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河北省威县成志庄乡佃上营村。 　　威县地处河北省邢台地区的东面，距邢台市120公里左右，佃上营村位居县城东南约18里地，是个非常闭塞的小村。有80多户人家。张家在村里是一个大户人家。都是一个祖爷爷的后代。村里人少地多。佃营村南前紧近有二个特别大的水塘，四周全是一人高的芦苇，小时候父亲经常在此玩耍。听奶奶说那时人少，芦苇荡里还经常有野兽出没。 　　我出生那年，爸爸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特种兵干部任免部后勤干部处任助理员， 妈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后调到总后门诊部任挂号员。 　　爸爸是1938年15岁参加八路军的。当时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 　　听爸爸说家里在清朝时也算是一个大户人家，在村里也算是首富了，盖有青砖大瓦房的深宅大院子，高高大大的灰色院墙。院墙有三人高，上面拉有铁丝网，护墙砖里面还衬有厚厚的木板为的是防土匪挖墙打洞，大院的木门怕被土匪火烧还用铁皮包裹，在村里显的很气派，（我在1967年去过老家，那时这个院子还在，是一个深宅大院，很是不一般。）爸爸在他8岁时家里还有土地200亩，房22间，牛一头，雇工一人。当时在村里算是首富，玩的玩具都是金元宝。听老人形容，当年在地里踢一脚都能踢出一个银元来。我叔叔对我说，当时我爷爷喝的水从来不喝后桶的，他说因为后桶的水挑回来的时候有屁味。吃馒头不吃皮。在家里是个娇生惯养的宠儿，就是因为暴富，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遭到了土匪的嫉妒和红眼，爸爸十岁时，我姑奶奶的孩子，海玉（爸爸的哥哥）因为住在这个宅子里，有一天他自己出去玩，回来晚了结果让土匪绑票了，当时土匪用枪逼着海玉的后脑袋让老爷爷开门拿钱赎人，不然的话就用枪崩了他，老爷爷当时不想开门，但老奶奶因为特别心痛自己的外甥，就让人把门打开了，答应用1500元大洋当场换人。后来爷爷因为抽大烟，耍钱（赌博）把家给输光了，欠外债1500大洋。为了还这笔钱1933年在爸爸10岁时，我的老爷爷将17亩土地、房子17间和车、牛、家具卖掉。但还欠着不少钱，再也无力偿还了，家境从那时起逐渐走上了困境。已到了困不潦生的度日为生了。爸爸也不得不辍学在家帮助家里下地干活，砍柴挑水，照顾弟弟妺妺、维持生计。 　　为了这笔钱奶奶不得不把她最疼爱的二岁半的小妮儿（我的小姑姑）卖给威县城里的姓乔的商人，换回的钱买了口粮勉强度日。在偿还了大部分债务后，还欠银元100。自此家中生活逐渐穷困。这一百银元加上高利息，一年后曾祖父陆续又还了人家110元银洋，一亩苇子坑，12亩地的契钱，一亩场院，一部分柜、箱、树木等等。曾祖父死后，到了我爷爷那辈已没有家底了。只剩下二亩半地，三间破土房，连个院墙也没有。还欠着人家最后的50块大洋，再也无力偿还了。家里穷的只能靠讨饭过日子了。 　　我回老家时听老人们说，当时的这场变故真是让人心酸，从一个殷实富有的家境突然变成一个破落衰败的家境让人感到极为心里不平衡，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直到十几年后才重返故乡的路。当年家境破落后，从村里望祖上的坟头是杂草丛生，一棵树也没有了，直到爸爸解放后当成一个小官后（当时的营级干部）才有了几棵小树。这是不是有什么预兆。说是迷信但让人不得不信。 　　1938年春天，河北省连年大旱。由于地里庄稼青黄不接，家里穷的已揭不开锅了，经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爷爷看着一家五口人没有饭吃，就让爸爸领着9岁的弟弟去威县芦头村讨饭。正碰到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纵队三团在招兵买马，部队上的人问他愿不愿意当兵，如果愿意就给他一袋小米。他二话没说，扛起小米就回家里把小米交给了我奶奶和爷爷，跟着部队就走了。在那个年代，家里也是无奈。爸爸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二个小的，都是不懂事的弟弟和妺妹，那时大人还吃不饱，那还养得起孩子。家里是能少一个是一个吧。爸爸走后的第二年，我爷爷腿上长了一个脓疮，久治不愈发烂生蛆感染后，洒下家人命归西天。爷爷死后奶奶看着破落的家境，她坐在爷爷的坟前哭瞎了双眼。当时穷的烧纸的钱都没有了，因为不识字把祖传了几代的治眼秘方给烧了。 　　1943年奶奶在爷爷死后已无力再维持这个家了，变卖了最后的土地和房子，她带着我姑姑和小叔背井离乡沿途往北逃荒要饭。在数百里之外的河北省无极县房家庄，饿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她把我患了重病的姑姑送给了一户农民给人家当童养媳。又往北走到河北省的定县南木楼村，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带着我叔叔改嫁到一贫农家落户为生。 　　解放后爸爸回到家乡，经过多方的打听，才找到奶奶的下落把她接回家乡。 　　1952年5月，爸爸由中南军区卫生部调到总后卫生部工作。 　　在中南军区卫生部时正值盛夏，武汉的天气特别地闷热潮湿，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妈妈又在怀着我哥哥，汗珠一个劲的往下掉，晚上就睡在外面的凉床上，最热的时候就在凉席上泼水，夜晚热得难已入睡，蚊子一团团的在身边飞，爸爸只能在旁边为她摇着蒲扇才能入睡。爸爸当时负责的是中南军区卫生部的所有干部的调配和任免，工作很忙。在这期间组织上找他谈话有二个地方都需要干部问他愿意去哪。一个是广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一个是北京总后勤部卫生部，自己可随便选挑一个，爸爸感到如果去南边广州，离家乡太远了，生活习惯也不适应，武汉就够热的了，广州还不知道热成什么样呢！而且离家乡也更远了。还是往北选北京吧，不管怎么说北京也是离家乡近，而且北京是过去的皇宫，又是首都。 　　1952年7月父亲刚调到北京时住在总后大院。解放初期那个地名叫新北京。是日本人起的地名。 　　日本在统治北京时，在公主坟以西的地区建了不少的兵营和仓库以及指挥所，总后大院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永定路地区的兵营（现为航天部二院的机关所在地）还有万寿路附近的罗道庄指挥所（现为中央首长的住地）。 　　总后大院抗战时是日本人建的离城里最近的兵营和仓库，大院里面的操场两侧全是日式二层红砖小楼，地板地。是标准的军营。那时我们家住在操场东边的30号楼，后来又搬到操场西边20号楼。妈妈说刚来的时候也没有床，就打地铺睡在地板上。从武汉来北京时行李也简单只有一个被子。在这里没住上两上月，妈妈就因为生小苏住进了协和医院，那时刚解放，北京的301医院还没建好。在协和医院生孩子时，正值是十一的前夕，十一那天大街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让她感到了北京节日热闹的气氛和作为第一次当母亲的喜悦。 　　1953年年8月，爸爸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当时的总干部部办公地点在前门打磨场。我们全家就又搬到东华门附近的妞妞房胡同了。妞妞房胡同这个地名现在没有了，听妈妈说妞妞房是一所四合院，当时是邻街房，陈光兴（他后来是我爸爸的处长）当时住在北房，我们家住在东房。我姥姥住在门口的一间小房带着我哥哥睡。我那时还没出生，这里离王府井东安商场很近，买东西很方便，走路只有10分钟的路程。就是去前门大栅栏也不过十五分钟的路程。自我爸爸调到总政后，妈妈就一个人住在总后大院了，只有星期日才能回来，四人一个房间集体宿舍。这一住就是一直到文革时期。 　　1955年地安门大街总政宿舍刚建好后，我们全家就搬了进去，住在5楼的两个房间。 　　建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央军委选中了紧邻北海和什刹海的坛旃寺修建了国防部机关办公区。与此同时可能是图个吉利吧，中央军委在地安门的火神庙地址上修建了总参和总政的两个宿舍区。 　　总参和总政地安门宿舍建在北京中轴线上的龙脉上。设计者是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和陈登鳌教授。为尊重中轴线的建筑风格，他把公寓楼分成两幢，对称地分列于中轴线两侧，并以民族风格的手法进行了处理。当时称两楼称为“军官公寓。”它的南面紧临景山公园，西南紧临北海公园。北面是鼓楼。 　　军官公寓的最初设计方案和北京饭店标准一样。中厅有三部电梯，南、北侧厅各有电梯二部。有凉台、在最顶层有露天平台，水磨石地面。各房间有卫生间、浴盆。每层都有二个开水房，有冷热水供应。有二个公务员各负责南北两边的楼道卫生。地下一层可防原子弹。 　　50年代初梁思成设计的“大屋顶”建筑受到批判，说他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与“复古主义”。还说军官公寓建设得太奢侈了、太腐化了，而且造价也太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楼房的设计方案就改成了台阶以上的三人套间有卫生间。1955年军官公寓建成封顶后，仿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大屋顶房檐配有绿色琉璃瓦，楼内装饰虽然没有雕梁刻凤， 但也是九宫曲格、古香古色别有特色，独显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风格。据说当时准备横跨两楼，在两楼之间还要修一座天桥相连。由于占用资金太多，有人在人民日报上画了一幅漫画，意思是慈禧太后都觉得太豪华了，人民群众意见很大，所以这个方案就放弃了。从现代的眼光看，他的设计风格和布局並不过时，和鼓楼相望的确是珠联璧合，一脉相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弥补了拆除地安门城楼的遗憾。不愧为中轴线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改革开放后，许多外商看上了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独特的民族建筑风格，想把它改造成五星级的宾馆，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谈成。 　　50年代的北京，城里的六层以上高层建筑不多，有电梯的宿舍楼就更少的可怜了。地安门大楼算是矮子里拔高，屈指可数了。军官公寓的楼顶大厅设有军官俱乐部，每到周末的晚上，楼上三个大厅，灯火辉煌、轻歌燕舞。大人们有的下围棋、象棋、有的看书阅览杂志；有的玩台球；我们这些孩子们则在近1000平米的露天平台上无拘无梀地追逐打闹、欢歌笑语。那时候我们坐在楼顶平台上极目眺望，北京的四九城那磅礴大气的城墙和门楼尽在眼底。往东能看见北京站的钟楼，西边能看见北海公园的白塔映着晚霞显得格外的浪漫。西山后面的夕阳显得那么的庄严壮丽。国防部大楼的琉璃瓦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南边能依稀看到景山爱晚亭间里谈情说爱的伴侣依偎在红柱旁。北面能见到钟古楼前的车辆缓缓驶来-----。每到国庆节或五一节的晚上，我们都会坐在楼顶的平台上观看绚丽多彩的礼花。 　　在那个尚武崇军的岁月里，当年景山公园也是军事管制地区，中央军委最初打算把景山改建为军官休假乐园。让那些在驻扎在外省市的戍边卫国的军官能在北京有一舒适的休养地。让他们就近就能去紫禁城金銮店去看皇上的宫殿。去游皇家的园林。后来可能这种设想遭到古建筑学者的反对而放弃了。 　　住在这两座大楼里的孩子们，都有着无比的自豪感和优越感。1955年十月我军在建设正规划和现代化的军队同时，以苏联军队为模式实行了军衔制。住在马路两边大楼的军人全部换上了黄色的将校呢军装。在阳光的照射下，肩上的金星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显得格外的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每天清晨，当一大群共和国年青英俊的将校级军官们，穿着锃光瓦亮的将校靴迈出矫健的步伐出现在门前汉白玉的台阶上，等待深绿色的军用大客车上班时，引得过往的行人投来羡慕、嫉妒、崇拜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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