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自述　　 　　 　　章乃器 　　 　　转眼就满七十岁了。这是变化万千的七十年，是绚丽多采的七十年，也是苦难深重的七十年。以我来说，就记忆所及，面临死亡，何止数十百次。死生大事，面临死亡，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如何能出死入生?这中间，有的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有的是渺不足道的，但也有的是甚足记述的。写下来，小则足以惕励自己，大之还可以儆戒后人。 　　我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复失调的人。九岁以前，只能吃糜粥，十岁以后，才会吃干饭，十一岁害了一场大病，卧床达半年。乡下庸医，时而说是内伤发作，时而说是伤寒。究竟是什么病?永远成为疑案。十四岁，有一次在餐桌上晕过去了。叶叔圭老伯在座，诊脉说是虚症。十五岁值辛亥革命，承大哥函召，去南京当了一年兵。虽然文已经投笔，武未能杀贼，退伍后四顾茫然，但体格却得到了锻炼，为以后五年问在浙江甲种商业学校刻苦用功打下基础。可是，用功读书而不从事运动劳动，又使身体逐渐坏下去了；特别是一年两次的考试，危害健康更大，我亲眼看见有一位很用功的同学，就是因为考试积劳成疾而死的。所以，我虽然是稳拿第一的考试能手，却一贯反对考试。 　　一九一八年二十一岁，我在“甲商”毕业了；由校长周季伦先生介绍，当了浙江银行的练习生，起初在杭州，后又调到上海。孤僻的个性和傲慢的态度，使得我和职业生活格格不入，苦闷牢骚又使得我沾上了饮酒赋诗的名士气。这就招致了胃溃疡重症，不久还并发了肺结核。在当时，这两种疾病都是没有特效药的，尤其是后者，得了它等于宣判死刑延期执行。在中西医诊治都不见效的情况下，我向书本找办法，终于读到了《因是子静坐法》。我依法练习静坐，同时改革吃饭习惯——细嚼缓咽，少吃多餐，饭前后休息等。不到半年，我竟战胜了两种死症，恢复健康。这时我已经离开上海，在北京通州农工银行工作。 　　失业使我离开北方，重新回到上海的浙江银行。健康的恢复使得我除了努力工作之外，还刻苦自修业务上需要的知识。对自己过高的要求又伤害了我的健康。一九二七年三十岁，我害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有一天，竟在办公室内昏厥了！ 　　这时候的居住条件差，我不能很好地静坐(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我当时气功修养的水平低)，于是，我就改练内功拳(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在短短的三个月中，我又自疗好这一场重病。回想在病势严重的时候，悲观达到了极度，觉得自己很难活到四十岁。真想不到我竟能活到今天的七十岁！ 　　练习了内功拳，使我体会到，内功拳和静坐的姿式是相同的——都是一个“松”字‘能放就能松，所以，道佛二家都主张一切放下。我联系到科学，认为这是对重力(地心引力)的适应问题。于是，我写了一本《内功拳的科学的基础》(后改为《科学的内功拳》)，自信是做了一点破除迷信，揭发真理的工作的。 　　在那时，静坐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练静坐叫作“修道”，先得求名师，而老师是不公开的，必须虔诚地去寻访，而且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得了老师，须虔诚参拜，还要对神发誓：非得其人不传，夫妇、兄弟、父子之间都不能相授受，否则要道五雷劈身之损。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人们自然不能不向迷信开火。蒋维乔先生便是有志于用科学说明静坐，同时破除迷信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所著的《因是子静坐法》曾经是通行一时的。他是受到日本的一些学者的影响的。 　　内功拳也有一些迷信色彩，但不如静坐之甚；论述内功拳的书当时很少，更淡不到什么科学的阐明。我当时看到的，只有一本孙禄堂著的，书名记不起了。 　　蒋维乔先生对静坐是用了苦功的；静坐对他也起了很大的功效。他在练习静坐以前身体是极度衰弱的，练习以后健康情况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健存到解放以后，八十多岁才去世。他的《因是子静坐法》虽然对我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这批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人，是习惯于离经背道，批判前辈先生的。我在《科学的内功拳》中就批评了他——认为他所说的脊梁骨可以营呼吸的理论是反科学的。其实，他的理论可以批评的地方还远不止此。破除迷信的人传布新的迷信，是往往而然的。 　　我用人同重力(地心引力)的关系来说明静坐和内功拳的基本姿式，直到现在仍然是一种创见，因此，《科学的内功拳》一书，曾得到广泛的好评，对我更起到了破除自卑感、奠定自信力的巨大作用。在旧时代，一个中学毕业当过练习生的人，是不能不有浓厚的自卑感的。健康的自力获得；尤其是学业的初步成就，很有效地消除了自卑感。静坐和内功拳两种功夫的融会贯通，不但在思想认识上大进一步，在练习上也易于因地制宜，坚持不懈。所有这一切都对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以后对于政治——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参与，由写文章呐喊到直接行动，从同情革命到积极参加救国会运动，都是由此而来的。 　　健康的体格加上政治的责任感，产生了超出于想象的充沛的精力。当时正在“四·一二”事变过去不久，各地白色恐饰仍在残酷进行。我激于义愤，独力创办《新评论》半月刊，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主要地由我一人负担；每期几万字的稿子，大部分是我自己写的。而白天，还要照常在银行里做八、九小时的工作。尽管刊物水平不高，立论是那么天真而幼稚，但勇气和毅力是得到一般的好评的。刊物支持了将近一年，直到被禁止发行。 　　一九三三年开始参加了救国会运动的发起，直到一九三六年被捕，这几年间的工作也是十分繁重的，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分之九是我执笔的(据闻生活书店曾编印《救亡文献》一厚册，惜我未见到)。所有的重大活动，如筹措经费直到群众上街头的部署，都需要 　　我参加，工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 　　这就招来了国民党的迫害。一九三六年五、六月，市长吴铁城以邀请吃饭为名，把我们扣留起来，并指使秘书长李大超故示惊惶，以哭泣对我们进行威胁。吴竟然指责我们想当民族英雄，我们觉得可笑：敌人已经强占了近半个祖国，他还不许人民做民族英雄，这真可 　　说是典型的卖国贼腔调！由于我们义正辞严不为所屈，他终于只好释放我们。但接着，他又通过银行，对我进行迫害。 　　有一天，浙江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找我谈话，陈朵如老师也在场。他说，吴铁城给他警告，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他又说，他已经为我慎重考虑，我最好是去英国留学，银行可以供给我在英国的费用，这里的薪水照旧发给我安家，我如能在英国学习三五 　　年，回国后不但银行需要，国家也很需要。他要我回去好好地和救国会朋友们商量，取得他们的谅解。我听了，不假思索，就回答他：我愿意辞职以免银行受累，我没有必要和别人商量；救国会是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业，我不能离开它。这样，我就不仅放弃了这个一般人视为极难得的“镀金”机会，而且亲手砸碎了这个经营了二十年的“金饭碗”。许多人知道了这件事，都驾我是大傻瓜，但也有不少人是同情赞许的——柳亚子先生便是极度同情的。他赠我的诗热情洋溢，主要的原因就在此。诗附后。 　　国民党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他们认为只要我出国，救国会便可以瓦解。谁知“妙计”竟落了空。而我在离开银行以后，无所牵挂，活动反而更加积极。这使得他们十分恼火。更严重的是，他们同中共的斗争着着碰壁，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狗急跳墙，便于十一月间对我们进行逮捕。这一事件的经过，已详见邹韬奋兄所写的《经历》和沙千里兄所写的《七人之狱》。我这里只想补充一点： 　　我们入狱不久就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通电，重点提出了释放我等的要求。于是陈果夫就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中提出枪毙我们的主张。冯玉祥将军很机智地用几句话挽回了这个危局。他说：“我们的人被扣在西安的不止七个，而且中间有蒋委员长。这时千万不能动杀机！动了杀机我们的危险太大。”于是陈果夫就只好沉默下去了。陈果夫是当时江苏的省主席，苏州正在他的统治下，看守所内忽然增加了宪兵，给予我们以警告。但我们早已计议到可能的杀身之锅，我们准备高呼爱国口号，从容就义。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抗战前夕，我们才被释放。我们先去南京，在南京，国民党要求我们通告解散救国会。我们同它抗争了几天，才回上海。但一到上海，救国会已被接收，改组为救亡协会了。回想几天以前在南京同国民党的抗争，真觉得难以自解。 　　仅仅只有三个月左右，大伙儿就从上海撤退了。我先去香港。在香港，我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到了安徽。大致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在当时统一战线下的安徽省政府工作；起初任省府委员兼省动员委员会的秘书长，以后任财政厅长；初期驻在六安。几个月后转移到立煌县(现改金寨县)。从上海银行经理的生活落到苏州看守所的生活，自然是一个剧变。但，更大剧变却是从二十多年的城市生活落到战时的大别山山村生活。五六千人进入到荒凉的金家寨，生活问题的严重是可以想见的。准备有了一些，但很不够，连饮水碾米等问题都是临时解决的。中间有一时期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下，枪声历历可闻，而内部还要应CC团方治和军阀张义纯的排斥，生命的危险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但这一切都被我挺过去了。我不但挺过去这许多严重的危难，而且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两大口号下，我把安徽的战时财政由大量的亏空转变为收支平衡而略有节余，此外还发清了欠薪欠饷，适当改善了职员、士兵的生活，而并不增加人民的负担。我还以换取统一税收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元。这是一件极其大胆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任何地方政权所不敢做的。 　　据闻，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所著《中国的战歌》中颇为详尽记述了这一时期的史实，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有很高的评价。她到大别山时，我已经离开。她仍然对我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访问和调查，如实地写了出来。我谨在此对于这位可敬的朋友表示我的深沉的悼念。可惜我以后就没有见到她，也没有读到她的作品。 　　这时候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是我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财经干部。据了解，他们没有人犯贪污，更没有人投敌，他们的绝大多数投入了党的革命事业，其中有不少人还起了重大的作用。已故的中央财政部副部长范醒之便是其中之一。 　　皖西根据地的建立是我同国民党的逃跑主义斗争的胜利果实。当时曾写了一篇题为《固守皖西，屏障武汉》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刊在《大公报》。关于当时的民众动员工作和财政工作，我回重庆后也写了二篇文章，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刊物上。 　　蒋介石在发动反共高潮之前就先罢免了我，安徽的统一战线政权从此结束，全国的统一战线局面也从此破碎，皖西根据地也日就糜烂下去，终于一度沦陷。同学钱尊三兄就是在沦陷时牺牲的。 　　我回到重庆后，生活马上发生问题，于是就成立了上川公司。上川公司也安排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但数量、质量都远比不上安徽时代了。借助于迁川工厂联合会，我推动了大后方工商界的民主运动，以后发展为民主建国会的政治组织。在著名的争取和平、民主的 　　沧白堂、较场口事件中，我成为国民党打击和诬告的主要对象。有关这件事的数十万言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在这个事件中共同斗争、始终不懈的，有王葆真先生和陶行知兄。行知兄就在这时去世了!《新民报》是发表我们的文件最后的一个报刊。沧白堂、较场口的打风发展为更大的法西斯打风，随而有《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被打被砸。当时我的处境很危险。许多朋友劝我逃避，我不听，并在家中准备酒瓶、石块，抵抗暴力。直至一九四六年春，法院表示消极对待国民党的诬告．我才飞沪。 　　在上海，我参加了“反美扶日运动”，共同组织了各界代表赴京请愿，共同发表了反对国民党伪宪法的文件。 　　一九四七年，在民主同盟被解散的前夕，我流亡到香港。仍然为了自己和同人的生活，我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在政治活动方面，我又成为“宣言专家”。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一九四八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便毅然舍去，秘密返回沈阳。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原文1980年 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浏览：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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