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全军举着纯白的旗帜。所以，从太原开始进军长安的会议上，当有人为合“白旗天子出东海”的谶纬之言提议唐军使用白旗时，李渊决定在其中掺入一半的绛色旗帜。这样，南下直取长安的大道上，便布满红与白的锦绣波浪。 　　长安，在“关中”。 　　关中，潼关之中也。今天干旱贫瘠以陕甘宁“边区”著称的这块土地，在古代，在人类还没有太猖狂地破坏掉它的自然环境的时候，是“沃野千里”、养育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个朝代的关中大地。这里是周的发源地，这里是秦的封地，在这里的“关中父老”支持下刘邦才能击败远比他更善战的项羽和江东三千子弟兵，在这里的“关陇集团”的支持下杨坚才能统一全国威镇四夷。在那个时代，这里有“天下”最有力量的势力集团，有“天下”最有希望的家族门阀，有在人类的古代社会最庞大的都城。从周的镐京、秦的咸阳、汉的长安走过来的，大兴城。 　　隋文得位，以自汉以来之旧长安已破败，也要向天下展示新兴王朝的气势，遂起意新建一座都城。古时候即使什么都比不上现代，至少有一点是占优势的，那就是土地广博自然条件优厚。在今天绝对做不到的事，在当时却是轻易。在一个全新的空地上，花了约一年多的时间，一座新城拔地而起，把所有的人都迁了来之后，旧城就成了废墟，等待着在时光的流转中慢慢从人们视野里消失就行。 　　这座新城，在一开始被称作“大兴”，但后来更多还是被叫做“长安”的巨型城池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整齐”的一座都城。前后代的大多数都城，有的地势不好，如南京在江边怎么直也直不起来，有的兴建时就没有规划如北京其居民区就是无规划乱建的产物，而大兴，则据说是可信的完全整齐的各种大小正方形的组合，完全符合儒家经典关于都城的规范要求。 　　大兴在龙首原，周围八十多平方公里，北高而南低，整座城是一个长方形，北面最高处为宫城，是一个长方形，全城分成一百零八个居民区和两个对称的市集，全部是整齐排列的用围墙围起来的长方形，。街道均匀纵横如棋盘，主要的大道多宽，次要的道路多宽，居民区内十字型的交通道又有多宽，全部有制度，没有今天北京城那样的死胡同。中间的朱雀大道把大兴分成了相等的两半，一半才是真正的“长安”，另一半则是“万年”，合起来“长安万年”也好，“万年长安”也好，很平庸也很适宜的名字。不可以临街破墙开店（什么胡说八道宫词里瞎演的一路走过去看到一大堆铺面的镜头千万不能相信），走在大道上，只能看见一道又一道延伸而去的整齐的墙和道旁树。不是重大的节日，平时都有宵禁，黄昏时二百击鼓以后，所有居民区的大门全部关闭、上锁，直到第二天黎明，没有特别的许可根本不允许出门。 　　这就是唐初的大兴，就今天的标准而言，是壮丽却未免过分拘束的都市。在古人，则是伟大的没有任何城市能和它比较的天国之都，至于宵禁的规定等等，古人倒是习惯的。 　　除了自然条件和长期的政治影响使关中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地区之外，在军事文化上，这块土地在大陆中国占有很大的优势。军事上，“关中四塞”，能进出的道路有限且易守难攻，春秋战国时期秦闭关则六国束手无策，能随时找机会去攻击别人而不被别人攻击。而由关陇之地向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海上行动不发达（技术条件不成熟，连罗盘都还没有发明）的当时，陆地上的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和外面世界最重要的通道，这条养育出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的伟大商路，给中国带来商品，带来文化，带来开放而常新的一切。而在汉族的势力范围内，关中正是和这一切最先接触的前沿，其地位和今天我们说到“沿海城市”的感觉差不多。 　　所以，谁能占有长安，在当时来说，就是统一天下抢到最大的先机。而这一大好地方，在杨广的时代却被忽略了。前章提过，杨氏父子起自关陇，却由于种种心结，极不喜欢他们的旧同僚。这样的心结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促使杨坚立科举，促使杨广建洛阳。也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杨广即位后在关中待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年，并任意征发这里的人力物力来做他在关外的事业，因此隋书记载的是“天下未乱，关中先弊”，人心先就离散了，在大业末年，关中的守备也是疏忽，远不如洛阳等地。故而这块大肥肉却是唾手可得的，可是，变乱了那么多年，居然就没有人去抢，到底落到了李氏父子手里。最早，杨玄感造反，李密做他的谋主，以“西进长安”为上策，可是杨玄感没有听李密的劝告，致使兵败身亡。现在，李密在关外瓦岗大权在握，却陷于内部矛盾和眼前的利益，也没有积极进行当初他向别人建议的长安攻略。另外，长安附近的诸“盗贼”，还处于乌合之众的状态，没有形成山东等地那样如窦建德辈的真正有力量的力量，自然也得不到长安。如果说当时有威胁力的，倒是在陇上兴起的薛举，几乎和李渊同时，薛举也积极地筹划攻略长安，他们之间，也只是前后脚的分别而已，此是后话。 　　李氏父子攻略长安的进程，基本上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其间，认真的战斗只有一场，就是霍邑之战。 　　霍邑一战的危机不仅在战场上，在战前就已经开始了。 　　当唐军离太原，出雀鼠谷后，留守长安的隋室将领派名为宋老生的将领带两万精兵挡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这两万人，大概就是当时长安能集结的所有精锐了。这时候忽然下起大雨，而且经日不停，致使唐军无法前进，也没办法开战，只能在霍邑前不远的贾胡堡扎营停留。这期间，先是掌握了瓦岗大权，正在大力进攻东都洛阳的李密派人送了一封信来，信中历数杨广的过失，对李渊的语气也很托大，直呼李渊为兄（说来他们都是八柱国家的后代，李密也不算托大啦）。李渊老奸巨滑的，哪里在乎这一点口头上的东西，顺水推舟回封信去给李密猛带高帽，加之李渊过去装糊涂装惯了，外面风评是个糊涂庸碌的人，李密得意起来，更是一心一意攻打洛阳。 　　可李渊这边，雨老不停，又传来谣言，说反复的突厥背弃了和李家的和约，联合马邑的刘武周要进攻太原。而被派到突厥出使的刘文静也没有消息。接下来，故事重新开始有了两个版本： 　　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李渊召集所有的幕僚开会，讨论对策。大家都认为现在前进不成，后方老巢却受到威胁，太原绝不能有失，应该回军。李渊又问他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则认为谣言并不可信，突厥和刘武周之间还不是互相勾心斗角，能不能联合进犯太原还是未知数，而这边，他们热热闹闹地进军长安，走到半路就这么闷声不吭折回去，正所谓士气可鼓不可泄，以后要再进军就困难了。如果不能占据长安，那不也成了一个“盗贼”。李渊同意了他的两个儿子的建议。 　　好不容易，到八月，秋雨终于停了。李渊很高兴，出战。当日，北方的秋高而气爽的天气分外在雨后清澄，李渊用看风景的心情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今日一战，全看你们两个了。李建成和李世民认为在霍邑内的宋老生个性冲动，没见过大阵仗，可以想办法骗他远离城池作战。战斗开始，李渊在正面假装退却，宋老生追击，李建成和李世民从侧面绕过去，截断宋老生回城的道路。但这毕竟是长安隋军最精锐的主力，因此战斗白热化，所谓“数里之间，血流蔽地， 僵尸相枕”，遂斩宋老生。其时已日幕，李渊见士气很盛，相反霍邑的守军和大将都在城外被消灭了，便命登城，在黄昏六、七点的时候攻占了霍邑。这一战不仅是攻略长安第一战，也是战斗最激烈，死人最多的一战。战斗结束后，李渊也没有开始时看风景的心情了，沧然太息。 　　再来看新、旧《唐书》里的版本。 　　前面不变，唐军在贾胡堡受阻，下雨，李密来信，有谣言。 　　李渊召集所有的幕僚商量，众人认为应该退兵，李世民和李建成持相反的意见。 　　这里李渊认真是“少数服从多数”，决定退兵，并颁下命令。一部分军队开始后退。 　　李世民怎么想也想不通，他不是右军统领吗，他严令右军不管谁的命令，都不准动。然后李世民去找他哥哥，打算再去私下里说服李渊。李建成很犹豫，不愿意去，因为他想父亲，主帅都已经颁布正式的命令了，尽管他不认为这个命令是明智的，但再发表反对的意见是对拥有父亲和上司这样双重身份的李渊的不敬。李世民不管，一个人跑去李渊的营帐。守卫的卫士说李渊已经睡了，不能见他。大概是李渊故意不想见李世民听他和自己争辩吧，但李世民索性在李渊帐前痛哭起来。李渊气得不得了，往外大叫“你老子还没有死你哭什么”之类的话，李世民则立刻回以“虽然现在没死，反正离死有不远了”。李渊被李世民激烈的言辞震动，才把李世民叫进来，两父子嘀咕了半天，李渊终于觉得还是他的两个儿子是真心为他、为李家考虑才反对退兵，而其他人，显然是各有他们自己的私心。 　　李世民得了李渊命军队反转贾胡堡的命令，大喜，马上就去追已经出发的部分左军。半路上，甚至不小心迷了路，把马也丢了，不过到底把已出发的那部分左军追到，和士兵们一起步行回来（狠吧^^）。 　　八月，雨停，出战。 　　李渊看风景地说了上面提到的话。 　　开战，李渊和李建成都在正面，宋老生出战后，李建成不小心坠马，军队一阵骚乱，唐军后退，宋老生近逼，渐渐离开城池。李世民从侧翼绕到宋老生后面，阻断宋老生的退路，另一边唐军主力也站稳阵脚，双方一阵惨烈的搏杀，李世民在战斗中砍断了弯刀X把，衣袖完全被鲜血染红。最后，宋老生被杀，唐军进克霍邑不变。 　　究竟哪个版本讲的故事是真实的呢？看得出，它们之间至少有两个地方出入是很大的。 　　第一，遇雨后，李渊问策，李建成和李世民和众人的意见相反是一样的， 但李渊的态度不同。明显《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李渊英明神武得多，也没有李世民“苦劝”和“追回”两场戏。有趣的是，我曾经看过一个颇有几分名气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的文章，他是一个非常同情李渊李建成的人，在太原起兵和很多事上，都给了李渊和李建成更高的评价，但在这件事上，他认为《唐书》里的记载才是真实的。无疑，前面就说过，《唐书》虽然是溢美李世民，《大唐创业起居注》却是溢美李渊的。李渊的个性，一直到后来，都是显得老狐狸性格太重了，说得难听点就是“狐疑”，遇到困难以后，是比较喜欢缩头的。相反，李世民的个性，却是很倔强，甚至有时候你说“刚愎自用”也不一定错，好听一点就是越锉越硬，总之在《唐书》里的记载都非常符合李渊和他的个性。并且，《唐书》里记载的细节也不容忽视，象诸如和他老爹吵架的话，在山谷里迷路把马也丢了等等。随意编造的话，这些细节很难如此生动。相反，《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李渊同意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意见的描写就显得“可容许的误差”太大，比如就象《唐书》里说的那种情况，也可以说李渊“最终”同意他两个儿子的意见。 　　第二，战场上。究竟李渊后退是安排好的还是出了差错？究竟李建成是跟在李渊身边掉下马来，还是和李世民一样在迂回截断宋老生的退路？这个这个，倾向于《大唐创业起居注》，因为李渊和李建成怎么可能这么笨嘛。如果说李建成从马上掉下来的话，《大唐创业起居注》好象不会非要给他掩饰吧，又不是李渊摔个嘴啃泥。 　　霍邑即下，少不了一阵子安抚工作。优礼安葬宋老生这个“忠臣”之后，对其降将也不追究，仍让他们统率自己的部下，如果有愿意回乡的也发给遣散费。然后李渊大肆封赏，远近来者，无论贤愚长幼，均授予各种散官职位，在霍邑之战中有部曲及徒隶（相当与半奴隶和奴隶）建功的，也照样和“良家子”一样赏赐。这时候有人认为李渊封赏太滥，李渊则认为当初汉高刘邦开国，所有从军士卒都得到五级的爵位，而杨广于雁门关时“在难即许授大夫，免祸则惟加小尉”，于是一个开国一个亡国，就是最好的教训。 　　霍邑一切安顿妥当，唐军又在绛郡有一场小战，其时隋军留在长安的主力都差不多用光了，绛郡一些本郡的守卫兵卒自然完全不是对手，兼之郡守也是一个不通战事的文士， 没花什么功夫，绛郡被克。 　　再至龙门县，出使突厥的刘文静带来突厥的援军，正如李渊叮嘱的，马匹多而士兵少，李渊很高兴刘文静的办事能力。据说，当初李渊在此县境内见过黄河水变清（古时候的吉兆），李建成也曾在此县打猎时捉到过玄狐（古时候的吉兆？），那当然这里就免不了再出点碑石嘉禾之类的吉兆，总之大家凑兴啦。 　　重要的是，从这里再往西，就真的“入关”了。 　　从“关东”进入长安所在的“关中”，最有名的一条道路是潼关，也是守备最森严的一条道路。不过，当然并不只这一条路，另外还有两条一般情况下不太好走的道路，但很巧，中国历史上定都关中地区最有名的两个王朝，汉和唐，都不是走潼关进来的。刘邦接受楚怀王的命令，率军攻打秦之咸阳时，是贿赂了秦的守将，走了潼关南方的武关蓝田一线。而唐军入关，则靠李家在关陇的地位和声势，在当地诸“盗贼”纷纷依附的情况下，从潼关北方的龙门渡过黄河，走蒲坂入的关。所谓“天险”，所谓“金城汤池”，到攻破的时候，也是这么容易。 　　当然守备长安的隋军也不是傻瓜，在李渊大军渡河的时候，也派人前来阻拦，可是却被当地“盗贼”和李渊的联军击退。这样，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地区的唐军就只剩下两股主要的隋军要对付了。 　　一股是由隋之大将屈突通（复姓，屈突）镇守的河东郡之潼关，另一股当然是固守长安的代王杨侑及其下属。 　　屈突通，是有名的隋的忠臣和大将。当初杨玄感叛乱，最后就是他率领军队去追击杨玄感，与其兄弟屈突盖齐名长安，分别长期担任长安的守备和治安工作，以执法严峻闻名，长安有“宁食一斗葱，不逢屈突通，宁食一斗艾（一种苦草），不逢屈突盖”的说法。当时屈突通的形式很不利，不仅主要的精兵在霍邑损失很大，而且他守备的潼关在河东郡，正是李渊的老家，相信人心也非常混乱。加上屈突通那个时候年纪也不小了，以及素来更长于守城而非野战，所以不敢出城和唐军作战。但潼关天险，唐军要攻下潼关也不容易，经过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以后，唐军没有讨到什么便宜。 　　倒是临近的县城纷纷见风使舵来李渊这儿“归附”，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得到了隋的永丰仓。永丰仓是文帝时就兴建的大型仓库，里面的粮食物质极多，据说到唐建国几十年以后，永丰仓的物质都用不完。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基地，唐军的后勤就有了充足的保证。在潼关难下而关中款附的情况下，李渊做了新的战略安排。 　　据《唐书》记载，李渊当时也汇集手下重要的幕僚开会讨论，一般的意见是先全力攻下潼关，免除进军长安的后顾之忧后再进军长安。李世民的意见则是潼关难攻，不如干脆放弃，趁长安空虚先攻克长安，这样潼关也就不攻自破了。李渊考虑了一阵，决定“两从”，即派军围住潼关镇守永丰，也派军直接攻略长安。 　　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无上述记载，只说李渊决定分兵两路。 　　第一路，在李建成率领下，屯守永丰仓，并包围潼关阻止屈突通出关攻打唐军。 　　第二路，在李世民率领下，西向掠地长安附近，完成对长安的包围。 　　这里略略说开一点，如此的安排，应该不是随意或偶然的。无论上面《唐书》记载的讨论是否发生过，李建成和李世民各自不同个性的分野应该已得到大家的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李建成主守，而李世民主攻的安排，应该就是在大家的共识，或者说至少是李渊的认识下决定的。 　　两路都取得了很好的战果。 　　李建成一边，屈突通见唐军向长安进军，率几万精兵欲驰援长安，被李建成麾下刘文静阻住（刘文静这时候归李建成统辖） 　　李世民一边，一路西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尽是一拨儿又一拨儿来“归附”的。其中就包括平阳公主和李神通的队伍。最后收揽的各色人等达十三万之多。李世民最后把军队安排在废弃的长安旧城，写信告诉他父亲情况。 　　李渊见时机已成熟，命两军汇集到长安，总共有兵二十余万。一下子从太原带来的两三万人变成二十多万，就算数字并不很准确，也可以看出唐军在当时扩张地很快。其实从军事角度而言，一下子有了这么多人并没有好处。无疑，急剧增加的兵力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在协同作战、纪律、后勤等等方面，都很容易造成大问题。 　　不过，一则当时长安的对手很弱不用担心被“精锐的敌人”击溃的问题，二则虽说是乌合的“盗贼”大军，但“盗贼”们都是关中本地人，在本乡本土再胡闹也有限，不会扰民太厉害，三则时间不长又有永丰仓的供给，后勤和军纪就好维持得多。 　　尽管如此，也可从《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看出当时唐军的混乱情况（这在《唐书》里没有记载）。 　　本来，李渊打算的是围长安一段时间，以他们李家在长安的势力和现实的情况，多半是城内自己先乱起来就投降了。李渊这样打算倒还不是担心长安难攻，而是他希望尽量维持自己是“勤王”而不是“造反”的大义名分。可对李渊手下的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坐等长安自己献城，本来应该是好事，但也就意味着攻城的人功劳不大而献城的人功劳大。而当时的唐军，除了少部分是从太原起兵出来已建有“首义”之功勋的，大部分都是新近依附还没有在功劳簿上记下名字。既然这里摆着这么一座好攻的城在这儿让大家建功，自然就有有野心的人跃跃欲试。且这些人又没有很强的纪律观念，于是在李渊无法阻止的情况下，唐军开始杂乱地攻打长安，可以想象，如果当时长安里有精兵强将，唐军不败才怪。惟其长安已经不堪一击，在这样混乱的攻势下，长安很快陷落了。李渊匆匆颁布禁止烧杀抢掠和侵凌隋之宫室宗庙官员的命令，但唐军已冲如皇宫，直冲到代王杨侑的驾前，说来也不过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的杨侑吓哭了，惟有代王的侍读姚思廉出来厉声呵斥了冲撞的唐军，才免于代王在这时候被乱军所杀，不过，也只延续了这个小孩两年不到的寿命而已。 　　而在当时，至少，这个小孩被随后赶到的李渊保护起来，他还需要这个孩子来做幌子。三两天后，代王杨侑被迎立为新帝，本来的皇帝杨广则被遥尊为太上皇。李渊自称大丞相，进爵唐王，干脆住在皇宫内，总揽大权。将士们大得封赏，李建成理所当然是唐国世子，而李世民则由敦煌公徙为秦国公，李元吉被封为齐国公。注意一点，基本上，单字的封号比双字的高一等。如同为“公”这个等级，唐、秦、齐等等单字的的“公”就是“国公”，而双字的如“敦煌”之类为“郡公”，高低是不同的。又如“王”，也是如此，“秦王”、“齐王”等就比“淮南王”、“义阳王”高一等。同时，李元吉仍然镇守太原，辖区包括唐军在“山东”（崤山以东，也就是潼关以东）占领的所有郡。李世民任京兆尹，主管京师事务。随便提一句，终武德九年的时间，李世民一直任京兆尹一职，在最后的宫廷政变里，给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处理长安败军的问题上，基本上唐军算是宽大的。不过李渊还是杀了杨侑手下的阴世师和骨仪等数人，因为他们在确知李渊造反时挖了李家的祖坟，是李渊（应该也包括李建成和李世民）一说起来切齿愤恨的事。另外一个将死未死的，就是李靖，据说他是在被推赴刑场时叫了一通“明公欲得天下，为什么要先杀义士（忠于隋室，也是义士的一种表现了）”，被李世民听到，劝他老子放了本来就很有名的李靖。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前面提到的李渊大肆封赏官爵有关，就是进入长安后，封赏更厉害，以至把府库和李家的家产都用光了还不够，最后有人给李渊出个主意，因为当时长安城内柴薪很贵，把皇宫内的树木砍下变卖，才总算把这个财政危机对付过去（此人后来长期在武德朝主管唐的财政）。这个问题，从某个角度来说，暴露出当时的唐军并不如史书上吹的那么众志成城和团结一心。很显然，至少在入关以后，唐军大量招降纳叛，成分变得很复杂而不好把握，故李渊只有靠“滥赏”来收揽人心，而对长安城的进攻过程也充分说明当时唐军的情况有多混乱。 　　同时，唐在关中的脚跟还远远没有站稳。潼关的屈突通并不足虑，他始终突破不了刘文静的防线无法援助长安，李渊多次派他的家仆和儿子去招降，他不肯，但到长安陷落后，屈突通欲去洛阳和洛阳的隋军会合，被刘文静追击，在属下纷纷逃离的背离的情况下（都是关中人，不愿意离开家乡），屈突通最后投降。 　　然，屈突通投降了，他曾派一名叫尧君素的将领在河东郡城守备，竟怎么也不肯降。实际上，这个是李渊老家的郡城，在唐初的历史中可算一个奇迹，竟在四面无路的孤城状态下坚守了近四年，任唐军怎么攻打都没用。不过还不算什么大问题，毕竟这个小城池自守有余，却无法威胁到李唐在长安的统治。 　　同时，长安西面至少有三个势力集团兴起，其中，在武威一带的李轨和扶风的唐弼的势力不大，对唐来说真正危险的，是和李渊前后脚一起攻略长安的陇西薛举。 　　薛举，陇西金城人，在隋时做过一个小校尉，趁乱世而起，杀了本县的县令，招纳陇西一带的“盗贼”，建立所谓“西秦”国，自号“西秦霸王”（学项羽嘛）。因为陇西一带是胡汉杂居的地区，因此民风十分剽悍，善骑射，有很强的骑兵，因此薛举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武力。 　　紧邻长安所在之京兆郡的西面的，是名为“扶风”的郡国。查看地图的话，这里至少有两个有名的地点，一个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陈仓，另一个则是三国时诸葛孔明身丧之所“五丈原”。扶风更是从西面进入长安的门户之一，就在李渊成为“唐王”后的第二个月（李渊十一月中进爵唐王），亦即大业十三年这一年的年底十二月初，薛举击溃占据扶风的“盗贼”唐弼（唐弼随即被唐军所杀），号称二十万大军，进逼长安。李渊派李世民率军抵御。 　　这一次，也是李世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独立指挥军队作战，之前，要么是在李渊身边，要么和李建成协作，要么并没有战斗发生，李世民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主帅”。 　　薛举来势汹汹，而他的军队也以善战骁勇著称。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守方的唐军似乎当以坚守城池来应对，如果能拖到西秦军后勤出现问题，那就好办了。但李世民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坚守的战略不适合当前状态下的唐军。他们占领长安不到一个月，大部分军队都是临时纠集战斗力不强的，而从太原带出来的战力强的部队在这里的根基很浅。与其守难守之城，不如以乱应乱，薛举一定想不到唐军敢直挫西秦军正盛的锋芒，所以干脆趁其不备，以精锐的骑兵快速赶到战场逆击西秦军。 　　果然，没有预料到唐军的大胆举动的西秦军在突然遭到唐军攻击后大乱，李世民追击薛举直到陇上，以至于已经称帝的薛举问左右“自古天子有降事乎？”，意思就是，以前的皇帝有投降的吗？因为薛举已经称帝，就比没有称帝的人更难以投降（事实也证明，凡是称帝后失败被俘的，李渊全部要杀）。然则，毕竟唐军也刚占领长安，立足未稳，这一次逆袭无法全歼西秦军，薛举到底逃了回去，图谋东山再起。这一天，正好是李世民被封为秦公后的第十五天。 　　这一年剩下的日子里，唐的发展总的来说是顺利的，大部分关中地区的“盗贼”和原隋室官员镇守的郡县纷纷“归附”，里面就少不了好些个李家的亲族，包括窦氏一脉，李渊的两个女婿（就是李渊的妾生的两个大女儿的丈夫）等等。最重要的是，位于关中南方的巴、蜀之地的归附。 　　巴、蜀两地，大致今天重庆直辖市和四川省的范围，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成都平原古有“天府之国”的称号，是有名的富庶的农业商业区。在隋唐之际，天下之富有“一扬二益”的说法，排第二位的正是益州（成都）。又，巴蜀之地四面环山，古代的交通困难，要攻进来是很不容易的，对外主要的通道一是沿长江往东下江南，一是沿栈道往北入关中。其中，长江航运易下难上，要从这里出蜀容易入蜀难，而走栈道就出入都相应容易些。如此一来，巴蜀之地就可以稳定地把它富饶的自然资源供应给关中而不必担心被其他势力干扰。所以，最早在战国时期，秦因为得到巴蜀而摆脱物质的匮乏，力量大增；北周时也是拥有了巴蜀之地才改变了北周财政的窘迫局面并为后来隋的统一打下基础。 　　现在，唐如此轻易地取得巴蜀之地的控制权，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 　　从政治上来说，一下子唐控制的版图增加了一倍不止；从经济上来说，巴蜀的富饶能有力地支撑唐的统一战争；从军事上来说，未来唐军要攻打江南，那么可以从这里沿长江直下，也避免了关中南面受敌的隐忧。 　　李氏在关中的政权，终于初步稳定下来。 　　但忧患还是没有完全消除，这里再复述一遍： 　　1、最大的威胁，陇西薛举，在逃回陇西后，西秦的势力复振，李渊两度派人征伐，均以失败告终。 　　2、武威李轨。基本上是一个“土皇帝”，自称“大凉王”，固守一方，和唐处于“冷和平”的状态，李渊试图拉拢的对象。 　　3、河东尧君素。如果不是所守太小的话，几乎可以算当时一个传奇人物，以一个小小的河东郡城面对唐之大军夜以继日长达四年之久。惟其地小力弱，也无法对唐构成威胁。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李世民在唐军整个南下长安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一系列事件人物是如何促进他的力量成长的。 　　看《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话，会发现，在前半部的“谓（秦）王曰”几乎都变成了同时对“大郎（李建成）、二郎（李世民）”的话。即使不能说李建成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比李世民更多，至少李建成和李世民也拥有了同等的地位。李建成或许稍稍要比李世民表现得过于谨慎些，但其明智和能力是不亚李世民的。 　　但李世民有两次单独行动很值得注意。一次是渡过黄河后，李渊分兵两路，一路防守潼关的屈突通，一路掠地长安附近准备攻打长安，而李世民负责的是后一路。在这个时候，李渊本人，是和李建成在一起，李世民是单独行动。尽管李世民一路在掠地长安附近的行动中没有任何重大的战斗发生，但至少李世民第一次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和很大的权力，对他经营自己的力量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另一次就是占领长安后第一次击退薛举的进攻，李世民第一次独立率领大军进行比较重要的战役，战役虽然很短，但可以说是颇为成功，因此对他在唐初的军事领袖的地位之形成也可以说影响深远。 　　还有，正如前面所言，李世民在李渊第一次大肆封赏中得到京兆尹的职位。如果仅仅是军事上的力量，是不足以支持李世民在未来的宫廷战争的。京兆尹的职位不算高，作用却很大。因为管辖的正是长安及近畿地区。 　　在人才招揽上，也颇有可述之处。 　　这段时期，归于李世民幕下的最有名的人，应该算房玄龄和杜如晦。 　　房、杜二人，年纪相差二十多岁，却是交情即好的忘年交。其中房玄龄居长，父亲也是隋之官宦，官至刺史。史载房玄龄青年的时代正值文帝改易太子，废杨勇而立杨广，房玄龄秉持正统的观念，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隋之祸乱，自此而起。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因为投效李世民后房玄龄所做的，正是他年轻时代反对的事业。也不知当房玄龄助李世民和建成争夺皇位时，是不是会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正统观念，又是否有所感慨。从零星的一些片段看出来，在隋世房、杜和李世民间应该有一定交集。比如载于诗圣杜甫之记录的在王硅家的聚会，又如长孙无忌传里说长孙无忌和房、杜也是朋友。不过，似乎这些交集并没有使他们熟络起来，当李世民分兵掠地长安以西的时候，房玄龄“杖策”至辕门请见，一夕交谈，两人互相之间似才有了真正的了解，相恨见晚，遂寄以腹心。从史书上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已流露出他的野心。本来，李世民是兄弟中唯一一开始就参与太原起兵的，因此所谓“太原原从”的众功臣有一大半和李世民关系密切，再加上掠地长安以西时独挡一面，其幕府之中，自然有不少投效者。但唐进入长安后，设官立爵，大部分人都因为各种封赏而被调离，李世民为此十分忧虑，私下很房玄龄聊起这件事。房回答的是，如果殿下只想守住藩王的地位，也就没什么了，如果殿下一定要“经营四方”呢，就请把杜如晦留下吧。当然，这个时候，房玄龄就把他的老朋友杜如晦也拖下水了。 　　房玄龄在史册上以个性极其谨慎、心思细密著称。他非常善于察言观色，有时甚至有点逢迎过头。比如说李世民如果生气，不论对错，房玄龄必定惶恐之极，无错也认错，好象大难临头的样子。另一方面，对其他人，房玄龄也是有名的好脾气，无论在秦王时代做幕僚对王府内诸将，还是在太宗时代做宰相对属下群臣，房玄龄都非常大度，据说是见人之长毫无妒忌，无不极力推举，见人之短也不求全责备，能使贤人小人各得其位，尽愿为李世民效死力。因为很善于察探李世民的心绪，所以也善于把李世民的愿望用合适的方法表达出来。连李渊都说房玄龄“每为吾儿陈事，千里外犹对面语”。不爱珠宝，李世民在武德间多所征讨，每克一地，其他人免不了翼求珍宝，房玄龄则一心去收罗当地的书籍档案。就是心太细，生怕有一点错失，举轻若重，因而在其为相以后，李世民曾说“宰相应该总揽全局，不要太注重小节”的话。话虽如此，，手下有这么一个又勤奋又有能力又谨慎的人，的确是一件很舒心的事。 　　杜如晦则相反，少以风流自命，故不是一个拘小节的人。临机果断，正和房玄龄的小心谨慎、深思熟虑相配。正所谓“房谋杜断”，很有名的。说来李世民和杜如晦倒是个性很相似。只是杜如晦命不好，年纪比房玄龄小，死得却早，李世民登基后不到两年，就生病挂了，挺划不来的。李世民后来很想念他，见到房玄龄的时候，常会想起杜如晦，对其家颇多赏赐。 　　李世民手下又有薛收，也是一个短命多才后来李世民很想念的人，大致亦在这个时间投效唐军。 　　薛收的父亲，是隋时极有名的薛道衡，道衡被杨广所杀，薛收因此之故怨恨隋朝，志不做隋官，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薛家是当时的高门大族，薛收和他的另外两个堂兄弟被称为“河间三凤”（PS：凤是雄的凰是雌的，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即薛收的堂兄薛德音是鸑鷟，薛收本人是离雏，他的堂弟薛元敬是鹓雏。 　　唐兴，薛收当然很支持，通过房玄龄的推举，他拉着他的堂弟薛元敬一起投效李世民，极得重用。薛收个性也略和杜如晦相似，善设奇谋，非常合李世民的胃口。而他的堂弟薛元敬，却活脱脱另一个房玄龄，谨慎得不得了。只是表现的方式却正好房相反，武德后期，李世民谋求太子的企图已是非常明白的事了，王府诸人，无不自申腹心，表示效忠李世民。唯薛元敬以名列“十八学士”的高位，只埋头老实做学问，不预半点“阴谋”，连房玄龄都佩服起来。 　　薛收于唐武德七年病逝，病后秦王府使者相望于道，不停地送去各种珍贵药材等等，但当时的医术本不发达，没能治好薛收。其死时年不过三十三，当时唐统一的战争基本结束，李世民初建文学馆，立十八学士，薛氏兄弟均有名，又命画十八学士像，薛收连画像画完的时间都没有等到。 　　长孙无忌兄妹早年的经历，在“末座少年”一章内特别叙述过。里面一个关键的人物是长孙无忌的舅舅高俭，不仅是他收留了被长孙家赶将出门的长孙兄妹，也是他把长孙皇后嫁给他很欣赏的少年李世民。前面也提到，大业末年，杨玄感之乱后，高俭受了牵连，被贬到岭南任主簿一职。不久以后，隋室彻底崩溃，岭南偏远，消息断绝，高俭完全不清楚中原和关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挂念留在长安的家人，自然十分忧心，而当时在岭南任官的，和高俭有同样之忧虑的还有更多。高俭的顶头上司，交趾太守丘和也是如此。 　　丘和，在隋时是有名的“佞臣”，他本在隋汉王杨谅造反时因临阵脱逃弃守所守郡城而被免官，后依附宇文述（宇文深得杨广宠幸，但后来就是他的儿子谋杀了杨广）起复。杨广行幸，丘和浪费了大量财物“献精腆”，得以加官进爵，第二次杨广在经过他的治所，丘和更是加陪进献。于是大业年间，皇帝四方行幸，各地争献奇珍美食，极浪费极奢侈的风气可以说丘和就是一个先导。再往后，丘和被任命为交趾太守。因为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除了丝绸之路外，就是和南洋的海上贸易，常年有各种奇珍异宝在这里交易，利润很大，又天高皇帝远，可算肥缺。少不了官吏贪污严重，反而使海南等地多有怨望。丘和便在另一个算来也是隋之佞臣的推举下出任交趾太守。其赴任后据说倒治理得还不错，不过又说南洋诸国欲与中国贸易的，赠送了丘和大量的“明珠、文犀、金宝”等物，使之富比王侯，想来也不算“清廉”才对。 　　不用说，丘和来自关中，他的家眷，大部分自是留在老家，现在天下大乱，道路不通，丘和固在岭南大发横财，也不会很开心。这里要专门提到他的，是因为他留在关中的儿子中（据说到唐朝，丘和的儿子十五个都位至显职），正好有一个就是丘行恭。 　　不知道丘行恭的话，应该知道“昭陵六骏”，就是李世民墓前所刻的六匹骏马石刻。最有名的一匹，飒露紫，被美国人盗去的那匹，刻着一人一马，马是飒露紫，人则是丘行恭。 　　丘行恭和他的哥哥丘师利，大业末年战乱中在家乡结党自保，杀了当时被人称作“奴贼”（首领是一个奴仆出身的人）的首领，成为关中一大势力，唐军起兵，李家的三小姐在武功等地招集人马，丘师利丘行恭即往投靠，后来也就顺理成章加入掠地长安以西的李世民的麾下，丘行恭受到重用。石刻里记载的是后来攻打洛阳时的事，而丘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前面就提到的，李靖，然与大部分传奇小说叙述的不同，终武德一朝，都看不出李靖是忠心的秦王一党的迹象，这是后话，暂不提。 　　前面还提到一个人，当唐军冲进长安，冲入皇宫时，留守长安的大臣侍奉代王杨侑的宦官宫女都逃掉了，只有一个人留在这个无依的小孩子身边大声斥责唐军无礼，把闹哄哄的军人也震住了，说“仁者有勇，当此人乎”。这人姓姚名思廉，本是南朝陈国人，陈亡入隋，因家传以文学著名，成为代王的侍读。现在隋室又灭亡，姚思廉固能救杨侑一时而已。其后，告别杨侑，姚便进入了李世民的幕府，也是后来闻名的“十八学士”之一。 　　名列十八学士者，还另有两人，也大致在这个时间里投效李世民的。 　　于志宁，隋官宦子弟。李渊入关，率领乡人至长春宫谒见李渊，李渊即命其为李世民幕僚。 　　颜相时，在第四章“四海为家”里提到过，出身当时著名的学问世家颜家。颜家本是南朝人，未统一前，其祖颜之推因战败被虏到江北，却因其学问著名一直很受尊重，著有《颜氏家训》一书流传后世。颜相时之父即前文提到的颜思鲁，兄颜师古，俱为当时知名的大儒。颜师古与长孙无忌交情极好，太原起兵时长孙无忌在长安，为了逃避追捕，大约就躲在颜家。唐军入关，长孙无忌不用说立刻跑来找李世民，顺带自然把颜家父子兄弟推举上，他们一同成为“敦煌公府文学”。后来颜思鲁、颜师古因名声更大，调为朝中重臣，故在李世民幕府内兼职而已，颜相时则一直留在幕府，进位“十八学士”之一。 　　自然，即说到了十八学士，就少不了那对为十八学士画像的著名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有关他们的记载倒不太多，应该是在这段时间左右被招入李世民之幕府。 　　再说说在这么一段时间内，李建成和李元吉招揽的人才。 　　李建成没有亲身参与太原起兵，和“首义”诸人较疏远，除了一个裴寂看来后来是比较明确的“太子党”外，其他人或更靠近李世民，或保持中立。从太原进攻长安，李建成也多在李渊身边，可发展的空间不大。这个时候，李建成的亲信主要来至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在过去的朋友，一个是李渊任命的辅佐大臣。 　　作为李建成从小玩到大的朋友，知名的有两人：韦挺和庾抱。有关韦挺的故事，包括他另外那两位朋友王硅、杜淹，都在“末座少年”一章开头详述，这里不再多说，略提一点，就是韦挺在唐军入关时投入李建成手下，把王硅一块儿拖上了。而杜淹当时在东都洛阳，很得王世充之信任。而庾抱没有记载，只好从略。 　　李建成手下，更多的，是李渊专门指派给他的宿老名臣（这也不奇怪，世子么）。 　　李纲，元老级的臣子，隋时，就以德高望重为文帝太子杨勇的冼马。似乎是有点宿命了，隋时的李纲没有保住杨勇，唐时的李纲也没有保住李建成。李纲以个性刚直闻名，这样的人一般不容易讨喜。当初在杨勇身边，李纲即“非东宫得言者”，辅佐李建成时也是如此。刚开始，李建成是非常尊重李纲，有一次有人献鱼给李建成，东宫幕僚争相自荐操刀烹鱼，李建成说“烹鱼诸位是行家，至于辅佐我就要看李纲的了”，因之赐李纲绢二百匹。但渐渐的，李纲却不能和李建成协调。如后来刘文静“怨望”之案，李纲是主审。刘文静是李世民一党，自然李建成还是希望借这个案子把刘文静除掉，李渊派建成之心腹李纲来审，固也有默许之意，因为李渊也不喜欢刘文静。然则李纲却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刘文静虽然怨望，还没有到造反的地步，和李世民站在同一立场上（不过刘最后还是被杀了）。另外，李纲对建成也颇有意见，或者说建成结交“无赖”，或者说建成太爱饮酒于身体无益，或者说建成不该和兄弟不和，等等。李纲把他对李建成的意见写成一封谏书，建成看后更加不快，李纲看到自己又一次“与东宫相仵”，也极不痛快，便以年纪大了为由，一定要告老，李渊不得以同意。到李世民登基后，李纲才复得重用。 　　李纲的故事，一直被人当作指斥建成“无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不可否认，李纲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个性梗直的老实人，这一点，和那位最有名的谏臣魏征颇不同。魏征以“直谏”出名，其实是很经风霜很狡猾。真正老实的人，象李纲这样，确实不适合辅佐李建成对付险恶的宫廷斗争，象李纲对建成的不满，除了饮酒这件无关紧要外，其他的，诸如结交“无赖”、兄弟不和，都不是建成能够改正的“缺点”。李纲以普通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一个太子，其实是可笑了。所以，对李纲，建成错的不是“失德”，而是使用错误。象这样个性简单梗直的老实人、名臣，把他供起来加以尊敬就可，要他做自己的心腹参与复杂的宫廷斗争当然会大家都不痛快。从此就可以看出，李建成在用人上确实不如李世民“狡猾”，因为李世民很能“骗”得这类“傻乎乎”的人高高兴兴的。 　　窦轨，李氏兄弟生母窦夫人的堂兄弟。窦轨地位和李纲一样，都是建成太子府詹事，但他的情况却有些暧昧难明。从经历上看，后来窦轨长期在外，主要是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玄武门之变时，窦轨更以阿附建成的罪名杀了自己的一个属下，至于其他的，他这个人倒没有什么特别好说。 　　不过要说最有名，建成幕府里的人却首推欧阳询。什么？你没听说过？那好，请问你练过书法没？如果你练过，又请问你练书法练什么字体？怕你张口就会在“欧体、颜体、柳体”中说出一个吧。欧、颜、柳俱是唐时的人，柳即柳宗元，后唐人，颜即颜真卿，中唐人，欧自然就是初唐的欧阳询了。这三种字体，柳体清秀，颜体肥，欧体则极为端正，最是初入门者的首选。欧阳询自然是隋时就很有名的书法家了，连遥远的高丽都听说他的名声派人来求字。他的兴趣也全部都在书法上，其他什么事都不关心，在李建成手下算是个吃白食的^^。李建成败后，如魏征等都不追究，欧阳询不用说也没事。李世民以爱好书法闻名，欧阳询在贞观朝继续兼着闲职玩书法，到八十岁才平平安安去世，为李世民撰写了大量重要的碑文。 　　有一点有关欧阳询的野史可以说说。欧阳询和长孙无忌，都是有名的长相不敢恭维的人士，最有趣的是一个干瘦一个肥，站在一起蛮好玩的。有一次他们就互相作诗嘲笑对方的长相（游戏而已啦），长孙无忌说欧阳“谁家麟角上，画此一猿猴”，欧阳则回敬以“只因心浑浑，所以面团团”。李世民在一边听热闹，开玩笑地吓唬欧阳“卿独不畏皇后乎”（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是同胞兄妹，从遗传学讲，说长孙无忌丑，难免有隐射皇后不漂亮的嫌疑^^）。又，欧阳看来是一个很爱和人玩笑的人，他一共流传下来三首诗歌，全部是和别人互嘲的。 　　和两位兄长相比，李元吉身边的人才自然少了许多，这里提一个人，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进入留守太原之元吉幕府的。 　　此人姓张名后胤，有趣的是张后胤正是李世民的老师，太原起兵亦有他在怂恿李世民，后来却被李元吉召为齐王府文学，可惜不知道他在元吉身边，又是否参与了武德时期的宫廷斗争，扮演的又是怎样的角色。李世民即位后有一次问张后胤“你教的学生如何”。张后胤回以“孔子弟子三千，显达的不过位至子爵男爵，我曾教过一个学生，现在已经是皇帝了，算不算比孔子还厉害”。李世民又封后胤高官，说“朕从卿受经，卿从朕求官”是也。后胤死时八十三，可算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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