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军事思想的发展　　 　　 　　为充分认识与理解岳飞的军事思想,给予其恰当的历史的评价;清晰地弄清宋代军事思想的发展状况,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由此入题。 　　 　　综观宋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大略而言,经历了四个阶段: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六朝,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南宋理宗、度宗、恭宗三朝,包括帝、帝时期。 　　 　　第一阶段62年,是宋朝的建立和巩固时期,各种制度在此期间确立定型。宋初,承五代之后,统治者特别注意防止五代闹剧的再度上演,“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建并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新的兵制在这一阶段建立、完善,对军队的控制加强了,各种严明的纪律条文制订出来了,对将帅严加防范1。于是,“将从中御”,“右文抑武”,将帅与士兵不再能胶固在一起,必须机械地执行成命,兵书之类成为禁书,军事学术呈现萧条局面。这一阶段出现的兵书,寥若晨星。迄今可以考知的,前期主要有符彦卿《人事军律》3卷,后期主要有许洞《虎钤经》20卷,此外还有刘质《兵要论》,陈贯《形势》、《选将》、《练兵论》3篇,胡旦《将帅要略》20卷,景泰《边臣要略》20卷等2。 　　 　　符彦卿的《人事军律》,从书名看,也是强调军纪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袁本)卷3下载:“其序称:言兵者多杂以阴阳,殊不知往亡……此但述人事”。此书今已不存。胡旦、景泰之作,今已不传,内容不详,从书名看,是讲边防将帅须知的。 　　 　　第一阶段军事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现仍传世的《虎钤经》一书。该书撰者许洞,是宋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沈括的舅舅,其军事思想直接影响了沈括3。《虎钤经》对《孙子》和《太白阴经》等军事著作的军事思想有所发展,主张“用兵之术,知变为大”。第二阶段105年,是宋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军事学术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官府的提倡与鼓励。 　　 　　仁宗与英宗两朝,宋军与西夏多次交战,屡战屡败,西北困弊。朝野内外,有感于严重的西患,开始重视军事,研究军事。庆历三年(1043)七月,诏殿前都指挥使李用和马军副都指挥使曹琮,选诸军班都虞候以上善弓马、晓文字、堪将领者以名闻4。十月,仁宗命曾公亮等人组织了一批学者,采集古代兵法、本朝军规、前人用兵史实及宋朝开国以来防守边境的计谋方略和阵法器具等,著文绘图,历时五个年头,于庆历七年(1047)四至六月间编成《武经总要》40卷5。此外,宋仁宗撰有《神武秘略》10卷,“纂古今兵书战策及旧史成败之迹,类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凡四门三十篇”;王洙撰《三朝经武圣略》15卷,“奉诏编祖宗任将、用兵、防边事迹,分二十门”;张预撰《十七史百将传》10卷,“每传必以孙子兵法断之”6。还有《兵法精义》、《庆历军录》等书7。这一时期的军事著作,以总结前人的军事经验为主,希望由此探索防御西北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扭转对夏作战的颓势。 　　 　　为倡导学习武事,庆历三年(1043)五月,在国子监设立武学,以培养军事人才。八月,武学被罢,愿习兵书者,可在国子监听读8。天圣七年(1029)闰二月,诏置武举。九年(1031)五月,仁宗亲自在崇政殿试武举人。康定元年(1040)三月,举行大规模的武艺校试活动,中选者181人9。此后到庆历三年(1034)建立武学,共有过7次武举,每次所取从不及10人到50余人不等10。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及其同党主持变法期间,军事学术呈现出繁荣局面,成为庆历以后的又一高峰时期。熙宁五年(1072)六月,在武成王庙重新设置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具艺业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对毕业后的职任,也作了具体规定。同时,颁布《武举试法》,规定武举的兵法、策论在秘阁,武艺在殿前司考试;殿试时,又试骑射及策于庭。八年(1075),诏:武举与文举进士,同时锁试于贡院。元丰元年(1078),立《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对各种考核成绩应授予的官职做了具体规定11。这些武学的管理办法与武举的考试规定表明,武学、武举正式定制。这些制度,多为后世所引用。元丰年间,神宗又命人校定《孙子》、《吴子》等兵法七书,作为武学的统一教材,武举考试则尚以《孙子》、《吴子》为重。 　　 　　神宗时期的军事著作,主要有下列几种:校刊武学七书的武学博士何去非,撰有《何博士备论》一书,不分卷。张商英托名黄石公,撰《素书》一卷。熙丰变法的主将之一吕惠卿,撰有《三略素书解》一卷。结合西北战争的实践,王韶撰有《熙宁收复熙河阵法》3卷,沈括、吕和卿等于熙宁八年(1075)上《修城法式条约》2卷。徽宗崇宁三年(1104),令诸州置武学。立《考选升贡法》。钦宗靖康元年(1126),诏:诸路有习武艺、知兵书者,州长贰以礼遣送诣阙,毋限数,将亲策而用之。通直郎秦元著有兵书、阵图、师律三策、大八阵图一、小图二,“皆酌古之法,参今之宜,博而知要,实为可用。”诏令赐对。“当时君臣,虽无雄谋远略,然犹切切焉以经武为心”12。秦元的著作,并未传世。 　　 　　哲宗、徽宗、钦宗时期的军事著作,今所存且较为重要者,乃《百战奇法》一书,明代李贽称其“极用兵之妙,在兵家视之,若无馀策”13。 　　 　　在第二阶段中,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军事思想发展的著作,乃《武经总要》、《何博士备论》、《百战奇法》三书。很凑巧,此三书正好分别成书于此阶段的前、中、后三个时期。 　　 　　《武经总要》是一部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综合性兵书,是迄今所存宋代份量最大的兵书,也是宋代最重要的官修兵书。此书对将帅问题和军事训练有专门论述,强调要重视将帅的选任与军队的严格训练;在作战的指导思想方面,指出:“善制敌者,必先审于己”,在此基础上,“察彼之形势”,方能“以理击乱”;认识到军队内部的团结对取胜十分重要,强调要“千人同心”;注重以奇取胜,指出:“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不能胜”。 　　 　　《何博士备论》提出了“兵以义举”的战争观,重视以严格的纪律治军;指出在用兵作战时,“势”、“勇”、“智”三者中,“智”最为重要,要“以智用兵”,善于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作战部署,方能掌握主动;指出对待兵法的正确态度,应是“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 　　 　　《百战奇法》提出了重“教战”和“为将之道”的治军思想,指出:“凡欲兴师,必先教战”,“为将之道”一要信任部下,二要有威严,三要对士卒有仁爱之心,四要有“割弃性命而战”的勇敢精神;提出了“以计为首”、“要在应变”的作战指导思想,主张“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兵家之法,要在应变”;还对攻守、主客、先后、进退、奇正、虚实、分合等问题有所论述,多有精辟见解。 　　 　　第三阶段,包括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98年,是宋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军事学术的发展,客观环境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战争的实践成为其雄厚之基础,官方则听之任之,未像第二阶段那样提倡与推动。 　　 　　从北宋末年金军攻宋开始,宋金间的战争,绵延持续了约80年。尤其是前十年,战争尤为激烈频繁,金军铁骑纵横大江南北,南宋政权为生存而苦苦搏战。北宋亡国的惨痛,南宋立国的危机,现实生存的需要,使南宋朝野不能不分外关注军事,探讨军事理论,总结防御经验,论述江东必胜。于是,各类军事著作纷纷涌现,如王彦《武经龟鉴》20卷,“其书以孙子十三篇为主,而用历代事证之”;杨肃《制胜方略》30卷,述《左传》至隋唐用兵事迹14。还有辛弃疾《美芹十论》,陈亮《酌古论》,陈傅良《历代兵制》,陈规、汤《守城录》,李舜臣《江东十鉴》,李道传《江东十考》,许学士《南北十论》,陈克、吴若《东南防守便利》,唐仲友《鲁军制九问》,钱文子《补汉兵志》,华岳《翠微北征录》等书。 　　 　　在80年的宋金战争中,宋军经历了赵宋皇朝开国以来所未曾经历过的激烈而多样化的战斗。宋军主要采取防御的态势,有过黄天荡阻击战,陕州、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顺昌等地的守城战,也有过襄阳、郾城、颍昌等进攻战,还有采石的防江作战。其作战规模之大、之多,战斗之激烈程度,都大大超越了宋军前此所经历的战斗。在实战中,一批将帅成长起来,活用兵法,指挥用方,有效地遏止了金军的攻势,并曾多次击败金军。这批将帅,包括岳飞、韩世忠、吴、刘琦等人,岳飞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还留下了一批著作。 　　 　　第三阶段的军事著作,较为重要的是《守城录》、《历代兵制》、《美芹十论》、《酌古论》、《翠微北征录》及岳飞的论著,这些著作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岳飞的论著与军事思想,留待下文探讨,此不赘。 　　 　　《守城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城市防御的专门著作,是成功的城市防御战的总结。它总结了在火炮应用于攻城作战以后,如何进行城市防御的理论和实践;主张变革旧的“城池之制”,增强城市防御炮击的能力,城市防御设施必须有利于对敌人进行反击;强调要充分发挥火炮在守城中的作用,以炮击抑制炮攻;主张善守,反对死守,应当守中有攻,攻防结合。《历代兵制》是我国第一部兵制通史,系统总结了宋以前历代兵制的得失,“于宋代言之尤详”。然今人邓广铭先生于1990年撰文考定,此书第八卷讲述宋代兵制的部分,实系抄自王明清《挥麈馀话》卷1,非陈傅良所作15。如此,则此书只是对五代以前的兵制做了总结,而未及宋代。 　　 　　辛弃疾是曾经驰骋疆场的著名词人,他的《美芹十论》不仅仅是书生谈兵,而是有实战经验以为基础的。在治军思想上,他强调“致勇”、“久任”、“合志并力”,主张激发将士的勇气和士气,即可提高战斗力,应当久任将帅,不轻易更换,要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合志并力,协济事功,则天下幸甚”。在作战的指导思想方面,他提出了“审其势”、“察其情”,“审宜先后”的原则,主张集中兵力,反对处处设防,认为应积极防御,以攻为守。 　　 　　陈亮是南宋时的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史称其“喜谈兵,议论风生”。《酌古论》是陈亮青年时所著兵书,通过对19位历史人物的用兵作战经验教训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他提出了“正义战争必胜”的思想。他认为,在作战指导中有两种“术”,实际上提出了现代所说的“战术”与“战略”的概念,主张从战略上把握全局。他提出:“善用兵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还对攻守、奇正等问题有所论述。 　　 　　第四阶段,包括理宗、度宗、恭宗与帝、帝时期,共55年。理宗时期,权臣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等人先后专权,朝政日坏,国运日。在蒙古铁骑的凌厉攻击之下,苦苦撑持了40余年后,南宋政权终于灭亡。孟珙、赵范、赵葵、余、王坚、张珏等将帅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屡创蒙古军,建立了赫赫战绩,但他们却并未能留下什么传世的军事著作。 　　 　　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武学七书地位上升,在武学与武举中均将七书视为一体,其地位与权威性大大提高,遂有《武经七书》之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2《李卫公问对》条即曰:“今武举以七书试士,谓之武经”。自此以后,《武经七书》在武学典籍中具有了最崇高的地位,成为武将必读的经典著作。 　　 　　二、岳飞军事思想试探　　 　　 　　研究岳飞的军事思想,无疑,应当着重利用岳珂所编《金佗粹编》与《金佗续编》,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二书的校注本,凡九十五万字,乃王曾瑜先生校注。其次是明人所编的《岳忠武王文集》8卷。然而,这两种著作中,都没有一篇如《美芹十论》或《酌古论》般的军事学专论。因此,我们探讨岳飞的军事思想,只能从记载他生平事迹的《鄂王行实编年》、《鄂王传》与《鄂王家集》、《高宗宸翰》等著述中去钩稽、分析、排比、综合。 　　 　　宋人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岳飞自幼即读《左传》与《孙子兵法》,似乎岳飞在军事学上造诣很深。《金佗粹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卷一》载:“书传无所不读,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或达旦不寐。”卷10《家集序》中,岳珂又写道:“先臣飞刻意于学,涉猎经史,尤喜《春秋左氏传》与孙、吴之书”。章颖《鄂王传》与刘光祖的襄阳石刻,沿袭了岳珂之说16。《宋史》卷365《岳飞传》所载亦同。此外,《金佗续编》卷16《赐谥告词》说:“智略根乎《诗》、《书》”。《附录》引程必语,称岳飞“赋河朔之雄姿,熟《左氏》之兵法”。 　　 　　依据上述记载,很可以得出岳飞军事思想源自《左传》与《孙子》、《吴子》的推论。然而,上述记载的真实性是大有可疑的。出身于贫苦佃户家庭的岳飞,究竟读过多少书,是可以想见的,决不可能像书香门第的子弟那样,熟读《左传》与《孙吴兵法》,旁及《诗》、《书》,甚至经史,“无所不读”。正如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的那样,这是岳珂“专凭其想象能力”虚构的不合情理的事。我们万不可信以为实,并由此发去探讨岳飞的军事思想。 　　 　　大略而言,岳飞的军事思想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五点:训士以德,为将谋先,严以治军,临机制胜,各用其长。 　　 　　1.训士以德 　　 　　岳飞本人,胸怀大志,“誓清中原”。《武穆谥议》称他:“自结发从戎,前无坚敌,枕戈励志,誓清中原,谓恢复之义为必伸,谓忠愤之气为难遏”18。建炎四年(1130)六月,他在宜兴张大年家厅事之屏题词中写道:“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19绍兴九年(1139)正月,他在《谢讲和赦表》中说:“臣愿定谋於全胜,期收地於两河,垂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颡以称藩”20。正因岳飞有如此抱负,所以能够始终以“恢复”为念,在抗金战场上勇于进取,一往无前。 　　 　　绍兴七年(1137),朝廷命兵部侍郎张宗元为湖北、京西宣抚判官,监岳飞一军。归朝后,张宗元对高宗说:“将帅辑和,军旅精锐,上则禀承朝廷命令,人怀忠孝,下则训习武伎,众和而勇,此皆宣抚岳飞训养之所致”21。《赐谥指挥》也称颂岳飞:“事上以忠,御众有法”22。 　　 　　岳飞信服司马光之言:“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认为:“论人者能审於才德之分,则无生人矣”23。因此,他训齐军士,亦以德为先,教导军士为恢复故土而战。这与《何博士备论》“兵以义举”的战争观相合,都是从激发军士的精神力量入手的。史载,岳飞“每调兵食,必蹙额,谓将士曰:‘东南民力耗矣!国家恃民以立,而尔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报国?’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祸,涕流气塞,士卒皆欷觑听命。与将校语,必勉之以忠孝,教之以节义”24。最为生动而具体的例子是建炎三年十一月的事,岳飞洒血厉众曰:“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词色慷慨,士皆感泣。有密说飞以俱叛而北者,飞阳许亡,有顷,其首领各以行伍之籍来,飞按籍呼之曰:“以尔等之众且强,为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赏,乃还故乡,岂非荣哉!”众皆欢呼曰:“惟统制命!”25。 　　 　　在这样的教导下,岳家军胸怀报国壮志,故而能够猝遇敌而不动,使金人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2.为将谋先 　　 　　《何博士备论》中,有“以智用兵”的思想;《百战奇法》有曰:“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岳飞亦将有谋作为为将的首要条件。 　　 　　岳飞曾对张所说:“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谋。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他又尝自言:“为将无谋,不足以搏匹夫”。故主於用谋26。在《乞复襄阳札子》中,他说:“善观敌者,当逆知其所始;善制敌者,当先去其所恃“27。 　　 　　宋高宗曾对岳飞说:“卿为一时智谋之将,非他人比”。绍兴四年(1134)的制书,称赞岳飞“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绍兴五年(1135)的制书说:“岳飞策虑靖深,器资沉毅。有冠三军之勇,而计然后战。”绍兴七年(1137)《起复太尉加食邑制》说:“岳飞沉毅而有谋,疏通而善断”,“有虑而后会之机”28。《金佗续编》卷23《阁学刘光祖襄阳石刻事迹之二》,有“智谋”一节,集岳飞平生所历战事十六件,以见其智谋过人。 　　 　　岳飞不仅自己善用计谋,而且懂得向部属征求意见,集众人之谋,定必胜之计。杨简《慈湖遗书》卷16《论兵》载:“岳飞用兵,有胜而无败。闻其欲有所举也,必尽召诸统制官,环坐饮食之,而与之谋。先谋夫敌之所以败我者,至於六、七,备谋。详虑,竭智,共攻而终于无败也,乃行。故飞每战无败”。 　　 　　3.严以治军 　　 　　《百战奇法》中,有重教战的思想,这是自宋初以来严格治军传统的延续。岳飞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传统,将“严”字解释为“有功者重赏,无功者峻罚”,又将其与不扰民、勤训练、敢战斗结合起来,故所部岳家军纪律修明,精勇悍战。岳珂将他的御军之术,总结为六端:重选,谨训习,公赏罚,明号令,严纪律,同甘苦29。其核心则是一个“严”字。 　　 　　史籍记载,多有岳飞严以治军的事迹。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42,建炎四年九月载:“飞治军严整,将士畏之,禁止军中不得骚扰百姓,尤得民情”。卷143,称岳飞“持法严肃,尤不可犯”。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载:“岳飞在泰州,持法严,众不敢犯”。卷63载,绍兴三年二月庚子,江南东、西路宣谕刘大中言:“昨岳飞提兵洪州,颇有纪律,人情以为安业”。建炎四年的邵辑荐书,称岳飞“身与下卒同食,而持军严甚,民间无秋毫之扰”30。 　　 　　高宗与朝廷也屡屡称颂岳飞治军之严:绍兴二年(1132)的《中卫大夫武安军承宣使告》中曰:“岳飞为时良将,统我锐师,许国惟以忠诚,驭众亦能训整,同士卒之甘苦,致纪律以严明”。绍兴三年(1133)的高宗宸翰曰:“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卿(指岳飞)之所能也”。绍兴五年(1135)的《四年明堂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贰百户封如故制》曰:“治纪律以甚严,加师徒之逾整”。《忠谥议》曰:“持军至严,所过秋毫无敢犯”。《武穆谥议》曰:“练军实,选骑士,明纪律以驭之”。“治军甚严,抚下有恩,定乱安民,秋毫无犯”。《武穆覆议》曰:“平生用兵,纪律甚严”31。 　　 　　《阁学刘光祖襄阳石刻事迹之二》,专门有“纪律”一节,录十四事,以见岳家军纪律之严。故岳家军自己说:“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是我军中人也”32。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曰:“当年惟说岳家军,纪律森严敦与邻。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33。 　　 　　岳家军虽则纪律严明,但岳飞严以治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赖于酷刑的。李纲《梁溪全集》卷72《奏知段恩招诱本司军兵逃走奏状》载,岳飞因“使臣、效用、军兵见此暑月,披带衣甲,艰辛劳苦,怯战,辄敢弃甲,或将带衣甲、鞍马逃走,改易姓名,另投他军。伏望朝廷重立赏格,遍行下神武诸军并诸路帅臣,及逐头项统兵官根缉收捉,差人押赴飞军前,对众依军法号令。所贵带甲忠勇将士不敢仿效逃窜”。 　　 　　4.临机制胜 　　 　　五代初期,后梁王朝的主要谋臣敬翔,曾对朱温说:“兵者,应变出奇以胜,《春秋》古法,不可用于今”34。《武经总要》有“以奇取胜”之语,《百战奇法》有“兵家之法,要在应变”的思想。岳飞“临机制胜”的军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金佗粹编》卷4、 　　 　　《金佗续编》卷17、卷23记载,宗泽认为岳飞“好野战,非古法”,因此授予阵图,让他学习,岳飞看后即扔到一边去了。宗泽问起,他回答说:“留守所赐阵图,飞熟观之,乃定局耳。古今异宜,夷险异地,岂可按一定之图?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又说:“阵而后战,兵之常法,然势有不可拘者,且运用之妙,存於一心”。绍兴七年(1137),民攵心他在《乞出师札子》中说:“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复拘臣淹速,使敌莫测臣举措。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35。他向朝廷要临机处置之权,是为了突破赵宋皇朝传统的“将从中御”的指挥架构,可以临机制胜,击破强敌。这种思想,是符合《孙子。虚实篇》所言:“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因此,岳飞“用兵无奇正,临机制胜”36,岳家军成为南宋初年最为善战能胜的一支部队,令金人闻风丧胆。 　　 　　5.各用其长 　　 　　岳飞治军,不仅能同甘共苦,以恩信结人,而且善于用人,使尽其长。《金佗粹编》卷9载:“用人有方,举劾各得其当。如以马羽守蔡,苏坚守西京,赵秉渊守淮宁,皆有干城牧众之功。” 　　 　　岳飞对各兵种的优劣也甚为了解,所以作战时能够用其所长。《金佗续编》卷23载,与李成交战时,岳飞说:“步卒之利在险艰,骑兵之利在平旷”,而李成之布署不合此原则,故必败无疑。 　　 　　综观岳飞的军事思想,可以看到,有四大特点: 　　 　　一曰实践的色彩鲜明。南宋初年的大多数军事著作,都是实际战事的总结而已,实践的色彩很明显。在这方面,岳飞表现得尤为出色。《金佗粹编》与《金佗续编》、《岳忠武王文集》,洋洋数十万言,但专门论述军事思想的甚少,且多为一星半爪,零星而不系统。岳飞的军事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平生的战争中,并在其中丰富发展。《金佗续编》卷22《襄阳石刻事迹之一》载岳飞战功:“王自从戎至专征,平剧贼,破强虏,大小凡一百二十余战,类皆以少击众,未尝一败。其躬履行阵而胜者六十有八,其分遣诸将而胜者五十有八”。正是大小一百余战,才造就了岳飞的军事思想。他主张活用兵法,临机制胜,“运用之妙,存於一心”,即充分显现其实践色彩。岳飞主要不是在理论探讨与研究中,而是在实践中,在你死我活的浴血战斗中,形成了他独特的军事思想,在宋代军事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二曰下层意识浓厚。岳飞出身于贫苦农家,从投军为卒开始,迅速升迁为统率方面军的大将,经历过基层和战阵的磨炼。虽则他治军严明,但较为尊重士兵,与其同甘共苦,结之以恩,以获其用。他重视军民关系,能够约束军队,保护民众利益,至号为“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因此获得民众的欢迎与支持。 　　 　　三曰重知己知彼,故能百战不殆。讨平杨么之战,重用杨么部将黄佐、杨钦等人,“以贼攻贼”;第三次北伐时,派梁兴渡河联络北方义军,打探金人动息,扰乱金人后方,是其最为典型的两事例。 　　 　　四曰具进取精神。岳飞成为方面军统帅后,有战略远图,采用战略进攻手段,取得了辉煌战绩。当时的宋金交界地区,南宋朝廷主要划分为四大战区:淮东,主帅韩世忠;淮西,主帅先后为刘光世、张俊;荆襄,主帅岳飞;川陕,主帅吴。在四大战区中,宋军多取守势,只有荆襄战区的岳飞,组织了三次北伐,收复了大片失土,把战线向金占区大大推进。正如王曾瑜先生在《岳飞新传》中正确指出的,南宋初年的诸大帅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将帅,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统帅,唯有岳飞37。 　　 　　三、岳飞军事思想的地位 　　 　　　　岳飞所处的时代,正是两宋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时期。岳飞虽无军事专著为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宝库增添宝藏,但他以出色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光辉的战争实践,以成功的治军业绩,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增添了宝贵的内容。岳飞幼年贫苦,没有读书,但他成为大将后,却以勤奋地学习与丰富的战争阅历,继承与发展了北宋军事思想的精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赵宋皇朝所恪守的“军事家法”,为这一时期军事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 　　 　　岳飞对宋代军事思想的最大贡献,无疑是发展与丰富了大兵团进攻作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岳飞独当一面后,其部众发展到十万之多。他指挥这十万大军,对金军展开过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在两宋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军事实践与战绩讲,岳飞可说是宋代最伟大的军事将领。 　　 　　宋朝建国之初,对南北各割据政权攻击作战,获得全胜。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手不强,不堪一击。稍为强大一点儿的南唐,尚能在宋军的全力攻击下支撑一年之久。国狭地贫的北汉,仅因有辽国的支持,就使宋军两次倾巢出动,无功而退。而与强敌辽国交兵,宋军则先败于高梁河,继败于莫州,又败于岐沟关、陈家谷、君子馆,使五代后周以来选练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与西夏交兵,防御尚不足,进攻更是惨败,前者如永乐城失陷,后者如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神宗、徽宗时期,在西北和南方的进攻作战获胜,但对象是分散弱小的少数族。因此,可以说,指挥大兵团,发动进攻战,战强敌而胜之,威震敌胆,环顾两宋三百年间,唯岳飞一人而已。他的战略战术,他的军事思想,是两宋军事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笔珍贵宝藏。 　　 　　由于时间的仓猝,本文匆匆草成,仅对岳飞军事思想作一初窥而已。抛砖引玉,期望因此而引起人们对岳飞军事思想的重视与探讨,则予愿足矣。 　　 　　注释:1详见拙文《宋初兵制改革初探》,载《暨南学报》1989年第4期;《宋朝军事指挥体制述论》,载《中学历史教学》1991年第3期。2《宋史》卷7《真宗二》,卷207《艺文六》;《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50。3参见胡道静《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论沈括与其舅父许洞的师承关系》,载上海《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4《长编》卷142。5参见拙文《<武经总要>编纂时间考》,载《军事史林》1990年第6期。6《郡斋读书志》(衢本)卷14。7尤袤《遂初堂书目》。8《长编》卷141。9《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五、六、八。10参见吴九龙、王菡《宋代武学武举制度考》,载《文史》第36辑。11《宋史》卷157《选举三》,《长编》卷234,熙宁五年六月乙亥。12《宋史》卷157《选举三》,卷195《兵九》。13《百战奇法·序》。1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2。15《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卷八与王钅至<枢廷备检>》,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407～414页。16《金佗续编》卷17,卷22。17《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441页。18分见《金佗续编》卷14,卷16。19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20《金佗粹编》卷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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