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同志离开我们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的革命业绩，尤其是他兄长般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清晰地显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和曾山同志相识于三十年代初的中央苏区。我们都是江西“老表”，两家仅隔几十里路。当时，他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我们的“父母官”，而我年纪很小，只有十多岁，是共青团员。不久，我参加了红军，在红三军特务团任团委青年委员兼宣传队长，与曾山同志的接触多起来，由于是小同乡，在接触中就更为亲切。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沉着坚毅、勇敢善断的长者。其实，他当时也只有三十多岁。在其后四十多年的交往中，我同曾山同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深深感到他那种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以及勤于学习、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好好学习。 　　 　　半面红旗见证革命坚贞 　　 　　　 曾山同志早年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这副对联，是曾山同志革命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是一部用血泪写成的革命史。 　　 　　　 曾山同志的父母生有五男二女，但由于生活贫困，二男二女先后夭折，留下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后来又都为革命牺牲了。 　　 　　　 曾山同志的哥哥曾延生，在上海读大学，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过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1925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回江西闹革命，担任过中共九江地委书记，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领导过“万安暴动”，并把全家领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底，他由党组织派往赣州任赣南特委书记，不幸于19 28年2月被捕，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赣州城。曾山同志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九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也于1928年惨遭敌人杀害。曾山同志的父亲曾采芹，在儿子的影响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中共吉安县委地下交通的秘密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曾先后三次被捕，每次都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家庭的不幸，敌人的残暴，没有动摇曾山同志的革命信念，反而更坚定了他的斗争意志。1926年，他在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立志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曾山同志冒着腥风血雨，毅然赴广州加入叶剑英同志领导的教导团，并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 　　 　　　 革命的高潮固然能激发革命者的热情，而革命的低潮则往往更能考验革命者的意志。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山同志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到广昌率领一个300多人的独立团打游击，掩护红军主力转移。我当时跟随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同曾山同志天各一方。1937年，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山同志也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国，我们这两个江西“老表” 才在延水河畔、宝塔山下的革命圣地再次重逢，对他留在江西的艰苦岁月才有所了解。 　　 　　　 1934年冬，主力红军长征后，曾山同志率领部队在敌人重重围困中坚持了几个月，才同胡海同志率领的江西红军独立团会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部队决定突出重围，到粤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这生死危急关头，曾山同志拿出一面绣有“艰苦奋斗”四个字的红旗，分为两半，同胡海同志各执一半。他们相互约定，等到革命胜利后再把这面红旗重新缝合起来。他和胡海坚信革命斗争终将取得胜利。曾山同志率领部队几经恶战，终于突出重围，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敌人到处张贴布告：“捉拿曾山者，赏洋八万元。”勇敢机智的曾山同志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闯过敌人层层关卡，终于辗转到达上海，同长征途中受中央委派回上海领导革命斗争的陈云同志取得了联系，找到党组织，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革命胜利后，曾山同志才知道胡海同志英勇牺牲了。当年留下的那半面红旗，如今在江西吉安烈士纪念馆，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它既是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一个象征，也是曾山同志革命生涯的一个见证。 　　 　　实事求是是工作中的最高准则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曾山同志长期的革命生涯，表明他是实践党的这一优良传统的模范。 　　 　　　 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时，曾山同志担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他率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配合红军的反“围剿”，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成绩卓著。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有功劳。 　　 　　　 曾山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处处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三十年代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时，有的同志主张按照耕种能力大小来分配土地，以为这样可以发展生产。曾山同志经过深入农村调查，主张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激发农民参加革命斗争、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同时也对发展生产有利。曾山同志的正确主张，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在中共赣西特委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肯定了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还根据这一精神制定了一个土地法。大量事实证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对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央苏区，还发生了反“AB团”事件。由于对敌情的错误估计，出现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在党内斗争中伤害了一部分同志。曾山同志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同志。 　　 　　　 全国解放后，曾山同志在上海工作，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领导华东财经系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对全国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曾山同志在工作中，严格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办事。“三反”、“五反”运动中，曾山同志处理情况，特别是处理人的问题，从不匆忙表态，而是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这种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保护了干部，受到所有了解真实情况的同志的敬佩和赞扬。 　　 　　　 曾山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担任过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对党内“左” 的错误深恶痛绝，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马虎苟同。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曾经把曾山同志作为拉拢的对象。但是，曾山同志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坚决抵制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险恶企图。后来，由于毛主席的直接干预，曾山同志才被选为“九大” 中央委员。 　　 　　　 曾山同志对党内“左”的错误十分痛恨，对同志却十分关心体贴。记得在“ 文化大革命”中，当我因任周总理的联络员而受到冲击时，他再三嘱咐我要当心身体，争取为党做更多的工作。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我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将去河南工作时，再次去看望曾山同志，他对自己在运动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对待只字未提，而对我的情况却问得十分仔细，再三嘱咐我首先要把身体养好。那时候，我们常常彻夜长谈。当时，他对林彪、江青一伙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无比痛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万分担忧的神情，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任劳任怨处处以大局为重 　　 　　　 曾山同志曾经在不同的重要岗位上工作。他在每个岗位上都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情操。 　　 　　　 曾山同志早年投身革命，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十分重视学习。他在党内担任过许多重要工作，许多东西他本来并不熟悉，但他虚心向其他同志学习，不仅胜任了党交给他的各项工作，而且十分富于创造性。上海解放后，他已经是党的重要高级干部，但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办的干部文化补习学校里，人们常常看到他像一个普通学员一样刻苦学习，认真记笔记、讨论问题。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时，曾山同志先担任组织部长，后来负责支前工作。在这两个不同的岗位上，曾山同志都干得十分出色，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那时也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工作，常常看到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曾山同志身穿灰棉布大衣，戴有耳朵的棉帽子，脚上穿一双芦苇花编织的棉草鞋，亲自拿着小板凳，找同志谈话。曾山同志常常讲：我们组织部门，是管党员、管干部工作的，要让党员感到组织部像自己的家一样，组织部应该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我在新四军工作时，不止一次听到同志们说：曾山同志确实让党员干部感到组织部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家一样亲切、温暖。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时，曾山同志任后勤部长。他一面在根据地内部积极贯彻党的经济政策，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一面通过地下党从上海等地筹集大量经费、物资，保证了新四军的供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统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免受敌占区通货膨胀的影响，曾山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华中银行。那个时期，曾山同志日理万机，常常工作到深夜。当时,我在新四军负责敌伪情报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常找到曾山同志，请他帮助解决一些经费、物资问题，经常看到他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的人真是络绎不绝。由于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比较困难，许多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曾山同志还要作耐心的解释工作。 　　 　　　 解放战争开始后，曾山同志到了山东，负责支前工作。他想尽一切办法，克服种种困难，组织了大量物力、人力支援前线，以适应前线的需要。特别是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是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后勤供给任务十分繁重，曾山同志却组织得井井有条，保证了战役的胜利。据统计，从1947年起到华东解放，华东各省特别是山东的农民，每年献出近四十亿斤公粮，出动民工支前队伍最多时达到数十万以至百万人。陈毅同志曾经满怀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在这中间，就有曾山同志的一份功劳。 　　 　　　 曾山同志十分顾全大局，处处以大局利益为重。在解放战争中，曾山同志主管物资供应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当时形势发展很快，他不仅要负责原来华东野战军（后第三野战军）的物资供应，而且还要负责第二野战军的物资供应，工作千头万绪。曾山同志总是以大局为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没有产生畏难情绪，把后勤物资供应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得到了前方作战部队的普遍好评。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曾山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党为公，勤政为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上海解放前夕，由邓小平同志安排我从部队转到华东局组织部任副部长，协助张鼎丞同志工作，同时也会同曾山同志筹备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在江苏丹阳的日子里，我和曾山同志住在一起。当时，为了接管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对华东解放大军从物质上包括大量的粮食、煤炭、棉花作了充分的准备，曾山同志就是这些物资的大管家。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却是十分艰苦，曾山同志和我吃饭常常是一碗面条，连菜也没有。但我们却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上海就要解放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就要来临了。 　　 　　　 当时国内外敌对势力散布说：你们共产党、解放军即使能打下大城市，也肯定管理不好大城市。毛主席针对这些谰言，教育和鼓励我们说：我们必须下好这着棋，用事实来回答他们，我们不仅能够打下大城市，而且也一定能够管理好大城市，还更要建设好大城市。事实证明，我们实现了毛主席的光辉预言。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解放大军进入上海时，特别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城后，部队不进民房，露宿街道，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给上海人民非常好的印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深信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管理好上海这座大城市。 　　 　　　 上海解放后，曾山同志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负责经济工作。此时，由他经手的钱物不是成百成千，而是成万成亿，但曾山同志仍然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国民党曾经叫嚣：上海是一座大染缸，要让共产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曾山同志当时的工作岗位，应该说是站在第一线的。我在与曾山同志交往中，没有感到他有任何变化，他还是那样廉洁奉公，勤奋工作。特别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那年冬天，当时实行供给制，他穿的那件旧棉袄已经破了，许多人都劝他换一件，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许多上海人都不会相信穿着那件破棉袄的是上海市的副市长。后来那件破棉袄实在不行了，他就做了一件罩衫罩在外面。为了建设好、管理好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曾山同志夜以继日地操劳，生活却依然十分清苦，以至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楼梯上。 　　 　　　 曾山同志常常教育家人：“我们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属于人民。”他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私利。解放初期，曾山同志的女儿从江西老家来到上海，他没有为女儿安排舒适的生活，而是让她到纱厂去做工。他女儿进厂不久，有人问起才知道她的家庭情况，说什么也不相信她是副市长的女儿。曾山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教育女儿要正确对待，帮助女儿认识到在纱厂做工是很光荣的，一定要努力做好,还特意安排女儿到远离市区的吴淞纱厂做工。 　　 　　　 1952年夏天，我国实行干部休假制度的第一年，我同曾山同志一起回家乡探亲。我们离开江西吉安老家已经二十来年了，很想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和烈士家属的生活情况。我们从上海出发到南昌，再转车到吉安。记得就在去曾山同志家乡白沙的余家河渡船上，我们听到群众在议论，大概是他们看到了回乡探亲的我们两人，忽然议论到曾山同志。有的人说，乡亲们盼望曾山同志能回来看看；有的人发牢骚说，曾山现在官做大了，工作忙了，忘记我们了，不来看我们了；有的人说，曾山还是会来看我们的，他过去是我们江西省的苏维埃主席吆！他能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作些指点多好。曾山同志听了这些议论，只好半遮着脸对我笑。这些群众根本没有想到，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的曾山同志就坐在他们中间哩。 　　 　　　 当天，我在曾山同志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即去陂下我家。可是到了距我家还有十多里的洋田，就有敲锣打鼓放鞭炮的人群，还有小学生载歌载舞，搞得我很尴尬。到家后，亲朋好友更是川流不息，有的提着一只老母鸡，有的挽了一篮鸡蛋、花生，每天吃饭要三大桌，弄得我家没法招待。我抓紧时间去一些烈军属家中看看，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原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烈士的家属生病，缺医少药，没有饭吃，生活十分困难，我就请当地政府先解决她眼前的困难，并让省民政厅给予定期救济。当看到我家周围的大樟树被乱砍乱伐，有的做家具、木箱，有的拿去贩卖，有的用土法熬樟油，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我很生气，但我知道他们也穷，要想弄点钱用，只能转告当地政府去解决。 　　 　　　 为了避免家乡群众的送行麻烦，我在第三天的半夜，就偷偷地回到曾山同志家里。他见到我就说：我们赶快回南昌去，争取去庐山休息几天。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刚到南昌，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便对我们说：“陈毅同志来了电报，要你们马上去莫干山，他已经和张云逸、刘晓、刘长胜等同志在那里等你们了。”于是，我们就离开南昌到了杭州，在莫干山上难得休息了整整一个星期。在那几天里，我陪曾山同志爬山、打猎，呼吸新鲜空气，看山色云海风景，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的工作汇报，还和陈老总下围棋，刘晓同志还给我们拍了一些照片。 　　 　　　　1952年夏，曾山同志因为工作需要，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商业部部长，后来又调任民政部长。在今天许多人眼里，这或许是一个“美差”，但曾山同志依然保持了他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的作风，一直到他逝世。其实，曾山同志的这许多美德，就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永远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原文 发表于中国新四军网  浏览：2892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10/26 15: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