亡证明书： 　　王德鹏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工作，在中国佛教协会任研究组组长。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廿八日在北京寓所（注：应为人民医院）因病死亡。遗体已（火化）。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通知您，希望化悲痛为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贡献。 　　 此致 　　 国务院宗教局 　　 一九七二年八月廿六日 　　 　　证明书反面还附有以下内容及其他： 　　 　　参加革命工作简历曾任世界知识杂志发行人、科学技术出版社经理等 　　安葬地点八宝山革命公墓 　　遗属负责人王树中 　　政府发给抚恤款数520元整 　　…… 　　 　　这个证明总算是组织上对父亲的最后结论。多亏这个结论，父亲可以进八宝山了。佛教协会领导找我去谈话，当面给了我这个证明书。看到组织上对我父亲有了结论，我是多么高兴。以至于领导上问我有什么困难时，我竟轻率地回答没有。我知道这是指对我母亲的抚恤，我想，我们几个大小伙子还养不活自己的母亲！我忽略了母亲应该得到的政府经常性抚恤，这是个政治待遇。后来佛教协会还是按规定每月给母亲一定的生活补贴。 　　我们去公墓很快办好了手续。1972年9月，在父亲去世四年后，我们全家把他的骨灰送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盒上仅写了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和生卒年月： 　　 　　中共党员王德鹏同志 　　一九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江苏吴县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于北京 　　 　　198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世界知识》创刊暨建社50周年纪念会。邀请母亲参加。母亲非常高兴和欣慰地去参加了。《世界知识》与我们家有不解之缘，它既是父亲的一份杰作，也有母亲的许多心血。当时去的还有冯宾符夫人况密文、表哥汪绍增等。 　　1994年6月20日，父亲去世后的26年，母亲去世，享年86岁。赵朴初先生委托他夫人陈邦织参加在八宝山举行的我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1997年7月29日，我们全家人将父母亲骨灰合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将永远在一起。当时全家一共22人：大哥大嫂树中和陶化宾、他们的儿子儿媳信雷和王霞、孙女晶晶（3岁）、风雷和罗晓梅、儿洪雷，三哥三嫂纪文和毛剑玲、他们的儿子王晖，我和夫人陈丽敏、女儿女婿王宁和张武、外孙女张昕怡（3岁），女儿王苹，弟妹李纯智和她的儿子王昕，七弟、弟妹王垦和李艳卿、他们的儿子远征。合葬的那一天，全家人都去了，表兄、表嫂冯宗律和张树芗也到场。骨灰的存放期是三十年。从八宝山公墓走出来时，纪文哥对他儿子和晚辈们说，三十年以后是你们的事情了。 　　 　　参考资料 　　 　　1 父亲日记（1953年1月1日～1958年3月11日，不全） 　　2 父亲家信 　　3 王德鹏：宋茂林烈士被害前后，1965年 　　4 许祖鼎给家母的辞别信和安徽来信若干 　　5 叶圣陶序：“抗战八年木刻选集”，1946年 　　6 杨重光：抗战胜利后《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1981年 　　7 王传洪：忆亡兄传馥，1990年 　　8 杨学纯：接办《世界知识》到天明的人----记世界知识总经理王德鹏， 　　《出版家列传》，p.561,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重庆出版社，1996年 　　9 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纪要，1949年 　　10 世界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六十年”纪念册，1994年 　　11 雪影社社史征集组：雪影社, 　　12 费明远：要求重新审查，确定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报告，1986年 　　13 龚先荫给王纪文的信，1986年 　　14 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丁景唐主编，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 　　 　　 1990年6月23日初稿 　　 2000年5月15日第1次增订 　　 2000年9月10日第2次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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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11/29 14: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