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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上海嘉定人。早年即赴美留学,1905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和外交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和荣誉法学博士。1912年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与中华民国同年开始。
1912年民国成立,在内阁总理唐绍仪的延揽下,顾维钧出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款”。当时,顾维钧建议以争取外援的方式瓦解日本侵略的企图。 1919年,顾维钧参加巴黎和会,他以“中国人不能放弃山东”如同“基督教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打动了各国代表的心。日本代表团在和会上提出无理要求,要求继承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权利,顾维钧和中国代表团与日本代表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辩论中,顾维钧不用发言稿,出口成章,英语流利、用词正确、慷慨陈词,从历史、人文等诸方面阐明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严正立场,驳得日本代表理穷词屈,此举不仅保住了山东,同时也奠定了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的地位。他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拒签“巴黎和约”的举动,开创了近代中国外交的新时代。顾维钧在和会上拒绝签字的行为,是中国人第一次挺起胸膛,向列强说“不”,被历史学家誉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翻开了光辉的一页。 他的外交实践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外交沧桑变迁的最好见证,他的外交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据《文汇报》报道,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顾维钧的爱国精神和外交才干以及他对中国外交作出的贡献。与会学者指出,顾维钧是近代中国外交家的杰出代表。建国以来,中国学术界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对于近代外交家的评价是有失公正的。有的学者提出了“重新评价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命题,并从外交家所处的国际环境、背负的民族责任、队伍构成和知识结构、历史地位与社会贡献诸方面,将民国外交家与他们的前辈进行比较,指出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外交家是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多彩的个性形象。他们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留下的闪光记录应该载入史册,他们在外交实践中所创造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应该得到认真的总结,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顾维钧的敏捷反应、犀利辩才,成功的扭转了清末以来,中国积弱不振的外交地位,同时也成为后来外交界选才的标准。曾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就说过,一个外交官如果可以兼具王宠惠的智能、施肇基的气概以及顾维钧的机智,那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外交全才。 二次大战后,在顾维钧的促使下,1944年,中、美、英、苏四国于华盛顿召开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并起草“联合国宪章”。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代表中国首先签署,联合国正式成立。 从1912到1967,五十六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英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等。同年赴旧金山,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1946至1948年,为出席联合国第一届、第二届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 赴台后任台湾当局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1956年聘任“总统府资政”。1957年至1967年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并于1964到1967年任副院长。1967年,80高龄的顾维钧,以海牙国际法院副庭长职务退休,正式退出外交战场。退休后的顾维钧,与第三任妻子严幼韵及后辈子孙,长期定居在美国的曼哈顿,并且利用余生纪录了个人回忆录,也等于是写下了完整的近代中国外交史。 1985年,这位外交界的元老以98岁的高龄,告别人生的舞台。 著有《外国人在中国的地位》、《致国联李顿调查委员会备忘录》、《门户开放改革》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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