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 光辉旗帜永珍藏 　　 　　中央红军长征后，曾山临危受命出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1月底，在一次突围中，曾山与老战友胡海会合。曾山预感此次突围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就从挎包里拿出写有“艰苦奋斗”四个字的一面旗，对即将分别的战友说道：“这面旗子我们各拿一半，带在身上作为互相勉励的念物，将来革命胜利了，重新把它缝合起来。” 　　 　　胡海为曾山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所感染，激动地说：“这半面旗子就是我们的誓证，只要一息尚存，我一定要奋斗到底!” 　　 　　曾山有力地点了点头。他用小刀割开这面旗，一分为二。曾山留下了“艰苦”的半面，将“奋斗”的半面送给胡海，两人互道珍重分手。 　　 　　令人惋惜的是，胡海突围后被叛徒出卖落入敌手，惨遭杀害。他保存的半面旗子，建国后被收藏在吉安革命烈士纪念馆。 　　 　　而曾山留下的半面旗，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被他的警卫龙生给丢失了。两个半面旗也许永远不能重合在一起。 　　 　　然而，与胡海赠旗互勉的经历，却使曾山终生难忘，坚定了他保持艰苦奋斗的信念。 　　 　　公私分明 “江西老表”戴老表 　　 　　曾山一生没有买过手表，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1927年3月，曾山在家乡领导农民暴动，本来约定某日晚上9点在官田村一户贫农家开会，由于没有手表，生怕迟到，便提前到会，结果多等了一个多钟头，有人劝他买块手表，他也感到搞革命确实需要手表，但因没钱，一直没买成。有一次他到儒坊村发动农民清算恶霸土豪时，抄出一块外国新式手表，农会主席给他戴上，曾山马上觉悟过来：“打土豪的浮财，一律要归公，我不能私下拿走，否则就违反革命纪律。” 　　 　　1930年10月4日，红军攻克了赣西名城吉安，曾山被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几天内，政府筹集了银洋5万多块，黄金5公斤多。财政部长周冕准备用公款买一块手表给曾山主席使用。曾山闻知，对周冕戏谑道：“你手上有钱是吗?那就给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买一块吧，他更需要手表哩!”周冕高兴地答道：“好，我去买两块。”曾山突然板起脸孔，严厉地说：“不许你这样做，你要我违反‘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吗?我要戴手表绝不能动用公款去买。” 　　 　　直到1936年，曾山才有了一块表，不过，这是一块“怀表”，是他早年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时的一位苏联朋友托人送给他的。次年12月，曾山调中共东南分局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带着这块怀表从延安来到赣、皖。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他一直是用这块老怀表，人们笑谈他是“‘江西老表’戴老表”，他自己也笑道：“我本人就是一个‘江西老表’嘛，这块老怀表走得很准，又是苏联朋友送的，当然舍不得丢掉。” 　　 　　建国后，曾山夫人邓六金要给丈夫买块新手表，曾山执意不肯，说：“这块老怀表还可用几年，以后坏了再买吧。”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广东省委副书记李坚贞见曾山还是用那块老怀表，甚为感动，就把自己手上的手表送给他，曾山推托不愿接受，李坚贞就说：“那我就给六金转交你!”曾山见状，动情地说：“你这片心意，我只好收下了!”此后20年，曾山一直使用李坚贞赠送的这块手表，直到去世。 　　 　　清贫“富翁” 廉洁奉公为人民 　　 　　解放战争时期，曾山领导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兼任华东局财委会主任，经济大权在握，人们戏称他是“财神爷”，可他一连数月无钱吃肉，妻子邓六金出差回来，他就问：“六金，你有钱吗?买一斤肉打打牙祭。”妻子做了几个菜，他吃得狼吞虎咽。食堂管理员见状，向邓六金诉苦：“首长一再交待，要粗茶淡饭，我也无法。有一次烧了一碗肉片汤，他不但不吃，还严肃地批评了我。” 　　 　　上海解放之初，曾山任主管财经工作的副市长，当时分配他一幢小洋楼，曾山说：“我不要一幢，只要三间房，一间办公室兼卧室，一间让几个孩子和保姆挤着住，一间作厨房饭厅兼接待室。”市政府管理员给他配了沙发、地毯和花瓶、鱼缸，他一概不要，对妻子等人说：“这些奢侈品我们不需要，还是清清贫贫地过日子好。” 　　 　　曾山不抽烟、不喝酒，衣着极为简朴，上海军管会考虑到他经常同资本家、工商业主打交道，给他做了一套毛料衣，他坚决不同意，只做了一套卡其布中山服，还不舍得穿，下班回到家里就脱下挂起来。 　　 　　曾山克己奉公、清贫廉洁的风范，感动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一次，潜伏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要暗杀曾山，用金银收买在他家当管理员的干部，企图在曾山的饭菜中放毒药，这个管理员于心不忍，特务就采用威逼和高压手段，结果他将准备给曾山施放的毒药自己喝下，自杀身亡。 　　1952年，曾山调北京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组织上给他配了专职厨师和公务员，他感到会增加国家开支，主动要求退掉，自己请保姆做饭。妻子邓六金去商业部上班，曾山从不许她搭自己的小汽车，而要她每天乘坐公共汽车。 　　 　　曾山这位长期管大钱、管大物的“富翁”，一生都没有一件值钱的“奢侈”品，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他有一条旧得不能再旧的浴巾，妻子在他逝世的前一天，还用这条浴巾给他洗澡和擦背哩! 　　 　　家教谨严 不为子女走“后门” 　　 　　曾山生有七个子女，五六十年代，因先后担任交通部长、纺织工业部长、商业部长、内务部长等职，他的工作极为忙碌，但还是挤出时间来跟孩子们在一起。他注重培养孩子的艰苦奋斗作风，规定上高中的，每月只给3元零用钱，小学住校的，每星期只给1元零用钱。每年只为孩子添置冬、夏季节两套衣服，哥哥不能穿了，给弟弟穿，连妹妹也穿哥哥的旧衣服。曾山因在家时间不多，就想起“桌旁教子”的古训，每次吃饭，都会抓住孩子的各种想法，因势利导，进行艰苦奋斗教育，孩子们曾抱怨说：“爸爸老是讲这个。”后来他们懂事了，感到父亲的“老生常谈”确使他们受益匪浅。 　　 　　曾庆红是曾山的大儿子，1958年考上北京钢铁学院自动控制系。庆红于1939年7月生于皖南云岭的丁家山，故取小名为丁儿。他出生不久，皖南的军事局势骤然紧张，时为中共中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曾山，与同在东南分局任妇女部负责人的邓六金，以不影响工作为由，决定把只有4个月的丁儿送回吉安老家，由60多岁的老母抚养。丁儿在奶奶身边生活到10岁，1949年6月，才被接到上海。他是曾山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全家人都很高兴。曾山拿着儿子的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对曾庆红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科技知识，你是咱家的头一个大学生，到了大学要好好学习，给弟妹们做个榜样，将来为建设国家出力。”父亲的谆谆教导，留在儿子的心间。毕业后，庆红先是在部队当技术员，后在七机部二院二部六室当技术员，为国家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他还以父亲为楷模，磨炼艰苦奋斗的意志，先后到广州部队赤坎基地和湖南西湖生产基地进行劳动锻炼。 　　 　　曾山的二儿子初中毕业后，曾山要他进厂当工人，他感到不体面，曾山就说：“当工人虽辛苦，但很光荣，你们兄妹多，工农商学兵都应该有嘛。你过去没吃过苦，现在能有吃苦的机会，对你以后的成长很有帮助。”曾山的三儿子高中毕业后考上空军工程学院，得先到四川空军部队当兵，他想不去，希望父母找熟人疏通一下，回北京上外国语学院，曾山写了一封长信，严厉批评说：“参了军就要在部队服役，怎么能想上哪儿就去哪儿呢?要我为你开后门回北京，决不允许。”曾山小儿子因“文革”期间停课，想去参军，希望父亲出面给托门路，曾山说：“我赞成你去参军，但能不能实现，要靠你自己去闯，我没有办法。”小儿子只好哭着向军代表申请，终于在学校征兵入伍了。曾山的大女儿从吉安农村来到父亲身边，在郊区一个纺织厂当学徒工，她在父亲教育下，干得很好，不到一年就全面掌握了纺织技术，后来还入了党。小女儿想去当兵，因名额有限，要父亲打个电话，可曾山就是死死封住这道后门。倔强的小女儿就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八年兵团战士，由于干得很出色，后来成了“兵团模范”。 　　 　　曾山这个“严父”，看似心肠太硬，不通情理，实则对子女爱得深切得当，子女们在他的熏陶影响下，长大后都说要感激父亲的良好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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