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于1937年11月从莫斯科经新疆飞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中共中央经过研究，任命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并派他回江西南昌、吉安、赣州等地协助项英、陈毅做南方各游击队的集中和改编工作。 　　新四军军部及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建立不久，于1938年4月陆续迁移到了皖南、泾县云岭，曾山仍留在南昌处理遗留问题，并兼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8年9月至11月9日，曾山到延安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聆听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批判了王明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错误，提高了全党的认识。会后，曾山于年底从延安经西安，准备转重庆返江西南昌，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逗留的日子里，中央批准曾山和长征女红军邓六金同志喜结良缘，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曾山回到江西，向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出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作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1939年春，曾山专程去广西桂林，向正在那里的周恩来请示和汇报工作。事后，曾山随周恩来到江西，经浙江金华、绍兴等地，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中央东南局视察工作，周恩来敦促项英贯彻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同年3月，曾山回到皖南泾县丁家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具体分管民运部和敌占区、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皖南事变后，曾山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长。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斗争时期，当时陈毅痔疮严重发作，不能行走，曾山亲自和干部一起抬担架送陈毅到彭城医院治疗，陈毅感动不已。 　　1942年，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苏北盐城迁往淮南黄花塘，曾山又兼管华中局的财经工作。他为了保证抗日根据地内军民的物资供应，在根据地组织干部和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克服物资上的困难，并通过地下党组织，从上海敌占区秘密购买了大批军火、药品、生活用品等急需物资运进根据地，保证了新四军及人民群众的急需。 　　为了统一华中根据地的货币免受敌占区、日统区通货膨胀的影响，设立了华中印钞厂，创建了华中根据地第一个银行——华中银行。在反扫荡斗争中，曾山亲自领导银行工作人员做好了印钞厂的安全转移工作，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1943年初，华中局派曾山到新四军七师指导工作。曾山刚到芜湖七师师部时，就遭到日伪军的包围袭击，形势十分危急。曾山在遭到日寇机枪疯狂扫射危急情况下，他机敏地从马背上滚下山沟，才避免了伤害。1943—1944年，华中局通过党校举办了几期县团级干部整风学习班。曾山在负责每项的审干工作中，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没有出现什么偏差，保护了一大批领导干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曾山因工作忙未能出席大会，而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了解和信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物资供应，曾山大力发动群众，通过各种物资流通渠道，出色地做好了华东野战军及兄弟部队的支前工作，从而保证了每一次战斗的胜利。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在著名的淮海战役中，曾山担任华中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支前工作，夜以继日在淮海战场上奔忙。据王静、赵永希在197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曾山》一文中指出的：“自1947年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动所谓重点进攻，到华东全境获得解放，在将近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指曾山——作者注）负责指挥华东各省，特别是山东省的广大农民，每年贡献出20亿斤公粮和其他大量物质。”在缺乏现代运动工具的情况下，这些军粮和军用物质全靠数十万数百万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用肩挑、手推车和牲口驮运等方法运送前线。这其中的动员、组织和运输工作是极其繁重、艰苦的。曾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4月，华东野战军解放了山东维坊以后，派曾山任接管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华东野战军解放山东济南后，又派曾山任济南军管会主任。他带领一批财经干部，出色地完成了接管任务，并总结了接管工作的经验，受到党中央的好评。11月2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曾山写的《关于接管济南的经验报告》时指出：“关于接管济南的报告甚好，转发各局参考”、“中央正在根据你和各地报告，利用准备进入平、津的布置，起草与此有关的党内指示和军管期间的各项政策，以求解决这些问题。”1949年4月，曾山根据中央指示，积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进行物资准备工作。他搜集大量木材，修造过江船只，又从大连和淮海战场运来数百部缴获过来的汽车引擎，用以组装机帆船，对保证渡江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1949年4月20日子夜，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23日，一举解放了南京。曾山又参加了接管南京市的工作。同年5月27日，中国最大的沿海城市——上海市解放，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负责上海市财经战线方面的工作。在党中央领导下和陈毅直接指挥下，曾山将早在苏北、淮南等储存的大批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及时运到上海，不仅解决了上海“两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的供应，而且有力地打破了过去上海完全依靠进口外国物质才能生存的局面。同时，曾山采取果断措施，打击投机倒把，取缔上海证券交易所，整理税收，统一财经，积极推行公债，让人民币占领市场，很快稳定了物价，解决了上海广大市民饱受多年的通货膨胀之苦，受到了上海市民的高度称赞。 　　 　　十、在治理淮河战中造就大批技术人才 　　 　　1950年7月，淮河两岸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及时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淮河”的号召。为了根治淮河水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作出了治理淮河的决定，正式成立了治淮工作委员会，任命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曾山为治淮工作委员会主任。淮河两岸的河南、山东、安徽三省的省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为副主任。 　　在治淮期间，曾山非常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收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华东各高等院校水利、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参加治淮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陈毅元帅经常表扬曾山善于发现人才，而且善于培养和使用保护人才。 　　曾山长期在陈毅元帅手下分管组织工作。抗日战争时，曾山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解放战争中，曾山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并在山东主管财政经济工作和支援前线工作。山东省济南市解放后，任济南市军事委员会主任，上海市解放后，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华东解放后，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培育和领导下，华东地区涌现了大批经济工作能手，许多同志后来成为中央政府的骨干。据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在1999年4月1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待到山花烂漫时——纪念曾山同志百年诞辰》的文章中指出：“大概有八位成为正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还有多位同志成为卓有成就的经济专家。”钱正英说：“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开会时，在曾山同志主持下，那种英才济济一堂，敞开胸怀，各抒己见讨论的盛况。有时，一些同志争论得面红耳赤，曾山同志宽容地倾听各方意见，最后作出大家信服的结论。”钱正英说：“在当年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部级干部中，我只是最年轻的一个副部长，对于财政经济的方针大计，没有多少资格参加争论，但是能旁听，这种争论，也是莫大的教育并感到是一种幸福。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环境，使大批人才得以脱颖而出。值得一提的是，曾山是一位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当年华东财政的部长和副部长们，来自各个解放区和上海刚刚解放的大城市，绝大多数是大学生出身，其中有些同志甚至是相当知名的学者有的秉性十分骄傲。但是曾山同志以他的高度思想政治水平和人格魅力，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大家信服他，依赖他。心情愉快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毫无保留地在他领导下努力工作。”钱正英说：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经历，对于我来说，我个人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在他直接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而且亲身体会到，在他的领导下，治淮事业是怎样做到人才辈出的。钱正英回忆：1950年3月，我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当时我在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当党委书记兼副局长，才二十七岁。在建国几十年后的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当时也属于破格提拔，据说在讨论任命名单时，曾有过争辩，不少同志提出怀疑：“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这句话传得很广，几年后，我初次见到李先念同志时，他还开玩笑说：“啊！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当时，华东水利部属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1950年7月，淮河发生严重水灾，根据中央决定，10月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曾山兼任淮委会主任，由河南、安徽、山东三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任副主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钱正英在淮委会工程部分任正副部长，曾山同志以后又调了吴觉、万金培两人分任淮委会秘书长和财务部长，曾山把钱正英、吴觉、万金培找在一起交待工作，明确提出要钱正英等三人为淮委党委常委，负责淮委日常工作，他（她）们三人工作得很好，这也是知人善任的硕果啊！ 　　曾山用很大的精力抓治淮工作，定期从上海到蚌埠检查并主持重要会议，淮委也经常派钱正英赴上海向曾山汇报、请示工作。曾山对钱正英这号称“黄毛丫头”的副部长关怀备至，几乎是手拉手似的带着钱正英工作的。曾山对每一个青年都有一种慈父的感情，既坚持原则，又体贴入微。在他面前，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倾吐心思，大胆地发表见解，曾山总是循循善诱地帮助大家分析问题，只要是正确的或稍有可取之处，他就给予肯定和鼓励，如果有了错误，他总是耐心开导，使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每次谈话之后，都能获得前进的力量。 　　曾山目睹治淮工程巨大，需要众多的技术人员从事各项工作，才能完成任务，他经过调查研究，报请华东军政委员会和国务院人事部批准，从全国各地抽调技术骨干支援和在社会上广泛吸收人才外，还决定将华东地区高等院校的水利系全体毕业生都分配参加治淮，并动员两个系的三年级学生去治淮实习一年，再回校结业，各种人才一时云集蚌埠。曾山像慈父般地关心、爱护这一批优秀治淮人才，他针对当时条件差的情况，及时从华东军政委员会拨了一笔经费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他自己却过着清贫的日子），使大家怀着一种开创事业的豪情，愉快地接受分配，奔赴治淮第一线，促使治淮工程进度加快，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曾山同志在淮委成立的第一天就对大家说，要治好淮河，必须依靠全体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亲密团结，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时淮委的各级领导刚从长期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一些同志初次和许多知识分子共事，还不太习惯，不大适应这种新的环境。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不够了解，往往容易看到他们的一些缺点，对他们不够信任。1950年冬，河南省白沙水库工地，这是我国自己建设的第一个大型水库，由于施工管理不严，隧洞发生塌方，造成人员伤亡。河南省治淮指挥部决定给各级技术负责人严厉处分，但没有追查有关党政领导人的责任。吴觉、万金培和钱正英都感到有些问题，向曾山同志作了汇报，曾山同意钱正英等人的意见，认为当前一部分党员干部中，还不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左”的倾向。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治淮事业就不能很好地前进。因此，曾山同志要求淮委全体同志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章，并由吴觉同志起草，提请治淮党委通过一项关于团结知识分子的决定，发布到治淮系统的各单位，这是治淮工作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思想建设，为知识分子的锻炼和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钱正英说，曾山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了党的政策。那是1950年冬天，曾山带领许多领导同志从蚌埠出发，坐船到淮河上游查勘，船行到正阳时，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技术员患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刻送医院进行手术，但是，正阳没有医院，必须找一条船送往淮河下游的怀远县。在停泊的船只中，只有曾山乘坐的那艘船最快，曾山知道情况后，立即吩咐随行领导人员全部上岸，用自己坐的快船连夜将病人送往了怀远县医院，及时进行了手术，终于化险为夷了。 　　曾山同志在治淮工作中总是强调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他在《人民民主专政是治淮的力量源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治淮工程因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的工程是依靠广大的群众力量，是依靠有高度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行政和技术干部，是依靠自己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因此，曾山当时在治淮全过程中提出了“依靠群众，依靠科学，科学与群众相结合”的口号，促使治淮工程节节胜利。 　　1951年，以汪胡桢为首的一批中国专家，提出在淮河支流淠河上游修建佛子岭水库的方案。根据坝地实际情况，经过坝型比较，汪湖桢建议采用混凝土连拱坝。当时，美国刚建成了第一座连拱坝，世界其它地方还没建过。就中国来说，当时开始修建几座土坝，连混凝土坝都没有修过。而连拱坝的设计和施工，比重力坝复杂得多，特别是抗地震的性能如何，存在着各种不同看法。当时征求了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也不赞成汪胡桢提出的方案。以后，淮委召开了多次技术讨论会，讨论来讨论去，认为一无经验，二无资料，大家仍有疑虑，最后淮委党委派钱正英去上海向曾山汇报。曾山详细听取了各种意见后，果断地对钱正英说：“既然中国的专家提出的方案有道理，就应当相信中国专家。在曾山的支持下，中国第一座混凝土连拱坝，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在佛子岭建成了。多年的运行证明，设计和施工的质量都很好，经受了多次洪水考验，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佛子岭水库建成后，又在邻近的支流上相继建成了梅山水库和洪甸水库。通过这些水库以及在河南省淮河上游的水库的建成，培育了大批中国自己的建造大坝的专家。 　　1952年春天，正当治淮工作进入第三年的时候，主持治淮党务领导工作的钱正英同志怀孕了，钱正英见自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她很着急，为了治淮的需要，钱正英部长要求人工流产。按当时规定，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需经组织批准。曾山知道后，和蔼地对钱正英说：“你不要要求做人工流产手术，生孩子我比你有经验。”曾山接着告诉钱正英：“我爱人邓六金生过好几个小孩子。女同志生孩子的问题，我都知道。按照你的体质，怀孕了虽然稍稍有些反应，但是不会影响工作，你可以一直工作到临产，产前休息没有什么意义，要把产假放在产后，一般就影响两个月。相反，人工流产如果搞得不好，可能长期影响身体。”曾山站在钱正英的角度作了设想和分析，给钱正英开导了一个多小时，解除了她的思想顾虑。至今，钱正英常给她的第一个孩子讲，是曾山同志把她护送到人间的，应该好好感谢曾山伯伯啊！ 　　1952年8月，淮河中游的安徽省境内，降雨过多，大堤保护区内，排水不畅，遭受了涝灾。这本来是治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由于1951年淮河流域欢庆丰收后，部分干部群众误以为治淮已经解决问题，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涝灾缺乏思想准备。9月，当钱正英大腹便便，快要临产的时候，曾山亲自主持召开了由三省领导参加的治淮工作会议。由于安徽省的个别领导在会下活动，使会议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安徽省的一些地方工作同志提出，这场涝灾是由于治淮方针和规划中的错误，并把主要责任归之于主持工程部日常工作的钱正英部长。参加会议的其他两个省的同志都不能接受这种意见，更未料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攻击，曾山此时也不便说话，会议开得不欢而散。当吴觉、汪胡桢、钱正英在火车站送曾山回上海的时候，大家都默默无言。就在曾山走后没几天，中央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突然来到蚌埠。原来，曾山回到上海后，及时向华东局汇报了此事，并向中央报告，要求李葆华部长去淮委，明辨这场水利工作中的是非。在李葆华主持下开了个小会，就淮河上游发生的涝灾和治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做了检讨，这场风波才算结束了。李葆华同志刚走，安徽省委转来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要钱正英立即回上海，准备生孩子。钱正英在遭受攻击的那些日子没有流过泪，现在，钱正英看到这份要她回上海准备生孩子的电报时，她止不住泪流满面，钱正英想起曾山当年满腔热情地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那样出以公心地培养青年干部的成长，直到今天仍感动不已。曾山啊，多么好的领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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