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王淑贤，1938年5月1日（农历四月初二）出生于扶余县新安镇公社十三号村杨大桥屯。当时姥姥家算是一个名门望族，在扶余县也小有名气。王氏家族家风纯正，勤俭朴素，能吃苦，会过日子。稍有余钱就置办田产，几年下来，十三号村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中。姥爷王国彬乐善好施，经常向贫苦农民无私的捐款捐物。深受乡邻敬佩。因此，在土改时期也没有吃到苦头，最后村民给评了个中农的成分。姥爷一生娶了三个妻子，大姥张氏生下了大舅、二舅、大姨。大姥去世后，姥爷续弦二姥姜氏，生下了四舅；二姥去世后姥爷娶姥姥颜氏，生下来七舅，二姨，老舅和我的母亲。同父异母兄弟八个，我的母亲是最小的老姑娘。兄弟姐妹相处的十分和睦，这与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大舅、大姨、二舅、四舅、七舅都读过私塾，我的母亲和我的二姨都是高小毕业（当时1-4年为初小，5-6年为高小，在当时的教育情况下，高小的文学水平远高于现在的初中生，甚至高于现在的高中生）。后来因为家庭的变故，姥爷的年纪也大了，老舅只读到了初小，就辍学回家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这样看来，姥爷的几个子女都是有一定的文化，可以算是书香门第。 　　 土改以后，母亲的哥哥姐姐们相继结婚成家另立门户，四舅，七舅去了双鸭山。大舅，二舅依然居住在本地，二姨嫁到了更新公社（现在的更新乡），后来搬到了加四号（现在的前号村），住在我舅姥爷家的西屋，记不清什么时候又搬到了杨大桥，与姥爷他们住东西屋。家里只剩下姥爷、姥姥、老舅和我的母亲。按常理，母亲是家中最小的老姑娘，应该是娇惯有加。其实不然，母亲从小性格坚毅，能吃苦，和老舅一同维持着家庭的生计。为了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母亲在1958年年初，远赴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在四舅和七舅的帮助下进了双鸭山矿务局的焦炭厂，为了不给四舅、七舅添麻烦，母亲就住在焦炭厂的职工宿舍。焦炭厂的活计很累。焦炭炉很高也很大，工人们要把煤通过跳板挑到很高的焦炭炉上去。一般都要上两三个跳板，就是这样母亲这个小个子一点都不比那些大个子落后，刚开始四舅和七舅都劝他不要干了，母亲执意不肯，在劳动中，也有不慎摔下跳板的时候，但还是坚持下来了，一干就是三年多。不定期的把挣的钱邮寄回来或托人捎给老舅，补贴家用。 　　据母亲讲，她是1960年夏从双鸭山回来的。问起母亲回来的原因，母亲说不想给两个舅舅添麻烦（因为在舅舅那里，不是给送好吃的，就是给买衣服，有时还叫拉着去家里住）。也不喜欢矿区这个地方。姥爷问过母亲想不想在那里扎根，要是不想就回来，也老大不小的了（1960年母亲已经23岁了），回来订婚结婚！回来也是为了照顾岁数大的姥爷、姥姥。就这样，母亲回到了家乡。 　　我的母亲，为自己考虑的少，为他人考虑的多。一个大家闺秀，这么大没订婚，不正常。当时最早有13岁结婚的，最晚的也不过18岁，而母亲23了还没订婚。什么原因那？就这个问题，我们也向母亲讨教过。母亲说出了三个原因：一是自己个子小，不想结婚，怕后代随她，生出个小的孩子给人家添累赘，不坑那个人；二是自己的成分不好，一旦有斗争，怕牵连人家；三是自己胆子小，不想找有老人的，一旦老人去世，自己挺不起房。所以当时就不想订婚结婚，就自己过了。（听了母亲的几个原因，我们笑了，我们说，你看你这几个孩子哪个个子小了，母亲笑着说，这不是随你爸了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在双鸭山期间，正好我的父亲也在双鸭山，但两人没有交集。那么，我的父母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那？这要从姥姥这说起，姥姥家是新安堡人，姥姥嫁给姥爷以后，舅姥爷给姥爷家赶大车，舅姥爷娶的是加四号老任家的姑娘，也就是父亲的姨姨。由舅姥爷做媒，把他外甥姑娘介绍给了舅姥姥的外甥。当时舅姥爷舅说了，孩子挺好，就是啥也没有。父亲也符合母亲提出的条件之一（老实厚道，勤劳朴实，没有老人）。经家人的催促，舅姥爷的撮合，母亲同意看看再说，于1961年5月份，父亲从双鸭山回来，定下了婚事。 　　 1962年5月27日（农历四月二十四日）与母亲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结了婚，父母结婚时，真是一贫如洗呀，行李还是爸爸原来的行李，家具只有五姨奶给的一口大柜和大柜上面一个长条的偏匣。送亲的时候，舅姥爷赶大车，拉着土豆，白菜，米面粮油和娘家几个人，算是给父母安个家。就是这个家，也是临时租住在六舅家西屋的，不管怎么样，一个苦命的孤儿算是有一个家了。父母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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