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 　　 　　日穿草鞋闹革命，夜提灯笼访贫农。” 　　 　　70年前，苏区群众传唱的民谣，至今回响在闽西这块红土地上。 　　 　　1929年7月，毛泽东到上杭蛟洋指导召开中共闽西“一大”。他发现到会代表对各县的情 　　况还不甚了解，便建议将原定会议开幕时间推后一星期，代表回到各县去，详细调查本县的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与政治组织、物价、洋货侵入与工业破产等方面的情况。由于代表们比较深入、全面地掌握了闽西各方面的情况，使这次大会取得前所未有的收获。毛泽东还先后在长汀县城、四都、涂坊，在龙岩县城、永定坎市、连城新泉、上杭苏家坡、才溪等地召开过多次群众会与调查会，取得了许多从群众中来的第一手材料。1930年5月，毛泽东到江西寻乌调查时写下的《反对本本主义》，在闽西第一次公开印刷发行，文中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使闽西广大干部深受启发和教育。1933年11月，毛泽东深入上杭才溪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走访了才溪的各个村庄，召开了一系列的调查会。在会上，毛泽东口问手写，并同与会人员展开热烈讨论，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的分析，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用铁的事实驳斥了一切机会主义者污蔑根据地不可能进行建设的瞎说。在毛泽东的率先垂范下，闽西苏区大多数干部，在革命工作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涌现出张鼎丞、邓子恢等一批觉悟高、作风正的好干部。 　　 　　邓子恢、张鼎丞坚持不懈抓好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廉政建设，使各级苏维埃政府真正成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和清正廉洁的政权。闽西苏维埃政府很重视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不负责任等各种不正之风，以提高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和廉政程度。1931年1月，针对有些苏维埃政府机关对工作不负责任，工作报告太简单、不确实、太狭隘、不迅速等问题，专门发出了第5号通知《关于报告问题》。针对扩红工作中，一些苏维埃机关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存在着命令主义的倾向，工作方法呆板生硬，强迫群众去当红军的现象，于1931年2月10日发出第17号通告，指出：“过去奉行故事的、敷衍式的工作方法，寒热症的工作精神，须迅速地彻底改变过来，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闽西苏区各级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认真贯彻执行廉政建设的有关文件、条例和训令，并注重及时表彰在各项工作中表现出的好人好事，批评、处罚坏人坏事。《红色中华》曾以“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为题，宣传汀州“福音医院”院长傅连鄣的动人事迹。1934年1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代理部长张赞元，在筹款和推销公债等工作中措施不力，被中央财政部撤销代部长职务。2月，宁化县贸易分局长项胜晚上常在局里打纸牌赌博，贪污货款30元而被撤职送县裁判部受审。苏区的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深刻的教育。 　　 　　曾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温仰春回忆说：“当时省苏机关生活很艰苦，一个人只有一个小草包饭，我年纪轻，肚子大，那样的草包饭，我一餐可以吃上三袋，但我只能领到一袋。张鼎丞同志看到我不够饱，他自己吃了三分之二，余下三分之一给我，范六姑婆则吃一半给我一半。”当年的苏维埃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廉洁为荣，以艰苦为乐，团结友爱。毛泽东时刻关心根据地的群众生活，到贫农家里、工人家里、红军烈属家里访贫问苦，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参加生产劳动，许多群众说他是“我们的贴心人”。1932年10月到1933年1月，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期间，在详细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成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谆谆教导苏区干部“一定要关心群众，如生产问题、疾病问题、生活问题。有困难要帮助他们解决，最重要的就是发动群众互相帮助。这样做了，群众一定会拥护我们。”在毛泽东的言传身教影响下，苏区广大干部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都把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最根本的宗旨。 　　 　　1932年冬的一天，北风刺骨，冰霜铺地。天刚蒙蒙亮，张鼎丞就起了床，直奔长汀东门街 　　烈军属钟大伯家。一走进钟大伯家门，就见老人正吃力地劈柴。张鼎丞赶紧脱下身上的棉 　　大衣给他披上，然后卷起衣袖，从老人手里夺过柴刀，说：“钟大伯，我来吧。”不一会儿，一大堆柴就劈好了。接着，他看到缸里的水不多了，又去挑水……张鼎丞回到省苏机关，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除节日慰问烈军属外，省苏维埃政府的机关干部，每星期六都要为烈军属和困难户做一二件好事，叫“做礼拜六”，并把这作为制度定下来。张鼎丞不仅要求省苏机关干部“做礼拜六”，而且以身作则带头做，人们经常看到他不分白天黑夜，穿着草鞋，走家串户，为烈军属解决困难。从此，拥军优属帮助困难户的活动，很快在全省苏区广泛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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