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我12岁.由于父亲工作实在繁忙,经常要到中央苏区各县检查工作,即在瑞金时也常常开会至深夜,住的地方也极局促,此时父亲也已经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从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部长降为副部长.我母亲作为家属没参加工作,为了不影响父亲的工作,母亲带着我和6岁的妹妹寄居在瑞金城中我母亲的母舅商号中亦即他的家.而财政部驻地却在廖坪,地处农村,距城有一段路程。往常父亲抽空便骑马来到祖舅家和我们相聚，次数虽然不多但来去从容像上下班一样。到了秋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一天紧似一天，时不时也派飞机来瑞金轰炸，红军失利的消息不断流传，父亲也有一段时间没来了。有一天，天气还很热，傍晚时分，父亲照常骑着马，大汗淋漓地赶来祖舅家和母亲讲,红军反“围剿”失利,形势紧张,红军主力可能撤离瑞金,他的去路也不知道组织上怎么安排,要我们母子有个思想准备。红军的撤离属于突围，战斗频繁而且险恶，他无法带领我们母子随军转移，父亲又向祖舅作些交待后便匆匆离去。我深深记得父母这匆匆会面的一幕。后来我知道，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了失败，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向赣江以西地区突围西征。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也随同大军西行。 　　 　　　　在中央机关撤离瑞金前一天，父亲参加了一个报告会，才知道红军行动的计划，并被通知留在瑞金，随后又被派赴闽西领导游击战争。 　　 　　 　根据中央的安排，中央领导机关及主力红军西进之后，留守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苏区中央分局，政府机构设立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军事上设中央军区。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梁柏台、汪金祥、李才莲等组成。以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陈毅任中央后方办事处主任，负责指挥留在赣南、闽西的大约四万余名红军和地方部队。 　　 　　　　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国民党以顾祝同、蒋鼎文为南路东路军总司令，指挥10万军队分别向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残酷“清剿”。从1934年10月至11月，相继侵占了宁都、长汀、瑞金、于都、会昌，几乎占领了中央苏区全部地区。蒋介石此时又任命顾祝同、蒋鼎文分别担任驻赣和驻闽绥靖公署主任，把江西、福建划分为12个绥靖区，分区进行“全面清剿”。 　　 　　　　由于项英对当时严重的敌情估计不足，拒绝了陈毅关于改变作战方针、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坚持集中主力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方针，指挥留守部队在于都、会昌、瑞金等地与数倍于红军的强大敌人浴血奋战，遭致红军严重损失。 　　　　1935年2月初，留守中央苏区的机关及仅存的数千名红军部队，被几万敌军重重包围在会昌、长汀边界狭小的山谷地区。在此紧急关头，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分局，电报体现了遵义会议精神，指示中央军区应即摒弃大兵团作战方针，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根据这一精神，陈毅主张把干部和队伍立刻疏散突围，分赴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项英接受了这个意见。 　　　　按照中央分局的疏散突围计划，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同志返回闽西游击区。与先期返回那里的张鼎丞会合，领导闽西游击战争。父亲和瞿秋白、何叔衡以及项英的妻子张亮一行在一部分武装人员护送下从瑞金九堡附近起程。他们到达瑞金县武阳区政府后又会合了正那里等侯他们一起行动的原中央妇女部长周月林，然后继续前进。前往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四都琉璃乡小金村。2月21日他们离开小金村开始向闽西的永定、上杭一带突围。 　　 　　　　从长汀到永定大约三百余里，一路山高路险，沟壑纵横。国民党在这一带派出了大批部队和保安团，日夜搜山“清剿”，筑起无数密布的碉堡，构成了一道道封锁线，我父亲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行为了安全，化装香菇客商和随行眷属。 　　 　　　　为了避开敌人的追袭，他们在福建军区一个排的保卫部队护送下，昼伏夜行，小心翼翼地在敌人的封锁线上穿行。2月26日凌晨他们到达长汀濯田区露潭附近，前面一片宽阔的江水挡住了去路。这就是闽西第一大河汀江。这时，东方已经泛白，他们必须立刻渡过江去。好在这季节是枯水期，江水不深，父亲指挥保卫队员们搀扶年老体弱的同志安全涉水渡过了汀江，迅速向山区转移，黎明时分到达座落在崇山深处的小迳村。经过一夜的艰苦行军，大家早已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决定在此稍作停顿，等到下午再继续前进。不幸的是他们的行迹被当地地主武装“义勇队”发现。 　　 　　　　这一带是福建地方反动武装保安14团钟绍葵部的“清剿”区，归属长汀的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统辖。该团第二大队就驻扎在小迳村附近的水口镇。而且正巧，钟绍葵亲自率领5个中队在两天以前在这一带“剿匪”，也正宿营于此。钟绍葵获悉这一情报，立刻下令对这支红军小分队进行包围袭击。关于这次袭击行动，钟绍葵后来在给驻龙岩的国民党绥靖区司令李默庵的报告中作了这样的叙述：“2月24日我率五个中队搜剿汀江两岸散匪，25日宿营水口，26日午据当地民众报告水口以下五里许之露潭有匪百余渡河，即令第二大队长李玉率部前往围剿。我军追到，该匪已渡过露潭到以东约五里之高山据险顽抗。我军分三面攻击，约半小时，匪不支即满山逃窜。” 　　 　　　　我父亲以及其他领导同志事先没有估计到这一带的敌情是如此严重，在村头布下岗哨后就在村里生火造饭，他们刚刚端起饭碗，村头传来哨兵与敌人接火的枪声。他们丢下饭碗，到村头一看，数百敌人正沿着山道向村里扑来。负责护送的保卫队长丁头牌是个虚浮胆怯的无能之辈，父亲在行军途中已经觉察到这个人华而不实，是难以担负起指挥重任的。不出所料，丁头牌看到敌人蜂拥而来，吓得不知所措，撇下了这批中央高级干部和护送部队，独自逃命去了。他当机立断，立刻组织队伍向村子对面的一座高山牛子仁岽转移，希望从那里打开一个缺口冲出去。但当他们冲到山上时，另一支敌人已经从侧翼包抄过来，堵住了他们的去路，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情况万分危急。何叔衡同志见难以突围，感到自已年迈体弱，不愿连累大家，对父亲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说着就要夺警卫员手中的枪。“你千万不能这样……”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因为何叔衡所处的地方就在陡峭的山崖边，没有夺得警卫员的枪，他就势跳下山崖，父亲想拉他都来不及了。以后知道，何叔衡跳崖中连中敌人数发机枪子弹，负了重伤。战斗结束时敌特务连长和传令兵在山崖下发现了何叔衡，从他身上搜走了三百多元港币公款，这两个匪徒劫走了钱又凶残地杀害了何叔衡。 　　 　　　　在这极其严重的紧急关头，父亲继续指挥队伍向山下转移，他和重病中的瞿秋白以及剩下的同志从一片树林茂密的山坡上滚落下去。经过激烈的战斗和奔走，瞿秋白同志自感体力不支，难以坚持突围，他坚持不走，与周月林、张亮隐蔽在一处灌木林中，准备等待机会再突围。但战斗结束之后，敌人到处搜山，他们被逮捕了。先关押在上杭敌保安十四团，后瞿秋白同志被移送长汀敌三十六师师部关押。在监狱中瞿秋白同志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挫败了无数次敌人的劝降阴谋，同年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慷慨就义。 　　 　　 　我父亲从山坡上滚落到一个山谷中，身上的衣服成了碎布片，脸上和手脚被荆棘划出了一道道血口，背上的军毯也被敌人的子弹打了几个洞。他环顾四周，身边只剩下几个战士，把他们集中起来，朝前走去，刚刚涉过一条小河，敌人又从后面追上来了，他们凭着一挺机关枪、几支步枪，并依仗着河流的阻隔摆脱了敌人。脱险之后，父亲知道，凭这寥寥人枪，难以到达永定县的目的地。他决定再返回四都福建省委机关。 　　 　　 　回到四都时，正值陈潭秋和谭震林率领红24师一个营从赣南突围到福建省委，也是准备打回闽西与张鼎丞会合的。于是他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温仰春一起随同陈谭秋率的这支队伍又一次踏上返回闽西的征程。 　　 　　 　这是一支经过了残酷战争考验的红军主力加强营，由3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组成共500余人，战斗力很强。他们依然白天宿营，晚上行军，在敌人严密封锁和“搜剿”中艰难地行进。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们白天不能生火造饭，晚上不能吸烟说话，大路固然不能通行，即走小路也尽量在崇山密林中攀越。尽管如此，但狡猾的敌人在他们出发后不久就发现了这支队伍的行踪。国民党为了消灭这支500多人的部队，出动了第三师、十五师的5个团的兵力，沿途追踪堵击。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部队抵达汀江岸边，又来到不久前他和瞿秋白、何叔衡等遭受敌人袭击的地区。有了上一次的教训，他知道这一带敌人布防严密，必须立即抢渡，部队正涉水渡江时，敌人跟踪而至，发生激烈战斗。他们指挥部队一面阻击敌人，一面强渡汀江。部队刚过了江，又遭到对岸敌人的截击。天亮后，他们到达涂坊附近，部队又遭遇敌人，又是一场血战。经过这样连续苦战，部队虽然受到了损失，但总算又一次胜利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 　　 　　 　涂坊战斗后，部队经南阳进入了上杭县境，距永定已经走完了一多半的路程。在行进中他渡旧县河的时候，在石圳潭再一次与敌人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感到为了减少由于人员过分集中而造成过多的伤亡，决定把部队一分为二，陈潭秋和温仰春率一部经天门岭、黄螺地向永定进发，父亲和谭震林率一部翻越双髻山进入永定。几天之后，两支队伍先后在永定的大阜山和张鼎丞的游击队伍胜利会师，周围的群众听说老红军又回来了，兴高采烈，纷纷前来部队驻地慰问。 　　 　　　　经过半个多月的连续恶战，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这支500多人的英雄部队，此刻只剩100多人，然而正是这支坚强的部队的顽强苦战，护送了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和温仰春等领导干部到达了闽西游击区与张鼎丞一起领导了后来闽西的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原文二00四年五月 发表于父亲邓子恢受命从瑞金返回闽西的经历  浏览：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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