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法师是一位品学兼优、爱国爱教的僧人。1942年秋至1956年秋，我依能海法师学经十余年，法师同情和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前，法师从不与国民党官员来往，也不准他的弟子同当官的往来，拉关系。 　　 　　1949年夏，峨山砖殿修复，法师率弟子到新修的慈圣庵安居，为普贤铜像装藏。安居圆满后，法师先回成都，两位上座僧人①后来随某军长夫人的车回到成都。 　　 　　为这事，他们受到法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其中一人，还被遣送到绵竹县西山云雾寺静坐，不准出山。法师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他的弟子，认为这是佛制。 　　 　　但是，法师对共产党和党的革命事业，却怀着深厚的同情。他常说，共产党拯救人民大众出苦海，这是好事，我们佛教徒应该拥护。 　　 　　成都解放前夕，有一位僧人从上海来到近慈寺，对大伙说“共产党要消灭宗教”，法师知道后，立刻叫当事人把他赶走了。还有一次，法师在彭县修舍利模型塔，当时彭县一带住着刘文辉、潘文华和邓锡侯的起义军，成都的一些进步人士，以及共产党的代表也在那里。 　　 　　县城里显得十分平静、繁华，人们很高兴，到处都在谈论解放的事。法师和一些僧人也在一起议论解放的事。就在这时，监工修塔的僧人演仲跑来对法师说：“赶快把塔顶安上吧，不然共产党来了……”没等他把话说完，法师就生气地说：“来了怎么样，中国人嘛，又不是外国人！”法师对共产党始终是信任的。 　　 　　第二天，不知为什么，法师忙着回成都，我们六七人急急忙忙走了两天，到成都文殊院时已是傍晚。法师不顾旅途疲劳，冒着细细小雨，急忙出去会人，这是法师第一次到俗人家会人。 　　 　　后来我才知道，法师是去设法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一位同志。他叫王干青，四川绵竹人，是法师的同乡好友。在彭县时，法师就托人营救，现在又亲自跑来救助，但时已太晚，据说那天晚上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解放后，我们得知“十二桥惨案”中有王干青烈士（《成都日报》登有消息）。后来，法师专为“十二桥烈士”念经，以示超荐哀悼。 　　 　　1948年，法师在新都宝光寺时，有个叫成佛的僧人，国民党特务怀疑他是共产党员，不久就将他抓走了。后来法师千方百计托人把他救了出来。法师还营救过一些革命人士。当时常有一些青年人到寺里来住，后来听说他们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法师积极拥护支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西藏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因反对西藏亲英派搞西藏“独立”，遭到反动派的迫害，弟弟被亲英派杀害，自己被迫化装逃到内地，到南京找国民党政府，国民党不仅不支持反而给他难堪。1949年夏天，阿旺嘉措到近慈寺，法师把他安置在成都一位居士家里，保护了他。成都刚解放，共产党就把阿旺请出来，给予妥善安置和照顾。 　　 　　成都解放不久，寺里来了几位解放军，据法师身边的侍者说，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人，来见法师，商谈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法师给西康、西藏的友人写了一封信，说明共产党保护宗教的立场，要他们配合进藏部队，和平解放西藏。同时，法师建议进藏部队要执行宗教政策，还建议把班禅接到北京来。过了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又来信，要法师一同进藏。法师年老体弱不便同行，即派刚从西藏回来不久的隆果随军进藏。 　　 　　全国解放后，法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又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过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会议。 　　 　　他拥护并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道路，号召僧人爱国守法。1951年法师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听到四川土改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近慈寺的僧人，要他们遵守国家法令，分土地时不要和农民争，如果田不够种，可以上山造林，还可以搞一些畜牧业。在五台山清凉桥，法师不收中国佛教协会每月补给的500元钱生活费，自力更生，带领我们上山种了几十亩土豆和蔬菜。 　　 　　春天，法师率领大众上山种树，并刻有造林碑，以资鼓励，把植树造林作为长期的计划。1955年，在法师的倡导下，我和当家一起，集资购买了30多头牛和1匹马，办起了畜牧场。第二年就产了10多头小牛，做到了生活自给。 　　 　　1956年春，五台山宗教事务处召集全山各寺有关人士参加社会主义学习。临行前，法师一再嘱咐我们：“去了要好好学习。不学习社会主义，就走不好社会主义道路。” 　　 　　他还说：“僧要像僧样，穿着要整齐。”边说边检查大家的服饰。在法师的教导和鼓励下，我们通过学习，思想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以后我又去北京，进中国佛学院学习。其后几年，法师每次来京开会，我都去看他，见面时，他总是谈会议精神，向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勉励我努力学习。 　　 　　①佛教称谓。对法腊（出家年岁）高者的尊称。或对有德行僧人的尊称。 　　　　　　　　　　　　　　　　　　　　　　　　　　　　　　　　 198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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