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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为家
“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园荒一古径,苔平半阶斜(音xia)。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过旧宅》 唐·李世民 刚刚翻过一篇非常传统的李世民传,借用一下开头吧。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 北方重镇太原。 已然是春寒料峭,黄昏时分,暮云低垂,大地苍茫。 太原府所在地晋阳县衙监狱内。 时年十九(虚岁二十)岁的李世民着急地赶了来,眼前,正有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令得这位素来不知惧畏为何物的天之骄子,也不禁流露出焦急忧虑的神色来。 当然,不是因为刘文静。 史载之李世民于狱中探望刘文静的故事十分有名,那一次探监中似乎是李世民第一次向外人表露自己的雄心(野心),他们用“成汤、汉高、光武、魏武”这些有名的开国之君相论。然则,在著作于唐初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内,显然还不可能记述那一次探监。毕竟,在武德(李渊的年号)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李世民已秦王的身份,如果被人知道说出自比历代开国之君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而《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却有另一段在一般正史(如新、旧《唐书》)中未曾记载的对话,一段李世民和另一个被押犯人的对话。 这段对话中,主角不是李世民。 先说点题外话。 首先,一直觉得有点啼笑皆非的,是过去好些个野史小说里说李渊家族“世镇太原”。也不知道小说言家是怎么个想法,为什么会做这么荒谬的设定。实则,李渊在隋大业十三年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半次“太原留守”,再说,都经过秦汉的制度改革了,又不是三代的封建行政,哪里会有人“世镇XX处”。勉强要算的话,他在太原附近的楼烦郡倒干过一阵子,并且,在隋大业十一年后,其山西河北招抚大使的职务的活动范围,也在太原附近。 其次,关于李渊于大业十三年初任职太原留守,到大业十三年六月甲子起兵,再到大业十三年十月攻克长安这短短不到一年所发生的种种故事,至少有两套版本传世。一套是写于唐武德初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另一套是写于唐高宗李治年间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后两本的相关故事,保留在唐亡后所著的新、旧《唐书》内。这两个版本的差别是不小的,为此,就涉及到一个究竟谁更真实的问题。 因为在传统的史学评价中,李世民有着相当高的历史地位,故而,过去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以赞美李世民贬低李渊的《高祖、太宗实录》为实,这就是为什么后人要依据这两本实录来写有关唐的正史的原因。而到了现代,无疑很多观点变化了,何况就是古时候,持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依旧是存在的。对李世民的赞美大大减少,人们转而开始注意李渊及李建成这两个玄武门政变之失败者对唐开国的贡献,这样,主要以李渊为主角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就成了研究太原起兵的重要依据。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大唐创业起居注》也不象有的人形容的那么权威。什么“唐初的历史,创业起居注才是真实的”这样的说法,也是不一定站得住脚的。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试想,既然高宗朝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有溢美李世民贬低李渊的倾向,那么,就在李渊眼皮子底下写出来的《创业起居注》,必然也是溢美李渊的,其实确实如此,因为那里面的李渊,简直就是完美的皇帝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正如李世民也绝不是一个完美的皇帝一样。又及,当时李建成也是正牌的太子。而李世民却是刚刚坐上才秦王战功和名声都不显赫,成为这父子三人中最被忽略的对象也不奇怪。但这也间接可以证明,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之中,确实并不是主角,否则不可能说在起居注写作的时候,他的战功和名声都不显赫。李渊主动地主导了太原起兵这一点是应该没疑问的,李世民充其量起到的,只是一个“重要的配角”的作用。 最后,《大唐创业起居注》存在的其他问题也不少,如完全以李渊为中心,其他人的记载十分贫乏,缺漏极多。编撰混乱,时间先后不统一。所以,新、旧《唐书》依旧是考察这一段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在下面开始正式叙述的时候,尽量把两套版本里不同的记载和观点都摆出来。 隋,大业十三年,李渊被委任为太原留守。 在李渊以前,有史可稽的太原太守是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一个在大业十三年正好十三岁的悲剧性的少年。杨侑在本章稍后还会和李氏父子产生孽缘,在这里,只简单提提他在李渊之前成为太原太守的原因。 有一个迷信的说法,这个说法显然因为李氏父子的发达而被大肆渲染和夸张了,甚至可能是后来伪造的。据说在隋大业初年,有人说太原附近有“王气”。恰在北地“巡幸”的杨广命人于太原筑晋阳宫“厌之”,后来,便任命自己的孙子杨侑为太原太守,表示这道“王气”是为杨家而不是为别的什么人而发出的。其实这个传说在后代的小说里使用过多次,如著名的《虬髯客传》,李靖就听人说“太原有王气”,因此跑到太原去见李世民的,当然,那个故事更是瞎编的,全无可信之处。 有一件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后来有好些小说家把李氏家族描绘成“世镇太原”。在远古时代,传说中的尧帝的后代被封在“唐国”,后来几经变迁,远古的“唐国”之地,正是后来的太原。这一点,对爵位是“唐国公”(到了这个时候,“唐国公”已经没有封地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的李渊来说,被委任为太原留守真是一个很好的兆头。正如《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所记,李渊很高兴地告诉当时在他身边唯一的亲人,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 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而相关的记载,在新、旧《唐书》中未见,显然这几句话很能证明李渊并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起意谋求天下的。 同理,新旧《唐书》不载而《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的另一个事迹是李渊命李建成在河东老家“潜结英俊”,命李世民在太原任上“密招豪友”。这被所有更同情李渊李建成的人作为李渊和李建成都对太原起兵做了突出贡献的明证之一。考虑到在杨玄感叛乱时李渊就表现出来的雄心(野心),如前章所述。还有,新旧《唐书》里也抹不过去的,在太原时代,更多的“首义功臣”是依附李渊而非李世民,他们都因单独向李渊建议造反而被李渊信任重用,由此可知,李渊在这个时候比新旧《唐书》里记载的显得更积极是无庸置疑的。 但有一点,即使非常同情李渊李建成的人也基本同意的,是李世民确实有比他父亲更积极的行动倾向。李渊,前章谈到过,他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中年都是在非常压抑的环境里度过的,无论隋文还是隋炀,都对大臣,特别是关陇旧同僚十分猜忌,李渊好在是隋文疼爱的外甥才没有性命之忧,可也过得胆战心惊,尤其在隋炀即位后。于是李渊养成了太过谨慎的性格,再加上年纪大了,年纪大的人通常都是更老奸巨滑但也更前怕狼后怕虎。这一点,即使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也有痕迹,就是开篇提到的李渊被捕的故事。 事情的起因是突厥进犯太原附近的马邑郡,李渊有两个派来监视他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就把高君雅派出去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一起对抗突厥。按《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高君雅自持是皇帝派来干监视任务的亲信,不听李渊的命令,自己胡来,再加上王恭仁的能力也差,导致全军覆没。李渊即不敢治高君雅的罪,却让皇帝杨广大怒。杨广派出使臣,“系帝(这里指李渊)而斩恭仁”。这一被捕,李渊心中大后悔,因当时只有李世民在他身边,他对李世民说“隋的气数已尽,我家应继符命(当时不是说有‘桃李子,有天下’之语么),可惜没有早起兵,本来是忧虑你们兄弟没有集齐。”,然后李渊就要李世民别和他死在一块儿,赶快逃走,去找李建成起兵造反。李世民自然不愿意就这样逃走,劝李渊和他一起走。李渊则认为或者还有转机,应该是考虑到如果他自己逃跑那么到手的兵权就没有了,宁愿留在太原再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李世民便也没有走,数日后,居然杨广真的又派了一个使臣来,放了李渊,也饶了王仁恭。当时天下已经大乱,从皇帝所在的江都到太原,道路很难通行,两个使臣居然先后赶来,大家都认为是很神奇的事。当第二个使臣到达时,在城门职守的是温彦博,温氏一门是隋时有名的诗书学士之家,也是太原本地的豪族,早已依附李渊,他们得到消息后一阵风跑来向李渊报告,由此可知,即使当时没有皇帝的赦免令,真的就能杀了李渊也是个问题啊。李渊自然大喜,在温氏兄弟面前说的是“我这条命,以后的日子都是捡回来的”,转过身却对李世民说“天其以此使促吾,当见机而作”。也就是做出了起兵的决定。 以上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里记载的,从李渊任职太原到他决定起兵谋取天下的经过。 新旧《唐书》的记载自然不同。 李渊初到太原,天下大乱已经成为定数。几度征讨“盗贼”和突厥的战役,虽然不一定失败,但总没有止境。李世民于是产生了背叛隋朝的野心,在太原和当地的豪强及诸多亡命之徒结交。在李世民结识的一干人等中,最突出和最有名的是晋阳令刘文静。刘文静的出身也是隋的官宦之家,在太原做了好一阵子的县令,和当时也在太原做晋阳宫监的裴寂关系极好。当裴寂为天下大乱不知出路在哪里而叹息的时候,刘文静却认为这就是豪杰发达的机会(这样的心态好象也不大好诶)。据说当刘文静见到随父亲来到太原的李世民后,对裴寂说道“唐公子,非常人也”,而裴寂却还不以为然。在刘文静和李世民交上朋友以后,突然不知怎么有人发现刘文静和著名的“反贼”李密有姻亲关系,刘文静被抓了起来关在牢里。李世民前去探望,刘文静就以“天下大乱,非(成)汤、(魏)武(曹操)、(汉)高(刘邦),(汉)光(武刘秀)不能定也”来挑动李世民,李世民立刻回以“你怎么知道就没有那样的人呢”,表示他自己的雄心(野心)就是成为上述四位著名的开国君王那样的人。于是两人议定起兵之事,而这时候,李渊还一点儿也不知情。 李世民面临的问题是,一切权力都在他父亲而不是他自己手里,因此他必须说服他的懦弱的父亲。刘文静出了个馊主意,让李世民去和裴寂赌钱并故意输给裴寂。裴寂的父亲做过官,早死,被兄长养大的他十分贫困,却是很爱赌钱饮酒美女之种种花钱的消遣,也因为这样,和李渊居然成了很好的知己。在从李世民手里赢了大把大把的财物(突然想起来那时候没有钞票,哈哈)以后,裴寂没办法脱身了,被李世民要求向李渊鼓吹造反。 于是裴寂想了个更馊的主意(一说是李世民和刘文静授意的),把李渊请到晋阳宫喝酒,灌醉了弄两个宫里的美女陪他上床。这两个美女就是后来颇有名的张婕妤和尹贵妃(一说裴寂早就私下拿宫中美女侍奉李渊)。这下裴寂就借着这个“事故”开始游说李渊造反了,李世民也进来劝他的父亲。李渊开始假装不肯,嚷嚷着要送李世民见官法办,当然不过是说说而已,李世民回了一句“要送官就送吧”之类的话,李渊就改口说“吾爱汝,岂忍告汝邪”,同意了李世民的请求,并消极地加上一句“今后破家亡身也由你,化家为国也由你”。然后,就是前面提到的,和突厥交战不利,杨广派人来追究李渊的责任的事件,李渊对隋室的最后一点点忠心和对起兵的最后一点点担心都没有了,从此以比较积极的态度开始筹备起兵造反的事宜。 接下来的部分,详略虽有不同,但两个版本里都差不多,所以综合起来讲。 准备工作的第一步就是筹兵。依据当时的制度,李渊手下的兵力不多,大约就在几千人。而没有皇帝的诏书私自募兵是有罪的。可是当时已经是天下大乱,皇帝的命令在江都出不来,大臣的请示也送不到江都。除了杀不完的“盗贼”,不断骚扰边境的突厥,马邑太守王仁恭被手下刘武周所杀,刘武周造反,联合突厥,声势非常惊人。面对着太原周围险恶的军事形势,李渊没有费多大劲,就得到了包括两位副留守在内的僚属们的一致赞同开始招募士兵。这样,李渊就募集到两、三万的兵力。 为了不让副留守疑心,李渊故意不过问募兵的事。而两位副留守,因为对军事本来就不在行,高君雅更有之前战败的包袱,也无法过问募兵的问题。李渊把这支军队交给了这样两个人来率领,一个叫长孙顺德,一个叫刘弘基。长孙顺德是皇帝的侍卫,可是在征高丽的战役里却做了逃兵,他是长孙无忌兄妹的族叔,长孙兄妹虽然是异母哥哥长孙安世被赶出了长孙家,一则这和长孙顺德也没什么关系,他也只算个远方亲戚;二则李渊和长孙顺德倒是朋友,所以他跑到李渊那里躲起来,也和李世民关系很好。刘弘基则是个盗马贼,亡命太原,靠李世民搭上李渊这条船。最后,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话来说,就是李渊让这些兵马“总取秦王部分”,即由李世民控制这支新军,他甚至授意李世民把军队驻扎在名为“兴国寺”的寺院内,因为这个名字里的寓意是如此明显而吉利。 越来越明显的现象证明李渊决不是照他口头上所说的那样在为隋室招募军队,王威、高君雅因此而产生疑问一点儿也不奇怪。不过,在兵权完全掌握在李渊手里的这个时候,他们是无所作为的。他们找到帮忙对付李渊的人,晋阳乡长刘世龙和行军司铠武士镬都秘密“勾结”李渊,把他们给出卖了。李渊决定先发致人,令刘文静找到鹰扬府司马刘政会这个人来诬告王威和高君雅勾结突厥,李世民则率军在外埋伏捕捉。恰好没几天突厥大军进犯太原,李渊就以此为借口杀了两位碍眼的副留守。 不过,李渊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仍旧被人告发了,甚至比他的两位副留守更早就看出了他的野心。就在邻郡,那位和他一起获罪的王仁恭王太守手下有一个小小的郡丞,一个在未来名声显赫的大人物,著名的李卫公李靖是也。这里不用说,《虬髯客传》里那个和红拂私奔和虬髯客结义的李靖是不存在的,真实的李靖出身即高,是隋名将韩擒虎的外甥,青年时代更得到当时还活着的杨素的赏识。不过,这一年已经快四十的李靖看来过得并不得意,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忠于隋室的决心。李靖在更早的时候,当时应该李渊都才刚做上太原留守,还在和王仁恭一快儿对付突厥,他发现李渊暗中的“异动”。很明显,王仁恭是不会相信李靖对李渊的看法的,不能擅离职守的李靖就用了极端的手段来开始告发李渊的行程。他故意犯法,就可以被捉起来送到江都问罪。史料中显示,李靖应该是走到长安后就没办法前进了。因为这时候正是著名的瓦岗军全盛的时候,瓦岗军主要的活动范围正在长安出潼关到洛阳的这段道路上,正好把李靖东去的路给堵住了。后来,李靖落在攻破长安的唐军手里,他的“阴谋”被揭发,而他几乎因此断送了还没有辉煌的生命,此是后话。至于现在,李靖却从某个方面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应该就在他离开马邑后没多少日子,如前面提到的,王仁恭被刘武周所杀,刘武周依附突厥,称定杨可汗,造反了。如果李靖这时候还留在马邑,最大的可能是被杀,稍好一点就是成为刘武周的下属,如果是后一种的话,甚至将来有可能和李世民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吧。 回过头来继续看李渊父子,借突厥进犯杀二副留守后,李渊自己却和突厥开始“勾结”起来。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了,在那个时代,这点子“汉奸”还不算问题,当时北方起兵的各大势力,从刘武周辈到李唐,到后来的王世充窦建德,几乎没有不和突厥“勾结”的。突厥是巴不得看到中国越乱越好,当时的历史事实已经很雄辩地证明了,经过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变乱后融合的新汉人非常富有活力与进取心,又有比游牧民族更好的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只要当时中国(那时候突厥还不算中国咯)统一和稳定,突厥就必然衰落,但如果中国乱起来,突厥却能趁机会坐大。突厥一个劲怂恿李渊正式“造反”,毕竟当时也看不出李家就能统一天下。李渊出于他的考虑,拒绝了这种做法,而是以隋大将军的名义“勤王”起兵,并号起兵将士为“义士”。用李渊自嘲的话(在两个版本里均有提到)来说,这就叫“掩耳盗铃”。 李渊是非常精明的,他很清楚地看到三、四百年乱世中,统治集团内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篡乱相继”,政权很不稳定。杨家就是靠篡位爬上皇位的,这造成了隋室君臣间矛盾尖锐。这样的问题不是可以用“统治集团本来就是一群坏东西”来简单看待的,实则统治集团的稳定对国家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李渊努力要维持一个大义的名分,即使这样是“掩耳盗铃”。 这时候是这样考虑,后来李渊坚持不改立太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这种考虑的。其实事实也证明,后来李世民杀兄夺位,这样一种“准篡位”的行为,对后来唐朝的政治稳定也是同样有损害的。这是后话,不提。 在和突厥一来一往各惩心机的当儿,李建成和李元吉也到了太原。 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根本没有提过平阳公主和柴绍,也没有提李渊庶出的第五个儿子李智云等等众人的事迹,大概因为起居注这种文体,主要是记载君王言行,所以其他人都忽略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历史学家仅仅把《大唐创业起居注》作为参考主要还是看新旧《唐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新旧《唐书》,李建成、李元吉,还有和他们一起来太原的柴绍的行程并不平安。 看来,在长安的忠于隋室的主事大臣们这时也得到消息说李渊会反,至于消息具体来自什么地方,没有说明,或者是因为李渊杀了两个副留守,虽然他找到了理由,又或者是流言,更或者是李靖之类的人的告发,甚或李渊一家本来就是“重点监视对象”,只要他们一有异动,就会被认为是“谋反”。总之,李建成兄弟和柴绍是“逃”出隋室官吏追捕来到太原的。李家最小的孩子,李渊的妾万氏所生的李智云,据《旧唐书》记载,当时只有十四岁,李建成觉得带这么小的弟弟逃命很困难,就没有带他一起走,这样,他被隋室官吏捉住,送了命。这就叫人不由很怀疑一点,李家的女眷们和其他小孩们呢?窦夫人是死了,还有李渊的妾们呢,还有李建成和李世民,也都是已经成婚的,如果没问题,李建成应该连儿女都有了,因为他那时已二十九岁了,在古代,这个年龄还没有子女的人,大概只有太监和尚和生育有问题的,李建成显然哪一个都不是(他死的时候,光儿子就有六个了)。就是李世民,那时候应该没有儿子(其长子应是在武德二年才出世),未必没有妾所生的女儿,史书里,在长孙皇后所生的大女儿(长孙皇后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长乐公主以前至少还有四个公主。这么一大堆人,在十四岁的李智云都不能携带的情况下,能够跟着李建成李元吉一起逃? 又及,史载,李建成长子太原王李承宗早卒,那么这位太原王是什么时候死的,怎样死的?不得而知。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候一起被杀?李建成这个长子在这时候应该已经出生。 结合起来看,柴绍其实也是,当他接到李渊叫他逃走的书信时(和李建成他们住在李氏河东老家不同,柴绍住在京城),他也没有带自己的妻子一起走。书里是说平阳公主劝他一个人先跑,说“我们妇人家,不逃走也没什么关系”。须知,在那个时代,家里的男子和男孩往往会成为被杀的对象,但女眷多半是不会杀的,对女子采取的是籍没为奴的惩罚手段。所以柴绍扔了老婆跑掉,并不被人诟病,也没有说李渊因为这样不高兴。 如此看来,李建成抛弃幼弟逃亡太原,也不是什么不可以原谅的事,作一个猜测(仅仅是猜测,反正这也不是正式的论文^^),在当时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他只能带少数有勇力的人逃走而已,李元吉虽然年纪也不算大,十六岁,但他是李家兄弟里最强悍的一个呢,应该能和李建成一起走。其他的人,大概包括自己的子女吧,李建成也是带不走啊!如果要说“心狠”的话,可真是他们父子兄弟,不,是那个阶层的人的共同缺点(还是优点?)了。 追捕之急,从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李建成当时并不抱希望逃到太原,因为毫无疑问,忠于隋的官员们在沿路已经设置了重重阻碍。他本来考虑先在长安附近纷起的“盗贼”中去躲一阵子,等他父亲打过来。柴绍却劝他一定要去太原,认为“盗贼”们十分不可靠,加上李建成大家都知道,是李渊嫡长子,最是隋室通缉的重点对象,很难保证“盗贼”们不会贪图赏金把李建成买了,或者当作可居之奇货,搞出什么花样来。这样,李建成才辛苦捱到太原。 逃走和被捕的不止李建成李元吉柴绍,李家是豪门大族,亲戚朋友一大堆的。 最著名的,平阳公主,说是“我们妇人家,不逃走也没什么关系”,可如果不就没有娘子关了诶^^。大概当时确实对李氏的女眷不太在意,她又是嫁出去的女儿,所以平阳在家仆马三宝侍奉下来到李家在武功县的别宅(很巧,李世民也是在这里出生的,应该是李家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吧),扳作男子以“李公子”的名义招纳人手,更说服附近的“盗贼”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丘行恭等投诚,集兵七万人之多,在长安附近连接攻克不少县城,不久后唐军渡河,进入京兆府,能不作一战就包围长安,然后很快攻克之,没有这些支持是不可能的。 其次,李神通李神符兄弟。李神通的父亲和李渊的父亲是亲兄弟,是李渊的堂弟,算很近的亲戚关系了。史载李神通结交过很多“江湖”中的人物,隋军追捕是就在这些人帮助下逃了出来,很凄惨地在山里躲了好一阵,连吃的都几乎找不到地过了一段日子后,终于和平阳公主的人汇合。所以,在后来李神通抱怨自己有“首义之功”反不如魏征等人地位高时,李世民开玩笑地说“叔父当初只知道逃命什么都没做啊”。而李神符命就更差了,居然也被捉住,他运气好一点,没有立即被杀,后来有想讨好声势看上去不错的李家父子的人帮他说情,一直关着没送命,好不容易熬到唐军攻克长安。 另外象李姓的“外家”,如李渊妻子一族的窦氏,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都在逃或被捕。很遗憾的是完全不知道李建成的妻子出自何家,所以不清楚他的“外家”情况。前面还提到过长孙家的一员,长孙无忌的族叔长孙顺德在太原,窦家也有一个在太原的,算来是李世民的“舅舅”一辈的人物,名叫窦琮。过去不知为什么事和李世民关系处得很僵,到了太原后据说心里很不安,李世民特别和他搞好关系,两人也就相安无事。 回头说太原。 李建成李元吉柴绍到了太原,李渊很高兴,和突厥也“勾结”得差不多了,李渊正式起兵。辽山县令高斌廉拒不从命,李渊命李建成、李世民一起率军征讨,并以他们年轻,又派前面提过的本地毫族温氏兄弟之一温大有指导参赞。这支军队是刚募集而成的,训练缺乏,路上李氏兄弟兼顾练兵,据说是秋毫无犯了。有士兵偷了行军路上平民家里的东西,他们就用钱偿还,教育但不重罚士兵,如此等等。这样就得到士卒和百姓两方面的忠诚和欢心,到了辽山县所在的西河郡城下,并不禁止城内民众出入,也使城内的人没有坚守的决心。然后么,三下两下就把这个城给攻了下来,除了斩郡丞高德儒外其余都没有追究,也得到了好名声。回军,前后一共只用了九天时间,李渊大喜,说“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 。是日,便决定了南下入关攻打长安的计划。 这是太原起兵的“第一战”,颇值得分析分析。 首先,李渊的心态。李渊其实并不确信他的两个儿子的能力,无论是二十九岁已经快到而立之年其实并不“年轻”的李建成,还是一直在他身边的李世民。李建成够年长,但差不多没有多少经验,李世民跟在他父亲身边见识得多却是毛头一个。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渊才特别派了温大有出来,千叮咛万嘱咐他跟好自己两个儿子。但李渊绝不会因为不确信他的两个儿子的能力而另派他人。无疑,应该也不缺乏有经验有年长的僚属,比如温大有不就是吗,但李渊不能让他们以统帅的身份立功,除了他自己的儿子亲人外,李渊很少有时候让外人做主帅,这一点,和隋文帝怎么都要派其次子杨广去做南征军的“傀儡主帅”的心态是一样的。李渊和隋文帝几乎有同样的毛病,他们见多了,也见怕了,被大臣轻易篡夺皇位这件事,所以在不信任自己的大臣这一点上,李渊和隋文乃至隋炀在骨子里是有一拼的,尽管李渊在外表上要比隋文隋炀表现得温和得多。这种心态,也不用去苛责,不过的确,比之李世民在贞观四年征突厥一役中使用两个“外人”(李靖李世勣)为最主要的统帅的气度,还是差了点吧。 其次,西河一战并不难,前面就提到过,在正常情况下,一个郡的兵力不过数千,且分散各处,执行的主要任务不是作战而是更类似于今天警察的工作,所以西河的士兵是没有战斗力的,在加上也没有什么有战斗经验的人做守将,李建成虽然没有经验,李世民虽然年轻冲动,然则跟着他们一快儿去的大多数中下层军官都是李渊几年讨伐“盗贼”出来的,军队素质其实不差。只要这两兄弟不是太二世祖,又或自己闹内讧,没有胜不了的道理。事实是,李建成也好,李世民也好,都可以算是人尖子了,当然不会做那么愚蠢的事。顺便可以看看唐初的情形,再怎么说李氏兄弟争位,在天下未定的时候,在共同对抗“外人”的时候,他们是同心同德得很呢,光这一点李渊就很能自豪了,这就叫教育成功。 第三,西河本是小战役,有什么值得李渊那么高兴的呢,其实他不是不清楚,除了第一战告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外,李渊也就可以顺理成章让他的儿子们来掌握这个国家今后最重要的兵权,否则,以李建成李世民的资历,在这以前肯定是不容易服众的。这下子,他们有了首战的军功,很多人都会改变心态,不是仅仅把他们看作“唐公的两个儿子”了。 攻下西河,之后一系列封官拜爵之事不必细说,李渊自封大将军,以李建成为陇西公,统帅左军,李世民为敦煌公,统帅右军,李元吉太原郡守,留守后方,哗啦啦大军一拉,就直奔长安而去。 临行前,刘文静被派去出使突厥,正告李渊正式起兵的事宜,并请求突厥援助。李渊并不相信突厥,他自己就是老狐狸,突厥那点借刀乱中原的心理他清楚得很,因此李渊告戒刘文静,多多地从突厥弄来马匹就好(突厥马是当时最好的马的品种),至于突厥“援军”,却是越少越好。 从声称起“义旗”到正式向长安进发,一共有四十八天。 一百二十六天后,李渊就可以坐在长安的龙椅上乐摇摇了。 最后要说说在太原这短短半年多时间里,究竟带给李世民些什么。 无论是父亲主动还是自己主动,李世民都积极地参与到李渊的“造反大业”里来,这一点无庸置疑。新旧《唐书》里的记载不用说,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里也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李渊这样那样的想法都在“谓(秦)王曰”,这样那样的手段都叫李世民出面去执行,这种参与程度,是远在老家的李建成所缺乏的。 武德年间,李世民的势力坐大,和李渊李建成抗衡,并最终夺得皇位,那么他的势力的第一个来源就是太原的“首义功臣”。 太原首义,其重要功臣分别在唐军攻占长安后得到“恕死”的恩惠,即我们现在说的“丹书铁卷”那玩意儿的功能。一共有十七个人,其中,有三个人还是“恕二死”,他们就是李世民、裴寂和刘文静。这三个人的关系也够好玩,后面会提到,李世民自己就不说了,裴寂最后成了他的对头,刘文静则是公认的“秦王党”,死得挺霉。 另外十四个“恕一死”者,前文提到的长孙顺德、刘弘基就是,他们两个不在话下,长孙顺德是长孙家的人,刘弘基本是盗马贼,因李世民才被赏识。 唐俭,父亲和李渊是老朋友,他本人和李世民又是朋友,跑到太原来和李世民整日游荡,进而成为首义之臣,武德年间,为天策府长史(不会连什么是天策府天策上将军都不知道吧^^)。 殷峤,本是江南南陈遗民子弟,入隋后他在太原下属的县城做小官吏,李渊起兵时被征召,以文书工作好而做书记官一类的职务(江南来的人一般都“以文学显”)。西河一役跟去了。后在渭北道元帅长史的任上,立了许多战功,李渊即位后被封为吏部尚书。至于渭北道元帅大人是谁就不用说啦,当然是李世民了^^。之后殷峤一直追随李世民征伐,但在武德六年病死,李世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另外“派别”不明郎的有柴绍、窦琮,他们两个前面提到过,都是李家的亲戚,大概在争位的时候以保持中立为准绳。另外有记载十分简略的。有三个是活到贞观时期继续优哉的,因为李世民在宫廷政变胜利后继续重用曾经依附李建成的人,所以也不能就这么证明他们是中立或支持李世民,唉唉。有一个命不好,跟着李元吉守太原那阵做了李元吉丢失太原的替罪羊,被喀嚓喀嚓了。另外四个记载更简略得可以,连他们有活到什么时候都搞不清楚,根本不能讨论了。 又,参与太原“首义”而没有捞到“恕死”之赏且有记载的,还有若干个,其中: 段志玄,无赖少年,以其“剽果”成为太原诸无赖少年敬畏的对象,被李世民推举给李渊,从李世民手下一个小军头做起,后来成为大将。据载李建成曾经贿赂过李世民身边两个人,一个是有名的尉迟恭尉迟敬德,一个就是段志玄。当然当然,记载的是他们都拒绝了贿赂。 温氏三兄弟,温大雅,温大临,温大有。在隋朝的时候,有两家以儒学名重当时,一个就是后来在唐著作儒家经典《五经正义》注释《汉书》的颜师古颜家,另一个就是温家。温家最有名的是温氏三兄弟大雅大临大有,颜家最有名的则是颜氏父叔子思鲁游秦师古。隋时,颜思鲁与温大雅俱事东宫,颜师古和温大临同直内史省,颜游秦和温大有典校秘阁(秘阁就是杨广修造的专门用来藏书的楼阁),就是一件当时很让人传扬的事。温家兄弟也是太原豪门(那个时代如果说那家“家学渊博”的话,就是文化豪门了),因此李渊也十分器重他们兄弟,象温大有在西河之战中被派来指导李建成李世民,可惜后来他死得很早,在武德初年就过世了。温大临主要做外交的工作,到处跑来跑去劝别人归顺唐朝,后来又出使突厥等等,他以十分优雅的姿容和雄辩的口才出名,只要一出来就十分引人注目(要不怎么会做外交嘛),甚至被拿来和同样以姿容出众和极善辞令出名的李世民相比较,有一次李渊谴李世民向近臣宣旨宴饮,等李世民宣完旨后,李渊问左右的人“和温彦博(温大临字彦博)相比如何”。至于长兄温大雅,一直管理李渊的文书,参与唐建国后典章制度的订立,并拟订诏书等。温氏兄弟是李世民很重要的支持者,大有早死可惜,大临后来被突厥囚禁了好几年直到李世民即位后才被送了回来,只有大雅在武德末年关键的时刻起了作用。他多次向李世民筹划对付其兄弟的方法,当李世民和李建成的斗争公开化白热化以后,李世民怕闹不好长安待不下去,特别叫温大雅镇守洛阳待变。 任瑰。前面提到过,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李渊命李建成在河东老家“潜接英俊”命李世民在太原“密招豪友”。那么,前面提到的人,都是和李世民有关系,就没有和李建成有关系的吗?《大唐创业起居注》里也没有写过,不过,查阅《唐书》的话,最后终于查出了一个家伙来,那就是任瑰。严格地说,任瑰应该不是李建成招纳的,他本是李渊的下属,李渊故意利用职务之便让他做老家河东的户曹,当李渊去太原以后,就命其照顾李建成。想来,李建成他们逃去太原的时候,任瑰是帮了大忙的。这个人后来也多次随李世民建立军功,官至陕州都督,他的弟弟任粲是太子东宫典膳监,说白了就是给李建成管厨房的^^。不是有这么一个记载吗,武德后期,有一次李建成招李世民饮酒,李世民喝了一会儿觉得胸口痛,李神通就送他回王府,那知道居然吐起血来,说是酒里有毒,差点儿送了命。据说任粲就参与了此事,故,玄武门之变后,尽管其他人不追求,任粲却依旧有罪,连带任瑰都被左迁(降职啦),不过后来他死的时候,有关部门没有及时报告,李世民大怒,把管事的官员骂了一通,还是挺看重他的。 以上的人物简介完毕。 总之,终于决定南下长安了,李家的问题,就再也不是家族的问题,他们的野心,也不是仅仅成为割据乱世的群雄之一。“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这句诗是李世民在多年以后回到武功旧宅时所作,“此地”与其说是武功,倒不如说是更贴切地形容出离开太原的那一刻的心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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