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句英国谚语,我第一次听说是在明报月刊上。那时,我刚到 美国不久,忙着到处找以前在国内读不到的“反动书籍”看,其中就有明报月刊。 于是偶然看到了“文革”时的一期明报月刊社论,评价当时的大陆高层形势,原文 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大陆发生的“红卫兵”、“造 反”、“夺权”等等,这一切不过是以前历史上无数次的屠戮功臣的又一次上演罢 了。 当时读到这里,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震。在国内时,我虽然就已经有了很多的反动思 想,和一些“大不敬”的看法,但对“文化大革命”的印象,总还是如官方的宣传 口径所反复强调的,是“史无前例”、“空前的浩劫”之类。看了那篇社论,我才 醒悟到,“文革”的表现形式虽然确实花样百出,极富创造性,但它至少有一部分, 却是“史有前例”的。再后来,读的书更多了,想的也更多了,也就更看清了“文 革”在中国历史长河里的某些必然性和合理性。 最近又让我想起了“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是国内中学历史教材取消岳飞、文天祥 “民族英雄”称号这件事【注1】。一篇署名余桂元的对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 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进行解释的文章说: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民族战争不同 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 里打架’,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不宜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提法。在是非问题上, 应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概地说 成是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也不可把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进攻统称为掠夺或破 坏。评价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道理也一样。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 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对 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 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 这件事近来在海内外华人界里引起强烈反应,总的来说,反对、批评的意见占了绝 大多数。不过,对于熟悉历史的人来说,这不过是又一例“太阳底下无新事”罢了。 据我的考证,早在一千年前的宋哲宗时期,大宋朝教育部部长司马光同志就对全国 的学塾发通知指出: “用封建正统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王朝战争。只有正统一方的王 侯将相,才是正义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是雄王英主、忠臣义士。非正统方的,都 是邪恶的,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阻挠社会前进的,是奸雄僭主、乱臣贼子。在是 非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之就是怎么对大宋统治集团有利 就怎么说,至少也要做到大宋统治集团想要我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基于这一观点, 我们把三国时期的正统判给曹魏,而蜀汉、东吴都是僭伪。所以我们只把那些代表 历史前进方向的杰出人物如华歆、贾充、潘仁美等称为忠臣,对于诸葛亮、关羽这 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对刘备集团的忠诚,但那不是对全国人民的忠 诚,并不称之为‘忠臣’。”【注2】 读者可不要以为这个通知是我胡编乱造出来。司马公在他的资治通鉴里,清楚地阐 述了应该把三国时期的正统归于曹魏的原因,并且雄辩地说明了正统观念的极端重 要性。众所周知,中国以前的历史只是帝王将相史,顶多再加上民间的,也只是才 子佳人史,所以司马光写给皇帝看的资治通鉴里的发言被保留下来了,他属于教育 史的通知则没有保留得下来,到今天才被我根据他的一贯思想抢救整理出来。 这里我也有必要解释一下,在司马光同志发出这份通知时,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封 建正统主义的学习领悟不够深刻,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观点认为,三国时期的正统是 蜀汉,曹操是大奸臣,曹丕是篡位犯。宋代的一个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苏轼曾记 载道:“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辙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 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蜀正魏邪的正 统观念已多么地深入人心。 可以想象,当司马光同志发出通知时,在当时的舆论界曾激起过的波澜,也不会比 今天小。可惜当时没有internet,不然的话,一定也会有很多篇义愤填膺的文章留 下来,那今天我们就不用再为岳飞、文天祥而另写文章,把老文章拿来改头换面也 就足以应付了。“太阳底下无新事”嘛,当然也无写新文章的必要。 (二) 大凡以道德价值体系来评价人,最后无不落到体系自己的陷阱中去。因为道德价值 体系是社会的产物,是会随着社会往前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把对人物的评价寄托在 道德、价值观上面,显然是刻舟求剑。剑掉到水里去时,船还停在一个叫“崇高” 的地方,可社会发展的大潮把道德价值的船儿往前一冲,转眼间原来的刻度对应的 已经是“无耻”了。 前面说的“正统”,就是一个例子。今天看来无聊之极的“正统”观念,古人却是 无比认真地当作天底下的头等大事来抓的。三国归晋之后,由于司马家的天下也是 从曹家篡来的,所以那时的三国正统,被判给了曹魏,这样也可以显得晋是从汉、 魏一脉相承地传下来的。可很快司马家就丢了中原,跑到江南去了,落入了和当年 刘备相似的境地,于是,舆论界马上把正统又判给了蜀汉。因为当时北方的刘渊、 石勒,也正仿佛从前的曹操,占住了中原,如果当年的正统是曹魏,那今天的东晋 岂不成了僭伪?那时渡江归晋的,都是有学问的人,所谓“衣冠南渡”,看到这个 严重情况,当然不会不识大体,继续说曹魏是正统了。 后来到了北宋,即给司马光同志官做的那个年代,他们的江山也和曹操一样,是从 别人那里篡夺来的。这个时候,再把正统说成蜀汉,又是不合时宜的了。所以司马 光同志才及时地向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发出指示,要他们教育下一代,“篡位”现在 不叫“篡位”了,改叫“推动历史前进”,“忠臣”也要分情况讨论了,忠于正统 的,继续叫“忠臣”,忠于非正统的,就改叫“乱贼”了。 可惜,不久之后,宋室也丢了中原,跑到江南去了。随后,我不说大家也猜得出来, 正统又归还给蜀汉啦。唉,您说说,这些读书人啊 正统在封建时代是个法宝,哪一方拥有了它,就同时拥有了合法性和无与伦比的号 召力,所以人们才不惮把历史当成一个小姑娘,随意地打扮起来取悦它。今天人们 也一样,为了适应上面的需要,人们常常又把历史重新打扮一遍。比起前人的努力 来,今人甚至还颇可以当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称誉。 张自忠将军,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就算是最挑剔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民族英 雄”吧。他殉国后,北平、天津、上海、武汉都设立了张自忠路。可是,中共政府 成立后,却取消了这些路名,直到1982年,极“左”狂潮过后,才又批准(!)张 自忠为革命烈士,恢复设立了张自忠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张自忠虽然是民族 英雄,但不是共产主义战士,在极“左”的年代里,共产主义比民族主义更重要, 所以,为了共产主义而死在中国人枪下的,成了烈士,为了民族主义而死在日本人 枪下的,却不被承认。直到“文革”之后,共产主义理想全面破产,当局需要又抖 出民族主义大旗,才又重新把张自忠将军供上祭坛。 岳飞、文天祥的“民族英雄”称号问题,亦不过如此而已,根本不值得分析。所谓 道德,所谓价值,都只是统治阶层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反复宣传出来的。当其时也, 那些道理、意义,个个都令人不可仰视、唯有俯首帖耳,一副凛然正气、神圣不可 侵犯的模样。可当时局一变,统治阶层需要乞灵于另一套体系了,他们立即就会手 腕一转,翻云覆雨,祭出更金光闪闪、霞光万道的新法宝来。那时,已往的种种评 价自然会被推翻,新有的评价会带着睥睨的眼神、大摇大摆地登上宝座。正统、民 族英雄这些问题,看似荒谬,其实不过是两个普通的例子罢了。 那么,又何必痛心疾首呢?历史总是在重复。看多了历史的人,早就看破了统治者 的这一套伎俩,本来就不会相信他们所说的所谓道德、价值,所谓评价、历史地位, 于是,当他们又一朝改口时,也根本不会惊讶,心里不会有一丝波澜。就如两个和 尚在争论幡动还是风动时,慧能却知道是他们的心在动;又如笼子里的猴子们在为 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而抗争时,山里的猴子却正自由地攀跃在果树林中。 (三) 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我无法相信任何对和错、好和坏,我只能相信真和假。对历史 人物的评价,用道德和价值来衡量,只会陷入荒谬,因为道德和价值是在变化中的, 以今天的道德和价值去评判以前的人物,结果当然就是刻舟求剑。我们唯一能做的, 是从事实出发。在每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他们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价 值体系,我们可以用当时的人们的观念来衡量他们,那才是唯一有意义的。 当岳飞、文天祥之时,人们的道德观念里,压倒一切的就是“忠君”。同时也有 “华夷之防”,但那是居于“忠君”之后。比如王猛,是一个汉人,可是在东晋的 桓温招揽他的时候,他却不肯去,而是投到了氐人建立的前秦帐下,最后帮助苻坚 建立了绝大的功业。后人并没有骂他“汉奸”,反而把他的“扪虱谈天下”传为千 古美谈。同样,曾国藩是汉人,但他不去想办法推翻满清,反倒去为满清镇压同为 汉人的天平天国,可传统观念不认为他是“汉奸”,却称他为“中兴名臣”。 “民族国家”这个观念,是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刺激下才产生的。当岳飞在朱仙镇 大破金军时,当文天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时,回荡在他们心里的,不是汉民族的利 益,而是忠君的思想。“民族英雄”这个词,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呢,连类似的意思 都不存在。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们的尊重,是激于他们悲惨的命运、执著的追求, 或许还有文学的加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他们是被当作“忠臣”尊重的。当 时,同样地被人们所尊重的,死守睢阳的张巡的名声不在岳飞之下,鞠躬尽瘁的诸 葛亮的名声也不在文天祥之下,都同为著名的“忠臣”。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 民族主义的思想渐生,岳飞、文天祥等人才被从一众“忠臣”中提了出来,升为 “民族英雄”,以适应新时期下鼓舞人心的需要。那时候,没人为诸葛亮、张巡叫 屈,那么今天,我们也大可不必为岳飞、文天祥喊冤。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来看,岳飞、文天祥确实是“精忠报国”、 “忠君爱国”(此“国”乃一姓之社稷,非百姓之福祗也)的,也确实是当得起人 们给他们加以的“忠臣”的崇敬的(如果岳飞干预高宗立储不是出于私心的话)。 如此,也就够了。我们本来就无法要求古人按今人的标准去说话做事的,他们只要 能够达到当时的道德标准,也就足以问心无愧了。当岳飞在洞庭湖上屠杀杨幺那些 贫苦的汉人农民时,他心里的崇高感,又何尝有区别于他在朱仙镇与金兀术的决战 之时?岳飞和文天祥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民族英雄”,他们只想做个“忠臣”, 我们又何苦去把帽子强加在别人头上呢? 当然,他们虽然主观上不想做“民族英雄”,我们仍然可以从客观上分析他们是否 起到了“民族英雄”的作用。对此,我想,答案是显然的。他们起到了汉人的“民 族英雄”的作用,但当然不是女真人、蒙古人的民族英雄。至于中华民族,那时候 还没有形成呢。讨论他们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正和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多 少个天使一样毫无意义。 “民族”这个词没有定义好,人们对“英雄”这个词同样也有很多分歧。怎么才算 “英雄”?有大功业是英雄,还是有大精神才是英雄?杀得人多是英雄,还是度得 人多才是英雄? 我个人更欣赏那些在精神世界上的“英雄”行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同时在面临 着现实和精神上的双重斗争。有时候,现实里的斗争是困难的,而精神上的斗争是 容易的。比如捷克人民在苏联坦克粉碎了“布拉格之春”后,暂时地沉默了下来, 可是当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在捷克结束后,他们马上开始讲述对“布拉格之春”的鲜 活回忆,因为当初他们选择了沉默,但没有选择遗忘。 而更多的时候,现实里的斗争比较容易,而精神上的斗争则困难得多。曾经有多少 老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下没有屈服,但自己人的一纸罪名就可以将他们 彻底打垮。在公认正确的真理面前,敢于怀疑所需要的勇气,要远远大于在公认的 真理的激励下,赴汤蹈死。 我无意于干涉别人对“英雄”的定义,也尊重那些满怀信念而誓死抗争的人们,不 过,以我之见,我们这个民族所产生过的一些最伟大的英雄,是那些敢于在正统思 想的狂澜前,坚持自己的异端思想的人。其中有一些人,也同时反抗着现实世界的 权威,比如仗义直言惨遭腐刑、忍辱负重完成巨著的司马迁,越名教而任自然、非 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在狱中横刀自杀、蘸血写下“八十老翁何所惧”的李贽,直 至现代的张志新、遇罗克。在我看来,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他们才是我 们这个民族得以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原因,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继续向前 的动力。 (四) 最后来给大家鼓舞一下信心。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发现太阳底下其实也还是 有一件新事的。兹向广大读者报告如下: 西谚云:“仆人眼中无伟人”,因为仆人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到伟人的一举一动,发 现他们绝大多数时候和常人也没有什么区别,自然就会敬意大减了。又有一句话说: “距离产生美感”,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人们所谈论的英雄、完人,往往 都是产生于古代,而且越古越伟大,因为越古,则记载的材料越少,越有利于把他 们往自己的模子里套。比如古人说:三代以下无完人,要找明君,得尧舜禹汤,要 找圣人,得文武周召。秦汉以后,文字记载渐多,要再找个道德上无懈可击的人, 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可现在不同了。在我们当前的道德评价系统下,古人竟没有一个完人,尧舜禹汤是 奴隶主,文武周召也同为剥削阶级,已属应当打倒之列,遑论道德。可被剥削阶级 的陈胜、黄巢等人,又是流寇,滥杀无辜,而且很快地就又转化为了新的剥削阶级 (未遂)。总之,挑来挑去,偌长的一段中国历史,偌多的中国古人,竟然挑不出 一个完人来。 只有到了近代,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完人们才一下子成批量地泉涌而出。虽然 关于毛主席、周总理的传说已经相继破灭,不过我们仍然有从张思德到雷锋,从焦 裕禄到孔繁森等等的一大批道德完人,可供我等平民百姓学习。由此彻底打破了以 前完人只产生于远古时代的惯例,形成了完人只产生当代的新局面,可谓是太阳底 下的一件新生事物,足以证明时代确实是在进步,人们确实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政府常爱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新中国”、“伟大的新时代”,不是妄言啊。 (完) huaiyi2001@yahoo.com 【注1】此文写完后,又读到些网上的报道,有的说教育部门已经否认了取消岳飞、 文天祥的“民族英雄”称号,有的说教育部门在当众说谎。真相尚不可知。但下面 余桂元的文章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是作为中学历史教学的权威性的参考书。 【注2】文中关于司马光的通知,纯属杜撰。里面根据正统与否来判断一个人忠奸 与否,更只是近代才流行的观点。事实上,欧阳修修新五代史,里面的“死节传” 只有三人:王彦章、裴约和刘仁赡。其中刘所属的南唐,是宋(周)的敌国,最后 被宋所灭,当然是僭伪。王所属的后梁,是一般学者们所承认的正统,但后梁是在 历史上评价极差的一个朝代,欧阳修自己在“死节传”里的评论部分也劈头就说: “呜呼,天下恶梁久矣!”。不过,他仍然承认王彦章的气节,为五代所少见。可 见,宋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能够跳出“历史潮流”、“正邪阵营”之囿,就事论事 地评论人物的。然而,今天的人们大概早已久居“好人坏人”之鲍肆,对于教育部 部长司马光同志的通知,应该不会觉得语境陌生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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