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2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周报》社、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贺绿汀百年诞辰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音乐界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这次座谈会的动议，出自作曲家王西麟，他说：贺老的音乐思想在中国有特殊、重大的历史意义！ 　　 　　　　萧梅（研究员）认为：贺老在上一个世纪的经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足迹，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身后举行的系列纪念活动，也是历史的延伸。贺老生前对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投注了很多的关爱。1997年我本人因为调查当时上海的音乐社团与作曲家的互动关系，到上海采访了贺老。在音乐研究所编的《中国音乐年鉴》10周年册中，贺老给我们题了词“今史辩”，这里面包含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另据向延生介绍，由音乐研究所主编的《聂耳全集》、《近现代音乐家传》等书，在立项、审批及编辑过程中，均得到过贺老的支持。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火召说：贺老一生在音乐创作、音乐理论、音乐教育以及社会音乐活动诸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卓越成就，他的曲品、文品、人品、艺品是音乐工作者的楷模。他留下的作品和音乐论著，是20世纪中国音乐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贺老一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对敌斗争上，在思想和学术领域维护和坚持真理上，是文艺界有名的硬骨头。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中，无论是文革前后，也不论别人以什么方式来对待他，他总是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坦诚直言。几十年里，贺老辛辛苦苦办学，勤勤恳恳教书，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写作，堂堂正正做人，这是全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尊敬、爱戴、钦佩他的根本原因，也是最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贺绿汀早期的学生陈贻鑫、杜鸣心、熊克炎、俞玉姿教授等人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末及40年代初的育才学校期间，贺老就开始实施固定唱名法，杜鸣心在这个基础上，1954年成功考取了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熊克炎则接续了贺绿汀的事业，在新中国无怨无悔地教了一辈子视唱练耳。贺绿汀在95岁高龄，为熊克炎结集出版的视唱练耳教材题词：“音乐最重要的基础，是视唱练耳。”即是对熊克炎从事的视唱练耳事业的肯定，也是贺老自己早期视唱练耳教学实践重大意义的重申。俞玉姿回忆贺绿汀在建国前夕，即已亲自在课堂上教唱陕北民歌，由此显现出如影随形相伴贺老一生的所谓学院派，大、洋、古之类不实之辞的偏颇。陈贻鑫认为：“贺绿汀不仅是一个伟大作曲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从育才学校的20几个学生的音乐教育开始，他拟定了很详细的教学计划，以后他又筹办上海音乐学院的附中、附小，并在他到达上海后，很快就把它们建立起来。”杜鸣心说：“贺绿汀在中国音乐界是继黄自、聂耳、星海以后，非常重要的音乐家，他的建树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苏夏教授谈到了贺绿汀的人格魅力，“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文革期间，他敢于以彼正义之躯，在所谓电视斗争会上，与四人帮爪牙们争抢话筒，揭发其丑行，虽被打得头破血流，却为真理永不屈服、宁折不弯；他绝不趋炎附势于左的当权者，面对所谓资产阶级创作观、技术至上、忽视政治、不重视生活等等上纲上线而据理力争、坦诚直言。贺绿汀朴实的外貌、无华的语言，给人一种真诚感，以致使当年20芳龄，并已办好一切留法手续的周广仁，在贺绿汀的感召下，毅然为共和国服务终身无怨无悔。”诚如周广仁所说：“我这一步走对了，我要是出国了，就没有我的今天，国家后来确实也培养了我。”不久，她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艺术家代表团的成员，使东欧的听众在领略新中国钢琴家风采的同时，也知道了什么是真正属于中国现代的钢琴曲。而她演奏中国钢琴曲也成为一种职业习惯，并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钢琴家，有责任和义务，来宣传中国的作品！” 　　 　　　　作曲家王西麟说：“人人都知道说真话是一个最普通、最基本的人格，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强调。而贺老感人至深的人格重心，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形势，都坚持说真话。说真话不是简单的草莽匹夫的一时之勇，也不是封建仕大夫的铮铮铁骨，而是基于他对艺术及其规律的科学的、历史的、深刻的认识和洞察，并且是基于他做人的准则，及一个艺术家、作曲家的朴素的品格。但是今天连这种品格，我们都在如此郑重地讨论，可见我们说真话还是不容易的！” 　　 　　　　李岩发言，贺绿汀在理论上并见诸文字的第一句真话，是他20世纪30年代对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批评，当时的“新音乐”，已然成为一种“伟大而贫弱”的歌声，究其原因，就是太不讲究艺术性及相应的技术，贺绿汀当时指出：“抗战歌曲到现在没有什么进步，有质量的并不多，大部分愈来愈千篇一律，写歌词的人往往写得又空洞、又抽象、又不通俗；或者老是’起来起来’、’打倒打倒’，或者把许多的标语很机械地串连起来；作曲的人也老是那一套现成膏药，照样12345填下去，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现象。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会使人神经麻痹，对于这些救亡歌曲发生厌倦，也要直接影响我们同胞抗战的情绪。”。这个批评虽然切中时弊，但这是他以后连遭噩运的一个重要缘由。1993年7月20日纪念贺绿汀90诞辰庆祝活动时，吕骥并没有把身为共产党员、并写过很多抗日救亡歌曲的贺绿汀看成是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一员，而似乎是一个纯正的“学院派”。但恰恰是学院派的人物如黄自等，在救亡派之前，写出了《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撼人心魄的救亡歌曲。无产阶级艺术家要使用有技术、好的艺术形式，才能使他要表达的思想更有力。 　　 　　　　从一个音乐批评家的角度来审视贺绿汀所讲过的真话，居其宏认为，贺绿汀的音乐批评理论与实践，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他以敏锐的目光和高屋建瓴的视角，抓住中国乐坛最普遍、最紧要的问题。发表于1954年《人民音乐》3月号的《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是他对建国初期新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的总纲，涉及政治与业务、生活与技巧、内容与形式、中西关系、创作与批评等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并对当时中国乐坛上的不尊重艺术规律和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不正常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关于“德彪西的讨论”中，贺绿汀（化名山谷）在1963年25日《文汇报》发表《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对姚文元文章《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中“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恶劣文风，提出尖锐的批评。贺文力排众议、登高一呼，体现了他一贯的批评立场和风骨。 　　 　　　　1990年6月，贺老已届87岁，面对紧锣密鼓筹备的“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以及音乐报刊上某些报道和中国音协内部材料中浓浓的火药味，老人家忧心忡忡，批评家的忧患意识和理论勇气驱使他再次挥毫为文：“仿佛音乐界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实际上把艺术与政治混在一起，又重新搞从三十年代开始音乐界极左派的那一套给音乐工作者扣帽子、打棍子的故技，是不得人心的，是严重违反目前党中央的政策的，难道这也能叫安定团结吗？也能叫马克思主义吗？”它不啻为音乐界的正义之声、真理之声，它吹响了音乐界与极左思潮进行不懈斗争的号角，鼓舞并激励后代批评家发扬无私无畏的科学精神，遵循音乐艺术基本规律，服膺音乐批评的学理标准，在各种错误的政治压力面前一往无前，永不退缩。 　　 　　　　2001年11月20日“纪念黎锦晖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周巍峙真诚地反思道：“我们对过去很多音乐界的情况，历史的发展、人物的研究都缺乏知识，很幼稚。左的思潮的影响，在三十年代就有，当时所谓学院派，就是资产阶级派，……带着这种’偏见’，对排上这个队的人或者不屑一顾，漠视他们的历史作用，或者加以夸大、攻击。……而我们这方面的偏见，是因为无知。历史是抹杀不掉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离开事实求是，研究就没有价值，它只有误导。”。正是他的这一席话，使我们看到了希望。

原文2003年8月8日 发表于《音乐周报》  浏览：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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