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漫忆
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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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事 漫 忆
苏光 序言 我与苏光从相识到结婚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了，悠悠往事，萦萦系怀，我俩风雨同舟伴终身。 他的自传写的很实在，朴实无华，文如其人。此公的最大特点便是献身精神，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什么名呀，利呀，乃至健康都可以全然不顾。在艺术创作上本来他是有天赋的，也搞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为此，一九九二年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之际，山西省委、省政府曾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荣誉证书和绶带。但是在他的后半生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为了山西的美术事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行政领导和组织工作上。他跑上跑下，跑东跑西，，组织创作，草图观摹，给别人的作品出主意，提意见，甘为人梯，培养了大批青年作者，自己的创作时间却被挤掉了。 一九八八年为了庆祝他从艺五十周年暨七十岁诞辰而举办的展览会上，就呈现出两头的作品很丰富（所谓两头，就是六十年代前的离休以后），而中间近三十年的作品就很少的现象。这三十年内都为别人做了嫁衣裳。 多年来，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艺术上的一些具体的、琐碎的工作他都心甘情愿地默默承担。在解放区，什么制版呀，为别人的作品复制呀，为报刊书写标题，刻字、刻地图呀，他都 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去做。为此，他的一位好友曾挖苦他“热爱”这种杂务工作，而他却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在《晋绥日报》工作时，曾经有一天，编辑部的几个同志聚在一起玩笑式的把每个人比做一味调料，有的属辣，有的属酸，有的属甜，他却被比作属盐，结论是酸甜苦辣各有所好，唯有咸盐是谁也离不了的。在美术界，他是一位杂家，或者说是一位多面手，他乐意为大家服务。 此人还有一点，就是干起工作来不要命，往往是夜以继日，一气呵成。早年在根据地蜡烛下熬夜是经常的事，因此他年轻时就患了神经衰弱和肠胃病，解放后安眠药一直陪伴着他，几十年如一日。现在他已是垂暮之年，可干起事来依然是那股子劲，有时画起画来一下午能忘了喝茶。 他做了一辈子的文艺工作，但享受的却不是文艺级，而是行政级的工资待遇，这两者差别不少，有人为他呜不平，他却无所谓，从没有为此向组织上提过任何意见与要求。在聪明人看来他确实太傻了，但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傻子，人民需要这样的精神，于平凡处见伟大，这正是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此外，从他的自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些侧面和花絮，对当代的青年人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风貌和社会背景都是有益处的。 鲁青 于九三年元月 和樊哙同乡 我生长在洪洞县以西四十华里黄土高原上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这个村庄叫樊村。原属赵城县第四高等小学所在地，校门外有一个大泊池，泊池旁边有一座砖修的牌楼，里面的石碑上刻着几个大字：“汉武阳侯樊哙故里”。 相传樊哙的九世玄孙曾在这里安营扎寨，剿天罗云山一带的匪患。战乱平息之后，便定居此村。修建樊哙祠堂，构筑樊哙坟莹，繁衍后代，，逐渐成为百余户的樊氏家族。 村子的南端，住着只有两大户分家成六户的张姓村民。这两大户是逃荒从外地寄住在这里的。我们家便是这张姓的后代，我的原名就叫张树森。 我八岁时，还不大懂事，一天正在院子里看热闹。 院子当间摆一张八仙桌，桌上在盛满五谷的斗中插着纸扎的神龛。桌子周围用白布围成一座小团城。 一个黑大汉站在“城”门口，摇着扇鼓鼓歌唱道：“天门开，地门开……” 忽然，屋子里传出低哑神密的声音对大汉说：不行了！快收摊子吧……我便被人抱进屋里，母亲头朝窗，脚朝门睡着，爷爷哭，爸爸哭，我了哭，从此我就变成了永远失去母爱的无娘儿。 和表兄弟在一起 母亲英年早逝，对我是个致命的打击，小小年纪性情孤僻，不愿和本村的孩子们玩耍，舅舅为了转移我思亲的情绪，立即接我到姥娘家住。 姥娘家离我们村不远，只需走五华里，过一条涧河就到。村子建在高坡上，仅有的一块平地就是姥娘家的大宅院。 车门上砖雕“门容驷马”的牌匾，这是很高大的一座圆门，是用车马运送成熟的庄稼出入的门。经过宽敞的场院，坐北向南，才是铁裹的院门，里面是带有南大厅的四合大院。外面还有“弓坊”、“槽坊”、“马房”之类的附属建筑。这便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史家，史掌典就是我的老爷。 但这个世家早已衰落下来了。完整的四合院已经变成了大杂院，然而“百尺大虫，死而不僵”，老爷一辈弟兄四个，舅舅辈虽已分家，仍按排行叫大舅、二舅直至十四舅。表兄弟们更是成群，年龄也就更加悬殊。他们中和我最要好的是史思恭、史思良和史思聪。我们同住在这个大宅院里玩儿，在大门内的三间张口的鼓厅，我们摹仿“过事”当吹鼓手；在大南厅的花板上观赏彩绘的戏出。绘画中有《打黄盖》、《凤仪亭》之类的三国戏，也有《四郎探母》、《太君辞朝》等杨家将的戏。这些既是民俗又是民间工艺的平民艺术，把我引上对绘画艺术爱好之途。 这个村还有一条没成文的规定，每年都要唱一台木偶戏。每到唱戏就是我表兄弟们的吉日良辰。白天虽都是大戏的剧目，却混不住多少人，主要是夜戏，，什么《三妖洞》呀、《三打白骨精》，还有《沉香破华山》，都是木偶和皮影一起演，腾云架雾，变幻莫测，看上去真是莫大的享受。有一次木偶剧团的“外交”，带着一个眼嘴会动的木偶小丑到我姥娘家写戏，老爷是村长，两个人就在炕上洽谈，我便利用这个时机，反复研究木偶的嘴眼，居然照样用红胶泥做成了木偶脑袋。思恭、思良高兴极了，便又做上衣服，绑上三条木棍，举着小木偶到处给人表演，惹得大人们大笑不止。虽说有点恶作剧，却增加了我仿制工艺品的兴趣。 １９３３年春，史思聪在樊村高小毕业了。下一班招生就该思恭、思良和我了。考试不成问题，他们两位由于是外村人，必须住校，我家在本村，就成走读生了。 高小的生活是浪漫的，清晨起床后，就在学校周围跑步，齐唱“总理革命四十年……”课余的各种游戏，我还是和思恭、思良同伴。以后以我们为中心又结成了“同盟会”，实际是结拜弟兄，这伙人中到也不乏能人，玩儿洋鼓洋号，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乐队；绘制地图是我们中的三个人执笔。图画课每次我都考第一。 幼年时代，除在舅舅家和表兄弟玩儿，上学和过年总是在自己家。我小学念书的地方是村子的最北边的佛庙上，我的家却在村子的最边上，每天早上天不明总要抢时间上学，我要和本家叔叔比赛，看谁到校最早。到校后先背书，念到几册就背几册。我们的书叫《通俗国文教科书》，共有八册。读到八册时，就得把全册书累起来，从一课往八册背。上学时，先生还不曾起床，他嫌背书声干扰他睡觉，往往是从中间提一句，让学生接着往下背，这样做一方面是考验学生背得是否烂熟，同时也是为了减少背书的时间。总之，大家都争先到校，没有逃学的现象。但到快过年时前，学生们的心情就不同了，老盼着过年，就身在学校心在家了。 我们那里有一段颜语：“腊月二十三，灶爷上了天，先生放了学，学生出了监。”学生把放寒假比做“出监”，可见盼望放假是何等心切。 一放假，就开始繁忙起来，为年节做准备。这对小学生们来说，就已经开始享受着节日的自由快乐了。这时那种等待过年的急切心情，盼望和快乐的情绪，比正月初一还要浓郁。从腊月二十三起，既然灶君（以及诸君）已经上了天，就是说直到月尽（即除夕），这七八天之内（因为有“大尽”、“小尽”之分），人间是处于“无神”的真空状态，所以人们才敢在“腊月二十四，扫刷泥炉子”，而把扫除的神码统统付之一炬。这一天特别好玩儿，被褥晒在院子里，孩子们就在搭着的被褥中嬉戏，大人们翻箱倒柜清扫，孩子们则抢抽屉里的稀罕东西玩儿。不管大人们如何斥责，总是我行我素，佯佯不睬。这天，人们只吃两顿饭，吃的很早，晚饭却很迟，到扫除结束，屋内窗明几净，摆设整齐，新炉子泥好生火之后，点上了灯，才开始做晚饭。这时，一年一度“老鼠娶亲”的仪仗队又该从烟筒里过来了。也许是大人们嫌小家伙碍手碍脚，或因他们也有一番童心，一到点灯，就让家里的娃娃统统到炕上烟筒角里，听老鼠娶亲的鼓乐队路过。孩子们也巴不得捱到这个时刻，于是一个个都竖起耳朵静听，过一会儿，锅里的水开了，声音由小而大（似乎由远而近），发出吱吱哇哇的响声，活象娶亲的唢呐声，孩子们信以为真了。虽然明知是哄他们，却甘心情愿受骗。但好景不长，到锅一大开，声响没有了，大人们便说，看，老鼠被猫吃了！这一下，孩子们情绪一下懊丧了，恨不得把猫一棍子打死。 过了腊月二十四，家乡还留传一句口头语：“腊月二十七八，洪洞城里看画。”就是说该办年货了。办年货当然不光是买年画、门神、灶君之类，还要买鞭炮、高升、对联。此外，吃、穿、用的，如小孩的花帽、鞋袜、粉条、海带、木耳……一应俱全，全得置办齐备。到腊月三十日的前夕，家家户户都捣调料、剁馅子、蒸馍馍、炸油糕，准备过年的吃喝了。十五六岁的姑娘娃娃，边捣调料、剁馅子边歌唱，好象劳动号子似地有节奏地唱着： 今嘛啦，明儿啦， 后日这会儿年下啦。 圪兰、锅锅炸下啦， 麻花、散子炸下啦。 炒花椒、捣胡椒， 婆婆婶子捏年糕。 穿新鞋，戴花帽， 等着接神放鞭炮。 到月尽这天，一旦所有新的神码及其他装饰品张贴起来，过年的气氛就完全显现出来了。这时，有的男孩还急不可待地从村子里报来新消息说，吊子也挂起来了，村子当中正在垒火塔。这就万事俱备，只等年来到了。 正月初一凌晨，鸡叫头遍，一开门先放一声“接神”炮。接着给各路神烧香，从天地、灶君，到门神、土地，同时绕天地供桌燃放鞭炮。当然每烧一炉香都要跟着磕一次头。这种事也是孩子们乐意干的。 把神安排好以后是祭祖，村上人叫“上神纸”。这是同宗人在宗长带领下的集体行动。祭祖毕，当场按辈数大小，晚辈向长辈拜年。走出祠堂再向全村挨家挨户去拜，都拜遍了，庄严的过年礼仪就完了。 晚上人们就围着村当中的火塔打锣鼓，开始了文娱活动。 按旧日的风俗，“破五”以前不作活，“破五”以后货郎担子才进村。但新正月的货郎却与平常不同，他卖针卖线卖麻糖，卖各色玩具和琉璃圪崩，这又是一番新的气象。看吧，小姑娘们一群一伙手之舞之，对着货郎调皮地又唱了起来： 货郎担子摇一摇， 大姐二姐瞧一瞧。 买针哩，买线哩， 买朵绒花要戴哩。 买几朵，买三朵， 姑娘一朵我一朵。 丢下一朵闹秧歌， 秧歌秧歌别走哩， 圪爪女子打扮哩， 俺家的娃娃要跟哩， 戴上风帽打灯哩。 “风帽”是娃娃们挡风的一种花帽子。为了装饰，帽子前沿缀有一排金属小佛爷（也许是为了好管）和两个小铃铛，帽沿钉一排白兔子毛，后面吊一撮兔尾巴，帽体是大红缎料绣着各色花纹。看闹秧歌，带着娃娃戴着风帽出来，乃是妇女们一种心灵手巧的比赛。 比赛归比赛，学习是学习。心灵手巧的，也有相好的。她们做起活来，常常纠集在一起，不是你在我家，就是我在你家，一块儿纺线、抽纱、纳鞋底、绣花。跑到一起来，就一点儿也不老实，说是做活儿，却始终有打有闹。叽叽喳喳，响成一片。她们纺起线来一起纺线，绣起花来一起绣花，不知哪一位心灵手巧的挑头，集体创作了那么一套“十对花”？就那么一摇一纺毫无顾忌地唱起来。领唱者问：我说我的一，你来对我一，什么开花在水里？接着大家齐唱：你说你的一，我就对你一，莲根开花在水里。这样依次问答，到“十对花”唱完，就要前仰后合大笑一场。 这些人也真古怪，要干什么就都干什么，纺线时全都纺线，绣花时全都绣花。到针线一动，就有人开始哼哼了。只要有人开头，轻声的齐唱就会随之而来。凡哼到那首脍炙人口的绣荷包时，就都把手里的针线活丢开了： 狗儿汪汪叫，妹妹来打搅，三更里的荷包绣也绣错了…… 唱完便互相打闹起来。有的还叫出那位未过门女婿的名字来嘻弄对方，对方有时就喊出她公公的外号予以反击。这哪里是做活儿？分明是一种自我陶醉！ 新正月，正是农闲的时节，人们都想尽情地热闹红火个够，只要是收成好的年景，都要争先邀邻村的锣鼓、秧歌队来自己村表演。凡发出请帖的村子，都要扎地灯，搭秋千架，准备游乐的活动场所。所谓地灯，就是选择村当间的一段三五亩的好地，先在地上划万字不到头的线，只有一个出入口，却绕来绕去走不完。线画好，就在地上栽上细木桩，扎成篱笆，形成一个似乎是总也绕不完的“迷魂阵”（晋北叫“九曲黄河阵”），木桩的顶端安上用各种色纸围成的纸灯，晚上点燃是一片彩灯的池沼，非常壮观。闹红火时，一般的一家秧歌队从“地灯”中串出来，另一家再进，也有时一家正在出口处，便和另一家在进口处相遇，因而把两家的锣鼓点子和曲牌搅乱，以致引起斗殴。有时两队人马走在相隔只有一“墙”的地方，可谁也不会翻过“墙”去径直走到一处，而是恪守定规把自己当作处在另一座遥远的城池的人而认真地串游。 农村自发的自乐活动，更具有活泼自由的天然乐趣。它像过会又不是过会，有卖元宵、涝糟和土玩具的地摊，而又不是商业市场；说唱戏，它不在庙院活动，也不供奉偶像，但比看戏更加热闹。到夜里越发好看，那种在夜幕下农村的自然景色，月夜和着牧歌的优美情调，正好和白昼间威风锣鼓的阳刚气势形成对比。人们管这叫“闹夜”，情之所至，有时会闹到彻夜不眠；娃娃们更是留连忘返，直至东方既白，犹尽欢而不散。 在闹红火的这个圈子里，我还称得上是一个积极分子。会打锣鼓，踩高跷，扎起彩灯来是第一把手，有时被邀外出，还妆成白娘子满场子舞着跑，那里才十七八岁，逗得那些女娃娃们一个个偷偷直笑。 三进私塾 高小毕业了，有钱人家的子弟，到太原上成成中学，次一些的到临汾上六中，再次的到隰县上九中。我们上不起中学，家长又不愿孩子就此辍学，便各自串连请先生给孩子开私塾。 我的第一个私塾先生，是我的本家三爷爷，校址在离我村不远的下村的二郎庙内。上学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庙的油漆彩画很让我喜欢。尤其是舞台的两侧，两位画师各绘一侧，据说画的时候中间还拉了一条帐子，互不相看，以比技术的高下，因此，都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画的内容全是戏曲人物。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理想的学习环境。 上学的内容就杂了。因为学费是大家出，学期虽然只有几个月，学《三字经》的、《百家姓》的、《日用杂学》的都有。唯我和一两位同学是念“四书”。过春节后破五上学，麦收前就回家。学生都是半耕半读。 第二个私塾先生是我姨夫，叫徐忠恕，算是方圆一带有学问的人。校舍就在我们院子的隔壁。私塾的学期大致一样，农闲就读书，农忙就种地。 这一次就拿“四书”开讲了，还是《算术难问三百题》。算术我不行，上小学时就不开窍；“四书”开讲我却是常居首位。除此而外，还看一些初中的语文课本。这一年收获很大。先生也在方圆村子里出了名。于是下半年私塾就迁到王绪村了。 私塾在哪个村，哪个村的学生就多。由于徐先生的号召力，差不多同学间也大都是高小时的老同学。学习内容也整齐多了，除《名著选读》外，还学简易的物理课，而且当场实验。徐先生不亏是上过师范的，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有一次公然向我们讲：“你们将来有出息就跟共产党走。”我起初愕然，而后就动了思想，考虑自己的前途了。 徐先生还是个国画家，他画的人物画和“四君子”之类的花鸟画很有功力，如何使用国画颜料，我是从他那里学到的。 这一年秋收季节，我就在他家帮忙收割，因为有亲戚关系，我与他常来常往，他极力推荐我往出闯。在他的鼓动下，我还为他父亲的葬礼当过一次礼宾先生。这也是很大胆的一次出风头。不久，我便失学了。 高小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曾在家闲待着，便和思恭约定，各自早晨从家起身跑步锻炼，抄小路过沟到相互碰头为止。每次大约有一个半小时，接头后各自报当天的活动日程和打算，这样的行动坚持有两个月的时间。 每年三月三，是圣里娘娘（即娥皇、女英二姊妹）回娘家的日子。娘娘庙照例要唱戏过会。我俩没事就相约看戏。相传圣里是当年舜耕丽山的地方，这就成为娥皇、女英的婆家，到每年的三月三，她们就要回娘家，娘家相传在洪洞的羊獬村，到这里住上几天后再回临汾尧庙宫。 一般一台戏演四天，只有圣里娘娘庙特殊，只演三天半。在这三天半中必有一个“马子”从观众中上了神（实际就是巫神弄鬼）。等“马子”一显灵，事先准备好的娘娘坐的楼骄，由“马子”引路，剧团的演员演至那里就穿当时的戏装跟着一起起身，沿路还有万安镇娘娘的憩马良店的威风锣鼓来相迎。到达万安的娘娘庙内，二位娘娘才入殿接受供奉。这时，“马子”休息，戏再接着演，演完原先未演完的剧目。再演三天零一早晨，然后由羊獬的接走，浩浩荡荡送至尧王宫。 这一段时间内，我和思恭便一个台口接一个台口地看戏。我们对“马子”装神弄鬼那一套倒没什么兴趣，因为在村里看跳神看多了，但戏却看的入迷。在圣里看戏，附近有我姨姨家，夜戏看完后就住在那里。第二天再接着看。开始入迷的是最熟悉的剧目；然后就迷“把式”。在洪、赵、临、霍一带最红的戏班就属黑斯的班子。安娃、小秃，是这班子里齐名的两条青衣，小生中是曹福海和明贵，花时有王存才和五福，还有三花脸任合心（即秃儿三花脸）等名角。他们各自有其代表剧目，象曹福海和小秃的《杀庙》；苏全和存才的《杀狗》；桂元的《断桥》和《卖布》等等，都是有口皆碑的好戏。因为看得入迷了，就渐渐摹仿他们，在野地里常常唱上一气。 每当附近哪个村庄写戏的消息传开后，在临赶戏的日子前，我俩就先操上心了，甚至急不可奈。如果是附近的村庄，就提前一天去看热闹，亲眼看看哪个“把式”先来，占了哪个“下处”，看到把戏箱搬到台上，台柱子上贴好鲜红的对联，好象自己家里“过事”一样高兴。事实上，逢哪个村唱戏，村子里的家家户户也都要磨面、买菜、接待来看戏的亲戚朋友。 那时，乡下的戏台不象现在的戏台有幕布、麦克风什么的，开锣以后，不管什么戏都是中间一张桌子，两旁两把椅子。因为是野台子，不管是文武场的乐队，还是演员的演唱，都一律很响，做个好演员，首先得嗓门儿很高才行。 还有个为适应这种广场演出，居民分散，没有钟点的规定，开戏之前，先要打三通锣鼓，当然这是为了招徕观众，告诉大家：戏就要开始演了。接着，先出来一个“头演戏子”在前场念一句道白，然后就无休止地坐着。我们性急，生怕误了“把式”出来，总是等着“头演戏子”坐够（据说要等到正戏演员化妆好），才唱上几句，回去后正式开戏。因为是没有遮掩的台口，打板的、吹笛的在干什么，台下都看得到，到正经演员快出场时，他们才开始卖劲地演奏。拉板胡的根娃就因为拉的好，获得了观众的叫好，为他放鞭炮并披红奖励。 洪赵的戏迷们，说义气真够义气，说野也真够野。有一阵就对安娃和小秃的评价不同，而分成了两派。看中小秃的就象啦啦队一样，等小秃唱罢一板乱弹后，就可着嗓子齐声叫好。看安娃的也同样如此，因为叫好声不分上下，就各自争取观众，当场拉住一个人就问：“你说安娃好还是小秃好？”对方答：“小秃好。”于是争票的人便兴高采烈地说：“联手，好眼光！”一手拿着一牙西瓜说：“吃！”反之，如果对方说：“安娃好。”他便很不客气了，甚至为此招至一场群架。常常使管台的人从贴着“肃静”二字的舞台前直接跳到人群中加以制止。 我和思恭对于所有的名角都不抱任何成见。小秃有小秃的长处，安娃有安娃的优点，只是路数不同罢了。只要在不超过二、三十里的村庄看戏，戏散后，沿路还要从刚刚听完的角色的唱腔中摹仿着唱几句。看完小秃的戏就学小秃，看完安娃的戏就学安娃。对别的角儿同样如此。记得有一次从马牧看完曹福海的《五台》回来，路上就大段大段地学曹福海的唱。思恭是把式，我则吹口哨伴奏。在黑夜中边走边唱，也是一种自我壮胆。 我至今所以迷恋地方戏，兴趣就是从野台子下培养起来的。 一九三五年春，红军先谴队已经到了我们附近几个村庄。我那时还是住在思恭家，家里人唯恐我们去见红军，我俩偏要去，见到的只是几个宣传队的小娃娃在村中刷标语，其中一条是“打倒闫汉奸！”。人们不理解，还以为闫锡山还有个别名叫汉奸哩。 红军走后不久，双昌村住上公安局的分驻所，为首的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巡官叫韩焕章，黎城人。他要在村中寻找一位会绘地图的人，双昌有我的同学，便推荐了我，我给他画了一张赵城县第四区的地形图。他打问我的家世后说：“真是寒门出贵子。”他不识字，便打定主意带我走，我自然求之不得。我父亲也常说：“坐食者山空。”以逼我离家，姨夫的诱导，父亲的逼迫，婚姻的不如意，使我决心离开这个家，凭自己的本事往外闯。不久，韩巡官调到霍县，我便追到霍县，在霍县公安局当了一年多的帮写。这一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日寇的节节进逼；“双十二事变”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县城的人也不能不受这种浪潮的影响。在霍县还有一位黎城的青年，名叫王振德，我们思想相投，颇有共同语言。“七．七 ”事变后不久，他先参加到决死一纵队第一分校。 初 上 征 途 决死二纵队南下晋西时，路经霍县，张文昂，韩钧一位委员在霍县曾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对当时不积极支持抗日的商会会长劣绅任鲁生当场宣布镇压。这对各界震动很大。同时委派了徐荣同志任革命县长，杜芳召同志任牺盟会特派员。旧县长走了，韩巡官随之也走了，不知去向，我便又回到了老家。 家乡也成了“解放区”，第四区的一位政工干部叫田秉刚，他负责到各村去串连革命青年，史思恭的家便成了他的根据地。他借书给我们看，其中有《红军二万里长征》、《大众哲学》、《列宁主义问题》等。还讲许多革命的道理和故事给我们听。他才真正是我们革命的启蒙老师。 一九三八年的春节，已经没有一点儿过年的气氛了。适逢村里贴出《随营学校招生告示》，我和思恭兄便毅然背上行李出走，当天走到随校所在地汾西暖泉头，并到九区队报了名。区队工作员就是霍县牺盟特派员杜芳召同志。见面后谈到我们的身世，他记起在霍县时曾到公安局物色过牺盟会员的发展对象，我便是选中的对象之一。从此我们便如鱼得水，学习、工作都很积极，全校墙报比赛时，我画的报头、美术字和誊抄和小楷字文章均获第一。 我俩成了九区队和活跃分子。三月二十五日，我俩双由杜芳召同志介绍入党。当时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我们是在晚饭后到村边地埂上散步时举行的入党宣誓。不久，组织上便分配我们正式工作，我去决死二纵队政治部当宣传干事，思恭兄下连队当指导员。 我开始走上工作岗位，还是写大标语，画壁画。随后宣传科长闫建寅发现我小楷字写得不错，便让我帮助油印股的马德骧同志刻蜡版，改进《长城》报。对我们的要求是，以晋西区党委的机关报《五日时事》作榜样。我们便以此分工，我负责刻报头的标题字，德骧同志刻小字。摸索了几期，大体能掌握字形的粗细、美观和印刷的清晰程度，得到了同志们的首肯。负责编辑的杜克便首先提出，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漫画，由此又派生出《长城画刊》。 单独办画刊就更难了，首先是稿源问题，在二纵队就我一个画画的，只能从大后方来的各种报刊上选登，我自己也从中学习创作一两幅作品。转载的作品只能通过蜡版制作，这件工作对我以后从事美术工作大有帮助。尤其是得到英国漫画家大卫．罗的一本《笔征希特勒》画册，这本画册便成了我临摹学习的范本。 一九三八年冬，军委政治部抗敌演剧第三队到我们部队慰问演出，演剧队内还有金浪、庄言和力群等有名的美术家，与此同时，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胡一川、罗工柳等美术家也带着作品到我们部队巡回展出。这些活动使我大开了眼界，特别是力群老师送给他的老友温一斋同志的两本木刻集，对我帮助很大。温一斋同志把这两本木刻集借给我，说是借，实际是转让给我学习，我得到这些范本后，才第一次刻木刻。 晋 西 事 变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形势发生逆转，我们行军转移也随之频繁起来。秋天，我们驻扎在隰县义泉村。二纵队被改编为三个旅，即独二旅、保安旅和一九六旅。主任韩钧被召到陕西宜川秋林“受训”长期未归。 一天接得韩钧同志来电，要长城剧团改名为“长城演剧队”，“丁玲舞”改为“铃丁舞”，立即到秋林为闫司令长官表演（这是梁化之和我们斗争的需要，梁对韩说：二纵队都是学八路军的一套）。临行前民运科长温一斋同志（我的党组织的联系人）命我随团去秋林，一是因为剧团缺少搞美工的；二是和剧团里的党员米希俊同志联系，观察形势，不漏身份，有事共同商量。组织上的派遣，我当然服从了。第二天就从义泉出发，傍晚在吉县小泉窝过黄河，第三天到秋林。 作为师管区的副师长陈光斗带我们去见闫锡山，去时，闫锡山正骑着毛驴由山上小径向他的窑洞走去，我们也跟着到了窑洞前，就在土坪上开始表演“铃丁舞”。不出所料，闫锡山问为何叫“铃丁舞”，队长答：因为演员脚上带有铃当，跳起来铃当作响 ，所以叫“铃丁舞”。 秋林正在开所谓“扩干会”，一条沟的两侧挖了不少窑洞，沟底还盖起大礼堂，晚是剧团和山西梆子旧戏同台演出，观众中既有牺盟会决死队的干部，又有闫锡山的旧军官，当然反应不一。他们如此安排是有意的，事情虽小，足见其处处制造磨擦的险恶用心。 十二月初，我驻黄土的司令部警卫连遭六十一军突然袭击，缴了全连的枪支，占领了连部。形势非常严峻。当晚韩钧同志偷跑回来，当即召开政治部全体干部会，传达在秋林的斗争和闫日勾结企图消灭二纵队的阴谋。并当机立断，星夜调四团从赵城南李村向隰县开拔，十二月三日凌晨把驻扎在隰县暗镇的六十一军一个营全部缴械，“晋西事变”就这样接火了。韩钧给闫锡山的电文称：“王（靖国）陈（长捷）二贼欺我太甚，甘做汉奸，我不能不实行自卫，我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十二月十二日誓师，此半个月内，恐无暇报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生报告最后之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受教。韩钧。”这份电文，我曾以传单的形式刻印过。 闫锡山接此电文，当即发布讨罚叛军会，抗战中第一次反共高潮就此开始。 对闫锡山的降日反共，党中央早有察觉。此时中央派彭德怀同志到闫锡山那里“调停”；同时令阵支向二纵队靠拢，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坐阵二纵队。十二月五日在隰县高家条村开了誓师大会，并将政卫队、工卫旅、暂编一师合并于二纵队的建制，正式命名为山西新军。林枫在党员干部会议上宣布：从此再不要分八路军和新军，我们大家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的部队都是党领导下的部队。共产党员的身份第一次被公开了。 根据中央指示，成立“拥闫讨逆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主力军主动转移，一部分部队和后方机关到晋东南，少数部队和游击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我们便从此日夜行军雪地作战，在中阳留誉镇、中阳、石楼附近歼敌３３军一个师和一个营。我们这些直属队，除了无休止的行军，打完仗后就原地休息，因一个月内从未睡过觉，行军中经常是前面一个人站着睡了，后面便堵起一大堆人一起睡了。只要传下“原地休息”的命令，雪地里就会睡倒一大片人。就这样行行走走，走走停停，十二月底才挥师北上，突破汾离公路。 在柳林，公路是一条冰河，踏破薄冰，水又淹没了下腿，第一次过河，被碉堡上的日军发现，打了一梭子机枪，掷了几颗手榴弹，渡河的人被打了回来，大衣下面结成了冰，走一步磕碰脚腕一次，流出了鲜血，血立即结冰，这是由张稼夫同志带领的直属队人员，过河以后再无退路。就在这人慌马乱中，居然还有勇敢份子向敌人开枪射击，这便是刘温。第二次强行过河，是在陈支队三团掩护下，敌人也跑了，到天亮才安全过了汾离公路。１９４０年元旦到临县招贤镇。沿路的给养，一靠打老财；二靠从敌人手中夺。为了解决吃粮问题我们绕道交城山，那里有闫锡山开办的牧场，杀了几条牛，煮熟充饥，没有盐，难吃透了。静乐是陈新邦的统治区，那里有一个合作社，也顺带把它洗劫一空。三天后，又回师方山、圪洞一带，在腾代远同志的统一指挥下，组成东路大军，继而和八路军彭绍辉旅、决死四纵队组成的北路军相配合，同时逼近临县城郊，向集结在临县的顽军赵承绶、郭宗汾部发起猛攻。我曾在火线上把钢板支在背包上刻印战报。老百姓成群结队地给火线上的指战员送水送饭，很快歼敌一个师，俘敌副师长一名，赵、郭当夜率残部弃城逃跑。一月十四日，决死二纵队终于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于临县城，在这里召开了祝捷大会。 “事变”过程中，组织上决定我去组织科负责机密文件的保管和统计工作，我服从了。到晋西北后，中央派来整军工作队，我在组织科的工作，大部份参加了整军工作。到１９４０年秋，在交城山的窑儿上村开了一次决死队成立三周年纪念会，由新组建的黄河剧社演出《决死队三部曲》，剧本是由宣传科长于平若编写的。 派 送 延 安 入冬，组织上决定于平若带队，剧社全体、我和刘温去延安学习。我是去鲁艺学习美术的，刘温则是在夏季木前塔战斗中摔断了腿，去延安一边学习一边治疗的。束为、马烽、牛文等这时在剧社，可是他们在“事变”过程中却在指挥部当警卫战士，一次为了混入战俘中了解敌情，曾把牛文捆了一绳，并将其关在俘虏中一起生活。我和牛继曾、段士楷则分配公审和发落战俘。 现在要一同去延安了，除剧社有一头牲口驮行军锅和口粮外，我们全是徒步，只是刘温腿不好，需要大家一起帮助。 在绥德的一个夜晚，宿营了，都想着去延安的第一件事，结果，不知在谁的提议下，人人改名字，一哄而起，大家出主意，马书明改为马烽，束学礼改为束为，牛吉文改为牛文，我则改得彻底，把张树森改为苏光。以后就放放心心地朝延安进发。 延 安 生 活 １９４０年底，我们到达桥儿沟，大部人员都留驻下来准备考鲁艺。其余有的考抗大，有的考党校，从此就与我们分手了。 进鲁艺要先经过考试，美术系的试题有两条：一是当场照模特儿画一张素描；二是自己命题搞一副创作。素描我虽未正规地画过，但有速写基础，所以起码轮廓是准确的。创作，我带了几期《长城画刊》，就在自己已发表过的作品中挑了一幅《站稳》的漫画重新画过，交了卷儿。第二天，考试结果公布，录取生名单中，美术系有我，戏剧系有束为和华纯，音乐系有苗波和曲英杰。其余人都进了部艺。 四期美术系的生活班长是林军，或许因为是晋南老乡的关系，他对我非常热情，帮我编了组，送我到第三组，给大家一一介绍，安排好睡觉的位置。从此，就随大家一起上课了。教室就在教堂的附属院子的一孔石窑里，和文学系共占一座院子，两家各占一半。第一堂课是素描，由王式廓老师授课，石膏像是王式廓同志根据东山小鬼做的一个高浮雕的头部，还有钟敬之同志做的半身像《小八路》。画石膏是我生平第一次，老习惯于画速写，等不到下课就画完了，老师纠正多次总是慢不下来。因为画素描是学美术的基础，需要耐心地磨练。 这年冬天，大礼堂常有活动，印象最深的是由鲁艺实验话剧团演的契诃夫的《求婚》、《蠢货》、《钟表匠》三个独幕剧。当时感到高不可攀，非我们前方来的剧团所能比拟的。真不愧进了艺术的最高学府。 １９４１年初夏，学校组织我们去漉县的涝山伐木，准备烧木炭和自盖画室。我们系有四位女同志，张菊、郝玲、林凡的刘玉田。她们按说都是些弱劳力，听说去涝山伐木，倒首先报名，唯恐把她们丢下，男生是一个不留地全去。也许是一冬天待在教室待腻了，说去涝山兴致反而更高。是学校用大卡车送我们进山的，挤在车上沿路大声高唱，下午即到驻地。住宿的村庄是只有三几户人家的小山庄。对面山上可以看见灰狼出没、嚎叫，大黄羊也在林木中穿来穿去。不知谁临走时带了一支猎枪，第二天大家都去林木深处伐木，张明堂的陈云平二位同志则去深山打猎，想不到我们收工回来，他们二位倒拖了一只肥黄羊，他俩也真能干，割头、剥皮，傍晚，黄羊肉便下了锅，肉煮的很香、很烂，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一次生活大改善，加上又是野味，伐木一天也没有感到疲倦，做饭主要是女同志干的，她们看大家吃的香，也一样兴奋的不能入睡，有人提议打台演戏，开个晚会，立即得到全体同学的响应，于是集中了几条毯子、被单，用木棍架起了舞台，我则排在演员名单上，郝玲女同学还给我脸上抹了两点红药水，我唱的是眉户，其他也有唱秦腔的和陕北小调的，老乡们带着娃娃就在台前观看，俨然就跟看大戏一般。就这样，一直闹到半宿，始尽欢而散。 第二天要把砍伐下来的木头运回村庄，伐木场到村庄的路是很不平坦的，五个人抬一根木头，平路上还能用上劲，一过小沟凹地带就只有两头的人吃力，中间三人便悬空了，像老母猪肚子下面吊了三个小猪。这时我们已经开始学人体解剖了，两头的人都叫喊：我们的“僧帽肌”压坏了，中间三位都赶紧把手臂伸高，仍然够不着。这样的路一上午运一根也是很费劲的。 木头砍伐够了，我们大部分同学都返校了，丢下几位身强力壮的等学校车去帮着装车。 １９４１年盛夏，为了盖画室，做画板、画架，学校决定美术系全部停课当建筑工，我们又按体力强弱和工种的技术分了两组，大部分都参加土建工程；吕琳、划时等少数人参加木工。开工后，起初还得由正式建筑工人指挥帮助竖柱、上梁，到垒墙、盖顶时，就由我们自己干了。我是站在房顶上专门提泥包的，一天下来手臂都肿了。看来不管干什么事，只要经过锻炼坚持下去都能取得胜利的。一个夏天凭自己的双手建起一座一面采光的完全合乎要求的画室，表面虽不怎么好看，却实用。秋天，我们便搬到新的画室画人体模特儿了。结合画人体，王曼硕老师同时进一步教人体解剖学。下胡蛮老师讲《中国美术史》，张悟真老师教《透视学》。 除此而外，全校大课还有《中国近百年史》、《政治经济学概论》和《党的建设》。上大课是集中在礼堂边上的大院子里，最吸引人的大课是周扬老师讲的《新文学论》。每一节都感到很新鲜，有学问，听课时还要不时地记笔记，生怕漏掉一句，就密密麻麻往笔记本上写。墨水很快就用完一瓶。我们用的墨水是学校自制的一种紫墨水，笔是蘸水笔，又得边听边记，一但记慢就会漏掉一句，或弄错一个人的名字，实在也是很吃力的。养成了这种详细做笔记的习惯后，除上课外，也就找东西记，到资料室借到凡与美术有关的书都详细摘录，唯恐怕学不到东西就要回前方，认为这样就算充实了学问，掌握到了艺术。就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一年半，于１９４２年夏，全校便展开了一场有关“教学方针”的大辨论。当时大多数同学主张按原来正规化的方针学，我也持这种意见，就是感到本领不够用，才来鲁艺深造的。直到毛主席亲自到鲁艺讲话，问题才找到正确答案。 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不几天，起先贴出通知说，周扬同志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到大家刚集合起来，周扬同志便匆匆起来说：毛主席要亲自来传达。听后大家轰笑，周扬同志才觉察自己说错了，便改口说：毛主席亲自来鲁艺讲话。虽然当天传达没有听成，可是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却使人喜出望外。 第二天，会场设在大操场上，中央摆了一张桌子和两条长凳，一条单人坐凳。我们抢先坐到了桌子的跟前，不一会儿桥儿沟的各单位、包括肥皂厂的职工也来了，操场虽大，却密密麻麻站的水泄不通。等大家有秩序地站定后，周扬同志才陪着毛主席从学校教务室通操场的门洞走过来。先是雷呜般的掌声，毛主席即以手势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站在讲台前，还是先由座谈会“讲话”的内容谈起，讲到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时，主席说：提高得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好比一桶水，不能从空中提高。你们的教学计划要求提高，要求正规化，大家多数也都赞成，但不能忘记我们现在还是抗日第一，前方的战士和后方的群众首先要求的是普及。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五年，很多同志到延安来，都是本着抗日的目标来的，你们的教学计划要实行五年制，那时抗战胜利了，你们却连抗日前线也没去过，岂不辜负了原先的志愿？我劝你们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中间去。讲到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兵学习时，毛主席讲了一个很生动的典故，就是“黔驴技穷”的故事。说是贵州山里的老虎没有见过驴子，一天下山来先听见驴子的叫声，便吓了一跳，它不知驴子有多大本领，先试着接近它一下，毛驴踢了老虎一蹄子，老虎感到这也不算什么，又一试，还是一蹄子，老虎得知驴子的本领就这么两下，“技穷”了，于是便下手吃掉毛驴。这个驴子就是知识分子。毛主席还是和颜悦色地说：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嘛。 毛主席讲话后不久，华君武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稻草人，画题就是“知识架子”。 ４２年秋，我们响应毛主席到“大鲁艺”去的号召，美术系有我和林军、吕琳，音乐系有女同学黄准，一起报名到工厂实习。到工业局报到后，吕琳分配到八路军印刷厂，我们三人分配到了兵工厂，好在都在安塞，四个人便一同出发。吕琳先到，印刷厂是到兵工厂和必经之地，大约又走了五里地便到了兵工厂的所在地茶坊。兵工厂的主厂房是一个很大的石洞，里面安有十来台机床，发电机是一辆大卡车的引擎，村子里还有铸造场、模型班、修械场等。邻村还有制造酒精的酿造厂。总工程师是边区闻名的模范人物沈鸿，厂长是毛主席的侄子毛远跃。我们被分配做工人的文化教员。一年的时间，熟悉了工厂的生活，与工人交了朋友，和他们一起办了工人俱乐部，也画了些速写，以后刻了两幅木刻，就是取材于这个工厂的，一是《钻工》，一是《翻砂》。 ４３年初冬返回鲁艺，适逢中央医院成立三周年纪念，借调陈叔亮、牛乃文和我去帮助布置展览会。我们三人便在中央医院住了一个时期，各画了一套有关医疗卫生的连环画，陈叔亮同志是研究生，我和牛乃文是在叔亮同志的带领下工作，等纪念会后，他们二人仍回学校，我则被傅连璋处长提议，留在中央部总卫生处工作。说是专画卫生宣传画，实际医政科的其他工作也干。 ４３年春节后，由于鲁艺组织了秧歌队上街，第二年群众性的闹秧歌活动就大大普及开来。中央总卫生处也不甘落后，４４年春节早早做了准备，用秧歌剧这种形式宣传卫生知识。同时用油印刻印了一本挂历赠送有关单位。这些事情（包括编剧）都由我承担，好象从鲁艺出来的人什么都能干。说也奇怪，这秧歌剧的宣传效果还很灵，也许是傅处长在中央领导同志那里做了宣传，一天上午突然接得李富春同志的通知（当时他负责中直机关的领导工作）要卫生处的秧歌队到杨家岭表演。这对我这个组织秧歌队的人来说，真是忙开了手脚。结果是临场发挥的不好，唱的歌声很低。富春同志看了后说：内容不错，只是唱的太“卫生”了，象带上口罩一样。 也许与这次卫生宣传有关吧，４４年的夏天，卫生处又组织了妇婴卫生医疗队到蟠龙区一带巡回医疗，并派我当该队的政委。这年夏，我们便住在瓦窑堡子长县委机关里。 在一个晴雨不定的天气，为了提前赶到娘娘庙烧香之前，先摸清情况，做好宣传工作，我们决定在烧香会的头一天住到庙上到去。据说求子者都抢烧头炉香，往往天不亮就上山。我们想通过这些人了解她们活生生的思想的身体状况，以便针对性地做好巡回医疗工作，于是我便带了三个女同志提前上山。 韩子伟同志是中央医院的女医生，她担任医疗队的队长，另两位护士均比她年长，还有一位老中医，因为年长，就留在子长县了。 中午饭后，天气还是晴朗的，我们出了瓦窑堡，往西走五里路，就远远看到山顶的庙宇了，在周围都是土山的环境中，能建有这样一座庙宇，并且还有与之相称的松柏树，实在也不易，这样一处自然美景，使我们心情为之一爽，爬起坡来也觉得精神倍增，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到了山顶。 这座娘娘庙不是一座孤立的小庙，它有院门或叫做山门，院的正面是拾级而上的殿宇，送子观音的塑像就供奉在这里；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平房，算是厢房，因为厢房没有门窗，我们只能住在殿内。 趁天还亮的时候，在庙门外俯瞰城郊，瓦窑堡象是一座山城的城堡，环绕它的是大小和远近不等的村落、土窑洞，间或有一两家砖砌的窑面，村子的周围绿树成萌，黄昏时分，收工的人们，赶着牲口正在进村，鸡犬的鸣叫，和着人们的吆喝声，奏起了一曲和谐的牧歌和一幅诱人的风景画，在旅途上看到这些，不能不说是一种悦快的享受。 眼看天气由灰变暗，我们不得不同菩萨做伴了。 进入殿内，已是点灯时分，先燃自带的洋蜡，黄豆大的火苗映在神仙们的脸上，益发感到阴森可怖。睡觉自然不可能了，就在地上靠窗户的一角垫上干草，铺上了我们简单的行李，准备坐以待旦。三位女同志都显出有些害怕的样子，我便尽量给她们壮胆，用说故事，讲笑话来打发时间。 孰料，五黄六月的天气说变脸就变脸，突然阴云密布，雷电交加，一声炸雷轰响的同时，一道闪电的白光从窗户外射到菩萨们的脸上，几位女同志抱做一团，刹那间似乎气都不敢出了。这种场合，我只好充好汉，象哄孩子似地要大家别怕，说这是过云雨，很快就过去了。多亏是干打雷没下雨，否则，大雨倾盆会影响烧香人上山的。可是，经这一惊吓，好大一阵大家的情绪转不过来。 好容易，总算听到了人声，是赶头炉香的人上山来了。我们赶紧转移阵地，搬到了西厢房。乘天不亮人少的间隙，我们的医护人员开始做上香人的工作，了解到凡是求子心切的妇女，不是有病不能生育，便是生下来养不住。婴儿夭折的主要原因是“脐风病”，导致得这种病的原因是用破碗片割脐带这种落后的不卫生的习惯。 了解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又返回子长县，我们就找县文化馆，建议和他们合办一个妇婴卫生展览。由文化馆负责召集参观的群众，我们负责展品制作和讲解。我还为展览会做了一个泥塑的婴儿，以便如实地讲解示范。 这样一个来自生活，结合破除迷信的宣传方式，社会效果是非常好的。 也许与这次卫生宣传有关吧，４４年的夏天，卫生处又组织了妇婴卫生医疗队到蟠龙区一带巡回医疗，并派我当该队的政委。我除做一般的思想政治工作外，在蟠龙区青化砭高家窑子村还遇到了一件所谓“红鞋女妖精”阻挠医疗队开展工作的怪事。当时配合延安县保卫人员破获了这件巫神闹事案，回到延安即以此案为引由，在杨家岭举办了一次卫生宣传展览。展品中我画了一套揭露“红鞋女妖精”的连环画，另请鲁艺的张晓非同志画了一套《怎样养娃娃》的连环画。此外还有实物、图表、宣传画等展品，这个展览影响很大，为此，在边区劳模会期间，我竟被评为中直机关的模范工作者。 ４５年日本投降，党的“七大！刚开完不久，中央即发布命令向全国进军，各“山头”（这是整风后在“承认山头，消灭山头”后的一种叫法）都集中自己的干部开往前方，我即被晋绥山头调到党校，帮助马林、温一斋（当时改名柳云）调动并集中晋绥的干部。 重 返 晋 绥 十一月下旬，从延安出发返回晋绥，同行的有鲁艺的力群老师和音乐家张鲁。年底前到达晋绥，住到了晋绥分局招待所。这是我去延安五年后的又一转折点。鉴于在卫生处做了许多与美术无关的工作，就想到了改行，想乘局面大开展之际，到八分区（原二纵队所在战区）做党务工作，并得到分局组织部的同意。可是毕竟“美”心不死，就在等待分配的时间，跑到高家村见到马烽、束为等老战友，他们动员我画一幅年画，我也有妇婴卫生适于创作年画的题材，就创作了一幅题为《胖娃娃》的年画。没想到这幅画稿送到分局审阅，就被当时任宣传部长的张稼夫同志看中，便下令不去八分区，而改为到《晋绥日报》社工作。 晋绥一段的工作，主要是办晋绥《人民画报》。 下面是一段我１９４７年１月６日发表于《晋绥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人民画报》在晋绥边区的一些背景情况： １９４６年秋天，我来到杨家坡。下了黄土山，透过黄叶凋零的柳树林，远远就看到好几处悦目的巨幅壁画。雪白的粉墙，衬托着色彩鲜明的图画，庄稼户的晒场上满堆着谷穗，车处有变工队抢舞着镰架，这是一幅欢乐而美丽的秋收图。翻了身的农民，把自己这样生动的劳动场面，用画表现了出来。这壁画是去年夏锄时绘下来的，完全是现实的写照－－一个照壁上画着的单幅画《锄草图》。杨家坡的村民和驻地工厂的工友们，从《人民画报》上挑选了他们最熟悉、最感到亲切的一幅反映劳动生产斗争的画，临摹下来，借此来满足自己的文化要求。 另外，合作社的背墙上，也画了《汉奸闫锡山的几出丑戏》的连环画，首先给了该社的纺织工人以深刻印象，他们于出入之间常指着那些画讲：“看闫锡山那个球样子，再照镜子化妆吧（画上的一个场面），还能掩盖住那些汉奸事实？”熟悉闫逆丑史的杨怀章先生更痛快地称赞：“画的对，老闫自来就没做了一件好事，这不过是他在抗战前后的一段罪恶罢了。”杨先生还预备根据这个题材写一个秧歌剧本呢。 七月间，合作社开生产分红大会，五十多位社员代表，欢欣地庆贺自己经营的胜利。就在这个会上，十一期《人民画报》到了。这张画报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五周年的一张专号，上面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有共产党二十五年来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的连环史画。他们马上挂在生产品展览室的中央，大家赏识、讨论，他们都望着画报上中国人民的救星－－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木刻像，更增加了他们这天的欢快。 《人民画报》同样为妇女儿童们所喜爱。纺织女工们看了十九期画报上《裤子的故事》，觉得不但自己要把纺织工作搞好，更应该帮助本村的二流子婆姨转变。小学校从第四期起即选《人民画报》为公民课的主要教材。教员们利用了儿童对图画的爱好心理，使许多只用单纯文字讲解不易理解的常识，通过图画帮助了讲授。闫锡山的“兵农合一”即是这样教给学生们的。连环图画《模范儿童马儿则》，更激动了小学生及青年民兵们，看了这幅画，花牛、牛牛、拴命子等，连声叫好，并当场表演了马儿则在勾子军营下偷枪的动作，表示愿意向这位英勇机智的儿童学习。 《人民画报》在杨家坡就是这样随时随地被利用着。大家感到“看了书受了益”，因而对它发生了感情。大半年来，它的读者逐渐广了，直到最近，只要画报一到，总是成群的人围拢去看、去谈的。 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４日，《晋绥日报》肯定地指出，《人民画报》能够获得读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该刊内容适合群众需要，能配合时事、配合工作，如中共七七宣言、解放区自卫反击战、蒋军反内战起义等，都在画是画出来，群众很感兴趣，并帮助认识了时事。关于边区的各种工作，如减租减息、冬学、春耕、种棉、纺织、锄奸、儿童、妇女、反迷信、讲卫生等每期占据相当大的篇幅，群众不仅感到红火热闹，且有指导意义。”为了使《人民画报》真正成为宣传教育的好教材，晋绥解放区各县、区宣传教育部门和该刊取得密切联系，及时反映群众对画报的意见，督促做画的同志给画报投稿。该刊真正成为群众的良师益友和学习园地，也成为美术工作者与群众联系的纽带。 办《人民画报》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胜任而愉快的。说胜任，是由于我办过油印画报，对办画报有一定经验，又到洪涛印刷厂学了石印制版的技术，还擅长写小字，各种字体都还行；说愉快，是有力群、牛文和我一道工作，能充分发挥创作上的互助和学习作用。对创作提意见，已经成为自觉的行动，而且主动要求别人“打击”（就是无情的批评），知道只有如此“打击”才能提高。这一时期创作的气氛很浓，不象在卫生处一个人蹦跳真没有劲。力群同志已经从良师已经成为我们的益友。不象在鲁艺，总多少存有师生之间的距离，这时三个人睡一盘炕上，真正是无话不谈。创作上他也能做到“无情”，有时还亲自动手在木板上修改。正因为有了这些帮助，在晋绥工作的这一段，我的创作最多，也最有质量。 １９４７年，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在晋绥边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报社的许多同志被抽调下乡做土改工作。我因为身兼报社秘书和美术工作，做为美术组的人留在报社，但此时这些工作都显得不重要了。而土改运动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我向领导请示，一个人去晋南参加土改。因为是只身，就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南下九分区了。 从此后我便充分利用我的速写本，许多俘虏兵还散居在这些村庄懒洋洋地晒太阳，我把这种战后的现象记录下来。就是斗争地主的场面也可以随时速写。先当记者，取得群众的理解再画速写就顺当的多了。 在汾西县委住了十几天，参加了动员群众、发动群众和群众斗地主的会，写过几篇报道，其中一篇还发表在《晋绥日报》一版。离开汾西，我又去了蒲县，住在山头村。这个村和赵城打交界，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表兄史思文，他这时改名秦汉，在蒲县任副县长。再下一站就是洪赵县境了。各个县委的住地都经常变换，洪赵县委书记是梁生林，秘书就是樊村我小时的同学樊执信，还的高小的同学李一平、樊胜承，都是县委的领导，随洪赵县委下山，又到我的老家樊村。自然我得先看看家里是什么样子，这是我自离家参军后的第一次回家。 家，全变了样子，房子被日本人烧了，父亲在村里卖粽子，大妹妹卖给闫军的一名营长，二妹妹还很小，继母出外讨饭，把她拴在窗棂上，直哭得睡在窗台上；弟弟头上长了疮，我帮他到南沟水池子里很洗了一阵。就这么个家，第二天还给我包了十来个饺子，怎么吃得下去呢？ 山下的形势成了“拉锯战”。有的村庄我去敌人走，有的是敌人在我们不去。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一次，我们曾进到洪洞韩家庄，而且在敌我的夹缝中唱了一台蒲剧，这是万安镇的一个业余剧团，但很有水平，文武场及行头俱全，演完背着软包就走，我们也离开韩家庄连夜去了西姚头。 晋西南之行，新鲜、紧张，有新的收获，但不能久待，因为山下尚不能土改。４８年春便一个人背上行李回兴县。一天走过一百二十里路。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到了临县的三交镇。路遇在中央警卫团当指导员的鲁艺同志丁井文，他说中直单位都住在三交，我便乘此机会去看了卫生处的傅连璋处长，他招待我吃了饭，临行还送了我一瓶“鱼肝油丸”。 回到高家村，人们一见面议论的话题就是毛主席来到蔡家崖。果然，一天后，陆定一同志便到高家村来看我们，自然谈到前一段《晋绥日报》的情形，“按语”太厉害之类的话题。谈完以后编辑部的同志就提出想见见毛主席，定一同志答应去说说看。当天晚上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便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早饭后在蔡家崖毛主席接见我们。我当时担任社务委员会秘书，连夜帮助总编辑拉名单，通知参加的人，准备提问题。 人们兴奋的不能睡了，谈论着、等待着，有的熬不过，去打打盹，常芝青则吼叫，要大家无论如何去睡，否则明天不清醒，但是兴奋的头脑又不能说睡就睡，不少人都是刚迷糊着就又醒来，直到匆匆吃了早饭，便一块儿往蔡家崖跑。司令部的大门上站着岗哨，门外已经有人迎候我们，我们也就顺着迎候我们的人的指挥，穿过大院到了西南角的一间平房，房内事先摆好了一圈条凳，西墙根摆一张木板床。窗户下面给主席摆了一张沙发，一个小圆桌，常芝青同志坐在门背后的小凳上。不一会儿，贺老总、张子意同志便陪毛主席来了。开始大家是紧张而拘束的，等主席一个个握手并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后，会场便活跃起来，因为毛主席非常风趣，只要问到一些显得奇怪的名字，总要很幽默地开个玩笑，如问到高丽生，主席说：“好找，药铺里就有。”（指高丽参），问到阮迪民，又说：“你和水浒上阮氏兄弟是一家。”接着毛主席问大家：“谈些什么呀？”这时芝青把预备好的字条递给主席。第一个字条写的是“谈谈全党办报问题”，主席说：“这个题目太大。”又看第二个字条，这张字条上写的是“报纸如何宣传党的政策？”主席当即发挥起来。因为主席这次讲话后来全文都在“毛选”上发表了，我只就对我影响最深的如“一张一弛”的典故谈谈。主席首先说“弓”字的来由，并且站起来，以唱京戏的语调念白：“弓箭伺候！”接着说：“拉弓射箭必须一张一弛，所以张是拉开弓，弛是松开弦。”这便是我后来创作《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幅画的亲身感受。 另外，在讲解两条总路线时，则谆谆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领导的，是指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大众的，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就叫四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叫三敌。这条新民主主义总路线就是共产党领导‘四友’，打倒‘三敌’的革命。”土改总路线就是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绝不能伤害中农）要“有分别地人步骤地（这就是政策）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不是消灭人）发展生产。一定要落脚到生产上。”主席是很强调总路线的，说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除反复讲路线问题以外，还把两条总路线的内容写成了条幅。后来是我从分局将这两条题字取回，经过照像缩小再用木刻刻出来在《晋绥日报》上发表的。 这次谈话持续一个上午，中午毛主席还请我们和他一道吃了饭，晚上又一同在北坡的舞台上看了晋剧。 这一年，我和鲁青结了婚。 １９４８年深秋，为了新解放区对年画的大量需求，我们主动将《人民画报》停刊，集中全力创作新年画。在谈论如何改变印刷方式时有这么一段有趣的谈话：大家玩笑式地把每个人比作一味调料，有的属辣，有的属甜，有的属酸，而把我比作咸盐。意思是联系印刷制版这些杂事，别人不愿干的我都干。结论是：酸甜苦辣各有所好，唯有咸盐谁也离不开。比喻恰当与否到无关紧要，大家对我的这个评价，倒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印刷问题商量到最后，决定去新解放的县城汾阳解决。 去汾阳的路上，三人徒步，有时画速写，行走很慢，牛文出洋相，见到一个小毛驴迎面过来，赶牲口的人甩了两鞭子，小毛驴一边躲闪一边跑，牛文学驴的样子，逗得赶驴人也笑了。汾阳城里有三家石印工厂，技术也好，力群、牛文和我便在汾阳城里公家办的“益民书店”住下了。这家书店的经理就是王易凤同志，了解到几家石印厂的制版技术，知道他们对画的制版没有把握，我们便决定自己干了，毫无问题，这样做我是要担负重头活的。 值得倒叙的一件事，是我们来汾阳的途中，路经边山的一个村庄，住在一户老乡家里，见炕上坐着一位老太太的形象很入画，于是跟老太太商量，说为她画一张像，起初老太太满高兴，还梳了梳头，端坐待画，等到我们三人都画到半成品时，她越来越不自然，最后终于念叨出来：“这不对，不对的多哩！”话说着，声音已接近哭腔，哀求似地说：“我们家都是好人，我也老了，没做什么坏事。”此时我们也觉察到情况非同一般，当即把三张速写交给她，她才放心地笑了。显然，群众对我们产生了疑虑，这也难怪，三个穿灰军装的兵，猛的进人家门，又全都会画画儿，的确也够奇怪的。这说明我们和群众之间一定要相互了解，不了解不可能取得合作。有此教训，我们便特别注意了解别人的工作。只有干部的群众都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等彼此熟了再画速写，人们就配合了。 去汾阳一趟，也增加了许多见识。每天除爬在石印机上工作外，晚上全部时间是在戏园子里看戏。这期间，集中地看了一些传统戏，看进去了，因此也爱上了原先并不太喜欢的中路梆子。年画开印后，可以四处走走了，我给汾阳县委写了一块牌子；参观了基督教堂和国民党的“模范监狱，还看了汾阳的“商场”，基本上都是摊点，遇见了一位署名“梅生”的月份牌画家在卖自己的原作，问他好卖不好卖？他说好卖。照样再画一张也快。 时间待久了，就想再往外跑。于是我和牛文便由汾阳转平遥，再爬火车到榆次，到了攻打太原的最前线。准备进城的《山西日报》社人编辑人员住在上合流村，我们打听到蔡若虹同志也在那里，并担任《山西日报》第一任美术组长。我们去看了他。真是不巧，他的爱人夏雷同志正和另一位同志在两个窑顶上拉话，窑与窑之间担着厚厚的高梁杆，可当桥梁通过，可是夏雷同志却忘乎所以地在上面晃起来，这一晃乐要紧，便从高梁杆上掉下来了。可把若虹同志吓坏了，我们只好帮忙去救人，多亏上下都是草，虚惊一场。返回榆次时，看一队队担架的民兵正开赴火线，我们在一边闲走，实在也碍事，不如再返汾阳。不料返回时，上火车就有人查票了。那是个非常时期，哪来的车票？好在都是解放军，我们以为说句话便可以过去了，不料说清来由还不行，非要一件证明信一类的证件，于是掏来掏去，最后只掏出几斤粮票，检票员看我们也不象从火线上开小差的逃兵，也就放行了。 回到汾阳，年画已印齐，印刷品全由晋绥新华书店经理张文华同志带回兴县。牛文和他的夫人晓明回了他的老家灵石；力群去孝义，我则得到在大武贺龙中学任副校长的温一斋同志的帮助，他派了通讯员赶着马匹送我回到《晋绥日报》。 １９４９年，临汾解放，《晋绥日报》随之终刊。大批编辑记者南下创办《临汾日报》，留下少数人员继续出版《大众报》，社址也迁到陈家沟底。 这时，力群、少言同志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去了，留下我和牛文、刘正挺也一块儿去了陈家沟底。纪念“七．一”时还编绘出版了一期彩色专刊。 到了秋天，我们也得到命令，和家属一起去临汾。留在晋西北的地委书记郑林同志为我们送行，临行前和我们一道吃了饭，亲自送我们上了大卡车，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安全。可是汽车因过于陈旧，刚出城开上土坡就翻了，马槽上挂的饭锅已经滚下崖底，一直滚到蔚汾河的水中，车身完全倾斜，前轮悬空，挂在崖边。这一刹那我们都以为这辈子完了，幸好车轴中间的圆圪嗒卡在路当中的一块石头上，车才不致翻入河底，这是第一次出事，可也是最玄的一次。 等到收拾完残局，车继续上路，一路上车不知又坏了多少次，每次抛锚，都听司机说是“大瓦”坏了，走到晚上，车过山爬到离城最近的一个山庄，司机跳下车说：“大瓦”又坏了。只好就地住宿。经过一夜的修理，车总算能开动了，但走的极慢。过了临县，实在走不动了，在一个村子的戏台上住了一夜，只得雇了牛车才翻过薛公岭。到汾阳再倒上马车，把我们送到义棠火车站。 南下的火车根本没有钟点，等到半夜，来了一列闷罐子车和货车车厢，我们赶紧扒上闷罐子车，车内虽无座凳，却可以展开铺盖躺卧。车开的象牛车一样，到吃早饭的时间，才到了灵石。站上卖小吃的不少，可是火车没有一定的停站时间，不停地倒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乘停下的间隙，下站买了一碗小面，吃了半碗，车又开动，只好丢下碗再上车。总算正式开车了，沿途没有再生麻烦，到临汾站，还是原来的汽车来接我们，据说汽车是从旧公路经韩信岭到临汾的。 在鼓楼南街找了个住处，吃饭得走到地委机关。我们到达后，报社的同志听说我们翻了车，正准备为我们开追悼会呢！ 组织上在临汾决定，《晋绥日报》社的主要编辑记者，除少数分到陕西和内蒙，大部南下。 在临汾期间，我们渡过了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节。 南 下 重 庆 十月初南下的同志乘南同蒲的窄轨火车告别了临汾。鲁青正怀着我们的大儿子，就和其他家属在临汾成立留守处，暂留。 到我们登上南同蒲的火车，同志们都是兴奋的心情，因为将要和二野会合进入战斗行军了。毕竟还是头一天登程，车上又全是我们的人，去过大地方的同志就一面揶喻闫锡山修了这么一条窄铁路，唯恐别人进入山西，一面又说平汉路如何好！李少言知道的更多，说哪个站有什么名吃，哪个站又有什么果品。大家的话很多，好像将要换一个新的天地去生活。 我们乘坐的也算专列，在灵石以南，既没有上车的人，也没有下车的人，只在大站上加加水，略停片刻就又开动，算是顺利。可是还不到介休，就有一家在这辆车上乘坐的驻军喊着要叫火车在介休的某个村庄停下来。司机哪能听得见？可我们的战士也有办法，便从车顶上一节一节爬到机车上，命令司机立即“给我停车！”司机均为接管人员，无章可循，叫停就停吧。对今天的人们来说真是怪事。 到了榆次，换乘正太路的宽轨车，上车的人们中又添了新的穿军装的人，但都不是战斗部队，车还属军车。到石家庄，专为我们报社的人挂了一节软席车。由于前面的铁路受到破坏，车不能沿平汉路南下，而要绕经津浦路。行至衡水，车停下来不能前进，时间将近午夜，车站还有一家饭馆亮着灯，李少言带着我和牛文吃了顿饭，还喝了二两酒，临算账，要的真贵，李少言当着掌柜的面说：“杀人小店！”吃完，我们上车打了一会儿盹，仍未开车。 天亮时才到德州，想不到还有扒鸡，为了解馋，也买了一只，多亏《晋绥日报》结束时还剩了些钱，上火车前就给大家分了点儿零花钱。 到济南，车停了几个钟头。可以逛逛大街了。又是一个上灯的时间，商店里亮起了日光灯，这也成了稀罕物。有的人还逛了大明湖。心想“这才算大城市！” 再走一大站，到了徐州。车站上还能看到淮海战役留下的痕迹。一个烈士的父亲在往家乡运儿子的尸体，老汉坐在一块石头上抽旱烟，身边就躺着用布包裹起来的牺牲了的战士。真是可敬可叹！ 徐州的午餐是在一家饭店集体包了两桌饭，饭桌设在二楼，中等饭菜。奇怪的是这里把醋称作“忌讳”。吃完饭就开车，车行陇海路经开封到郑州。李少言说，经过某一小站时有卖成串的小馍馍。果然如此，到了这一站，叫卖者就从窗户外举起用竹签串的一根根小馍，既然这么出名，自然得尝尝。以后车向西行，直驶郑州。 郑州再往南，本应直奔汉口了，孰料离开郑州不久，我们乘坐的火车就和北上的火车相撞了。我们坐的车厢靠后，尚未脱离铁轨，可是两辆机车都翻倒在路基底下了。这下想走也不能走了。可是时间又不能耽误，车上的负责同志星夜和汉口方面联系，要求再发一列车北上接我们。过了一个时辰，车来了。我们背着行李，下车绕过车头相撞的路段，上了一列闷罐车，这车本是拉牲口的，地下还有一丛草，虽然脏些，但可以展开被子睡，一睡便着，管它车身多摇晃，一觉就睡到江岸。正当酣睡时，“咣当”一声，大伙全醒了。这又是一撞，这一撞可非同小可，大概是力量过大的原因，把整整一列车甩到平行的各条铁轨上去了。江岸是个大站，铁轨并排铺着，我们的车便脱离了车列，分别几岔跑到其他轨道上去了。下去一看，不是撞车，而是车自己甩出去的，前面并无开过来的车头。据检查人员说，事故责任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车站发停站信号发迟了；另一方面是火车没有按行经车站时的要求减速。到车已经进站，车站才亮出红灯，火车在高速行进中急刹车，机车猛的减速，后边的车厢均未下闸，车轮仍在飞转，这样，就拦腰把车皮挤在了两边。车上的一位首长大声说：“铁路上尽是些刚接管下来的国民党，不负责任的旧人员！” 已经快到汉口了，出了这么个大事故，再不值得等待，车上负责同志便通知汉口方面派汽车来接。不一会儿，来了两辆大型轿车，把我们接到汉口一家商店的二楼住下。这时，看见一楼的楼道上正摆着香烛，灯火辉煌地举行婚礼。 这算是真正进了大城市，我们这些人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道，看着外边，真有点目不暇接。 在汉口便正式编入二野的建制，由二野驻汉口的留守处负责一切。首长很关照我们，嘱咐不要乱跑，上街时不要单独行动，因为汉口还是新解放的城市。又说沿途受了不少罪，先休息两天再去长沙。我们哪能休息得下，除了逛街还在理发店理了发，算是开了“洋荤”。 由汉口去长沙，是二野包了两辆商车，也就是当时的公共汽车吧，但比起现在的公共汽车，设备还差的很远。一路颠簸到了长沙，已是中午过后。午饭是自己随意吃，在这种时候，我和牛文一步也不敢离开少言，因为他在我们中间算是到过大地方的人。除少言外，还有吴林，他是湖南常德人。我们三人进到一家挂着“汾酒”招牌的饭馆里，喝了二两，问老板，这儿是不是山西杏花村的汾酒，老板说不是，汾酒是当地人对白干的通称。在这个馆子里，还吃了两碗米粉。下午则启程去常德。 常德是当时二野司令部所在地，刘、邓首长命令改善伙食，犒赏我们，几个人一组，一大盆猪肉块子烩大菜，大米馒头都有。从此又过上了军事生活。 再往前走，就要经贵州白马山绕道入川了。出发前邓小平政委亲自做了动员，要求后勤部队一定要照顾我们，同时要求我们一定要服从指挥，说前面就是在战斗中进军了。邓政委宣布：从现在起你们就属《新华日报》社的一个单位，除原《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外，又添了几位上海来的年轻记者。这个新单位就独乘两辆辆军车，夹在后勤部队中间行进。上了白马山，公路弯道极多，不少同志经不住旋转中疾进而呕吐不止，但人人都意识到这是在前线，再大的苦楚也在忍受着。从此这个单位的全体，在住宿方面，也只能有什么条件就住什么条件，经常都是在一个大房间里打地铺，虽然夜里各式各样的声音都有，有的打鼾，有的磨牙，有的说梦话，有的在梦话中还与另一位梦话者牛头不对马嘴地对话，惹得被吵醒的人大笑不止。说是吃苦吧，大家只有胜利进军中的乐。第二天在行进就打开车蓬，几位年轻的上海同志在马槽中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新歌曲，这绝不是苦中作乐，而是快乐中忘记了吃苦。 行进并不完全顺利，到下了高山的公路上，走不了多远，就有被破坏的断路，得下车填土搭便桥。这证明国民党军已无还手之力，只能以破坏公路来延缓解放军的进军速度，以便于他们有逃跑的时间。因此，我们虽有打仗的思想准备，却没有真的打起来过。倒是沿路看到不少路旁的尸体，和化妆的了国民党逃兵，看他们三三两两地张惶鬼祟的模样，看见我们的车冲他们来，就顺荆棘丛往下跳，我们哪顾得上管他们。越接近四川，看到的这种所谓战场的现象越多，也许前面的战斗部队总是打了几仗，否则哪来的尸体？ 再往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就更大了，这就是有名的第二次过乌江。队伍行至乌江岸边，刘、邓首长也停在那里，由战斗部队护送我们过江。原来的渡船全被国民党烧毁了，江面只有被我地下党藏起来的一只船，只能分批过江，船是上下两层，上层是掌舵的艄公，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司令部指挥战斗，因此先过，过江后掩护我们，我们是第二船过江。江水夹在两岸的石壁间湍急地流着，石壁的两端各栽一根楔子，中间拉一条竹编的粗绳连结起来，船的下层也有一根木桩，绳索必须绕过木桩，再由乘船的人拉着竹索滑过对岸。这种方法和渡黄河完全两样。我们乘坐的这一次船上都是一些不懂得船规的知识份子，不知是谁，大概嫌竹索在船舱里碍手碍脚，就自以为是地将竹索拨在木桩外面了，当时船在岸边，竹索较松驰，船上的人还能握住竹索牵引，等到船至中流，水急浪大，船飞速往前疾驰，竹索被木桩挡住了，崩得很紧，笔直的竹索便成了锐角，木桩顶住了竹索，再也不能前进，眼看有一两根竹条已经断裂，在这万分危机的关头，船上的舵手也无能为力了，大喊对岸的伐子（小木船）赶快过来先把人分批载过去，等我们张惶逃出险境，竹索已经被割的只剩三、五根了。这是一次最大的遇险，幸有伐子营救，否则必定葬身鱼腹。 过了乌江，每人都吓呆了。以后很长时间，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后怕。 此后不久便到了一个大集中点，换了一辆军车，直开至嘉陵江边，隔岸就是重庆的江北重镇。在到在达重庆之前，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做了一面横幅红旗，旗上标识了《新华日报》四个大字。１２月６日，跟我们一道进驻报社做接管工作的军代表徐君曼，和社长常芝青同志对大家讲了些应注意的事项，便过江进入市区。嘉陵江的渡口均为轮渡，坐在汽车上就可渡江，我们高举《新华日报》的横幅，耀武扬威地开上山城。正是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街上行人虽不算多，而象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还是有一些，三三两两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我们的车子开的很慢，行人中不时喊着：“看，《新华日报》！”他们兴奋了跳跃着向我们招手，我们则在车上鼓掌，以久别重逢的心情与他们相互交流着。车子到了黄家垭，远远就看见一座三层楼的楼顶上，竖着霓虹灯的《中央日报》的牌子，附近还有“中正书店”之类的旧招牌、匾额，看上去还完全保留着国民党时代的样子。 中央日报的下层工作人员，全部由我们接管下来，军管工作较为顺利。住下后，根据中共西南局的指示要尽快出报。中央日报的旧址是在大马路西边，因为重庆市区的街道是斜的，便姑且将马路北叫做编辑部和印刷厂，马路南是宿舍（即中正书局）。我和牛文就住在宿舍的二楼，顺着山势看下去，是一片并不整齐的房屋，我们的工作就在宿舍里干。我在新出版的第一期《新华日报》上画了一幅将蒋介石投入垃圾箱的漫画，这是第一次通过制锌版印刷出来的作品。新的《新华日报》，是中共西南局的机关报，而不是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但与那时的报纸，又有继承关系，因为都是共产党办的报纸，而且原《新华日报》在读者中已有很大的威望。这样一份报纸，单靠伪《中央日报》的设备，是大大不能适应了。西南局很快决定我们搬到林森路（后改为解放路）杨森住罢的“西南长官公署”的大院里。迁址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国民党的遗留物，如照壁上的青天白日的“国徽”得铲除，办公室得改造，一切福利设施得从头来。不过这都得一边出报一边建设。有些则是迫在眉睫的，如制版设备，伪《中央日报》就没有，制一块版还得花几十块白洋到制版商那里去制。为此，曾经一度恢复用木刻刻漫画。 市民们说，解放重庆太神速了，国民党退却时来不及转移的财物，就用炸药炸毁了，对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也都处决了。而被杀害的就有我们在鲁艺美术系的女同学、杨森的侄女吴敏。这令我们非常吃惊，同时感到极大的义愤。也有一些迷惑不解：是杨森自己下了毒手？还是国民党的特务干掉了她？为此，我和牛文就想到渣滓洞凭吊这位烈士。正好有位去为杨虎城将军收尸的同志乘坐的吉普车路经报社，我们便搭车去渣滓洞。到达这个魔窟的山顶，看到的是一付付薄皮棺木，南方天热，远远便嗅到一股尸气味，哪能辩出哪具棺材是吴敏的呢？只也随着吊唁杨虎城将军的同志一道去看杨将军的遗体。杨将军的家属是被蒋匪活埋的，而杨将军本人在我们看来，则是被特务乱刀砍死，后又用喷火枪喷过毁尸的样子。此刻，杨将军的遗体用白布从头到脚缠裹着，这是由我们的同志收敛后，搁在一个亭子间里的。杨将军的夫人已经火化，骨灰就在我们坐的车上。去处理后事的同志把骨灰取下，便空车回重庆，我们也就此回来了。 这期间，我和牛文抽空去了一趟壁山，坐公共汽车到县城，沿路一片南方的水田。到县上自然也是军管会的同志接待我们。晚上到街上的茶馆喝了两碗浓茶，一夜不曾睡着。次日顺水路坐小船下乡。老乡中午下田为我们捞鱼吃，主食当然是米饭了。在乡下，我们画了好些速写，四川人很开通，并未遇到什么麻烦。晚上还跟青年农民一块儿开了娱乐晚会。 从乡下返回报社，报社仍在搞建设，主要是添加工厂的设备。日报的需要，因条件不具备供应不上，西南局宣传部又要求我们出《西南画报》。廖井丹副部长召见我，亲自布置任务，说先用单张的画页把画报亮出来，接着再拨款买彩印机，改印画册。回到报社，芝青同志通知我，任命我为《西南画报》社社长，并要求立即编辑创刊号。为了画报的稿件，我又和牛文去了一趟天府煤矿，回来创作了《安装水泵》的钢笔画。 我们的分工仍象在晋绥办画报时一样，李少言同志分管日报的美术工作，美术组包括摄影，因而增加了袁毅平、阮志军等几位摄影记者。此外，还有在重庆地下党工作的安林和她的丈夫谭学凯、从上海来的黄玄之等，不久，李焕民也从中央美院分配到《新华日报》。画报还是我和牛文分管。我们很快编起创刊号，内容多为摄影作品，少量美术作品，加一发刊词。麻烦还是出在印刷上，一家私人胶印厂承印了画报，不但要价很高，还没有排版经验，结果还得自己动手，发刊词仍是我手写上去的。商人毕竟是商人，遇到困难就提条件，说字型不够，要到外面去铸字，在胶版上写字，是他们不曾料到的。可是以后再不能这样迁就了，于是西南局下决心立即拨款派人到上海买机器。〖FL)〗 “五一”后，临汾留守处的负责人，原晋绥新华书店的经理张文华同志护送家属们来到重庆。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儿子，还没有名字，由于他的出生伴随着我们的入川行动，便起名叫张小川。从此我便有了个象样的家。鲁青很快就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雇了个保姆带孩子，保姆名叫杨玉如，杨姨和我们相处得很好，对工作也很尽力。家安排妥当后，组织上便派我和张文华去上海买印刷机。 去上海，我们买的船票是由重庆直达南京的。走水路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好在两个人同行，还比较好办。这一路，买船票、饭票，一切财物管理都是张文华同志的事。沿长江行船，不断听到有关三国的故事，脑子中总浮现出小时候看戏时的人物，触景生情，象“火烧赤壁”的故事，本来就很熟，现在，这当初雄浑壮烈的古战场就在眼前，我们正在走的路，正是诸葛亮草船借箭，火烧曹操百万雄兵的地方，不由激起许多联想：曹操怎么那么莽呢？本来带的就不是水兵，为什么还把战船连在一起呢？以为冬天只有西北风，就没有一点气象常识？以致遭到诸葛亮“祭东风”火烧战船的算计；周瑜也真是的，不怪自己学问浅，从而发奋自强学习，偏要被诸葛亮气死呢？可叹！可叹！ 这些替古人担忧的话题，与张文华同志很谈得来，中途还上来一位穿军装的同志，一块儿听我“摆龙门阵”。其实顺江而下绝不是只有这些迷人的故事，单是湖光山色，便美不胜收，真实的长江刺激着脑子里构想的艺术的“长江万里图”，可惜当时没有带速写本，把最有新鲜感的印象放过去了。 到了南京，我们仍和这位军人在一起，城里乱糟糟的，住处也不好，到公共厕所还要收门票，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里觉得不顺，也许与此地与原先设想距离太大有关，总觉得解放了的城市，又是蒋介石的京城，不应当这样没秩序。好在这位年轻的军人一直跟着我们行动，似乎还有些安全感。 从南京再搭火车到上海，车站也是乱哄哄的，候车室站着几位巡视的军人，即使如此，眼看着还有人用钢笔公开涂改车票，当然，被涂改的车票还是被没收了。 我对南京的印象十分不好。 到了上海则是另一回事了，南京路上，车流如潮，“先施公司”、“大新公司”依然繁荣兴旺，只是对穿着旗袍的女招待动不动就笑嘻嘻地拉人很看不惯。 张文华同志就在这闸区附近找了一家中等旅馆，住下来后，才开始联系买机器的事。文华同志还是有办法的，他说，咱们住大旅店住不起，太贵；小旅店又办不了事，在中等旅店住对办事有好处。就在这家旅馆，他打听到了卖机器的商人，当天下午，机器厂的老板就来了，带来了他们宣传品的价目单，晚上就到一家大酒店去吃饭，自然是单间。隔壁的房间也是一家老板请客，好象是一家人陪着一位主客，老板的十来岁的儿子唱的一口京剧，唱罢，主客全都喝彩鼓掌，这大概就是上海的夜生活吧。我们只管提醒自己可不敢陷入这花天酒地的生活。经机械厂的老板推荐，又与油墨厂的老板取得了联系，这位老板也是随手带来了印刷品，宣传他家的油墨。我不懂做生意，这件买卖如何成交就全部交由张文华同志来定了。为了编画册计，我提出要与“三友公司”接触一下，这倒好办，一个电话就联系上了。“三友”是专门出版月份牌年画和《三友》画报的。我很快被送到“三友实业公司”，经理是一位老者，谈话之间，他知道我是搞美术的，十分热情，也介绍了他们关于如何组稿和编辑的经验。这位老板更慷慨，请吃饭请到国际饭店。 我来上海当然不完全是买印刷机，更主要的是学习怎样办大型画册。“三友”虽然还送了我们一套资料，但那总是旧的。这里事情办完，我按原定计划去北京向《人民画报》学习。买机器的方面的事，有些还得请示西南局才能最后决定，于是我们商量同去北京。 由上海去北京的卧铺票也不好买，最后还是到车上才登记买到了一张硬卧的上层。在上海几天有点儿困，上了高层的铺上也有好处，不受车厢的干扰，一晚上睡得很好，到了北京站醒过来。 来北京也是第一次，可是心情却完全不同了。第一，这是我们的首都，毛主席和中央首长都在这里，首先有一种安全感、尊严感。等二，这里熟人很多，只要打听到一家，就可以都联系上。下车后，乘电车直奔王府井，大街上等一个映入眼睑的就是高高竖起的《人民画报》的牌子，进门一问，说这不是编辑部。我从重庆起身时开有介绍信，是给中组部的，我持信便闯到中南海。找到中组部，接待我的同志说，山西曾有办画报的经验。我知道是指我们所办的晋绥《人民画报》，我没作什么说明，只要求组织部介绍我去北京《人民画报》。等组织部开了信，我便到东华门找到画报的负责同志朱丹。这样我便住在他们的宿舍，宿舍院里住有安林同志一家，我和她们都很熟悉，重逢之后，大家都很愉快。 经我和张文华同志商量，他先回重庆汇报，看买印刷机的事该如何定，我则暂留北京向《人民画报》学习。商量定，我们就分手了。 在《人民画报》宿舍住下之后，有几次吃了饭反胃，便想到中央总卫生处的熟人，打听到戴波同志担任天坛医院的院长，便去医院看病。经检查，是得了胃下垂，于是当即住院治疗。戴波同志不愿叫我住病房，当时天气正热，便在医院小礼堂的一个单间房子里，为我支起一张床，雇了一位老年人做饭加护理。经过一段疗养，身体很快恢复了。此时我写信给报社想请假回山西老家看看。得到允许后，我便独自坐火车到太原。下车后坐三轮找到山西文联。看传达室的就是刘平杜。她刚起床，一边穿衣，一边哈哈大笑。力群同志不在，去华北文联出差。我不曾多待，住了一宿，在太原街上买了一瓶老陈醋，两瓶竹叶青和一些点心、饼干之类，再坐火车回赵城。赵城下车由县城到樊村这段路，就只好派差由马车送到家了。 家里正在收麦，炕上地下都是麦子。父亲没有料到我会回来，对送我回家的城里人也不知道怎么招待。我说吃干面，家里人说，没油，无法炒菜。多亏我在赵城起程时就打了油，买了菜。新麦刚打下，面是不成问题。这顿饭还吃得不错。城里人临走时，也表示满意。 多年没有回来，既回来就得该看的都去看看，首先要去辛府村舅舅家，对于我的到来，舅舅自然更感到突如其来。又给他们带回去一百块钱，舅舅叮嘱表兄弟们说：“这是给我的，你们谁也不准乱花！”这话对我也是一种慰籍。 在我们村，几家姓张的长辈也得去看看。在北京起身时，从东安市场买了几件小玩意儿，送给了长辈们的娃娃做为小礼品。我还带了一架相机，给我的家人（包括我舅舅）分别照了几张像，那时我还是初学摄影，只是从重庆走时，刚刚向袁毅平学的，像机也是公家的。 所见到的村里情况是好的，小麦丰收，家家忙忙着打场。村子和解放前比，没有多少变化，但也不象我土改回来时那样家家少吃没穿。 临走时，我决心带我父亲去北京，让老人家在有生之年出去见见世面。当然，从乘火车，到进北京城，对老人家来说都是意想不到的，新鲜的。到了北京，我俩暂住画报社宿舍。北京在解放初期楼房还不多，我们住在四合院里，十分方便，天气虽有些热，但也还适于游逛。 我陪父亲看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和王府井百货商店、东安市场；还陪他看了几场电影。算是尽了我半生来的一点孝心，他临走时，我把他送上软席车。父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虽然来京城一趟没有多说几句话，但我相信他回去后一定会在乡亲们面前炫耀一番的。 父亲走后，我搬到辛司胡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创作室，因为我当时正为出版社画一套连环画。同时应华君武同志之邀，又为《人民日报》画了一幅漫画。这时，原先担任美术组副组长的邵宇同志他调，君武便想调我来顶替邵宇的工作，我自然也同意调到北京。说定之后很快便下了调令。１９５１年春天，我和鲁青及孩子一道调到《人民日报》。 在人民日报 《新华日报》是够意思的，给我们买了长江“民主”号头等舱的船票，舱内如同宾馆一样，正好两张床带一个小孩。沿江的景色依然如旧，但内心有一种赴京应试的感觉。船到宜昌照旧停泊半天，卖小吃的却送上了船，好象水上的小市场。 到武汉，一切只能靠自己了，找旅馆、买火车票，由我负责；鲁青只照看孩子和随身的物件。也还顺利。车票买的是软卧，旅馆就在码头上。一切就绪后，天色还早，我即与在武汉工作的张菊同志通电话，很快，蓬荆也从武钢来了，他当武钢的经理，虽很忙，还和我们玩儿了半天，买了新鲜荔枝吃了个够。到晚，才回到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