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金秋，谭嗣同血洒北京菜市口。 　　 　　　　他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走脱。康有为、梁启超都走了，他却坐以待捕，原因简单而干脆：“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一句话，便把自己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卷上。这种前无古人的风范，使无数接下来者为之洒泪洒血。痛感悲壮之余，人们不禁沉思：他的鲜血到底包含着怎样的凝重？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道自任，不乏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但行道时，却往往掺进些许私念。做官首先不是为了救世，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了光宗耀祖、飞黄腾达。过重的私念包袱，使神圣的道大打了折扣。有官做固然可以行道，无官做，或者干脆不愿做官，也有足够丰富的理论为凭借，退缩到自我的狭小圈子里，甚至去做隐士。社会的污浊，官吏的腐败，民生的凋敝，甚至民族的兴亡，统统可以视而不见。社会责任感被抛在一边，眼中只有自己的性命和清高，道蜕变成了自我平衡、自我慰藉的麻醉剂。尊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文人，说到底是一伙个人主义的政治打工者。 　　 　　　　谭嗣同走出了这个行列，他没有选择君主，没有选择功名富贵，而是选择了社会责任感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他不可能退缩到自我狭小圈子里，他必须义无反顾地去为这个社会奋斗。一向消极避世的佛教，在他那里，也成了积极献身的理论武器。他眼中只有危难中的民族，没有个人的毫发：“蠢尔驱壳，除救人外，毫无他用。”生命即将不存，可谓“穷”到极点，但他依然没有退缩，无私才能无畏，他用自己的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誓言。梁启超把他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改为“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简直是一种亵渎。 　　 　　　　传统中国是一个网罗密布的社会，知识分子既是网罗的制造者，又是维护者，更是受害者。在网罗的层层包裹下，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创造力被冻结了，一个个变成了网罗的奴隶。谭嗣同高唱“冲决网罗”，横决一切，勇猛直前，一股浓烈的湖南辣子味冲鼻而来。神圣的名教成了万恶之源，高高在上的君主被斥为民贼，一切都应当冲决，一切都应当“日新”。冲破枷锁，变异创新，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正是长久浸在酱缸里的中国士人最缺乏的精神。 　　 　　　　士既专以道自任，便与实践拉开了距离。老圣人孔子就斥责希望学种庄稼的樊迟为“小人”，后来更极端到“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主”，空留一个充斥心性的皮囊，毫无实践处事能力。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固然是老百姓心中的圣人，不事实践、潜心修性的隐士却更深地钻进了士人的灵魂深处。士人每以“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为极大的耻辱，但在人人从事生产的蒙古人看来，士人妄图专事读书和做官，实在不如还得多少付出点劳动的娼妓，只不过比完全不劳动的乞丐略强罢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易的莫过于吟几句诗，做学者就有难度了，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并上升到哲学层次的，只是零星地散落在长长的思想史上。同时具备这些特质，并更出色地表现为政治家和实干家的人，只有打着灯笼去找了，谭嗣同就是这灯笼下的一个，尽管他的诗、学问、哲学思想都不是一流。如果说，十载漫游只是他的实践能力初露端倪，那么甲午海战后，他则完全成了一个实干家，兴算学、设学会、办报、开矿，轰轰烈烈。变法过程中密结袁世凯，谋诛西太后，魄力之大，连康有为都想居功己有。文弱书生的迂腐气被一扫而光，他最后终于以鲜血把自己卓越的政治见识与处事能力推向了极致。谭嗣同火花般的生命历程表明，惟有思想学识与实践能力兼而有之，知识分子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谭嗣同是一个侠客。他随大刀王五摆弓弄剑，朔风中狂驰边塞，怒涛里乘舟自若，诗中亦高歌“短衣长剑入秦去”。侠不仅以武为躯壳，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对自由意志的追求，一种先民强悍的民族根性的体现。曾几何时，刚烈悲壮从士人身上悄然消逝，代之以谦让平和的弱质形象。谭嗣同的鲜血再次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压仰已久的雄强桀骜的灵魂，当时就有人提出要振兴武侠，“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时势而善用之”。这是民族的灵魂，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一个民族如果不想屈服，如果要永远充满活力，就不能没有侠气。一位近代著名人物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士无侠气，则民心弱。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居然牵系在士有无侠气上，这无疑是士人的一份沉重。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有两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一是近代，社会转型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和自由的思想园地。集学者思想家为一体，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引导着历史的潮流，开阔的眼界，健全的人格，独立的批判能力和探索精神，使他们与其他时代的知识分子划出了界线。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不是学而优则仕，也不是埋头做学问，而是领时代之先，走在社会启蒙与变革的前列，用自己独立的思想为社会服务。近代知识分子出色完成了这一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艰难的历史任务。 　　 　　　　风雨飘摇中的近代中国，滋生出了层出不穷的奴才汉奸，也孕育出了像谭嗣同这样的民族脊梁，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把中国推出了泥淖，走向了振兴。传统文化在散发着腐烂气的同时，又饱含着变异创新的内力，我们不禁为我们民族顽强的生命力而深深震撼了。 　　 　　　　谭嗣同不是近代最杰出的人物，却最具近代特质。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的鲜血凝聚了太多的异质特征。他血性的形象穿越了百年的沧桑，愈加真切地站在了我们面前，永久地启示着知识分子的人格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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