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们 的 家 　　 　　 　　 　　 　　 　　 　　 沈同馨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日 　　我们的家 　　 　　我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妇女，有四个孩子，上班工作忙，下班家务重，几十年来从未想过除工作、生活外还要做些什么。可我生在国难深重之时，一生中遇到了许多刻骨铭心难忘的事情，很想说给后辈人知道, 因此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由于不善写作，平时又没有收集资料，估计会碰到许多困难，但我决心试试。我以年代为轴，简要围绕我的家庭大事，打开记忆的闸门慢慢叙说。 　　 　　一 学滋的生平 　　 　　学滋是江苏省扬州市人。曾祖李承霖，字雨人，一八四零年前清道光年间状元，据说他曾主管过两广的考生，洪秀全算是他的学生，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洪怕连累老师，命人送一袋梨和一袋枣到镇江老师家中，“枣梨”是“早离”的谐音，状元公理解这个意思是叫他早早离开故居，因而由原藉丹徒（镇江）迁居泰州。祖父李荫之，清朝秀才，学文进展不大，改而经商。但因经验不足，致使家道中落。因泰州地方偏僻，携眷搬至扬州。父亲李葆缄，号味三，曾求学于苏州公学，在扬州担任过教员、会计等工作， 一九二九年参加县长考试被录取后，曾在江苏启东、安徽桐城、灵壁、怀宁、南陵等地任县长职务（一九二九至一九三 五 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带领全家老少在苏北各地奔走逃难，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才在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及上海燃料管理委员会等单位任会计。一九四八年后因年老多病在家休养，一九六零年逝世。 　　学滋生母马氏生两男两女，学滋居次。姊重庆、弟学涵均早逝。妹余庆早年求学于镇江女师，七七事变后随校西迁至四川铜仁，毕业后又入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亦已毕业，但因年轻时患有轻度精神分裂症，渐渐加重，不能工作。生母马氏一九二三年去世，由继祖母薛氏及继母孔氏扶养。继祖母尚有亲生的葆洁、葆绳两个叔叔和一个六姑幼频一同在大家庭中生活。继母孔氏生六男一女。大弟学淳、二弟学澄（音）、三弟学淹、六弟学泰留在身边，现都在各地工作，小妹早逝。四弟学渊过继给伯父、五弟为舅父领养，取名孔祥茂。学滋生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日），一九二二年入县立小学、中学上学。一九三一年转入安徽中学上高中，一九三四年毕业，一九三 五年考入江苏省省立医政学院学医。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随校迁至四川北碚，一九四零年毕业。毕业后曾到广西桂平，桂林省院任住院医师 。一九四二年到广西贵县、东兰、融县等地卫生院工作，一九四四年到广西兴安湘桂黔铁路总机厂医务室工作。 一九四五年到江苏医学院任助教、讲师、付教授等职务。一九五 六年全国院系调整，调河北医学院，任内基教研室主任、兼第二附属医院内科付主任。一九六二年任第四医院内科主任。 　　听老人说学滋小时候也够淘气的了，家中孩子多，他底下还有几个小叔及弟妹们，他是孩子王，为家中大人找了不少麻烦。如偷吃醉枣醉倒在酒坛傍，领了一帮比他小的孩子玩打仗等等。 　　抗战胜利从四川回来就很懂事了，他身材中等，皮肤稍黑， 眼睛高度近视，镜片厚如瓶底，离目标远了即视物不清。生性活泼，说话幽默风趣，爱和熟人开玩笑，个性自由散漫，不拘小节。例如一次去买鞋，回来等到要穿时才发现是一顺的，这类事经常发生。心直口快，有事必得一吐为快。平常也爱运动，如骑马、游泳、骑自行车等，但由于视力差而慢慢的都放弃了，最后只剩下骑车的活动。工作是很负责的，每天的查房及每周的总查房都很认真，对个别病例都要翻阅书籍再定医疗方案，对病人姓名及所在单位不太注意，但只要提起某种病，他就会联系到某个病人身上，滔滔不绝的讲解。求知欲很强，想了解学习新的东西，如西氏内科学他每版都要买，以便查阅新资料。记得在文革初期他曾为科内申请购买胃镜，未批准， 没能购进，文革中曾为此而受到批判。在十年动乱期间，有一段时间，他在病房劳动，看到年青医生给病人开的药方不适当，不顾个人处境，向年轻医生提出合理建议，以免病人受损。还有一次，有一个病人因病情关系需做肾盂穿刺， 当时此术不易掌握，他也未做过，风险较大，但不做无法诊断治疗。那几天我为他捏着一把汗，十分担心，可他终于穿刺成功了。我为他额手称庆，后来他告诉我，这种穿刺要在Ｘ光照射下才能做。那时有一点错也会酿成大祸。 　　除本职工作外，他还经常出门会诊。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一 九五三年在苏医，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七军日本血吸虫防治工作，担任南京防治大队八中队队长职务，去淅江新安工作三月有余，曾记功一次，拿到记功证明一张（奖字零四八号）。一九六零年在河北医学院第二医院时曾到山西平陆抢救过食物中毒的人，这就是当时报纸报道的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抢救工作，后来列入高中教科书中作为典型介绍。当时他是河北医疗队队长，事后受到表彰，并安排到北戴河疗养。一九六二年到四院后，参加过河南驻马店食物中毒的抢救工作，我记不清日期了，不过记得那天工会发票，两人一同到石家庄影院看电影。中途有人找他，回家是我一个人走的，路上碰到院中熟人说李主任出差了，我说不知道。原来找他有急事，救人要紧，来不及向我打招呼就走了，可见他走得匆忙。 　　对朋友热情好客，有机会也愿喝一点酒，香烟抽得很多，有事无事得来一支，但不抽好牌子的，因为那样花费太多。衣着一般，在可能情况下，也要求料子好些。对饮食要求较高，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吃得合适对健康有好处，他有十二指肠溃疡，饮食方面小心有加。自学医以后，生炝虾蟹从不食用，到北方后不让孩子吃糖葫芦，认为不卫生。在南方时，饭前碗筷都一一用开水烫过，来北方后因条件关系，这一好习惯也省略了。 　　 一 九四五年我们到了重庆北碚，时隔不久，就从重庆二姑母家把胞妹余庆接来，认为既有亲兄嫂在，就不应把不能工作的胞妹久留在姑母家。一九四六年九月从四川回到杨州，当时家中有继祖母、父母、一个妹妹以及四个弟弟，共八人。老太爷年老多病，弟弟们还在求学之际，学滋是家中长子，挑起家庭负担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到解放后，比较大的几个弟弟先后出来工作，家中经济情况才比以前好些，但六弟还在上大学。老太爷六 零年去世，六弟一九六一年大学毕业，这部分负担才减轻。可那时我们自己的孩子也要上学了。一九六八年学滋逝世后，我继续负责余庆及继母的部分生活费，直到她们去世为止。对弟妹不分亲疏，一律对待，十分友爱，弟妹们对大哥大嫂很尊重。对家庭重担从无怨言，该负责的一定负责，这是他的优点。 　　家务劳动他是一点不会，因为眼睛不好，好多事就不用他，以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做不好反而帮倒忙，让别人难于收拾。 　　本性喜欢孩子，不论自己家的还是别人家的。对孩子的管教也不多，只在高兴时逗孩子玩玩，在和孩子们玩的时候，他是十分专注和投入的，所以孩子们也很喜欢他，包括弟妹们和我的侄儿女们。到自家的孩子大些以后，即找同事、邻居家的孩子逗着玩，有时弄不好把孩子逗哭了，还得为他去做调解工作，安抚孩子，让孩子高兴了才能作罢。 　　 　　二我的童年和家庭 　　我是江苏省溧阳县人，生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日（农历六 月二六日），家住北门荷花塘，祖父沈士荃，懂中医但不开业，只为亲友诊治疾病，有祖传疔疮药膏，疗效特好，可惜抗战时失落药方，不能传世。我三岁时他去世，因而对他印象不深。祖母黄氏，家庭妇女，心地善良。生三男三女。父亲沈保初是长子。二叔名保和、三叔名保舒。大、二姑母均适本县彭氏为妇。小姑沈宗湛，毕业于早年的金陵女师，工作认真，为人正直，姑父叫程树生。自我知事起，小姑就在本县唯一的县立女子小学任校长，直至抗战。我六岁时祖母去世，从此大家庭生活结束，各家自立门户。 　　父亲名宗旦，号保初，是清朝秀才，拜师学幕以后，在山东各地任幕宾工作。母亲史芷青，通文墨，能看书信，腹算很快，深明大义，深受妇女在家无经济权的苦恼，懂得妇女要经济自立的道理。在抗战期间尚能支持我离家几千里出去求学，对我的一生有很大影响。 　　母亲生一男一女，四十二岁才生我，哥哥大我十六岁，嫂子大我十三岁，家中我最小，因此对我宠爰有加，取名馨，是取宁馨儿之意，“同”乃兄弟之间的排名。胞兄同德早年在上海上学，毕业于南洋大学机械系（现在的上海交大前身），毕业后在沪宁铁路沿线任工程师工作。 　　我出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从我懂事开始就受到爱国思想的影响，如抵制日货，打倒列强，反对侵略等等。我在本县上小学、初中。初二时转上海培明女中继续学业，一九三六年暑假毕业。一九三五年我参加了支持北平学生要求当时政府抗日的活动。当时我们学校校址在公共租界，没有集会自由，尽管巡捕已坐在校长室，但同学们还是三三两两偷偷地过了苏州河上舢舨厂新桥，到闸北集合。走到北站，在北站呆了一天，想步行去南京（班长们已坐火车先行）请愿，但只走到真如，天色已晚，又下雨，各人所带钱也不多，就进了暨南大学。进入大学后，来了许多同学和老师，动员我们回家，我们无奈只好回去，但不愿坐老师带队的车，就坐大同学的车子回去，以示对校方的抗议。回家后家里人说，北站已经被军警包围并巳架起了机关抢和水龙头，预备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形势十分紧张。过两天学校就放寒假，我也就回溧阳老家。解放后我才知道此次活动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部分。 　　 一九三六年夏进入上海市立护校，因形势不好，春节后未去上海上学。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战争的序幕。日军节节逼进，我家所在县城地处南京到杭州、南京至上海的公路交叉点，是军事要地。城中无法生活，只好逃到乡下。当时政府只允许每人带少量衣物出城，中秋前后我和父母三人只带了一只箱子，离开老屋，到乡下与先下乡的嫂子会合，我们与嫂子及四个侄女、三个侄子和嫂子的母亲共十二个人，请了几个无法种田的亲友，挑上孩子及衣物在溧阳乡下四处奔波。开始离城较近，日军进城后就跑远点。近了怕日本人，远了怕土匪，左右为难。特别是我们年青女孩子，精神压力很大，这样东躲西藏的过了半年左右，真是度日如年，恨不能立刻离开沦陷区，最后我们逃到嫂子娘家附近的水乡李亩圩（不知地名写得对不对）。村上人对我们很好，既关心又热情，每天有人上高处察看村外动静，只要日军来附近村庄扰乱，马上通知我们设法躲避，日军走后才叫我们出来。现在才知道，那时我们家乡农村附近就有新四军的部队活动，农民们的觉悟都比较高，随时帮助我们这些逃难的人。日军大约在深秋占领溧阳城，我二叔一家七口和邻居六口在我老家漂阳荼亭乡下被日本兵用机枪扫射而死，情景惨不忍睹，多日无人敢收尸。这事是在我们逃到桂林后，由家乡转辗传来的消息。以后就没有他们一家的音信。 　　 因为局势紧张,在沪宁铁路工作的哥哥将嫂子及侄儿、侄女从上海送回老家后，随机关撤退到后方桂林，在湘桂铁路工作。他很久接不到家信非常着急，桂林是大后方，和沦陷区通信十分困难，一九三八年春他扮成商人到溧阳来接我们。我们全家十二口人跟另外几家亲戚合伙租船到无锡。白天停在河汊，夜间行船，本来一天的路程走了两天才到。在无锡呆了一周，等一切手续办妥，然后坐汽车到上海租界等了三五天，买船票坐海轮，走了四天才到香港，当时国内陆路、水路都不通，要到桂林只能绕道香港。 　　真凑巧，在去香港的船上，碰到梅兰芳的戏班子，当时我不懂京剧，可对梅兰芳的名字非常熟悉，很想一睹风采，可惜他已先去了香港，与我们同行的只是他戏班子的勤务人员、行头道具。解放初期，他回泰州老家，经过南京、镇江、杨州等地演出。票不好买，有人送了我们两张南京的戏票，我们从镇江坐夜车赶到南京看了他的一曲“凤还巢”。那时他已六十花甲之年，演一个青春年少的小闺女，还不失娇媚羞涩之态，真是十分难得。剧埸虽大，观众也多，但鸦雀无声，只听到他唱的声音和乐器声。相对来讲，他的搭档肖长华却很不相配，人老了，肌肉都松驰了。后来听人说，梅兰芳是很讲义气的，他视班子的人为家人，决不中途抛弃。这是他的优点，也是大家尊敬他的原因之一。我们这次潇洒走一回，真是人生难得的啊。 　　在香港，人地生疏，当地讲粤语或英语，我们住在旅馆十分不方便，第一次用餐，正逢我哥哥出门，一桌饭菜倒是很漂亮，可吃不惯，因为那边人炒菜都比较生，不象江淅一带煮得酥软，旅馆用小钵蒸米饭，用饭时再用小碗往外拨。我们家老人及小孩多，他们看不起我们逃难的人，不给小碗。我父亲很生气，但又无法表达，到哥哥回来后，找他们主事人用英语交涉后，他们表示歉意，以后再未发生这类事情。 　　香港物价贵，言语不通，小停数日又坐江轮到梧州。大船到码头仃下来时都有许多小船来卖小吃，轮船高，小船够不上，于是每个小船都备竹杆，上面吊竹篮，以便往上递送物品。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馄饨，每只馄饨内都有一只大虾仁，其味特别鲜美。当时正值端午，有一种小粽子，是用一张粽叶折过来包的六面形的方粽子，里面好象是用江米面和成稠糊状，吃起来有点象糕的味道，这是我吃过的最小的粽子。还有一次在江中，船搁浅错过了码头，船上没有大米，调料。我们正饿着时，亲眼看到一艘渔船打上一条九斤重的大鱼，全家都惊喜不已，当即买下现做，谁知烧好端上来，每人只吃了一口就不吃了，原来煮鱼时不但无作料，连盐也没有，这菜实在无法下咽。所以我至今还忘不了无盐的菜是吃不了的。 　　从梧州改坐木船沿江而上，因下游涨水，屡屡耽搁，本来半月的路程，走了一月方到达桂林。终于脱离了险恶的沦陷区，来到自由的大后方，精神十分振奋。到桂林时天气渐热，重添夏季衣物。 　　初到时生活尚可，但过不了几个月，桂林人满为患，到开学时学校少，学生多，很多人上不了学。正好校址在贵阳的国立中央高级护士学校来桂林招一年级新生及二年级插班生。我立即去报名，我想我已学过一点，毅然报考二年级插班生，幸得录取。 　　我于一九三八年秋天与林修曾、陈模、还有一位姓王的同学四人从桂林乘车赴贵阳，那时铁路未通，要坐汽车。山高路狭，向窗外一看，真是胆战心惊，走了四天才到。刚到贵阳的第二天即遇上日本飞机轰炸，弄得满城鸡飞狗叫，哭爹叫娘，死伤不少，真是惨不忍睹。我们到校不多日又遇日机轰炸，当时伤员很多，送到中央医院的也不少。我们还不懂业务，只能帮忙登记伤员姓名、地址，有的病人还没问清楚姓名，就停止了呼吸，其悲惨之状实在难以形容。入学后，教师要我们插班生减少一点去病房实习的时间，除学习二年级的课程外，还要把一年级的全部学分补满，一年级同学上课时我们也去上，补足了各项学分。 　　大约是一九四零年春天，五月一日，日军又来轰炸贵阳，中央医院给炸了，死了四个人，两个是我的高班学姐，另两个是我同班的祝翼贞和殷松秀，松秀和我是好友，为此我哭了好几天。松秀死后，松秀的姐姐要我以松秀的名义往她家里写信，安慰家里的老母。后因工作频繁调动，失去联系。抗战胜利后，中央医院回到南京，听说她母亲还去医院问过。象这种情况，公家又无抚恤金，可见她晚年生活很不好。 　　一九四一年一月我毕业于该校。在贵阳中央医院工作半年，本来学校要留我们，重庆歌乐山又建了中央医院，急需要人。而我则因家庭观念较重，作了回桂林到父母身边工作以便与家人团聚的选择。一九四一年夏由同学林修曾介绍到桂林省立医院工作。秋天日机又来轰炸，护校八位同学牺牲了年青的生命。半年后，院长易人（原来是德日派的院长，后换了英美派的）补入新人，旧工作人员逐渐离去。我也离开了省院。 　　在家休息几天后，到广西贵县卫生院工作，贵县靠近南宁，盛产甘蔗。甘蔗收获的季节，田边常有熬糖的灶，路人可随手撅根甘蔗一折为二，在糖锅中搅出糖稀来吃，有经验的人能搅一大团，两手要不停绞动才不至于掉下来，十分好玩。我是冬天到的贵县，在那里过了一个端午节，曾尝到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粽子”，它好象是用甘露叶包的，打开放在桌上，我们围了一桌子的人吃，里面是用江米及其他许多东西包成的。我一直叫它”粽子”，五 零年后我在新民晚报看到一篇文章称它为裹蒸。我想这是对的，因为它是用叶子包起蒸熟的，不象我们江淅一带粽子是用水煮熟的。 　　县城很干净，那里人把洗澡叫冲凉，卫生院有澡房，但没有水龙头，房内分成一格一格的，容一人转身。我很奇怪，不知如何洗，后来才知每人拎一桶水，到澡房冲一冲，所以叫冲凉。那儿环境还可以，就是言语不大通。他们大都讲客家话。卫生院附近风景也好，门前就有东、西两个湖，就是大的池塘，经常可买到活鱼活虾。就是饮食生活习惯不一样，一日两顿饭，又不懂客家话，生活很不方便。于是年秋天我结婚后转到东兰卫生院工作。 　　 　　三开始营造我们的家 　　 　　一九四二年秋天我与桂林省院的同事内科大夫李学滋经双方家长通信联系准许我们的婚事，于一九四二年秋在中央日报登结婚启事，然后同赴广西东兰县卫生院工作。 　　从广西河池要坐四天滑杆才能到达东兰。一路风景十分秀丽，有青山、有绿水，还有说不清的美丽无比的野花。可是路上村庄既少，行人也稀，赶路渴了买不到荼水。有一次正逢口渴，恰好看到一个瓜园，有个卖瓜的棚子，满园瓜色金黄，酷似我家乡的香瓜黄金瓜，我非常高兴，立时买来，谁料削开皮里面是淡绿色，咬一口是黄瓜味，大失所望，幸而还可解渴。南方山多水也多，有的老乡家用大竹子一辟为二，形如水槽，用它从山上引水到家门口，特别方便，比用自来水别有一番情趣。因为行人稀少，我们怕遇到坏人，一路担惊受怕，好容易到了目的地。等到达后才知县城很小，杀一只猪，叫声能传遍全城，人们就知道当日可买到肉。卫生院依山而筑，院中只有一名工友，连我们一共有四人，白天有一韦姓当地人来帮助工作，晚上回去。附近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小鱼悠然戏喜其中，但当你拿鱼杆钓鱼时，它们连看都不看一眼你的鱼食，一个也不上钩，使你无可奈何。别人告诉我，因为水太清，它能看到人的倒影，所以不上钩。夏日傍晚，常能听到歌声。当地人说这是少数民族青年男女隔河对歌，利用这个机会找对象。因为院中只有三人，工友能煮饭，但做不好菜，我虽然也不会，但为了吃得比较合口味，不得不自己动手，可是我以前从未做过，初学做菜时免不了弄出许多笑话。如杀鱼时，鱼挣扎跳动，我连鱼带刀都扔掉了。大肠、小肠分不清，拿大肠做香肠当然失败。给鸡开膛不知把鸡素子取出来，等快吃完才发现。这些都成为朋友的笑料。学滋虽一点也不会做，但也和他们一块取笑我，使我十分气恼。晚间房顶上经常有响声，如同有人走动，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是野猫或猩猩之类的野兽。那地方太僻静，有时晚上学滋出门有事，家中只有我一人，非常害怕。医院内设备也很简陋，病人又很少。我们都是刚出校门需要好好学习业务的年轻人，所以 一九四三 年春天调到融县长安镇卫生院工作。 　　长安是融县的一个镇，但可通铁路也通公路，交通方便，商业繁华。卫生院环境也很幽美，楼前有两株大白兰花树，初夏开花，香气馥郁。到了秋天，瓜果飘香，甘庶论捆卖，一买就是一捆十根。金桔、栗子各种干鲜果品很多，且价也不高，我们俩人又无负担，生活过得真是不错。 　　当地有银行、盐站等单位，行政人员都是一些中青年人，工作处理完后常常聚在一起玩，看戏、打牌、喝酒。我很不习惯这种生活，也不会应酬，急急要求调动。一九四三年深秋我们回到桂林，临走前朋友们送了很多礼品如香肠、腊鸭、香蕉、水果，铁路上要我们当货运，可见数量之多。 　　一九四四年阳历一月二十一日，我在桂林生老大，是个女孩，祖父来信为她取名乃苏。苏即一切化解，逢凶化吉。意为我们在外逃难多年，一切都该化解了，取其吉祥之意，“乃”是族中排名。满月之后我们到广西兴安湘桂黔铁路总机厂医务室工作。小家还未安定下来，又添了个孩子，初为人母不免会有些忙乱。当年秋天，家还未安置妥当，日本侵略军再次侵入内地。一九四四年深秋我们随着单位撤退，一家三口人分两批走，我抱着才九个月的女儿乃苏，和单位家属坐火车先走，学滋跟厂长及工程师们在铁路被破坏前五分钟才离开兴安。我们家属的车开到桂林，本来在车上就能看到我桂林的娘家，可是在那个动乱时侯，因蒋介石的三光政策，桂林已是一片焦土，荒凉不堪，我到桂林时，已看不到家，家中人走了，到那里去了不知道，也无处可问，互相无法联系，更无法照顾，谁也管不了谁，我只是匆匆路过。就在日军紧逼，亲人离散的凄凉情况之下，万般无奈与桂林告别，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去那个美丽的城市。 　　在那个年代，火车无定点，车停下来谁也不敢走远，怕车突然开了，留下自已无法办。铁路沿线都是生活垃圾，臭不可闻。这样还末到南丹，火车就不能走了。学滋他们后走倒先到南丹。因找不到我们，他又返回来找，不记得在什么地方找到我们，那时火车已不能通行，只好改坐汽车，于是把带出来的刚办就的生活用品统统扔掉，只拿一些随身要用的衣物坐汽车前进。当时单位只注重工程师等人的安排，不重视医务人员，坐车时我们总安排在最后。这是逃难，谁后走就意味着冒的危险大。因而我们脱离单位，自已找车前进。 　　不记得哪一天，车开到一座大山前开不动了，天已渐冷，汽车用柴油发动不起来，山路又狭，一辆车开不动，后面的车就无法通过，一路排了很多车动不了。上面下令限时开走，开不动的车就推下山坡，以便让后面的车前进。我记得我抱着乃苏，在山坡下坐了三天三夜，车仍开不动。学滋则到处奔走，设法另找一辆车。本来坐车可直到独山，谁知出了意外的事，我们身上仅有的钱都已交给汽车司机，没办法，学滋找了几个年轻人找到原来的司机，把他逼到山头上要他退款，他看人多，在无可奈何之下，退还我们几个戒指。于是我们又另外坐车到六寨，可车不能进镇，我们下车后站在田野上，等着学滋到街上把金器兑成当时通用的钱币，付给司机车费后再作计较。正当我们站在野地时，听到有飞机声，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说是盟军的飞机不用怕。谁料轰炸的隆隆声随即从街上传来，一时间哭爹喊娘、呼儿寻友声夹杂着哭声不断传来，我们都惶惶不安，正在这时学滋拿着找回的钱狼狈不堪地回来了，他说刚给完司机钱，就遇着轰炸街面，不过他从一户人家的街面门进去，从后门出来，躲过轰炸。街上伤员很多，惨不忍睹。当时有人问时间，学滋一看手表已不翼而飞，这是我上护校以后用做特别护土的钱买的第一只表，表没有了，人已安全回来，值得庆幸。为什么盟军炸了自己人？众说不一，正在逃命的我们，谁也没想，时间一久也就淡忘了，连日期也记不清了。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九九五年四月十日看新民晚报，无意发现第十二版博闻一条，题为“一字之差的代价”的小文章，云“应炸六甲而误炸了六寨镇”。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计算时间正对，这是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的事，我是这一错案的目击者。这次轰炸冤死六千多人。 　　在田里我们睡了一宿，第二天又精减掉身边的用品，我背着乃苏，拎一个吃饭用的小铜桶，学滋则拿了一床棉被和必需日用品，开始步行，向独山方向走。大路不能走，怕有日本军，小路也经常有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还得让他们先走。我记得走了十七、八天，走得我两腿僵直，不能屈膝，一路风餐露宿，饥一餐，饱一餐。好在逃难的人不少，互相间也很照顾。天已变冷，那年西南还下了小雪，乃苏背在我背上，小腿露在外面，生了冻疮，又引起了淋巴腺炎，溃烂成疮，也无法顾及，逃命要紧。到独山时人已疲乏不堪，听说日本人己来过。独山到处是逃难的人扔下的东西，穿的吃的随便取用，我们也检一、二件最需要用的东西。在兵荒马乱之中，又找了辆汽车把我们直送到贵阳。 　　到贵阳时两人身上只有两个银元，他还买了瓶茅台，真气人。第二天，政府发放救济金，凭文凭领取，记不得我们两人领了多少钱，在贵阳找到了同明弟弟的同事陈先生，在他处住了几天后，找到我的堂姐夫。他在新亚药厂工作，我们搬到了他处，住了一个月左右，等买到去重庆的车票，就告别了亲友赴重庆。我永远感激、怀念陈先生，夏禹修姐夫及其他热心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 　　一九四四年底到达陪都重庆，我在大姑母家暂住，换上亲友送上的干净衣服。乃苏刚一岁，一家三口满身都是虱子，学滋还生了一身疥疮，人已憔悴不堪。幸大姑母、大姑父对我们都很好， 学滋去看望早已在重庆住的二姑父母及胞妹，然后再去北碚母校联系工作。乃苏除右小腿有溃疮外，又添了腹泻，吃什么药也无用，好容易等学滋从北碚接洽好工作回来，接我们去北培时已是一九四五年的一月，他在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任助教、内科住院医师。 　　到北培后第一件事是给乃苏住院治病，我则陪床。儿科颜主任认为腹泻乃营养不良所致，我陪她住院，并为她弄点有营养的食物，同时治腿上的疮。住院一月有余，病好出院，但腿伸不直。外科刘主任认为孩子还小，只要有耐力，自已多做伸缩运动，有希望不致造成不良后果。 　　我待业在家到春天，医学院附设卫生事务所护士有空缺，我才有了工作，准备上班。他到重庆把余庆从二姑处接来，想她可以帮助管理孩子，可那想她精神很不正常，什么责任也负不了，反而给我们找来许多麻烦。有人多次给她介绍工作，但她都做不了，不能按时上下班，又不能尽责。有人说有了对象也许会好些，但经过实践也无用，这样我们也灰心了，只能由她闲着，但愿她少给我们找麻烦就行了。从那时起我们负责她的生活费，直到一九七五年春天她去世。 　　一九四五年秋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特别是我们这样背井离乡七、八年的人更为欣喜。街上人满为患，庆祝活动连续数天。我们下江人恨不能马上回到故乡，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全医学院教职员工及家属，还加上学生，要去几千里以外的镇江，一时谈何容易。经过仔细和辛苦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六年春天，学院的人分批返回镇江，当时我已怀了老二，本想生了再走，但等到最后一批人也要走时我还未生。正好还有几张机票，总务科负责人就给了我们。我们坐飞机从重庆到南京，在南京未停，当夜坐火车到镇江。半夜三更找到在宏仁医院工作的六姑，在她处住一宿，第二日看望了四舅爹爹，下午回杨州。当时家中有继祖母、父母亲、一个妹妹、四个弟弟八人，弟弟都在上学，最小的刚上小学二、三年级，人多非常热闹，家中人我还未认清，当夜（九月二十三日）凌晨就生下老二，是个男孩，祖父起名乃瞻，说那是高瞻远瞩，往前看的意思。抗战八年，儿子回来了，又添了个大孙子，全家十分高兴。 　　我在杨州度满产假，回到镇江，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李家老人们思想都比较开明，我又不长期住在家中，所以没有受到什么做媳妇的难处。初到镇江，没有家具，拿块篮球板当大床，就这样过起了日子。有空时，星期六下班后回扬州看看，星期天下午回来，一不至耽误工作，二可调剂生活，三是来去费用不大。两人收入虽不少，但杨州老家人多，老的老、小的小，无人工作，学滋是长子，顶门立户，职无旁贷，我们的负担很重，开支较大，但生活还是可以的。一九四六年后物价开始飞涨，人心惶惶。一九四八年十月一十一日生下老三，也是一个男孩。祖父说，以后是个竞争的社会，老三就取名乃竞吧！ 　　一九四八年秋，学滋提升为内科讲师兼主治大夫，要开始讲课。到此时他才真正的定下心来看书学习，那时是聘任制，如讲课不过关是有可能不被聘用的。开始讲课后效果不错，很受学生的欢迎，从此他就安心任教兼临床。 　　一九四九年初，长江封江，不许通行。来往行人从杨州要绕道才能到镇江。友人捎来家信说杨州已解放，家中很好，原来参加革命的表兄弟妹都已回来，有的还任要职，要我们在镇江不动，安心等待解放。 　　 　　四我们的家扩大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镇江未听到一声炮响就解放了。我们家有了三个孩子，一家共五口人，小家也不小了。家里虽请了保姆也忙不过来，而且我又怀了第四胎，想作绝肓手术，因当时奖励多生多育，不让做而未能如愿。至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八日生了小妹取名为乃复，因她已是第二个女孩，产后医生悄悄为我作了绝育手术，我家也由五个人增加至六人。 　　一九四九年镇江解放后，第一个月工资是用面粉支付的，几十袋面差不多有半间屋子那么多，我们用它换了一些大米，因为平房耗子多，把袋子都咬破了，这样换米时就要扣钱，一个洞扣五毛，很快面粉就用完了。不记得第几个月开始按折实单位发工资。那时上海还未解放，很多东西运不出去，所以东西很便宜，鲥鱼只有四角八分一斤，我们经常吃。五一节我们都拥在收音机旁听天安门游行的广播。另外政府还动员大家把金器换成钱，我们当然照办。只留下一些纪念戒指、锁片和几个银元。以后开始计划供应，生活用品都定量。买东西要到国营商店。起初国营商店少，大家都不习惯，后来国营商店多了，也就习惯了。到了五月下旬，上海也解放了，时局渐渐稳定。原来我们想旧上海有许多外国租界，外商也很多，还有青红帮等流氓组织是最不好管理的。可解放军进入上海不久就把上海管理得井井有条，奸商、青红邦都被治服了。这是近百年来少有的，我们对这些十分佩服， 决心搞好各项工作。 　　我们医院来了军代表、院长，他们都通情达理、善解民意，随时为职工处理问题、解决困难，清正廉明，很得人心。 　　一九五一年学滋提升为副教授。大约是一九五一年春天，乃竞出了麻诊，高热不退。打了许多青霉素也不见效，后来还是小儿科颜主任让照Ｘ光，诊断是粟粒性结核，要打链霉素和青霉素，并要住院隔离治疗。那时链霉素要八九万元旧币一瓶。住院要单间隔离，需要化许多钱，两人工资加起来还不够药费。无奈去跟院长商量，别看院长年青，人却很能干。他考虑实际情况后决定，儿科拨一间单间，让孩子住，不收分文。治疗由儿科病房护理组管，药费、伙食费自理。乃竞才三岁，幸好孩子小，用药量只是大人的四分之一。我们把杨州奶奶、接来陪孩子住院，一年后才出院。亏得王院长解决问题既快又合情合理，全院职工都心服口服，我们当然更感激不尽。 　　那时形势渐趋稳定，人心向党，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每逢节日、都愿收听北京天安门游行的广播。一九五三年三反、五反开始，我们也只知奸商该打，他们祸国殃民，处理没收的商品有好多东西都很便宜，大家生活也都很好。 　　一九五五年肃反开始，学院就乱了套，不多日子死了一个正教授｀一个副教授，都是学滋的同学，到底什么原因，我们不大清楚，也不理解。一九五六年暑假全国院系调整，苏医领导说冀医缺内基教研组主任，调学滋到冀医工作。那时我们的思想也很开朗，认为既已参加革命工作就该服从分配，不但他一个人走，而是全家六口一同走。于是我们告别了父母兄弟、亲友及相处多年的同事们，离开了山青水秀的江南，来到气候干燥的华北大平原。初到保定，大人、孩子对生活都不习惯，在南方主食是大米，煮锅饭，炒个菜就可以开饭，而到北方主食是面粉、玉米面及各种杂粮。馒头、饺子、窝窝头，我都不会做。那两年我家过年连饺子都吃不上，孩子多，我做得慢，赶不上他们吃。生活的艰苦是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家。一九五七年开始反右，好多人因各种原因打成右派。我们初到此地，并未涉及 。 　　一九五八年随着学院搬到石家庄，我去护校，他在二院。一九六零年又遭到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真是困难到了极点，但职工、院长、书记大家都一样，人心也还稳定。很多家庭为粮食发生矛盾，我家的人食量不大，倒还能过得去。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邢台地震，我院派医疗队开赴一线，我们大部份人守在医院。不多日伤员源源而来，都是满面病容、一身泥土。首先得作清洁卫生工作，然后再作治疗。我们外科任务大，无遐顾及家事。当时地震也波及石家庄，为了防止再震，医院楼下搭了地震棚，病房移到楼下，家属也自己搭棚，小妹由邻居大娘、大嫂照料，和她们一起睡地震棚，大的三个都住校不在家。以后伤员病好，出院的人多了，只留少数伤员，天气也暖和了，我们又把病房移至楼上。 　　六月六日地震棚尚末拆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批判会，接着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开始批判对象是走资派、叛徒、特务。我想学滋不是领导不会是走资派、他未参加共产党不会是叛徒、至于特务吗？他更不会是，因为他心直口快，胸中留不住一点事，肃反时还说他是“小广播”，怎会是神出鬼没的特务呢，说他是学术权威我认为他不够格。因此心中对这次运动估计不足，不想来势越来越猛，设及面越来越广，我们也成了重灾户。 　　一些文革中的“新生事物”如： 　　“破四旧”，首先弄不懂什么是四旧，经再三考虑，认为金银首钸之类是四旧，立刻主动把留作纪念的几个戒指、银元和一些珍珠翡翠等饰物即刻交到指定人员手中，连收条都没有要一个，也不敢要。自以为做得很好，可仍未能避免抄家的命运。 　　“大字报”：让我们写大字报，开始大家都不会写，经组长指点后方学会，如写某人就将他的家庭成份、个人出身、学历、经历等等，一一列出，取其中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作为批判材料。如出身不好或解放前参加了除共产党以外的其他组织、党派，就是狠批的对象。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谁都免不了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经历，所以知识分子挨批的不少。 　　“红卫兵”是革命小将，运动中的活跃份子。 　　“小字报”：我没写过，它是背靠背的揭发，本意可能怕有些事公开出来不便，但因为不是面对面，谁也不知道内容，互相随意揭发，以至有些人无中生有，乱扣帽子的事也不少见。 　　“牛棚”：所谓牛棚即文革中被批斗的对象的生活营地，他们除劳动外，吃住都在棚内，条件当然极差，可是有一个好处，人多，大家都一样，还能相互照顾，可惜学滋未及住上牛棚，否则他不一定会自弃。 　　“勒令”：红卫兵向“牛鬼蛇神”传达命令时用，如被揪斗者一时听不到，无法完成，就要被批斗。我们要小孩听到后马上告诉我们，以免误事。我们要孩子对红卫兵称呼为勒令叔叔，勒令阿姨。孩子们听到他们说了什么，马上回来告诉我们，以便随时执行。 　　大字报开始时还比较慎重，但后来的一些事简直令人无法接受。虽然毛主席说：“别人对自已提意见，百分之五正确也要接受”。我们持这种态度对待大字报，开始有些还是实情，提意见的人还是出于善意，可是到后来有些人胡言乱语，所提意见简直子虚乌有，学滋有点接受不了，我一方面为他担惊受怕，另一方面还得给他做思想工作，减少他的思想负担。一九六七年我母亲去世，我都没有回家，一切由我哥哥代办。因为我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及孩子们在家，当时他正在病房劳动改造。 　　 　　五我们家折了顶梁柱 　　 　　一九六八年新年刚过，学滋被派下乡巡回医疗。他精神负担很重，一怕到乡下后分科不明，遇到不是内科的病人，用药剂量上有困难。特别对儿科（因为他一直在大医院工作，分科细）。二怕生活不习惯。我劝他说：“生活大家都一样，别人能过，我们也能过。持这种态度，就不会有问题了。”至于看病，多加小心为上。他下乡后来信说：“生活还能适应，因为房东太太对他挺照顾。” 　　到后来，学生轮流下去批斗，形势就大不一样了。井陉是半山区，听说挪点时要他推着独轮车载着行李跟大队走，这实在太难为他了。他已这么大年纪，何况独轮车重心不好掌握，他没有经验，怎么会推呢？又怎么能推车跟上步行的人呢？可能为这他也挨了批斗，很久不给我来信。我很着急，想起寄挂号信应有回执，就寄挂号信给他。他收信后有回条来，我才知道他的行踪。我去信鼓励他，终于接到他最后一封信。他希望大队早日回石家庄。 　　说话之间已到了五、六月份，得到确切的消息说巡回医疗大队将于六月二十日回石，真从心眼里高兴。到了这一天，我把病房工作做完，站在窗口看望。我们外科在三楼，办公室窗口正对着医院大门。从大队人马开始进门一直看到最后也未见他人影，心中忐忑不安，可那时候到哪去问？再说也不敢去问，又无人商量，等到我回家吃完中饭，才有人来家通知我，说他被隔离在小儿科一间房内，行李还没回来，要我为他送饭票、送卧具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把他隔离起来，只有照办。急急拿了东西，带着毛主席语录奔赴他住处，东西是送去了，可两人无法深谈，只能冠冕堂皇地要他好好交待自己的问题，读毛主席语录。他想见孩子，家中只有小妹，因探望时间不合适，未去成。老大在北京，二、三两孩都住校。记得有一天乃瞻回来了，我带他去见爸爸，不巧去时军代表及革委会负责人在和他谈话，未让我们相见，乃瞻也就急急回校。 　　如此他回来才十天，七月二日凌晨，也就是七月一日夜里，他受不了逼迫，离我们而去。我想他是希望回石后，就能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并诉诉委屈，可得些慰藉。可他失望了，除我以外，谁也没见着，再加上要他承认无法承认的罪名，他本来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观点，承受不了屈辱，而有生不如死的想法，就这样丢下家人，冤屈而死。那年他刚五十三岁。 　　一九六八年的七月二日早晨革委会负责人找我去，我不知何事，心里很不安，他们告诉我学滋“畏罪自杀”了。什么罪，我不清楚，当他们说明是特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们逼供的办法我不知道，不过人是在离开家下乡巡回医疗半年后回到四院，未进家门，未跟我说一句心里话，也未见到任何一个孩子，回院刚十天，在隔离室含冤弃世的。 　　我社会经验少，当文革中的负责人，告诉我李学滋“畏罪自杀”的消息后，我对这样大的一个打击还真是接受不了。但我想到还有四个孩哟子正在等待分配工作，必需挺住。于是我控制住情绪，当即表示虽然我家已被抄过，既然他有特嫌，现在我原物不动，你们再次去细细搜查、免遗漏重要事件，他们又表示不用了。我回家后立即把学滋所用物品连笔记本，一律上缴。我的四个孩子这年都该分配工作，老大大学毕业、老二中专毕业、老三高中毕业、老四初中毕业，我只能尽量让他们少受家庭的连累。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学滋死后不久，乃竞患扁桃腺炎，治疗不及时引起肾炎。因当时思绪紊乱，无暇顾及以致酿成大患，久治不愈。我自己是医务工作者，对此十分焦急，先求西医效果不大，后又用中药也是收效甚微，于是中西药兼进，拖延一两年不愈。他刚刚踏上工作岗位，老请病假也不是事，真是一筹莫展，只好由他去。也不知道在何种情况下，病倒慢慢好了起来，到如今一直身体很好。真是老天有眼，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这实在应感谢苍天。 　　原来我们在四院是住两间半房，文革以后，减去一间，一九六八年秋季，领导让我们一家三口（两个大的在外上学）搬到一间向北的房屋居住，十分不便。原有的东西放不下，只能将学滋的书藉处理掉，从创刊开始到文革的全部中华内科医学杂志，以及大量医学书藉，以三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收破烂的，这个损失无从估计。 　　一九七八年秋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打倒了四人帮，才知道这十年动乱都是四人邦挑起来的。真相大白，从中央到地方都落实政策，学滋的冤情也昭雪了。医学院召开大会平反昭雪，并下了结论，推翻以前的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石家庄报和河北日报也作了报道。 　　写一纸公文平反容易，但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而且落实政策工作并不顺利。房子问题、经济问题，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告一段落。 　　人死了再怎么落实政策还是一句空话，学滋自来喜欢孩子，他对孩子很少责骂，可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成家立业，更没有看到可爱的第三代，这是他终身的遗撼。 　　从此我们一家六口幸福的小家庭被折了顶梁柱，成了单亲家庭，我既悲痛也气愤，立志要把孩子教育好，要他们好好工作，好好做人。 　　当时政治压力太大，有许多事不便和孩子们说，有些也不愿说，这时我才从伤心和害怕中醒过神来，感到失去亲人的孤独和悲凉，真是幽冥殊途，欲诉无门。文革中人人自危，不知那天会有倒霉事会再轮到自己，整日提心吊胆，工作是小心又小心。这种紧张的生活从六六年开始慢慢升级，到学滋去世达到高潮，以后的形势转变，到七八年以后才逐渐松驰，恢复正常。事情已过去几十年了，当时的各种情形我还历历在目，可不是当事人，谁还记得真实情况呢？我愿意让家里人知道一切真相。 　　 　　六我们家添了新成员 　　 　　我共四个孩子，都应在一九六七年暑假毕业。乃苏大学毕业，乃瞻中专毕业，乃竞高中毕业，乃复初中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贻误了学习不说，又晚分配一年。而且大的两个专业不对口，小的两个根本无专业可言，没有法子，也得到社会上工作。 　　乃苏一九六三年参加高考，报考时教师把她的第十志愿调到第二志愿，不让与家长商量，考取北京农机学院，。按正常应在一九六七年毕业分配，可一九六六年开始“文革”。一九六八年分配到宁夏一个农场又劳动一年。以后才正式分到宁夏中宁县一个小厂子工作，没学到多少东西。后来尽管工作调动几次都不合适，一九八二年设法调回石家庄，但专业又不对口。她在科协有机会听听课，加上自学，对电脑应用很感兴趣，自己专心钻研，终于在这方面有所进展，现在能上一些电脑课。她除念书外，对家务一无兴趣，个性似他父亲，自由散慢，不讲修饰，不象个女孩子，可工作是认真负责的。一九七二年与沈阳孙文余结婚，生有两男孩，老大孙齐现在清华上学，老二孙元现在本市第二职业中学学习电脑操作。 　　乃瞻天资不笨，可从小贪玩，学习不很好，初中毕业后考入轻化工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衡水建筑队，到一九七二年秋才调回石家庄，耽误了专业学习。回石后，他在塑料厂工作。为了能跟上工作步伐，他得从头学起，看书找资料，再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后来总算在化工厂的设备管理方面有独到之处。别看他对家务不关心，可工作却能做到细心钻研，对他管理的设备能逐步改进使之完善。生活习惯也是自由散漫、随便。他不善与人应酬，可遇到兴趣、爱好相同的人还是能长谈。一九七四年与江苏南翔朱佩英结婚，生有一女名卉，现在市塑胶厂工作 　　乃竞也是一九六八年分配到一个小鞋厂当学徒做布鞋，那时他们厂的年轻人都不满意。记得有一次在文艺演出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叮叮当，叮叮当“鞋底和鞋帮。”动乱的十年就唏哩糊涂的过去了，直到一九七八年开办第一届电大，他报考被录取了，脱产上了三年电大，学的机械，取得了大专文凭。他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对工作认真负责，早去晚归，假日不休息，能胜任现在的工作，也是来之不易。个性好动，爱玩，兴趣广泛，至今有空还经常出去打猎或钓鱼，以调剂生活。一九七六年与河北微水张锦芳结婚，生一子名臻，现已参军。 　　乃复是四个孩子中上学最少的一个，到初中二年级就开始“文革”，闹两年革命，分到饭馆工作十一年。一九七九年才调来四院，在后勤工作，一九八四年调到财务科，既没有学历，又没有文凭，当时有人说她们是社会主义的处理品，到后来既要学历又要文凭，让我们这些当时未能上学的孩子及家长怎么办。到结了婚有了孩子，既有工作又有家务，才东奔西跑忙学习，忙职称，真是不容易。经自己努力，被评上会计员、会计师的职称。并学习了电脑操作，应用在工作中。并写了几篇论文被发表在各种杂志上。一九七八年与山东平度尚三明结婚，生一子，取名磊，现在正定一中上高中。 　　 　　七后记 　　 　　风风雨雨几十年，虽然人生苦短，却也阅历了人间苍桑，现在已到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亦喜亦悲。 　　我一生对事业尽心尽力，生活中不断追求，精神上是充实的。对家庭和子女们是负责的，可谓鞠躬尽瘁。膝下儿女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子孙成长，我感到欣慰。 　　我现在已八十高龄，身体还好。多年来，坚持家务劳动，看书报、兼管家中各处来往信件，头脑清醒。从前年开始在儿女们的协助下，学习电脑操作，现能用五笔字型在计算机上输入汉字，勉能成文。缺点速度太慢，我还得继续学习，以求进步，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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