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鄂：“钱钟书的《围城》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真相。当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全部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比较卑微、自私、小聪明的知识分子。” “我觉得有两种文人：一种是思想型的文人，一种是学者型的文人。钱钟书是属于后者的。” 　　 　　钱钟书——学贯中西的一代国学大师,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钱学热”不仅仅因为其学术造诣的高超，更重要的是，他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典型而被发掘；而他进入普通公众视野则源于上世纪80年代电视剧《围城》的热播。 　　 　　《我认识的钱钟书》一书的作者吴泰昌从上世纪70年代起，便与钱钟书、杨绛夫妇交往，历时20多年。在本书中，他回忆了与钱钟书交往的点滴，并以平实的文字娓娓道来。另配以几十幅从未公开的珍贵历史照片及钱钟书亲笔书信、题词手迹，滋味醇正浓厚，使读者得以走近一代国学大师的晚年生活。作者曾任《文艺报》副总编，现为《文艺报》顾问、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笑对“不速之客” 　　 　　十多年来，我同钱先生夫妇有着不间断的往来。不频繁，也不稀疏。或书信，或电话，或登门，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在冬天。最初想去看他们，都是先写信预约。记得1979年5月，钱先生访美归来，我写信去，没几天就收到他的回信，告正集中“总结”，“暂勿枉驾，以免相左”。之后，每次去看钱先生，都是电话同杨先生约，有时也有突然造访的。时间一般在他们午休之后，有次我去西城开会，想起钱先生正在病中，午饭后去看望他。上楼时，发现才下午两点，他们还在休息，便冒雨转身返回报社了。有一次是明知钱先生不情愿但硬着头皮前往的。 　　 　　1985年，当时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的林湄小姐来北京，很想采访钱先生。林小姐在香港和北京采访过大陆不少文坛名将，惟独没有机会见钱先生。她知道钱先生不愿接受记者采访，便托我帮忙。我将她的希望在电话中转告了钱先生，钱先生警觉地说：“这不分明是引蛇出洞吗？谢谢她的好意，这次免了。”林小姐见难而上，非见不可。逼得我只好建议她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我怕钱先生生气，当场让客人下不了台。原以为会先见到杨先生，求她疏通疏通。在我的印象里，杨先生比钱先生更随和更好通融。偏不巧，开门先见到的是钱先生。关于这次“突击”，林小姐以《“瓮中捉鳖”记》为题发表了专记。不妨抄录一段：“那天下午，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钱老家门口。一见面，钱老笑着说：‘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了……’他见我领来个陌生人，又是女性，没有再说下去，便客气地招呼我们就坐。说来奇怪，一见之下，钱老的这两句话，一下子改变了他在我脑海中设想的形象。他并非那样冷傲，相反是如此幽默，和蔼可亲。 　　 　　我是这场“捉鳖”戏的目睹者。林小姐单刀直入，抢先发起进攻，平时大声谈笑、旁若无人的钱先生用沉默来抵挡，在林小姐不断的进攻下，出现了窘态，最后只好无奈而又认真地一一问答。关于《围城》，林小姐问：“钱老，您自己是留学生，小说写的也是留学生，那么小说里一定有你的影子！”钱先生说：“没有，是虚构的。当然，那要看你对虚构作何理解。我在另一部书里曾引康德的话‘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说那句话也可以应用在文艺创作想象上。我认为这应该是评论家的常识。”《围城》中主人公读过叔本华的著作，林记者借此又问：“钱老，您对哲学有精深研究，您认为叔本华的悲观论可取吗？”钱先生微笑中又带几分严肃地回答：“人既然活着，就本能地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从这点说，悲观也不完全可取。但是，懂得悲观的人，至少可以说他是对生活有感受、发生疑问的人。有人混混沌沌，嘻嘻哈哈，也许还意识不到人生有可悲的方面呢。”这台“捉鳖”戏演了近一小时，此外还有不少精彩的答问。告别时，钱先生关照林小姐，若要发表他的所谈，务必先寄给他看看。据知，林小姐写的这篇专访，是在钱先生过目认可后才发表的。事后我也没有听到过钱先生对这次被“捉”的任何不快的话。这次采访的顺利，给我触动不少，使我加深了对钱先生为人的了解，更多地看到了他通情达理的一面。 　　 　　其实，钱先生待人和蔼可亲，处事的知情达理，我是早有实际感受的。1980年，我陪香港书评专栏作家黄俊东先生去看望钱先生，记得黄先生也是临时有空，来不及事先与他们相约。也许黄先生的木讷寡言，引起了钱先生的同情，我们一出现在钱宅门口，就受到了钱氏夫妇礼遇招待。黄先生写过钱先生的文章，但他那天纯粹是对仰慕已久的一位大名人的拜望，没有问及任何写作上的问题。彼此心情是松弛的，交谈也是轻松的。临了黄先生提出，想替钱先生夫妇拍照，钱先生欣然同意，并主动提出在场的人合影留念。这使我感到有点意外。钱先生平素是很不情愿朋友们尤其是新闻界为他拍照，常开玩笑说，人长得又不好看，有什么可拍的？我当时认识他有两三年了，也才是第一次有机会和他们合影。稍后几年，也就是在他的客厅里，我听他在电话中多次拒绝国内报纸和国外报纸想为他拍照的请求，“人都老了，有什么可照的！”日常生活中的钱先生，在待人接物时，往往呈现出的正是这样不甚和谐的状态：有诚诚恳恳、客客气气的推却，有似乎不近情理的拒绝，有勉强同意的接待，有热情的、兴致勃勃的交谈。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同一人，在不同的事情上，会受到他不同的接待，自然对钱钟书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印象。 　　 　　电视剧《围城》：比想象中拍得好 　　 　　1990年，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一度形成比小说《围城》重印时更为广泛的热潮。这期间，我曾两次去看钱先生，又正值他80寿辰之际，他家里的来客显然比平日增多。 　　 　　改编小说《围城》首先要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改编者之一，该片导演黄蜀芹起了重要的沟通作用。黄蜀芹是话剧著名导演黄佐临的女儿，自身也是名导。有文章说黄蜀芹是拿着柯灵的信去拜见钱钟书的，就我所知，她是拿着她父亲的信去找杨绛的，上世纪40年代黄佐临在上海执导过杨绛的话剧《称心如意》。钱先生对我说过，黄佐临同季康熟悉。1991年5月6日钱钟书在寓所对我说，《围城》电视剧比他想象中拍得好。 　　 　　 《围城》电视剧播出期间，我去上海时，《新民晚报》记者唐宁介绍我见过该片导演黄蜀芹。她曾出示钱先生给她的一封信给我看，信是这样写的： 　　 　　蜀芹贤侄女鉴： 　　 　　雄飞同志来，奉到手书并录像带，感谢无既。 　　 　　尊体因过于操劳，未得恢复，愚夫妇均极挂念，我尤觉得是拙著牵累尊体，内疚更深。惟有虔祝吉人天相，早日病除，无任大原。录像带已与适自英国归来之小女，费半夜与半日，一气看完，愚夫妇及小女皆甚佩剪裁得法，表演传神；苏小姐、高校长、方鸿渐、孙小姐、汪太太等角色甚佳，其他角色亦配合得宜。此出导演之力，总其大成。佩服佩服。致乔木同志函，附录像全套已命专差于今晨送去，并附告其如有指示，可约雄飞同志面谈。问尊大人方著作钜篇，想见近况佳胜。我衰病交缠，久罢笔墨之役，只有惭羡交并。右拇指尚未恢复，不能成字，请恕潦草。即祝痊安。 　　 钱钟书敬上十月十日 　　令尊令堂前代叩安 　　 　　 　　 　　1990年11月27日下午，钱先生突然推荐一篇有关电视剧《围城》的文章给我看，他说：“黄蜀芹的《致〈围城〉的配角们》写得不错。”过了些时日，我又去看望钱先生，告诉他，11月21日、22日连载两天的黄蜀芹的那篇文章我看了，文章里写了许多配角们的趣人趣事。我特别欣赏文章开头的那段： 　　 　　《围城》里大小角色共72人，小说是流动性的，从法国到上海的邮轮始，故里，上海，又一同去内地，三闾大学，再回上海，主角走到哪，就带出一大批人来，所以每集都有新角色，而且写得活龙活现，他们对主角来说，又是形形色色社会环境的一部分，照杨绛先生的说法“方鸿渐是被动性主角”，他自己往往没什么大动作，而从方的眼光看周围人物的活动便形成戏，所以，这部电视剧要拍得成功，不靠情节紧张，而是靠这72贤人要个个出彩才行，基于这点认识我们决心配角们也要请优秀者担任。难题还不在于缺乏优秀者，难题在于这个戏所要求的不是通常那种无限深沉及无边抒情的一本正经的表演，而是不能装蒜，或者说是专门揭露装蒜、揭示人的弱点的，这就需要具幽默感的表演，如果哪位演员要问我：“难道我就是这样的吗？”“难道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子的吗？”我就无言以对了。因此当我邀请沙叶新等人来客串角色时就开宗明义地说：“我需要请一批有自娱自乐、自嘲自讽精神的人来演‘四喜丸子’等类怪物呢！” 　　 　　正是基于编导对《围城》里众多人物关系的这种认识，才能做到“配角们也要请优秀者担任”。钱先生微笑着说：“小说、电视剧里的人物是最重要的，光写好主角是不行的，配角写不好，相配不宜，就不能显示主角更突出。整部小说、整部电视剧的人物，着墨可多可少，若都活了，整个就活了。”他说，“这也是辩证法的规则。” 　　 　　“计算机头脑”令人信服 　　 　　钱先生家中没有电脑，自己也不使用电脑，然而，他深明电脑的作用和发展前途，大力倡导电脑事业，并多方予以支持。每次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开会，他必然要抽出时间去了解一下计算机室的工作。他极少担任任何单位的“顾问”，但他不仅接受了计算机室“顾问”的委任，而且时时顾问计算机室的事业。 　　 　　改革开放初期，钱媛访问英国回来后，向父母介绍了国外使用电脑的情况，谈及英国用电脑储存莎士比亚资料与查阅资料的各种功能。钱先生立刻意识到这一新鲜事物的意义，便建议中国文学研究所成立电脑组，即后来的社科院直属下的计算机室。 　　 　　对各类机械颇有兴趣 　　 　　栾贵民是在钱先生的关怀与鼓励下成长起来的电脑专家。由栾贵民率先成立了电脑组，继而在实践中培养起一批年轻骨干，如田奕等人。为了发展电脑事业，使其有效地为中国文学研究服务，钱先生没有少费心血。他以其不寻常的思辨方法提出把我国文学史中的精品——全唐诗全部输入电脑，进而解决如何查阅的问题，用何种数据格式，怎样通过一个字能调出全诗等等。钱先生在编制程序上的意见成为计算机室的指导思想。钱先生的意见具体、有远见，使电脑工作者都感到惊奇。高莽多次同我谈起，钱先生在经济上对电脑工作者也积极支持。他几次将自己的稿费，如《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等作品的稿费，全部转给计算机室使用。 　　 　　为《干校六记》写小引 　　 　　1989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了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评奖活动。中国作协曾多次举办过其他文学门类的评奖活动，但评散文（集）、杂文（集）尚属首次，时间跨度为1977年至1988年出版的散文集和杂文集。1989年2月底此项评奖揭晓，评出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荣誉奖7部：巴金《随想录》，夏衍《夏衍杂文随笔集》，廖沫沙《廖沫沙文集·第二卷》，柯灵《柯灵散文选》，孙犁《孙犁散文选》，陈白尘《云梦断忆》，萧乾《北京城杂忆》。优秀散文（集）24部，优秀杂文（集）10部，杨绛的《干校六记》获优秀散文（集）榜首。我是稍前读到这部作品的。香港《广角镜》月刊1981年4月号全文刊登了《干校六记》。6月，杨先生曾送我一本这期的《广角镜》。钱先生笑着说：季康想让你先睹为快。这本书如实地写了我们共同经历的一段生活。钱先生不仅在书的卷首写了小引，题签了书名，还书写了杨绛的署名。杨先生在这份杂志上有多次修改，她说：有些是错排、误排的，有的是酝酿之后又改动了的。她告诉我，即将出版的北京三联版都会改过来。 　　 　　《干校六记》传开后，《文艺报》副主编唐因同志很赞赏，除交代我们尽快组织评论文章，还亲自用于晴的笔名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评论文章。有次他建议我，是否可以请杨绛谈谈这本书？我在电话中将唐因同志这个建议转告了杨先生，杨先生只是不置可否地笑，钱先生接过电话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在该书“小引”中已讲明白，季康还能就此再说些什么呢？不久，我收到杨先生的来信，信中说：“承推荐《六记》，愧不敢当，你和唐因同志的欣赏，使我衷心感激，对我也是鼓励，十分谢谢。我没有什么话要向读者说，他们看我的书就听到我的话了。” 　　 　　1989年4月21日至25日，全国首届优秀散文、杂文授奖暨散文、杂文研讨会在江苏无锡举行。中国作协希望杨绛先生能出席。杨先生以“八十老妪，已不便出远门”为由，婉谢。她在3月7日给我的信中说：“历来榜上名次最前的往往是碌碌无成之。”

原文 发表于《我认识的钱钟书》  浏览：1887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1/9 17: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