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英名早已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启蒙的历史丰碑之上。他以冲决网罗，义无反顾，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英勇行为，成就了完满的人格，唤醒了麻木的民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是谭氏一代人的政治悲剧。诸多的谭嗣同研究成果，对此论之甚详。 　　 　　然而，对于谭氏那部影响深远而又充满矛盾的不朽之作——《仁学》，思想史界尽管众说纷坛，却罕有真知的见。深圳大学黄卫平同志的力作《思维的悲剧与悲剧的思维——谭嗣同思想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下称《悲剧》），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圭桌，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透彻的哲学眼光，从思维方式的深层审视了“晚生而早熟”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急于“冲决网罗”而又“未尝冲决网罗”的历史因缘和矛盾性格，从中国近世第一代改革思想家、戊戌维新的不朽殉道者的思想逻辑中，探讨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在近代变革中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黄宣民研究员在评审该著时指出，该书的研究角度新颖，篇幅简炼，论点鲜明，论据较为充分，论证比较严密，论断亦较公允，是近年来谭嗣同思想研究中确有特色和创见的学术著作。其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作者的研究角度较新。学术界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一般均重在研究其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体系及性质，对其思维方式虽有所论述，然均未有专门透彻的分析。 　　 　　《悲剧》的作者则正是以思维方式的层面来探索谭嗣同哲学的性质与时代特征，一反那种只是对谭氏思想进行本体论的基础主义还原，纠缠于谭氏庞杂的思想体系究竟最终该属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传统研究方式，作者认为“联系具体的思想内容来分析抽象的逻辑形式，以思维方式为参照系，是衡量一个哲学家在理论思维发展中所处历史地位的重要尺度”，并具体分析了谭嗣同思想体系中的思辩逻辑的方法与其哲学世界观和政治伦理观的关系，揭示了谭氏思维方式中朴素辩证法与相对主义诡辩的内在联系，进而追溯其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探索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法在近代条件下的衍变及其命运。可以说，这样的研究角度是别开生面的，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 　　 　　其二，作者的论点较新。在大量阅读有关文献、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作者多年的探讨、论证，对谭嗣同思想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 　　 　　诸如在如何分析、评价谭嗣同思想中的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矛盾时，作者一方面认为“谭氏思维中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所谓矛盾，实质上是一种奇妙的结合，是同一现象的两面，它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哲学在近代的终结，相反，恰恰是传统思维在近代条件下的特殊延续”；另一方面，作者又肯定谭氏：“用相对主义的思辩去动摇、冲击对于专制君权 　　和纲常伦理的膜拜，把人们从传统信仰的“’独断迷梦”中唤醒却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如何评价谭嗣同思想中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随问题上，过去许多学者往往将此归结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的软弱和智学上的倒退，作者却认为谭嗣同之所以如此不竭余力地以唯意志论的主观战斗精神鼓吹变法维新和自由、平等、博爱，反对封 　　建专制，一方面表明谭嗣同是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理想和‘大同世界’作为一种最高价值目标来追求的，即使在实践中尚无实现这种价值目标的客观力量和现实可能，也决不在观念上、精神上放弃对这一崇高目标的追求，正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中所蕴涵的深刻使命感和命运感，表现着谭嗣同的历史悲剧，它描绘了谭嗣同在社会现实面前渺小无力的同时，却展现了他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和崇高；另一方面还表现谭嗣同在无法彻底冲决客观‘网罗’的现实桎梏时，首先强调要让思想冲破牢笼，使精神摆脱枷锁，用主观唯心论的唯意志论去鼓吹思想解放和意志自由……，这正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在反对封建意识形态时的一个重要特征，较为鲜明地表现了谭嗣同政治伦理哲学的近代进步性质。” 　　 　　在从总体上评价谭嗣同思想时，作者更是深刻地指出：“谭氏是以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宣传和鼓动去激励人民，他那些融哲学、科学、宗教为一体的相对主义诡辩和牵强附会的类比，思路开朗，内容丰富，既给纵横驰骋的想象力和涵盖宇宙万物的抽象思维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又通过特定的思辩逻辑紧紧地围绕着他的政治主题，具有强烈的政治鼓动性和主观随意性，极大地冲击着几千年的封建正统观念，却未能突破传统的运思习惯；他开辟着中国哲学与近代科学相结合的广阔远景，却又使这种结合陷入外在的比附而误人歧途： 　　 　　他自觉地试图引进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大相径庭的形式逻辑，却又不自觉地将其纳入了传统思维的固有模式；他继承着以王夫之为最高代表的朴素辩证法的思维传统，却又以极端的逻辑诡辩而标志着它在近代的瓦解。可见，谭嗣同思维方法的革命性本身就是他的思维方法的历史悲剧。” 　　 　　上述这些论断发前人之所未发，颇有见地，表明了《悲剧》的作者不囿成说，不拘公式，不迷于表层现象的致思趋向，无论学术界对这些论断可能会有什么争议，但它们无疑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具有启迪意义的学术见解。 　　 　　其三，作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颇有特色。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本指导下，作者分别采用历史追溯的方法，系统分析的方法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谭嗣同的思维悲剧。在回顾谭氏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之后，作者一方面不是把视线停留在《仁学》芜杂、矛盾的表面现象上，而是用系统论的眼光将谭嗣同思辩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察，经过细致的辨析指出，仁学的思辩体系的结构层次是由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哲学世界观和主观思辩方法三大层次所构成的，其中政治伦理思想是《仁学》的根本精神和整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及归宿，其哲学本体论思想则是作为《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世界观基础，而主观思辩方法则贯穿于《仁学》的政治伦理观和哲学世界观的具体内容中，并且是将这两者联系起来，以哲学本体论去证明其政治伦理观的逻辑方法，它既是阐发《仁学》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工具，本身又受到特定的政治理想和哲学世界观的制约。作者的这一分析，突破了过去那种将《仁学》割裂为缺乏内在联系的宇宙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几大块，然后分别罗列材料作定性研究赠方法，因而更能够揭示谭氏思想内 　　在逻辑的统一性。 　　 　　另一方面，作者采用中西对比、古今贯通的比较研究方法，将谭嗣同思想纳入中国传统哲学的大背景考察，并进而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论》中的论点为指针，对德、俄、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哲学进行比较，以分析谭氏哲学的特点、历史地位及其悲剧，更是尤具特色。作者认为“谭嗣同思维方法的革命性不象黑格尔那样是通过极抽象的思辩逻辑体系隐晦地表达的，也不象赫尔岑那样深刻地领会了辩证法的革命精神，自觉地把辩证法作为‘革命的代数学’，而是借助于朴素的辩证逻辑及其歪曲形态所表述的社会政治内容和所涉及的自然科学知识来体现的。”“因此，与黑格尔、赫尔岑等人相比，谭嗣同等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也许可以说他们是本世纪历史的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哲学 　　的同时代人，他们在实践上已达到的阶梯，在理论上还没有达到”。可见，用传统的思维形式去阐发近代的思想内容，新的欲突破旧的，死的又拖住了活的，这正是谭嗣同思想悲剧的真正内涵，此类悲剧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仍时有出现。 　　 　　此外，《悲剧》一书的深刻性还在于不仅仅是一般地揭示了谭氏思想的悲剧，而是通过这一悲剧，严肃而又前瞻性地提出了如何批判性地总结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消化西学中的历史教训问题，如何去科学地考察辩证法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如何理性地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会点问题；《悲剧》的作者不是以民族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态度去看待谭嗣同一代人的思想悲剧，而是认为：大凡悲剧往往是以承认某种神秘的命运为前提的，并和人类向命运进行顽强的抗争相联系。面对悲剧，人们看到的是失败者的惨象，感受到的却是胜利者的自豪。悲剧不仅仅引起人们痛苦的情感，而且促使人们将痛苦转换和升华为对人类伟大生命力的体验。对于那些决不听任命运宰割，在为争取人类进 　　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而遭受挫败者，人类将永远对他们怀有至深的敬蒿。正是这种感受悲剧的特殊心理令人类的许多悲剧转而永远激励着人们去勇敢地迎接命运的挑战。对谭嗣同的思维悲剧也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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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11/15 15:1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