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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院生活 1938年华北战场,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继平津沦陷后,保定、沧州、石家庄、张家口、太原、德州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日军前锋已经到达黄河岸边。6月9日,蒋介石从战略上考虑为了阻止日军的猖狂进军下令炸毁了黄河花园口的大堤,江水一泻千里。顿时几十万的灾民无家可归,如黄蜂般的涌入省城开封城里。 我那年不到七岁,还不太懂事,只记得大人整天人心惶惶的从逃难的灾民那里带来各种悚然听闻的言论,说日本军队随时都有可能攻占开封,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抓住大人后全部打死,抓住小孩子后,抽鲜血给他们的伤兵治疗。是群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屠杀,一天早上,我七奶奶蹬着洋车把我和其他家的4、5个孩子送到开封火车站。仓促的交给了保育院工作人员。我的一个本家小姑姑王金枝,她和我同岁。也和我同行。(我当时名字是王金云)七奶奶对我们说,他们带你们去后方,那里离家很远,但远离战争,是个安全的地方。家里人走了后,我们还在火车站等车,当时还觉得好奇,等我发现就剩下我们几个小孩子时,我们都吓得哭喊着找妈妈,保育院的工作人员连哄带劝的才把我们带上开往汉口的火车上。 多年以后才知道,当年为抢救难童,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派出两路人马北上,在战线上进行抢救。一路是曹孟君(中共党员)带队到徐州台儿庄一带;另一路是唐国桢、徐镜平(中共党员)到郑州、开封一带。他们先后收容难童550多名,撤到汉口送交临时保育院(原同仁医院)。为转移武汉难童,1938年6月,保育会派方雪琼、徐镜平负责在宜昌设立了难童接待站,有效地将汉口和长沙、襄樊等地的1500多名难童转送到重庆及其附近地区。 保育工作人员把我们从汉口坐船送到了湖北西部的宜昌,住在天主教堂外面的院子里,院子里支起许多的帐篷,住了很多和我一样大的孩子,保育院工作人员不让我们到处乱跑,让我们全都蹲在地上听候。在教堂的那段时间里,神父每天都教我们唱圣经歌。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平安夜这首歌。他唱时,让我们也跟着他唱。歌词是:“平安夜圣诞夜,万籁寂闪金光,圣母圣婴可爱安详,宁静温柔在梦乡,静静安睡在天堂,静静安睡在天堂”,这首歌是我平生学会的第一支歌,印象很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每当唱这支曲子时,都会感到神父慈祥的身影在身边陪伴。记得有一次,在唱圣经歌的时候日本人的飞机来了。警报响起后,老师拉着我们惊慌失措地往竹林里躲藏。吓得我们都不敢出声,直到解除警报后才回到教堂。 在教堂没住多少日子,保育院就安排我们坐船去四川重庆。由于我们大部分孩子小,病童多,白天怕敌机轰炸不能上船,只能在晚上送上船。船停在江心,要由小船载儿童靠拢大船,再搭上跳板,然后将我们一个一个扶上船。那时还小,也不怕晕船,就觉得大帆船摇摇晃晃的,在平静宽阔的江面上缓缓地前进。我总是好奇的探出头观看两岸的风景,过三峡也不知道有多美,心里总是想家。想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 在重庆我们先住在陕西街万寿宫临时保育院,这里是战区难童在重庆集中和分配的中心。我先分在第八保育院。在保育院老师称为师母,男生称大哥,女生称大姐。 第八保育院是男女分班制。吃饭是每个人一个碗,学校经常组织我们看高年级自己演出的节目,我个子矮看不见,总是踮着脚。男班的王东英大哥,就把我架在他脖子上看。在生活上也是经常特别关心我,在我病时帮我端水打饭,至今我也非常怀念他,感谢他在那个年代对我的关心和爱护。1948年我和开封的部分同学在武汉难民所等待分配时,在附近的小亭子游玩,碰巧遇到过他。那时他已长得又高又壮,身材很魁梧。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他说,怎么不记得,我曾经跎着你看演出呢,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他说他现在参加青年军了,马上就去前线报到。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在八院没住多长时间,我又分到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院。三院是女校。很多年后才知道三院的历史背景,抗战时期的保育总会是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推动下,为收容抗战难童成立的组织,下属若干保育院。根据中共南方局的决定在邓颖超的推荐下赵君陶到重庆市合川县土主场周家祠堂创办第三保育院,任院长。对保育院收容的5-10岁难童,精心教育;对中共南方局和地方党组织来院隐蔽或工作的地下党员认真保护和关照。直到抗战胜利,她和院里的同事共抚养了800多名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年岁不齐的儿童,使他们恢复了健康,受到良好的教育,完成了学业,走向了社会。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她为赵妈妈。邓颖超对她在第三保育院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亲笔写下:“在抗日烽火中以伟大慈母般的爱培育下一代。” 我那时年纪小,记忆中的土主场很小。这里的学生都是女生。我们住的房间很大,屋内有两大排床,都是上下铺,床板先铺着一层稻草,再铺床单。夜里上厕所就在屋里,起夜就尿在大木桶。第二天早上由保育工作人员去倒尿。我们那时还很小,有时还尿床,第二天起床后,师母就会把被子拿到外面去晾晒。保育院生活上实行供给制。发统一样式的服装。每周还能在大木桶里洗澡,学校定期给换洗衣服。 我刚到保育院时不习惯当地生活,身体较弱,发育慢,当时都七岁了,还穿着开裆裤,经常生病。因不习惯重庆冬天的气候,脚上长满冻疮全烂了,双脚被纱布包着,不能走路,胳膊上还长着烂疥疮,每天由师母或大一些的孩子背着我去食堂吃饭。有天夜里,我腿痛得哇哇大哭。也许是想妈妈了,越哭越厉害,后来师母就守在身边拍着安慰我,哄着我才睡着了。和开封家乡相比保育院的生活很好。每天三顿饭都是米饭,米饭蒸的挺松软,打饭后我们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吃,有时也会靠在墙边站着吃。每顿饭都会放着一小钵子咸蚕豆,大家随便夹用,我很喜欢吃。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赵君陶校长带领全校师生,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养畜孵禽,以自己的劳动成果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在第三保育院体弱的儿童每天能喝一碗猪肝汤、体质不好的孩子还能服用一定数量的维生素,每周能吃一、二餐肉,尝到新鲜蔬菜和水果。逢年过节也能发点水果吃;中秋节还能吃上一小块月饼。那时我不爱吃肥肉,每到打“牙祭”时总会把我碗里的肥肉挑出来分给我小姑姑吃。 由于体质不好我经常得病,有一次得瘟疾,上吐下泻好几天也没见好,几天都不能进食,人就快不行了,被送进了隔离区。师母看到我很可怜,几乎天天守护着为我治病,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理,我的身体才慢慢地恢复起来,终于大难不死,死里逃生。我在家里排行老三,母亲共生了4个孩子,抗战期间在沦陷区,我父亲和我两个姐姐,都因为生活贫困时局艰难,得病后缺医少药先后病死了。所以我很幸运,在保育院生病时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感谢保育院在那个特殊环境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第三保育院特别注重品德教育,战争环境和保育生自身的特殊经历,也使爱国主义教育自然成为最突出的内容。在教学方面,保育院围绕抗战救国这个核心,展开奋发图强、复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课堂知识教育,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保育院还组织儿童宣传队、救护队、歌咏队、演剧队及服务队等,走向院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唱抗战歌曲,演出抗日剧目,受到当地百姓的普遍赞誉。保育院的高年级同学毕业后分到军工厂学习枝能,在抗战后期,许多保育生身体好的考入了幼年空军学校和参加青年远征军,远赴缅甸,印度前线,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保卫滇缅公路畅通而英勇作战。 那时学唱的歌曲全是抗日救国歌,比如《大刀歌》,《义勇军进行曲》,还教我们唱保育院校歌,这首歌的歌词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我们要打倒他,要打倒他!打倒他,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他,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打倒他,才可以建立新中华!我们经常高唱革命歌曲,坚信有一天能打回老家去,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解放沦陷的国土。回家和父母团圆。 在第三保育院的二层阁楼上有报纸看和一些进步书刊,高年级同学可以翻阅。如果碰到国民党方面的上级领导来检查时,院方就赶紧把这些报刊收藏起来。保育院还培养我们自食自力的教育,懂得劳动光荣,树立起勤俭美德以及发奋图强、艰苦自救的精神。师母经常带着我们去河边自己洗衣服,洗被子。三院附近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可以看见河底的石子。我们就把被单放在大石头上用脚踩,洗完后我们就晒到河边的草地上。那时个子小没力气,洗完的被子又湿又重,拧不动,高年级的大姐就帮我们拧干。那时一边洗衣服,一边玩水戏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们虽然远离了家乡远离了父母,但是我们也远离了战区,远离了战争,远离了日寇的暴行,在大后方安逸的度过了幸福的童年。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第三保育院和第一保育院合并了,我们就下山去了歌乐山第一保育院。第一保育院院长是刘尊一女士。她是在1926年大革命时期,由罗亦农、李硕勋介绍入党的党员。一院还有两个大名鼎鼎的孩子:蒋经国和情人章亚若所生的孪生兄弟章孝严与章孝慈。第一保育院条件非常好,有大礼堂,教学条件也标准。特别是还能洗温泉。墙上还写着冯玉祥的名字, 比我大的同学在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底就回家了,我因为成绩不好留了一级,所以我回家的时间是1946年秋天,中秋节后我报名回家批准后,学校说为了安全,得等着满一批人后再大家一起走。我在武汉难民所等候时,给我发了一双男式布鞋我没舍得穿,还每人发一个碗到食堂打饭。难民所外面的水池边有个小亭子,我们好多人经常去那里聊天等候消息。水池的水很清莹,我们经常下水捞菱角吃。几天后,难民所的工作人员帮我找到一个家住河南信阳的男生,让他把我送到开封后,他再返回信阳。我们先到信阳在他家住了一晚上,他家条件不太好,晚上他拆下一个门板当床板睡在外屋。第二天我们换了火车到了开封城。在开封北城的街上,还没走到家,竟意外地碰到了先回来的不少同学,大家很高兴也很热情把我送回家。我光顾着说话了也不知道那个男生什么时候悄悄的走了。反正那时候坐火车也不花钱,所有的路费都是难民所提供。 回家后很高兴很激动但也很失望。高兴的是终于见到母亲了,本来应该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但我离家多年,家里的一切显得很生疏,弟弟还不到十岁,对于母亲也已经没有了童年的记忆,已不会叫妈妈了。更不幸的是父亲已于1942年因病无钱治疗吐血死了。家里很破旧,就三张床和几件简陋的破旧生活用品,没有其它家具。在家的第二天早上还闹了笑话,清早起床,我的鞋子不见了,急得我用重庆话大声说:我的“孩子(鞋子)”呢,母亲说,哪里有孩子哟,这时我才知道我说的是重庆话乡音已不会说了。在家里那几天,七爷爷领着我到各家去认亲戚介绍家里的情况。母亲带着我去大舅家和二舅家串门,大舅穿着一件黑色长袍大褂又脏又破,因为是刚过完八月十五,他从兜里掏出半块月饼掰下一小块给我吃。 在家里住了不到两天,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习惯家乡的生活。每天都是和先回来的同学聚会聊天。那些先回来的同学说,回家后家里都在给自己找婆家,有的已经准备结婚了。那时我们正年轻风华正茂,大家都不愿意早早的嫁出去,毕竟我们是在保育院接受过革命教育的知识学生。满腔热血要报效国家对我们的多年培养,不愿意接受传统落后的农村风俗陋习。我就对大家说,不然我们还是回保育院吧,当时离开汉口难民所时,工作人员曾对我说过,如果找不到家可以再回来上学,如果愿意走的明天就出发去汉口。回家后我把想回保育院准备回去上初中的想法和母亲说了,母亲也很支持我的想法,说你别着急晚一天再走吧,天快冷了我给你做一件小棉袄你再走。第二天她去集市上买了棉花和面料,连夜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给我赶制缝好棉衣。真正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母亲的大爱慈爱,母亲的通情达理,为我的人生铺平了道路,从此一帆风顺。 第二天,我们这几个开封的同学在我的鼓动下,坐上一辆敞篷的列车返回到了汉口难民所。在武汉难民所住了几天后,我们被分到湖北宜都省立师范学校上初中,学校安排大木帆船把我们送到了宜都。湖北宜都省立师范学校是1946年为安置战时保育生,由当年国民政府湖北省教育厅设立的一所省立师范学校,全部费用由政府负担。我们住在学校的一个大屋子里,大多数是湖北的学生,几十个人一屋,上下铺。 学校紧邻长江,江水浑浊泥沙多,我们喝的水要用明矾沉淀后才能饮用。刚去那段时间,生病打摆子(疟疾),每天下午发烧,全身发冷。一个同学告诉我一个偏方,说跑步一出汗就好了,试了两天根本不管用。同班的一个大姐听说后,给我吃了两片药,结果效果不错病竟然好了。还有一个河南的大姐叫张改英,她心灵手巧,针线活也好,会做衣服、纳鞋底、绣花,送了好多衣服给我穿。她岁数比我们大,男朋友绰号叫冬瓜,结婚后回家乡当教师了,她家离宜都30华里,我们还去过她家看望。记得去他们家时还得走过一条很长的栈桥,那个桥又长又窄,一直通向江边的小船,那时候年纪轻胆子大什么都不怕,过那个栈桥时並没有感觉到有多怕。 在那个动荡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判断而选择人生道路。因为宜都师范学校的周围有国民党部队防守,有些大点的同学经常和他们打牌玩耍认识后,就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有一个玩的很要好的女同学个子很高。过了不久见不到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也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过了一段时间发现随我一起分过来的开封同学都不见了,估计她们也都参加国民党部队走了。那时没有正确的引路人,没有理想教育。我只能通过报纸了解关心国共内战的局事,国民党政府军队当时正在节节败退已成事实。心里只有一个底线,不能随波逐流,坚持在学校好好读书,将来毕业当个教师。我们这些年轻人只能在苍茫大地上毫无意义盲目而茫然的摸索前行,不知道前途和光明在何处。在人生重要的十字路口选择正确的方向是多么的重要啊。 1949年5月6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发起了宜沙战役。5月15日下午吃过晚饭后,天气很闷热,听到学校周围传来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交战的隆隆枪炮声。因为枪炮声很近大家都特别的害怕,老师让大家上山躲一躲。这时,学校有和地下党联系的同学就带上我们跑到山上躲避去了,到了深夜从山下又上来了许多高年级的学生,说宜都解放了让我们赶紧下山回校。又听他们说宜昌已经解放,革命大学在当地正在招生,学校管吃管住管分配。有个男生(后来才知道可能是地下党的学生)说不如我们现在就去革命大学报名,这样我和20几个同学就一起上路了,30多里的山路走到天亮终于到达宜昌的招生点,我们填了报名表,学校给安排了住宿。两天后,宜都省立师范学校大批的同学也坐船来了,听他们说解放军中南军政大学湖北分校也在报名招生,待遇也很不错,于是我就又跑去参加军政大学的报名,填了表后当时就录取了。从这一刻开始我正式加入了人民解放军部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年选择报名时并不清楚革命干部大学和军政大学的区别,很多年后才知道,在革命大学毕业的同学都分到土改工作队去了,以后又分到各级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算是地方政府编制。在军政大学毕业的同学都分在部队工作。 到军政大学后我们到汉阳集中整编,那里的人很多。没住多久,又去孝感校区,分到第三大队十五中队四班。发了灰色的军装和绑腿,队长武月。他爱人是老红军校领导(50年代曾在北京总政地安门宿舍大楼碰到过她)。我们睡的是木板床,上边垫着稻草。在军政大学学习校史(即“抗日军政大学”校史),社会发展简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军事训练。每天五点就起床跑步做操训练。每天还要学习跳秧歌舞,唱革命歌曲。军事学习主要内容有队列操练、军事条令和组织纪律,军事作风。通过学习,把学员们从自由散漫的普通社会青年训练成为有严格纪律和军事素养的革命军人。记得第一次发了生活费后,大家很兴奋。我买了一支上海关勒铬牌的自来水钢笔。因为这是平生第一次有了零用钱,大家就相约去驻地附近的照相馆留影,正好里面有一辆自行车,那时也不会骑,大家就骑着这辆自行车照了一张合影。也是我参加军政大学后的第一张照片。 在军政大学学习训练了九个月,1950年夏天,我被分配到大别山湖北军区独立第三师三团剿匪部队宣传队。1952年5月,部队整编后分到中南军区卫生部,同年7月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总结我参加革命队伍的经历。我觉得给我人生启蒙的教育基础,应该来自于保育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所在的保育院里有那么多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她们精心的培养和教育下,使我身心茁壮健康地成长。师母们的那种大爱无疆的关怀,让我这从小离开父母的难童有了家的感觉。我觉得保育院就是我的家而胜似我的家。保育院的大哥大姐们胜似我的亲生兄弟姐妹,师母慈祥和温暖的身影胜似我亲生的母亲。她们的形象和品质影响着我一生的人生道路。她们付出了青春,把我们视为宝石而精心的雕琢,就是让我们将来能散发出灿烂的光芒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她们默默无闻地做着这些最平凡而辛劳的工作。她们的那种爱是无私的奉献。我感恩师母,感谢保育院的教育让我这艘航船没有偏离航向。保育里那种大恩大爱的精神,那种淳朴的厚爱,那种其乐融融的纯洁友情让我终身难忘。保育院自立、做人、感恩的精神激励着我的一生。尽管在人生的道路上历经风雨坎坷,是保育院的精神激励我前进,改变了我的命运。 回想起我的一生,是那么的坎坷然而非常幸运,坎坷是因为在童年时经历了日寇侵略中国,侵占了我的家乡,使我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儿童。幸运的是颠簸辗转来到重庆战时儿童保育院,保育院的院长和许多管理人员老师都是中共党员,从幼年起就受到他们亲如父母的关心照顾和细心的呵护关爱,接受了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无忧无虑生活健康成长。 坎坷的是从小就远离了家乡远离了父母和亲人,没有得到亲情和父爱母爱,幸运的是到保育院后,受到师母的关爱,和好心人的帮助。对那些对我有助的大哥大姐们,他们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他们那种扶弱助贫侠肝义胆的恩情永生不忘。 坎坷的是在内外战乱的年代一直在河南开封,湖北武汉,四川重庆,宜都宜昌不停的流动奔走,居无定所,年幼多病,孤单无助,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随波逐流。幸运的是在关键时刻有地下党组织的暗中引导,使我在枪炮声中投向解放军参加了军政大学的学习,从此受到党的教育,不断成长成熟。一个人在国家危难灾难深重中是非常渺小的,命运之神使我经历了艰难困苦,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富强。我的生命是属于国家的,我的命运是属于国家的,我的经历证明国富民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强大的祖国。 照片说明 1950年5.1青年节湖北孝感军政大学合影,四个人都是保育生。 后排左一王俊霞,后排左二曾惠兰,前排左一郭玉兰,前排左二姚远平(直三院) 1942年重庆直三院保育生,后排中间王俊霞,后排右一李秀荣 1950年1月中间骑车者,王俊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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