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思念（一、二） 　　妈妈 　　 　　1978年12月11日，距离她23岁生日的12天前，她怀着满腔遗憾，承受着肉体上巨大的痛苦、折磨，走完了暂短的一生。我痛不欲生地嚎啕大哭，撕心裂肺的苦痛折磨了我二十八年。而且，还会继续下去。 　　一 　　小妹是我们最小的、也是最惹人疼爱的孩子。五十年代，我家住汽车局大院。办公楼在住宅前，面临大街。每日，我从办公室回家需走五六分钟，还要跨过一座小桥。那时小妹刚一岁多，经常由阿姨带到桥头接我。每当看见我从远处向她走来时，她就举起一双胖手稚声嫩气地叫着“妈妈，妈妈”，摇摇摆摆，连跑带笑地扑到我的怀中。啊，一种只有做了母亲的人才能体会到的幸福，顿时使我忘却了一切疲劳，抱起这个最小的女儿，快步回到家中。 　　她离开这个纷繁的世界的头一天，我和她的爸爸去病房看她。这是一间危重病人住的单间，也许就是“急救室”吧。屋内经常有两个护士守候。小妹身上插了好几根管子，有输液的、吸氧的、透析肾的、、、、、、。那天她精神不错，神志清醒，情绪平静。见到我们时，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她逐一问起兄、姐和未婚的大嫂，对他们流露出无限的思念，却没有一句提起自己的病和受到的痛苦折磨。只有当我鼓励她应有信心战胜疾病时，才低声地叹息了。这天，她病情好转给我们带来了无限希望。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或许这就是人常说的“回光返照”吧？当夜她就辞别了人间，悄悄地、无声无息地走了。她走得多寂寞啊，临终时，只有二哥守候在她身旁，我这个做妈妈的，也没有陪到她最后一息。 　　她的病是被误诊和延误入院治疗而恶化的。据事后我到汉中师范学院取回她的遗物时，了解到她已于1978年11月下旬高烧数日、呕吐不止，校医却始终诊断为感冒，只给她服止吐和治疗感冒的药，虽病情不断恶化，亦未转入当地医院治疗。由于同学对小妹的关心，对校方这种不负责任的义愤，迫不得已，才自发组织起来用板车将小妹送入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急性黄疸型肝炎，且腹部已有腹水，肝已坏死，生命危在旦夕才通知我们。当小妹被紧急接到北京，住进空军总医院之后，又出现肾衰竭等并发症。医院虽然对她进行了各种治疗、抢救，终因治疗太晚而无可挽回了。然而汉中师范学院的校医——一位年龄约三十岁的女医师，却向我解释说；“因为学生宿舍光线昏暗，看不出她眼仁发黄。”这就是他们误诊病人，拖延治疗置病人于死地的辩词啊! 　　二 　　小妹虽是几个孩子中最小的，但她心灵的纯洁、善良，心胸的宽广，热爱他人的品德，却是同等年龄青年中少有的。 　　1957年，她还不到两岁，爸爸被调到沈阳工作。为了照顾身体有病和一人在外的寂寞，我决定让小妹和带她的李阿姨同去沈阳。两年中，她确实给爸爸生活中增添了不少乐趣，同时最早展现了她心地善良的幼芽。据李阿姨告诉我，在1957年冬的一个凌晨，李阿姨突然腹痛如绞，在床上辗转呻吟。小妹一觉醒来，便轻轻替阿姨按摩腹部，但疼痛仍不止时，就自个跑到隔壁爸爸床前求助，直到找来医生，给阿姨做了治疗之后，她才高高兴兴地去玩了。 　　反右时，爸爸机关贴了不少大字报，引起小妹幼小心灵的注意。一日，他和阿姨在食堂吃饭，有两个同志正在争吵，大声怒骂，小妹见后很不满，高声对阿姨说：“他们这么吵，我要给两位叔叔贴张大字报！”这稚嫩的一声，惹得就餐的同志们捧腹不止。 　　1959年，她随爸爸回到北京。此时，她的姥爷也来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小妹很爱姥爷，常常独个陪姥爷玩，消减了老人不少寂寞。这年冬，姥爷支气管炎复发，经常咳嗽不止，且有时吐血。每当姥爷咳嗽发作，小妹就忙不迭地跑到他跟前，把痰盂拉到他身下，如发现痰中有血，就大声叫阿姨：“快来，姥爷又吐血了，给他吃药。”一边用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把痰盂端到卫生间冲洗。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这样善于关心和体贴老人，的确令我疼爱不已。 　　文革中，我们迁往××大院，小妹就读于院内的子弟中学。林彪事发后，一学生家长牵连受审。老师中有另眼看待这个学生的，同学中不少也和她疏远了，甚至，个别的还辱骂她。在这种气氛下，这个小姑娘很孤独、烦恼。小妹同情她，甚至不满地对我说：“难道爸爸犯错误，女儿就成了坏孩子不成？我可不能这么做。” 因此，她常常把这个同学带到家来玩，给她不少安慰和快乐。当时，我虽然赞同小妹纯洁的心灵，支持了她的行为，但在内心深处，却为她在学校的处境操了不少心。 　　然而，最能表现小妹爱人、助人品德的，莫过于她自愿从留城中选择了下乡插队这件事上。那是1974年初春，小妹中学毕业已经一年了，正在等待分配。当时她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在外地，或插队、或军垦。根据北京市有关规定，此类情况可留一子女在京工作。然而在外地的子女中，惟有大女儿最让我们两个人牵挂了。她是1968年春欢天喜地自愿报名到云南思茅江城县农场劳动的，但由于她的膝关节曾跌伤，半月板撕裂，虽经治愈后仍不能负重。去江城六年中，屡因过度劳动而旧病复发。我和孩子们的爸爸为此经常忧心忡忡，又无力将她调回。后听人说可以争取病退，我将大女儿的病历、伤腿的拍片，一同寄给农场领导，请求病退。但半年过去，却音信全无，片子和病历亦石沉大海。何时能将女儿调离农场，做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我们当时家中的大事，屡屡引起我们夫妇二人的焦虑。 　　小妹善解人意，窥透了父母的心事，一日，她自告奋勇，提出自己下乡插队以换回大姐的想法。她说得那么坚定，毫无半点犹豫：“大姐带着腿伤已下乡六年，年纪也不小了。我身体好年纪轻，又未分配工作，我去农村锻炼，家中就可把大姐调回来。”听到十八岁小女善良的愿望和决心，我的心在颤抖。是惊、是喜、是忧、是苦？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小妹见我无言地愣着，说；“妈妈你不要为我操心，我会好好干的。” 　　事后我和她的爸爸多次商议，矛盾、苦恼的心情令我们久久不能决定。大女儿的病腿固然是我们的一桩难于了却的心事，而小女儿再下乡不又增加了另一个心事吗？然而事到如今，除了这个办法可解决大女儿的问题外，已是山穷水尽，别无他路了！我只好怀着依恋不舍矛盾惶恐的心情，去办理小妹插队的手续，却不料那时北京郊区已不接受1973年毕业的学生，说是计划指标已经完成了。要么，就到外地去。而且只有一个可能，到父母家乡插队。她爸爸的老家在陕西汉阴县，虽路途遥远，但据传是学大寨的先进县。家中还有务农的堂兄弟及弟媳，遇事还有个照料。但千里迢迢，离北京这么远，小妹有没有顾虑呢？当征询她的意见时，她十分镇定地表示：只要能换得大姐回京，消减父母心中的忧虑，就是她最大的愿望，为此，无论到哪儿去，她都无怨无悔。

浏览：1156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4/17 22: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