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林森号召「全民奋起，全力抵抗」。10月，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林森只身入蜀。林森在离开首都南京前夕，曾预为立下遗嘱交代后事，以表示持久抗战，以身许国的信念。遗嘱写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森今七十有二矣。身后之所嘱托，不能不预为之计。吾国自然科学消乏，今昔同感；陶冶补充，刻不容缓。兹谨遵总理迎头赶上遗训，将所存国家银行伍拾万元，拔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专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固定经费。并手自订办法24条，嘱由能表情于斯学者，恪守此方针而办理之。百年树仁，是实始基，尚其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久运，而利国家。」 　　 　　 　　 　　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战的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 　　 　　 　　 　　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于次日电告前线将士。 　　 　　 　　 　　军事委员会海军部特为国府首批西迁，调派了内河装甲的「永绥号」兵舰作为林森专轮，泊于下关码头以备随时派用。 　　 　　 　　 　　「永绥」号炮舰600吨，19节，120炮2，76高炮1，76炮2，47炮2，20高炮2。 该舰运载撤离南京时，舱位本来就分等级，除主席林森居于专舱之外，其余员工以职位高低，依次乘坐不同的舱位，并允许携带家属。随身行李携带有限制，不得携带家具。 　　 　　 　　装船工作整整进行了一天。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然后人员陆续登船。根据国民政府的组织，它有直属的侍卫队随船护航，军乐队随行。文官处铸印局还带走一部分印铸技工和必需的杠件。部分随行医生，还携带了医疗器材和药物。 　　 　　 　　 全船还有一个临时船长，由参军处总务局局长、海军中将田士捷担任，负责航行的指挥和保卫。田士捷，烟台海军学校驾驶班第三届毕业(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毕业)，历任「肇和」舰长、「护法舰队」汕头舰队司令(受李烈钧指挥)。1946年1月11日升海军中将。 　　 　　 　　国民政府的西迁行动，虽在10月即着手部署，但究竟何时正式启程，却因前线战况，而在11月15日临时发布。准备时间只有一天，「故离宁之日，一般员工都是行色匆匆，没有思想准备，精神状态紧张得很。」 　　 　　 　　 　　11月16日　国防最高会议批准迁都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遵循迁都大计，交代属下的文官、参军两处干员，清点好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漏夜登舰西上，先离南京而首途重庆。政府在南京各机关开始向重庆、武汉、长沙等地转移。 　　 　　 　　 　　11月17日凌晨，这艘满载千余名中央政府官员及眷属、物资的主席专轮，就不事声张地启碇西上。时局已不允许举行任何仪式以记载这一历史时刻。史载当年林森启行道： 林森离开南京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他行前立下遗嘱，对自己的财物作了处理。……他在南京向蒋介石告别时曾说：「我可能不能再回南京了!你们一定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然后，林森只身入蜀，义无反顾。 　　 　　 　　 　　船行三日，11月19日抵达汉口，「中央通讯社」才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第四天驶抵长江三峡门户的宜昌。 　　 　　 　　 　　抗战前重庆的交通运输事业，以水运业较为发达，公路和航空运输则处于起步阶段。抗战爆发后，重庆的交通运输获得了空前发展，成为大后方的交通运输中心。1936年，重庆地区有轮船56艘22 344吨；到1941年，重庆地区已有轮船288艘64 033吨。为保障水运畅通，国民政府进行航道整治，1938年至1941年，在各江险要处共建成绞滩站56处，其中长江18处、嘉陵江26处；綦江修建了水坝、水闸，数十吨木船可上行至松藻。 　　 　　 　　 　　川江航道本来狭窄险峻，又当枯水季节，致使这只重载专轮不能溯江上行，只得逗留一天换乘川江客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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