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沉舟记 　　　　　　　　——章乃器在1957(中） 　　 　　毛泽东深夜召见两大老 　　 　　５月２０日这天凌晨，父亲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龙井茶，燃起烟斗在书房内踱步。写字台上，平摊着刚刚完稿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６月１０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 　　父亲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党内一些高干的案头，正放着毛泽东五天前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２８页）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伟大领袖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 　　父亲更不可能知道，５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一篇署名“小雅”的文章上作了批示。这篇题为《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发表于前一天的《新闻日报》，对父亲在５月１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提出反驳。毛泽东批道： 　　 　　　　　乔木同志： 　　　　　 　　　　　　　　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　 五月卅日　　　　　　　　　　　　　　　 　　 　　　　这篇文章被安排在６月８日与作为反右第一炮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发表。 　　　　５月３１日，父亲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６月１日和２日，《大公报》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节录他发言内容的新闻。他再度感到意外，因为这是在一个内部会议中提出供大家讨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由于两报发表的新闻都很简略，而且内容也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６月３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必须最后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当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工商界》月刊，１９５７年第六期）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父亲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理由是：一．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二．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三．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四．定息是从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他还谈到，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提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股息的 　　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关于划定资本家成分的问题，他指出不少职工的存款都超过两千元，资本稍微超过两千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北京《大公报》，１９５７年６月９日） 　　父亲在这两篇文章里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工商界》月刊，１９５７年第六期）“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北京《大公报》，１９５７年６月９日）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 　　导等等罪名，以今度之，却可谓不幸而言中。 　　进入６月以后，形势果然象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６月１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６月２日）这是“右派”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首次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６月３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第８３５页） 　　６月５日，初夏的北京落了一场雨。在国务院礼堂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父亲的言论提出指责。据民建的黄炎培（任之）老先生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黄任老被从睡梦中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的陈叔通老先生也被同时召见（不久前两老曾联名上书，劝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同两位大老谈了“鸣放中发见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黄任老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又于１９４７年主持解散民盟），但黄任老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谈话持续到十二时二十分方结束。这场谈话给父亲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两老平日与父亲又有过龃龉，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父亲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给他，要他同意提前印出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讨论。６月７日，这篇文章在座谈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有系统的攻击的靶子。 　　 　　批判妙法大观 　　　　 　　　　６月８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父亲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这时的批判方法也颇堪玩味，有不少路数其实是开“文革”中“大批判”之先河，披览之余，兹择其妙者分类列举如下： 　　一曰移花接木法。此法源自古代幻术，你的原话是这个意思，经批判者移花接木，就变成了另一种意思。如原意是担心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并被敌人用来作反宣传；批判者吴大琨演绎出“抽筋剥皮”四字移接于后，指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此话上达天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８９页） 　　二曰断章取义法。前法是加法，此法是减法，取自古代刀笔猾吏。你的原话本意是完整的，经批判者掐头去尾，截取一段，曲解成另一种意思。如前面提到的“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红色”是形容词，以修饰“资产阶级政党”，本意是强调民建的进步性；批判中删去“政党”二字，变成“红色资产阶级”，就可作为美化资产阶级的罪证。又如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三曰无限上纲法。此法明清两代文字狱常用，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加发扬光大，家喻户晓。你批评教条主义，就把你上纲到反对革命导师的教导；你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以党代政，就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大帽子。大网弥天，罗织入罪。 　　四曰整旧翻新法。此法传自民间工匠，裁缝师傅用之最多。将你几年来乃至几十年来的文章翻出，割裂时代背景或曲解原意地加以诠释，挂联当前形势，一番穿凿附会，就足以证明你的反动立场由来已久。当时民建、工商联曾为父亲编过这样的专辑。在我为他申请平反和编纂文集的时候，这几本现成的小册子倒是帮了我不少忙。 　　五曰指鹿为马法。此法袭秦代宦官赵高之故智，似是而非，偷换概念。例如父亲的文章谈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认为：“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到批判时就被曲解为：“这就是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只能是先进的分子领导落后的分子，并没有阶级区别的存在”。经此加工，一段论述阶级关系的话变成了“否定阶级区别”。 　　六曰无中生有法。《老子道德经》云：“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对万物起源的哲学思考。而用此法整人者大都不明事理，更无道德可言，或捕风捉影，或凭空捏造。例如“章罗同盟”就是其典型杰作，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内素不相和，被硬拉到一起，株连多人，铸成冤案。父亲与此事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有人造谣说他参加“章罗同盟”在全聚德的会议云云。 　　七曰兜头泼粪法。此法流氓泼皮习用，只须将大桶粪秽向被批判者全身泼洒即可，不必多下考据功夫，最适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批判者使用。诸如个人财产、邻里纠纷、夫妻夜话、男女私情之类最宜入选，越是耸人听闻，就越能达到使被批判者名誉扫地的效果。 　　八曰乱棍齐下法。此法历代公堂皂吏多用之。批判者倚仗人多势众，棒喝声威，不容被批判者有辨解的余地，敢有不服者，乱“棍”齐下，打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磐”，直到诬服为止。 　　帝王术讲求“文武之道”。前面六法皆是文法，深文周纳，以谋略取胜。后二法是武法，虽等而下之，但简单易行，屡试屡验。但充其量也只算得是文斗中的武法，有别于“文革”中真刀真枪的武斗。 　　此时的人际关系也最富戏剧性，诸如公报私仇、卖友求荣、夫妻反目、反戈一击之类的例子层出不穷。这似乎也怪不得被毛泽东喻为附皮之毛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人都近于疯狂地洗刷自己，与“卖友求荣”相比，“卖友求生”已算不得什么人格上的瑕疵。其中最可悲者，是那种高压之下声泪交加的忏悔，与批判者“打落水狗”以自保的冷酷。批判的声浪震憾着大大小小的泥塘，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化”，边缘的泥土不断陷落，泥塘的面积不断地扩大，站在塘边呼喊的人们也纷纷滚落其中。谁无妻儿老小，一人入围，全家罹祸。求生的挣扎，足以使人忘却他不久前还为之骄傲的士大夫道德和知识分子人格。在轰鸣狂转的国家机器面前，人类的生存本能战胜了理智与良知。 　　 　　为了革命利益不怕戴右派帽子 　　 　　在这场疯狂壮烈的交响曲中，仍奏出一丝不和谐音。 　　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父亲却要作反批评。他在６月９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不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在会上受到批判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唯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 　　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 　　在６月１５日和１７日民建、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消浪费掉了……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一辑） 　　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个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下面摘录的一小段会议记录，可略见一斑： 　　 　　章乃器：否定运动的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王新元：你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陈叔通：你就是这样巧妙地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叔老，你年高德劭的人，不要这样急，最好冷静一点。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示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陈叔通：你违反宪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章乃器：那是你的宪法。　　（《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一辑）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与会者除了倚仗人多势众外，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更无人能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与之辩驳。父亲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声和帽子堆中。这真象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人品和水平，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可怜过。 　　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而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一辑） 　　 　　心安理得，轻松愉快 　　 　　有了上述的悟性，父亲的态度在显得更加洒脱，手持被视为他的标志的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６月１５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黄炎培是社务委员，过去是常常主动出席的，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转给了父亲。父亲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分内之事，他当然明白这是个陷阱，但还是坦然与会。 　　一进会场，他就对章伯钧说：“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因为同样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称。但两人除了开会见面之外，并无私交。以前章伯钧曾到家中拜访过一次，父亲因为忙，一直还没有回访。至于储安平，父亲只是在一些场合与他握过手而已。 　　由于开会的人未到齐，大家坐在一起闲聊。谈到章氏的始祖，章伯钧说是秦二世时的将军章邯，后来投降了项羽。父亲说，这应否算投降还须研究。这段对话在三天后的报上刊出，变成了“章乃器借着这一点，讽刺章伯钧说，‘你祖先原来是个投降将军！’”其实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章邯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祖先，章乃器是不可能自辱其祖的。这段报导还触发了一位漫画家的灵感，报上刊出了一幅两人互相涂脂抹粉的漫画，题曰“宗兄宗弟”。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唯恐不远，批之唯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父亲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６月１６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又有如下的对话。 　　 　　章伯钧望着坐在他对面的章乃器，说：“我的宗兄是不是谈谈，给我提提意见？” 　　王昆仑笑着说：“是同宗嘛，把你们的家务事摊开来谈谈吧！” 　　章乃器笑望着章伯钧，说：“你到我家只去过一次，我还没有到你家去过哩！” 　　章伯钧半笑着说：“我们人没有联系，思想有联系吧！” 　　章乃器于是向章伯钧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 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 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父亲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１．旧知识分子、旧人员；２．工商业者；３．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已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病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他，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光明日报》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８日）

原文1997年 发表于《黄河》1997年第三期。  浏览：2396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0/8/9 13: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