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学者的理论中,多认为岳飞是抗名金将和民族英雄,是武人行列中的佼佼者,很少有人关注岳飞的思想境界,探讨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在思想领域的成就。 文武之道,殊途同归。 古来诸子百家中对“文武合一”都是有相关论述的,儒家“六艺”中有“射艺”,孔子有子路这样的武将弟子;墨家具有人类古代最完备的军事防御技术,“墨家擅守”著称于世,侠客精神据南怀谨先生所说就出于墨家;《道德经》中也有“以奇用兵、用兵贵奇”之说。从散落在“这些所谓文人”的论著中的军事理论来看,要提出的问题是: 思想家难道都必须得是文人的身份吗? 回顾历史,明代大儒王守仁用兵如神的功业,不正是对文武分途的最好反驳吗!战国的政治商人吕不违不也篡集能《吕氏春秋》留世吗? 其实,思想家的“兵术”与兵家安天下的仁心,其目的是相同的,《孙子》曰“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杜甫诗云,“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文武合一,一在于仁! 岳飞不是一个普通的武将,也不仅仅是具有军事造诣的一位战略战术大师,他能超胜同时代的韩世忠、刘锜、吴介等武将,乃至超胜于后代的戚继光、郑成功等名将,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成就。岳飞以其思想上的智慧来驾御军事艺术,从而达到军事境界的颠峰。 在古代对一个人成就的评价有“三立”之说,立德、立功、立言。武将多能不乏功业,但能立言的很少,立德更是寥若晨星。如果仅仅按照武功的成就,战国的白起,楚汉争霸的韩信,唐代的李靖,元朝的成吉思汗,他们战无不胜开疆拓土的功业都是比岳飞更显著的,有的还流传有不朽的军事著作,但是为什么他们在民间的威望还不如岳飞和关羽高呢?这就要从立德,立言来看! 岳飞之立言,由于当时战争条件的限制,不象其他的思想家那样长篇累牍,只有些简单的诗词、题记和奏扎流传于世,但是那些短少精悍的言辞足以不朽于中华历史,“精忠报国”,“还我河山”,在一千年来的民族危难之际皆是中华儿女献身效命的准则,还有如“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天下可天平”这样的政治格言,以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样的军事格言,皆能于千秋万代教化后人。 岳飞之立德,就是身与言合一,人与国合一,精诚力行。 在此,发出一个文化批评的呼声,就是不要认为思想家都是文人,“文人才是思想家”是一个现代治学的“盲点”。 所谓思想家,通俗的说,就是能用自己的智慧和信念来影响群众的人,自古以来,大儒不分文武,范仲淹,顾炎武,王阳明,诸葛亮,辛弃疾,陆游,左宗棠,曾国藩,这些文人身份的人,无不是建立很多文武双全的功业。这些“全才”既用自己的言说,也用自己的军事才能改写了当时和后世。无范仲淹镇守陕西则西夏倾覆北宋之危,无王阳明则有朱辰濠颠覆明朝之危,无左宗棠则无现代新疆领土,无曾国藩则太平天国邪教遍布。 岳飞身为勇冠三军的武将,在戎马生涯中却没有荒废学业,从一个好学不倦的农家少年,到中年经纶满腹的统帅,岳飞能用精湛的文字艺术和完美的书法艺术,将自己心地历程表达出来传之后世。历史留给岳飞的机遇太少了,假想岳飞如能一生长寿,他必将给中华历史留下一座思想和著述的富矿,“《武穆全书》”必成中华思想宝库之巨作,而现在我们却仅能从为数不多的岳飞作品中,总结岳飞的思想。 岳飞的思想主要有两大方面的体现: 一是“立身无我精忠报国”的护国思想 二是“刀兵修慈以武为德”的建军思想 立身无我精忠报国的护国思想 要诠释岳飞的精忠报国思想,就要看待岳飞的无我行为。 在宋代大乘佛教盛行之际,岳飞是一位大乘佛教的门人,受佛教的教化很深,佛教所宣扬的“无我”、“能舍”的思想,岳飞都身体力行。从而岳飞报国,就是为国舍己,为国舍家,为国舍亲,为国舍财,只有报国之忠和爱民之慈,没有一己之私,可谓“精忠无我”。 精忠报国,如同岳飞一生所展现的,把个体短暂的生命、财产、地位、荣誉都完全而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国家救亡图存的大业中。 凡夫难以割舍自家财产,岳飞皆能舍之,变家产为国财。 在南宋当时贪污盛行的社会里,能“一钱不私藏”,公私分明已属不易,岳飞却能“所得锡赍,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岳飞身为大员之后财产很多,他经常拿出自己的家产资助军队的建设。有一次,岳飞让家人将自家“宅库”里的所有物品,除了“宣赐金器”外,全部变卖,交付军匠,造良弓两千张。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拿出家产并不是散发给部下收买人心,换取下级的拥戴,而是用于与任何个人都不相关的国防建设。 后岳飞遇难,秦秽派人抄家,除了江州的田地房产外,其家仅存金玉犀带数条,还有钱一百余贯,书籍数千卷,却另藏有布绢三千匹,米和麦五千余斛,这些巨量的布和粮显然是为了补贴军用的。据说上述财产共值九千多贯,在宋代是个很大的数目,但岳飞家中并无一件金银财宝,却有如此数额的准备补贴军用的物资,真是“倾家报国”! 凡夫难以割舍儿女私情,岳飞皆能舍之,举私情报国恩。 岳飞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国家的栋梁,不惜采用严酷的教育方法和训练措施,他让岳云和岳雷从小都学习种地,以及艰苦而勤奋地学习武功。一次,岳云在训练披重铠骑马冲下陡坡的时候,由于跌落马鞍而被岳飞严厉地责以鞭刑一百。历史记载岳云十二岁就于张宪所部参加作战,十六岁就勇冠三军,能运重达几十斤的两杆铁枪,多次率先登城破敌,而军功则被岳飞多次隐瞒。 在平定曹成叛军的作战中,岳飞的亲弟岳翻被杨再兴所杀,可当杨再兴要弃暗投明的时候,为了国家获得一员猛将,岳飞可以放下私仇而接纳杨再兴的归顺,言“汝是好汉,吾不杀汝,当以忠义报国家”。岳飞的亲舅扰民犯纪,他毫不姑息予以苛责,以至于其舅怀恨在心而暗算岳飞,最终招致自己被杀。 在绍兴十年堰城大战前,岳飞在全军前命令自己的儿子岳云作为先锋率先出击,以“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的严厉军纪来促之死战,而岳云则“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浑身百余伤”来为国奋战。 上阵忘身,是军人天职,岳飞躬身行之,不计有我。 岳飞少年从军时候就做“敢战士”,每次上阵,多为前锋。纵观岳飞的编年历史,每次军功的获得,每次职务的升迁,都是他在战斗中舍命作战以死破敌的结果。在战斗的时候,岳飞只是简单地要求士兵,“手执得枪住,口有唾得咽,则已是勇也“,而自己常常“为旗头,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摧精击锐,不破不止”。即便在身处正一品的少保高位以后,在堰城战役的最关键时刻,岳飞都亲率四十名骑兵的突击队在一线冲锋格斗,受他所感,连幕僚文人都一起冲锋陷阵立有战功。中国自古以来正一品大员率部进行白刃格斗实属罕见! 对于英雄豪杰而言,最难以割舍是荣誉和地位,岳飞亦能舍之。 在赵构推行投降政策的时候,岳飞毫不犹豫地提出辞职,表达自己对昏君的反抗。正是由于多次以辞职对赵构的投降进行反抗,岳飞才招致杀身之祸。 岳飞手握重兵,武功盖世,朝野敬服,如果有一念私心,宋朝将以再次上演“黄袍加身”的历史剧而结束。万俟卸曾想策动岳飞称霸,遭到岳飞的断然否定,在功败垂成的北伐撤军途中,忠勇的副帅张宪暗示岳飞自立,岳飞也不为所动。 在对待自己被赵构谋害的问题上,岳飞从知道先兆的时候,态度就是“亦无所逃”,“只得前迈”!岳武穆王把奸邪陷害自己,看做战场上白刃格斗一样的生死无常。纵观岳飞一生,从青年时期的“敢战士”到一品少保时冲锋陷阵,于刀兵恶战中九死一生,视自身如幻影,视头颅如草木,对忠义名节的看重远胜于自身的安危,如岳飞言,“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 相比而言,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的名将仆固怀恩,就是白玉有瑕未能终善,大功报国却未能“尽忠”。仆固怀恩对国家的忠诚可追岳飞,他是郭子仪的副帅,家族中先后有三十余人为了唐朝在战场上献出生命,在战场上他下令处决过违犯军纪的亲儿子,为平息安史之乱立下不朽的功勋。在功高于世后不幸受到宦官的迫害,他选择了背叛国家的道路。在准备造反告别他母亲的时候,竟被其母持刀追杀,他怀恨迁怒于大唐,外逃后勾结吐蕃和回纥联军进攻长安,若不是郭子仪忘死独入回纥大营去谈判,离间了回纥和吐蕃的联军,唐朝几乎有灭顶之灾。 仔细思量岳武穆王的临终遗言,既没有对国家表示怨恨,也没有对恶人表示仇视,只有对爱国主义真理的广大信念,和对自身品德名节的纯真爱惜,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就是岳飞的心中在呼喊,在发誓: “宁舍身命,不舍真理”, “苍天在上,天地有目, 我岳飞永不叛国,永无乱臣贼子的窃国之心!” 岳飞的以无我之心报效国家就是对“精忠”之义的最好诠释,岳飞的“精忠”不仅是战场上的武勇过人,更可贵的是为了天下生灵免遭涂炭而甘心选择一条“被皇权践踏的人生之路”,为国家稳定的大局,牺牲个人的生命和名誉,从而维护了宋家皇朝,维护了“当时中华民族最广泛的国家标志”。 古人言,“身教胜于言教”,岳飞的思想就是用他无我的生命来著述流传的。 刀兵修慈以武为德的建军思想 赵构在绍兴四年接到岳飞第一次北伐捷报时说:“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可见岳飞初起独立成军就以军纪严明安堵不惊闻名于当时。 宋孝宗在为岳飞平反的时候,对岳飞的儿子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所不及”。 今天,我们在和平的环境里,具有可靠的法制保护,很少有人能理解,军人这个职业的严肃性和危险性。想想为什么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吧,军人,从现象上看可以说就是以战斗为生,以杀人为业!军人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稍有不羁,则蜕变成匪。军人的职业,可以说是个于己于国都很危险的职业。自古以来,国家的灾难,除了外族侵略,就是溃散的逃兵,大战过后,兵溃为匪,百姓因此遭殃。北宋末年情况同样如此,三大将之一的张俊军经常纵兵抢劫,被称为“自在军”。 历史上能完全制止士兵不抢劫的将军是很少的,很多将领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对士兵抢劫采取默认的态度,甚至在攻城或作战的时候就许诺保证胜利后可以公开抢劫几日。清代全才曾国藩有大功于国,但在湘军的治军上也因此有亏名节,曾国荃多次纵兵掠夺,彭玉麟曾力主要求诛杀曾国荃,曾国藩不许。王贵是岳飞的同乡,据说是从小的好友,是岳飞手下最主要的将领,而当王贵所部一个士兵在救火时候拿了老百姓的芦苇时, 身为二品大员的王贵就受到了一百军棍的责罚。 可见,岳飞在“刀兵修慈以武为德”的思想指引下,把这些人类最危险职业的从业者,教养成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该是多么的不易! 岳飞对官兵的教育方法有两种:一是用严酷的军纪约束官兵,杜绝扰民的行为的发生;二是用官兵平等的公正态度来感化士兵,启发官兵发自内心的爱惜品德。岳飞治军,视军为无私,以安民为本。在岳飞的思想里,这个杀人之利器,惟有仁慈的用途才为正道,军人惟有护民才是正业。 看历史的记载,岳飞治军最严于护民的军纪。 岳飞以严格的军法约束其官兵,从不为迁就士兵的恶习,而付诸于百姓的代价。岳飞曾为一个士兵擅自取用百姓一束麻来捆柴草而将其斩首,足可以让无聊的文人惊心动魄地描述为“心狠手黑”,但这决不是武人的苛刻和卤莽,原因是纵容这一次出格,就将是日后可能发生的百姓家破人亡。 岳家军士兵有相当的数量是岳飞在各地平叛过程中收服的土匪,在严厉的军纪教育下,不仅成为护国的猛士,更成为安民的“仁义之师”,这是中华军事文明的辉煌体现: 岳飞为维护军纪,平时尽量使军人和百姓不接触。“每屯数万众,而市不见一卒。尝阅世振旅,则人始幸观之”。每到一地,岳飞必“自从十数骑周遭巡历”,检查军纪的执行情况。岳家军规定:“有践民稼,伤农功,市物售值不如民欲之类,其死不贷”。“取人一钱者,必斩”。 曾有人在市场上要给一个岳家军士兵降价售物,该士兵说不敢,“我岂敢为二文钱而易吾首领矣”。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岳飞杜绝了士兵作恶发财的邪路,就要给他们以德为荣的正路。正如正己方能正人的格言,岳飞治军把自我的品德修养与对部下的品德教育真正的结合起来。 已故的岳飞研究专家邓广铭先生就曾说,“岳飞是一位最具有人民性的英雄”。岳飞治军虽严,却严而不酷。他对部属,对百姓,甚至对降敌,都贯穿着儒家倡导的“仁心爱物”的理念。 岳飞“奉己至薄”,经常与最下等的士兵共餐,酒肉一定要均分,如果酒太少,就掺水共饮。行军的时候,如果士卒露宿,自己就不入房中。岳飞对待将士要求十分严格,又关心爱护。兵士伤病则亲自慰问,甚至亲手调药;出征前,让妻子遍访将士家属,嘘寒问暖;将士在战争中阵亡,则竭尽哀悼,抚育孤寡,“或以子婚其女”,岳飞的大儿媳和二儿媳之父,都是战死沙场的烈士。 有一回,他看到提辖官鞭打军士,就立即制止,说:“且教训之,无轻苔辱之。”在宋时的军队中,长官“苔辱”军士,本是屡见不鲜的事,而岳飞却采取珍重的态度。 因此岳飞能得士兵真心拥戴,感化士兵行正义之道。 “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 这是在那个人命如蚁、道德沦丧的时代里,岳家军士兵的崇高准则。 在个人生命受到生存威胁的时候,即便自己有能力采用不法手段获得生存,也不违背自己做为军人的高贵品德。堪与饱学诗书的士人“不受嗟来之食”相媲美。 历史记载,在岳飞首次率军北伐的时候,在大营留守的士卒就有因缺少军粮而被饿死的。在艰难困苦的时刻,能竭力坚持这种崇高行为的军人,其内心就是圣贤洁身自好的仁德境界,岳家军之“自苦能仁”堪为圣贤之德。在两宋之间那个乱世里,昏君当道,奸臣盛行,外寇强大,内战频频,不法强徒,横行江湖,军人是多么容易受到诱惑,多么容易选择一条更容易的谋生之路啊。多少宋军官兵,浪迹江湖成为土匪,而岳飞却在国难当头之季,率领饥寒之中的士卒,保卫着颜面扫地的汉族政权,来捍卫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岳飞驾御手下的士兵,该是多么的艰难,惟有推诚于众,大义凛然,才能在此危局行于正义。 在《孙子》兵法中,论述为将之道,有“将者,智,信,仁,勇,严”五道之论,但是岳飞特立独行,将这个次序做了调整,将“仁”字放在第一位。岳飞曾说:“用兵者无他,仁,信,智,勇,严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者重赏,无功者重罚,行令严者是也。” 这个差别是岳飞和孙武军事思想的巨大分别。孙武着眼于军事艺术,战胜为上,故认为军事的真理是以智为先,而岳飞把军事的真理看作是救助民众广行仁慈的手段,因此以仁为先,以信次之。历史记载,岳飞麾下者,人百其勇。如同孟子所云“仁者无敌”! 岳飞武德护民的崇高体现,在中华大地上将近一千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军队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这和现代共产主义的军事思想是类似的,就是将军事武装斗争作为解放全人类的手段,武装战斗人员必须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军人的天职定义为爱民。岳武穆王和他的岳家军,用自己的生命和对人民的忠诚,谱写了中华历史上高尚的军人诗篇。 由此可见,“人民军队”的崇高美称,既是来自现代追求真理的革命现实,也是来源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 结 论: 虽然长期以来,岳飞很少被古代和现代的学者认作为思想家,可是在岳飞身后一千年以来的历史中,在一次次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岳武穆王的言辞思想真正激励了无数仁人义士的信念和身行,激励了无数后来的志士义无返顾地投入到报国护民的历史大潮中。明代抗清义士有诗“日月双悬于氏墓,西子湖边有我师” 。 因此说,岳飞完全可以挤身于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最有成就的思想家行列,他与佛陀、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等诸贤哲一样,是“确立中华民族主流思想的关键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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