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姨吴少华出生在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父亲是眼科医生，祖籍广东惠州。 　　拜师钢琴大师夏志真 　　大姨从12岁拜夏志真女士为师学习钢琴。由于她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并且勤学苦练，她的识谱能力与演奏水平提高很快。每次去常德道69号夏老师家上课她都会提前到达，可以能看到前一位学生的演奏，那是一位名叫友田澄枝的日本女孩。她每次都将作业曲目背得烂熟并做到完美演奏，临走时给夏老师深深鞠一个90°躬。日本同学的刻苦学习精神激励着她更加努力练琴。1936年7月4日在英租界中街戈登堂（今丽思卡尔顿酒店的位置）举办了“夏志真及弟子钢琴音乐会”。夏老师的19位学生分别演奏了多位古典作曲家的作品。那天大姨穿了一件短袖浅色斜格真丝旗袍上台，演奏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全部三个乐章而大获成功。那天她才15岁。 　　就读中西女中 　　1933年大姨考进了中西女中，该校有意将英语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创造出如同在英语国家的语言环境，从而为学生打下坚实的英语听说读写基础，美国教士希望向中国女生展现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将纯洁、虔诚、谦虚、勤勉的品质灌输给中西女中的学生。 　　恭王府里的大学生活 　　1939年，凭着过硬的英语成绩，她被辅仁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录取。能在这座皇家园林中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令她感到异常的兴奋。昔日的多福轩成了她们的图书馆，嘉乐堂成为礼堂，女生宿舍就是昔日的瞻霁楼。她很快适应了恭王府里的校园生活，除英语文学课程外，还包括《法语》、《逻辑学》、《伦理学》、《西方音乐史》、《音乐原理》和《西洋美术原理》等许多有意思的课程。紧张又新奇的大学学习生活中，她除了上课，就是去图书馆，并保证每周的练琴时间。 　　1941年，辅仁大学在恭王府花园举办了“募捐宿舍夜音乐会”，开场由学校歌咏队合唱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大姨登台演奏了她的保留曲目《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博得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1943年6月她终于完成了她的英文学位论文的写作，穿上学士服毕业了。 　　执教圣功女中 　　大姨从1946年到1964年在该校执教整18年。她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英语教学事业，献给了她所爱的学生们。在此期间她大部分是教高中，特别是为高考冲刺的学生把关。由于她有一套严谨而独到的高中英语教学方法，以及认真严谨的教学态度，深受学生们喜爱。甚至的英文书法都成为同学们模仿的字帖。因为学生的英语高考成绩优秀，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6年评薪定级被确定为三级教师。该级别在当时天津的中学里可谓凤毛麟角。1959年和1960年曾两次受教育部聘请，到京编写《全国高中英语教学参考资料》。 　　支援天津外国语学校 　　1964年在周总理倡导和关怀下，教育部在全国创办了七所外国语学校，以培养急需的专门翻译人才。天津外国语学校便是其中之一。在筹办之初，天津市教育局分别从河北大学附属中学、天津第16中学等重点中学直接抽调顶级英语师资。于是，大姨就成为支援天津外国语学校的第一批专业教师。此前她长期从事高中教学，而在新学校里却要面对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说是新的挑战。但她很快想出不同以往的教学法，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诱导小学生，以贯彻“听说领先”的新教学方针。每天晚上她都在为第二天的课程做准备。这需要翻译歌词，并修改与旋律的对应关系，然后在钢琴上反复弹奏并再次修改。于是小学生们愉快地进入了纯英文的学习生活状态。成功的教学探索或许跟以前中西女中的模式有关，而用钢琴辅助教学，她发挥起来可谓得心应手。 　　1968年天津外国语学校的教师到天津西郊区小南河大卷子大队劳动。白天务农，大姨在晚上办起了炕头外语学习班。教贫下中农的子女读英语《毛主席语录》。 　　在那样的艰苦严峻的环境中，她依然不愿放弃自己的专业。更不放松自身的提高，她自费订阅China Reconstruction。每当读到宋庆龄的开篇文章时，不禁称赞道：“这才是地道的英语。”天津外国语学校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风雨飘摇，于1969年解散。她与徐慧璇老师、郭世英老师转到人民公园中学工作。 　　坚守信念，责任担当 　　十年动乱年代，学生不仅要拉练、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外语教学更是阻力巨大。但她依然教学严谨，不但要求学生课上快速口拼生词，还进行闭卷考试。她用英文打字机在打字蜡纸上打出非常规范的试卷。内容有默写生词、国际音标、填空、造句一应俱全，这种打出来的试卷在文革期间是极其罕见的，她所用的这台打字机是其父亲1943年为她写学位论文专门购置的德国产品，并且始终保养得很好，徐慧璇老师也常常借用。 　　面对急速滑坡的外语基础教育局面，作为外语教研组长，她坚守自己的信念与责任，绝不放弃，顶着各方的压力，期末时将学生逐一叫到办公室进行单独口试，当面回答英语问题。这比英语笔试难度更大，可并没有任何纸质试卷留存下来，既没违背上级的要求，又让学生有所收获，可见其用心良苦。然而，其做法当时并不被领导和同事理解，学生们则更为反感。她苦口婆心地解释道：“我不愿让你们成为井底之蛙，如果学不到真本事，你们终将成为愚民。”学生们一听来了精神，“老师：做渔民多好啊，那就有鱼吃了！”当时天津水产品供应很紧张。凭副食本按季度供应，所以非常稀缺。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自从1977年底恢复高考后，中学外语教学逐渐被重视。她可以用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培养更多的大学生，甚至是外语专业的大学生。她的工作热情再次被激发出来。80年代初，她已年过六旬，身体大不如前，一个冬天的清晨，下了一夜的大雪使道路积雪很厚，公交车停运，为了不影响八点上第一节课，她天没亮就出了家门，徒步走到人民公园中学，而且是提前到达。那年虽然她已过退休年龄，学校领导执意挽留她继续主持外语教研组的工作。于是，她在教学岗位又多干了八年，63岁才退休。 　　作为一位早期受过完整西方教育体系培养的知识女性，她在基础英语教学一线，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特别是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和十年动乱疾风暴雨中，勇于担当。出于对学生的爱，希望学生掌握外语，从而打开视野，了解世界，掌握真相。她为此而坚守自己的信念，克服重重阻力，尽管明知这样做效果甚微，但她却义无反顾。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外语人才。即使身处逆境，她的内心依然是平静的，而且充满喜乐。因为她有坚定的信心，心中有盼望，对学生有大爱。她一生衣着朴素，素面朝天，却散发着优雅的知性气质。1980年她当选天津市河西区第八届人民代表。1982年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退休后她从事《教育年鉴》的编写工作，同时在家义务辅导学生英语。1991年被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授予“教育系统优秀退休干部”称号。 　　2001年1月13日，大姨走完了她80年的人生之路。她就像静静的月光那样,把自己的精力和生命奉献给了学生,对于她的怀念应该是最让她欣慰的了。” 　　2021年6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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