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沉舟记 　　 　　 ——章乃器在１９５７ （上）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１９５７年那场政治风暴的前前后后, 父亲始终是一位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有的人激赏他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而在另一种场合，他又被金口玉言地赐予“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的“活谥”。成为这样一位集毁誉于一身的人物，或许是他在历史上的幸运，但同时也是他在现实中的悲剧 。 　　自１９７９年起，我不断地为父亲的平反问题提出申诉，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父亲是其创始人）的胡厥文、胡子昂老先生均主张平反，但有两位当年整过他的同事孙晓村、胡子婴却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对平反。１９８０年４月间，有消息说，在２７位当年被划右派的知名人士中，父亲在不予改正之列。我手持当年印发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到胡耀邦先生处上访，请求对这些言论重新甄别评估；又分别给邓小平、陈云先生上书。同年６月传达的中共中央６０号文件，父亲的名字被列在改正的２２人之首。 　　 　　性格决定命运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１９５７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请看邹韬奋先生在“七君子之狱”时对他性格的描述： 　　 　　“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邹韬奋：《经历》，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另一位老友许汉三也有类似的记述： 　　 　　“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青田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１２０页） 　　 　　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或接受父亲的性格。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未脱书生本色。解放后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但清高孤傲的脾气没改多少。对于某些圆滑世故、阿谀逢迎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他往往因不以为然而有所讥讽。父亲对工作一贯勇于负责，不避嫌隙。他能力强而又比较自负，有时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他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舌战群儒，力持己见，虽然周恩来总理一般总是尊重他的意见，但也难免招致其他同事的不满。许汉三曾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些党外人士心存客气，或有所畏惧，对执政党的政策或对普通党员有意见，甚至发现错误，多数唯唯称是。而章乃器遇到这种情况，则不仅与其争论，而且还进行斗争。我怕他受到打击，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总是反过来批评我，说我的意见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开讲话或私人谈话中，劝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国家的一切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不辞劳怨，全力以赴。” 　　 　　父亲除担任国家的粮食部长外，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他的这两项职务经常会涉及到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早在１９５７年反右以前，他就在两个问题上与一些同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个是关于民建的性质问题。在当时的一些外事活动场合，如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民建是以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出现的。在１９５５年５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父亲作工作报告时，按照自己的理解插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他的这番插话引起了一场争论，许多人不同意“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法。到了后来，这一提法被截去了“政党”两字，成为他美化资产阶级的一大罪状。 　　父亲在辩论中引用了列宁和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论述， 以及刘少奇“红色资本家”的提法作为佐证。他还谈到：“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章乃器：在民建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到了１９５７年反右时，毛泽东改变了说法，他在１０月１３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就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８９页）此乃后话。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１９５６年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同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种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转换，当然也需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出新的估价，但当时的理论界尚未作出应有的回应。 　　父亲一直抱着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早在１９４９年９月的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就号召民族工商业家：要准备在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摆脱资本主义衰老时期的苦恼和罪恶”；“在目前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本，而同时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的一天消灭自己的阶级……当消灭自己阶级的时候，每个人会更愉快的生活着，事业会更光荣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４日）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出于响应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的良好愿望，父亲在一些内部场合，对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有所探讨，他提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既然政治经济上的消极面已是残余，而目前存的问题主要地是思想作风还有消极的一面，那么，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的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章乃器：《关于两面性、思想教育工作、理论性问题的探讨等若干原则问题的意见（初稿）》）出人意料的是，他这些在内部探讨的意见却被搬到一些会议上进行公开批判，并被贴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标签。于是父亲不得不与批判者展开一场新的辩论，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７年。 　　在私营经济大量出现、并在国民经济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的今天，回顾这两场辨论，确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而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父亲的悲剧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尽管如此，父亲仍保持他直言不讳的风骨，在１９５６年７月和１０月的统战工作座谈会上，他对党派关系、阶级关系、党与非党关系等问题上也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批评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等倾向。 　　毛泽东当时已对他这位老朋友很有看法，他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２７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５５页）这段“放屁有利论”可为后来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注脚。 　　 　　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 　　 　　１９５７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２月２６日下午三时，父亲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到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也全体列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会议开至晚七时方散。毛主席在讲话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特别是他谈到阶级的消灭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理想和人格的魅力给一千八百多位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人们在夜幕中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开始从这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政协会议期间，父亲接待了一位上海来的老友－－当年“七君子之狱”的“难弟”王造时博士。此时的王博士，已不复有当年在法庭上滔滔雄辩的风采，这些年来，他一直寂寞地在复旦大学当一名教授。有的朋友为他感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王造时此次是来京出席政协会议，同时也是为了向中共方面澄清一桩历史误会。此事说来话长，抗战期间，苏联政府继与纳粹德国签订“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于１９４１年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消息传出，中外舆论哗然。在重庆的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此信是众人公推王造时起草的，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后来沈钧儒应中共的要求，收回了这一信件。父亲不同意收回，因而脱离救国会。为此，父亲和王造时均沾有“反苏”之嫌。 　　解放后，王造时为此信一直独自背着“始作俑者”的黑锅，心情很不舒畅。此次来京，他坚请沈、章、史、沙等同人为他作证，共同承担责任，澄清此事。周恩来总理和统战部负责人接见了他，误会得以消除，王的心情也好多了。 　　周总理在与王造时谈话时，对救国会于１９４９年自行结束一事表示惋惜，并问他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不料王对此过于认真，在京先后拜访了一些救国会的旧友，想共同倡议恢复救国会，但响应者寥寥。当王为此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坦率表示：“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 　　王造时不久就回上海去了。两个多月之后，这对二十年前的“难兄难弟”，又不约而同地成了右派，他们这次会见也被说成是“阴谋组织资产阶级政党”。“文革”中，王造时惨死在狱中。 　　４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３０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在此次会议上，他表示自己不准备联任国家主席，并允许透露消息。 　　５月间，在一派“和风细雨”的迷人春色感召下，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直陈己见，全国鸣放进入高潮。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阶级斗争的号角又重新吹响，“向自然界宣战”变成了向“早春天气”宣战。 　　 　　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有关部门５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十三次，后者开了二十五次。在这些会上，不少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父亲一直是主张独立思考的，整风开始前，他在４月１５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的”。（章乃器：在民建中央常委委员会宣教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当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粮、油的全国社会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还在部内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适当放宽北京市周围的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粮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发生“大民主”一类的不安定情况。自１９５２年他主持创建粮食部以来，为了解决这个六亿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父亲每天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５月８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父亲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父亲还对《人民日报》４月２２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社论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９日） 　　次日一早，父亲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这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李部长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１２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１３日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给李维汉部长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篇书面发言也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父亲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１％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的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没有被足够的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１4日） 　　　　５月１１日，父亲在全国工商联邀请京津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上说，工商业者对鸣放不要有顾虑，工商联和民建应该组织力量保障他们。他还举出自己的经历说，我喜欢鸣放，过去被戴过很多帽子，也遭过“围剿”，但没有关系，是非终归是能够分清的。他勉励大家要学习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反映情况要忠实，“不要谎报军情”，那样对自己的改造也是不利的。

原文1997年 发表于《黄河》1997年第三期。  浏览：2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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