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林森逝世后，纪念他的文字甚多。对他表示的敬意，笔者衷心感谢。 　　其他人士的评论不一，都认定他是好人。一九八O年，笔者往中国为伯父扫墓。中共中央也肯定他是中国历史上的正面人物。 　　一九八一年，中华民国七十周年纪念，笔者曾撰一文，题为《林森与辛亥革命》，刊於香港《大公报》与台北《传记文学》。笔者对伯父的定论如下： 　　先伯父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热心维护国家主权。这是他参与民族革命的原动力。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学说体会甚深。自开国后在国会中仍以代表孙中山的意见为中心任务。 　　民国廿八年(—九三九)先伯父领衔提义，尊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党内派系分歧。先伯父乃排除政务，专心侨务工作，并主持建造南京的中山陵园。 「九一八」东北事变发生后，他由海外归来，共赴国难。旋被选举为国府主席。 　　先伯父以民主风度见称於世，对人谦和，对事认真。他任元首后，按照当时的政府组织法，行政院为责任内阁。他对於府院的关系，处理得十分恰当，保持政局的长期安定。他的民主风格，也充分的表现於私人生活。许多人认为他的平易近人乃过份谦虚，有失国家元首或国会议长的尊严。他很不以为然，认为在民主国家里，元首或议长亦是国民公仆。 　　他出身於小康之家，无家室负累。私生活十分严谨，喜欢收集各国文物。性好农林园艺，提倡植树运动。南京的中山陵园工程，从勘察地势，到设计模型及监督建造，他负全责，费时数载。正是以表现他的艺术与文化的修养。 　　他乐为有益人群的事，尤其注重科学人材的培养。有剩余财力，皆用於栽培青年学子，普及技术教育。於主席任内，将多年积俸捐出，倡设留学生科学奖学金。民国初年，他在美国曾遣送一批华侨青年，入航空学校，培养飞行人材。中国航空界的早期领导人，如张惠良、陈庆云、黄光锐等廿余人，即此时所保送者。他的遗嘱指定将全部遗产遗物变卖，在故乡创办职业教育。 　　他的从政生活，力求置身於派系斗争之外。遇到党内纠纷，多避身海外或从事建设。海外侨务在他的主持下，有长足进展。亦曾为孙中山先生向华侨募了不少革命经费。他任广州建设部长的很短时间内，在粤北完成了一项重要水利工程。甚至在庐山避署，他也修桥铺路，捐建石凳，供行人歇息。 　　叶楚伧先生为他撰写的墓铭云：“公生平宁静淡泊，勤整廉贞。举措抑扬，不私恶。造次颠沛，不离规矩。居常和易，童樨可亲。临大难，持大节，则峥峥，乎如神。” 　　民国政府为他举行丧礼之时，他的灵堂前面了两幅很大的联。右联是‘天 　　地正气’，左联是‘古今完人’。 　　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乃伯父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笔者曾撰一文，在逝世纪念日，刊於美国《世界日报》，特附录在本书，留作纪念。此中叙述笔者於当年赴渝待疾与后来参加葬礼的经过。 　　吾家人口单薄，除了先母之外，长辈只剩先伯一人。他早年丧妻，未再娶，亦无子女。他於公余，返乡渡假，即是回到吾家。 　　先祖父去世后，先父与其他伯叔均早逝。伯父乃唯一男性长辈亲人。故此，笔者与伯父很接近，我叫他‘伯伯’(不叫他‘大伯父’)。 　　笔者七、八岁时，伯父回家来，留着长，我觉得很有趣。他即在吾家侧面，建一狭长形的『洋楼』，紧贴在吾家本屋，其中有他的卧室、书房与浴室(有卫生设备)，他会客时，还是用吾家之正厅。 　　他十分和蔼，常常与我谈天，遇到学校作慈善捐款，我向他捐两块钱，他给我十元。间时，我为他修指甲。 　　我十五岁时，往南京中央医院医鼻瘤，他常到医院来看我。当时，他己任国府主席、后来，他还写信安慰我，说这种病很普通，他的朋友，王宠惠先生，也有这种毛病。 　　我十二岁时，他当主席。尚干乡间的林姓祠堂，特为他在旧历新年中，安排头一天的「祭祖」。当时，伯父常不在家，先兄林京在北京念书。先母带我去乡间，参加祭拜。由渡船口，我们坐轿去祠堂。乡宗亲沿途欢迎我们，十分热闹。有人指着我说，这位是中华民国的‘小公主’。‘民国’那有‘公主’。可见乡人的思想守旧，很可笑。 　　笔者撰写本书，断断续续，前后十余年。现先以「初稿」面世。 　　注：林湘女士乃林森子超公亲侄女，(美国法学博士，已逝)以上是她所撰写的《林森传》(初稿)的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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