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这话本来是胡适说的，后人就拿它作为批判胡适的一种贬词。其实这话的本身也不见得完全不对。对于观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甚至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可不可以“大胆设想”、或者说大胆幻想一番呢？当然可以。科学家如果没有幻想，就不可能有所成就，比如设想人可以登上月球，后来人果然登上了月球，于是幻想变成了现实。 　　 　　　　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人物，如果不从客观事实出发，全凭主观愿望，把一个人捧上天，把另一个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后果就会不堪设想了。像黄自这个人，他在历史上到底是有功，还是有罪呢？你当然可以“大胆设想”，“设想”黄自是“蒋介石的同盟军”，或者是“国民党的御用音乐家”、“反共吹鼓手”等等。可是你就不敢真正“小心求证”，你一证，把真正事实证出来之后，就只能证明这是对黄自的诬陷！ 　　 　　　　“文革”初期，张春桥有一次问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钟望阳：“你们那个学校是谁在领导呀？”钟望阳回答说“是党在领导嘛！”张春桥听了大不以为然，摇了摇头说：“不是的，是黄自在领导！” 　　 　　　　那时黄自死后快三十年了，居然“阴魂不散”，还有那么大的能耐，在九泉之下继续“领导”解放后的上海音乐学院，他当然是“罪人”，是国民党的“反共吹鼓手”了。谁还敢说个“不”字？！“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这是戈培尔的哲学。中国也有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于是黄自活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从30年代起，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老上海音专就得了一个骂名，叫做“学院派”，一直骂到现在，愈骂愈出名。只要一讲“学院派”就知道是指上海音乐学院，那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学校”，是“洋奴”。 　　 　　　　1952年，曾有人公开写文章，说：“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几乎有三十年是在买办资产阶级的方针指导下，走着一条唯西洋音乐最崇高的错误道理，结果许多创作人才被窒灭了，被断送了，这应该成为大家痛切的教训”。可见张春桥说的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1957年“反右”，又说上海音乐界是半爿天，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要把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于是派人夺了权，把一大批人打成右派。后来又出了一部电影，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把老上海音专隐喻为国民党的文化特务机关，不择手段地排斥一切左翼的抗日爱国人士；把黄自说成是和国民党的权贵勾勾搭搭，打得火热，甚至为他们炮制粉饰太平的反动歌曲，与左翼进步文艺争地盘的御用音乐家。这显然是伪造！ 　　 　　　　现在应该清楚了。上海音乐学院从解放前不过百余人的老音专发展成为今天拥有千余人的规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成为全国音乐团体、音乐院校的重要骨干，而且其中一些人还在历次国内、国际的各种音乐比赛中不断地获得大奖。这固然是由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是试问，如果没有萧友梅、黄自在国民党统治的困难条件下惨淡经营，奠定基础，上海音乐学院能有今天吗？现在国内外一些有相当修养、甚至还担负着一定领导职务的老一辈音乐界人士，难道不是大都与老上海音专有过直接、间接的联系吗？那些长期以来无休止地污蔑上海音乐学院和老音专以及萧友梅、黄自的人，无论在国内外都是不得人心的。 　　 　　　　历史不容伪造，30年代，由于欧洲战争等原因，不少外国音乐家来到了上海。当时老上海音专的教师，绝大部分就是欧洲来的高水平的音乐家，学校的学制也参照音乐学院的标准。一个那么小的学校就有那么高水平的外籍教授，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他们对于造就我们自己的专业音乐人才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煞的。 　　 　　　　上海音专是经过萧友梅多方奔走呼呈，最后由蔡元培、杨杏佛的鼎力支持，请得每月三五千元的经费才勉强办成的。萧友梅把经费中的绝大部分都用于聘请外籍教授和付房租，中国教授也是要有真才实学的。其创业之艰苦，可想而知。学校规模虽小，但实质上是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摇篮，这一点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黄自比我小一岁，可是他是我的老师。他是第一个系统地、全面地向国内学子传授欧美近代专业作曲技术理论，并且有着建立中国民族乐派的抱负的音乐教育家。没有黄自先生教导，我在音乐创作上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这一点应该是所有受过他的教导的老一辈音乐工作者都有深切体会的。 　　 　　　　他早年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又到美国欧伯林、耶鲁两所高等音乐学府深造，以品学兼优被选为美国优秀大学生的全国性荣誉组织——法·培德·嘉派学会的会员，并先后获文学、音乐两个学士的学位。回国时虽然还只有二十五岁，但已学识渊博。在上海音专当教务主任，又包揽了理论作曲组全部专业课目的教学，达十一门之多。工作量如此繁重，教学上却一丝不苟。平日对学生谦虚诚恳，和蔼可亲，不但诲人不倦，而且关心学生疾苦，经常以自己的薪金主动资助困难的学生缴学费。黄自为建设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培育我国专业音乐人才，可以说是忠心耿耿，死而后已。他的不幸早逝，应该值得后代人深切怀念。 　　 　　　　作为一位作曲家，他的创作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他留学美国的毕业作品--管弦乐序曲《怀旧》，是我国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也是最早在外国演出的一部中国交响音乐作品，首演时被美国报纸评为那次音乐会节目中的“佼佼者”。他为左翼进步影片《都市风光》写的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称得上是创作、并且具有专业水平的片头音乐。这两部作品都是具有历史价值的。由他自己作词的《抗敌歌》与韦瀚章作词的《旗正飘飘》充满了爱国热情，是我国最早的两首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歌曲。他的一些艺术歌曲如《思乡》、《玫瑰三愿》、《花非花》等，形象鲜明，感情细腻，意境含蓄，词与曲、旋律与伴奏的结合都有艺术上独到之处，至今还在音乐会上演出，有的还被来华访问的外国著名歌唱家选为独唱曲目。他的《长恨歌》是我国最早、最成功的清唱剧。结构严谨，表情深刻，真挚动人；特别是其中的《山在虚无缥缈间》，是用近代专业作曲技巧创作的、纯粹中国民族风格的合唱的典范。后代音乐工作者可以从分析研究他的作品中获得教益，解决创作上的许多具体困难。 　　 　　　　在理论研究上，黄自也颇有建树。他一生著述甚多，早在欧伯林求学期间用英文写作的专题论文《和声教学法札记》，就已显示他在这方面的修养。回国后他又写了《勃拉姆斯》、《乐评丛话》、《调性的表情》、《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等相当有见地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在当时不可多得，即使在今天，它们的学术价值也并未因时光流逝而有所褪色。特别是他生前已经动笔，并且打算集中时间，专心致志地完成的两部酝酿已久的中外音乐史稿，其史料之翔实、构思之缜密、规模之宏伟、工程之繁复，在当时国内音乐界都是罕见的。可惜天不假年，未竟其志，使人长叹。 　　 　　　　黄自做事，非常认真仔细，生前就曾陆续把他的手稿逐件精工缮写，装订成册。去世后，他的亲属、知交和门生也曾在报上发表启事，呼吁由社会资助，成立“黄自先生著作出版基金会”这类的民间组织，促成这些手稿早日付梓。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以后，由于八年离乱，原来保存完善的遗稿已陆续有所损坏或流散。特别是十年浩劫，黄自的遗稿更属在劫难逃：有的在“横扫一切”时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有的则被采取“革命行动”的“红卫兵小将”亲手撕毁。总之，损失惨重，令人痛心疾首。 　　 　　　　现经黄自夫人汪颐年先生及其长公子黄德音同志多方提供，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有关部门大力配合，代为复制黄自留美资料的美籍华裔音乐学者韩国鐄教授热心襄助，由上海音乐学院《黄自遗作集》编辑小组收集、整理、编辑，特别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慨然允诺，这部《黄自遗作集》才得以出版，与读者见面。这不仅是对黄自先生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后代音乐工作者的一个宝贵的贡献，因为它为研究黄自，提供了一部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最有权威性的史料。谨此代表读者们衷心感谢。 　　 　　 　　　　1984．11．17．上海 　　 　　　　(本文系贺绿汀先生写于1984年11月的《〈黄自遗作集〉总序》，1985年初曾发表在《音乐艺术》杂志上。《黄自遗作集》最终于1997年出版。） 　　 　　　　* 特别提示：本文未经版权所有者授权，请勿于商业渠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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