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经月余。痛定思痛，深感失去的不仅是至亲至爱，更是不可替代的良师益友。 　　父亲生性刚直，嫉恶如仇，治家严格，绝不允许子女做有违道德和损人利己的事。父亲在当县长时，有一次，哥哥（当时仅7岁）玩耍时与一普通人家小孩发生抓扯，哥哥应负主要责任，但对方家长却登门道歉，父亲了解原委后，不仅连连向其致歉，并狠狠地教训哥哥，认为哥哥是仗势欺人。哥哥不服，父亲一怒之下，将其举起摔于地上，差点摔死！即使在受到错误处理、被管制、处境十分艰难的时期，仍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有时不惜饱以拳脚。方式虽粗暴，但现在看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在那么困难而复杂的环境里能正常成长，并均能事业有成，父亲的严格刚直是主要原因。可惜现在已听不到这种粗暴而有益的教诲了！ 　　父亲最崇拜的名言之一是 “用手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 贝多芬）。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做的。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对任何可能做到的事轻言放弃。在监狱里，在管制期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父亲一直对前途充满信心，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治学。父亲常讲“不为后人留财产”的古训，他讲的是钱财，而这种艰苦奋斗、不向厄运低头的精神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的遗产！ 　　古人云：具德、才、学、识者，方为良师。父亲即堪称良师。父亲饱读诗书，博闻强记，胸襟开阔，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父亲崇尚“充实之为美”，最不喜欢的是那种“把头脑打整得干干净净的人”，他常说：“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灵魂的庸俗”。而要做到“充实”，避免“灵魂的庸俗”，就应当志存高远，多读书，勤思考，融会贯通，不断超越，努力创造。父亲是这样做的。他是主攻文史的，除精研了大量的中外文史哲典籍外，还在少年时期，就通读了《资本论》和凯恩斯等人的经济学著作；在监狱里，又刻苦自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艰深的自然科学理论。父亲治学，特别讲究严谨，胡适“拿证据来”、顾炎武“四面受敌”的格言也是父亲研究问题和教学的原则。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期，父亲为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译注《盐井赋》，工作已基本完成，但其中两句共四个字虽然基本能讲得通，但经多处查找，未得确切出处及确解。父亲暂且搁笔，嘱我于成都查找典籍和遍访硕学名师，但仍无结果。后来又经父亲艰辛查找，终于在张湛的一篇赋里查到，父亲高兴得状似顽童，手舞足蹈。而这一搁笔，竟长达大半年。正是有深厚的文史哲功底和自然科学基础、严谨的学风，以及超常的记忆力，父亲写文章时既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又能考证精详，新意迭出。讲课时更是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深受同事和学生的欢迎。直至弥留之际，父亲仍忍着剧疼，坚持读书、写作，完成了一篇15000字的论文，真正实践了“一息尚存书要读”的座右铭，为后学树立了一个“身教”的典型。 　　对待学生，用“呕心沥血”、“殚精竭力”来形容父亲决不为过，这已经为父亲的学生所公认。仅举一例：父亲刚过世，我看到父亲为邻居读高中的女儿修改作文的手稿，条分缕析，字迹工整，长达2000余字，远远超过了原文。而这是在父亲临终前十余天忍着癌症的剧痛、心力已近衰竭的情况下写就。提及此，邻居一家哽咽不已。据我所知，这是父亲的绝笔！ 　　我从小受父亲的耳提面命，受益良多。上大学以后，仍时时与之讨教、讨论。父亲精心修改过我的第一篇小论文，以后每写就或发表一篇文章，都交与父亲过目，或修改，或讨论，即使是在我已经成为教授以后，也不例外。如今良师已去，讨教之人难寻！ 　　父亲既是良师，更是益友，甚至常常是谦虚的小学生。他曾向挑泥巴抬石头的下力人学习民间语言，向老厨师学习烹饪知识。为了理解量子力学中的几个数学方程，父亲在受管制时，利用开山放炮的间隙时间向另一位也是受管制的原复旦大学数学教师请教。我虽愚钝，但父亲常将所写诗文与我虚心讨论，并偶有采纳，记得父亲送魏明伦的一副对联中我提出可将其中一字换为另一字，父亲认为有理，遂改，并笑称我为“一字之师”。我们还经常就学术、政治等倾心长谈，均感获益良多，十分融洽。 　　父亲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解放前就曾响应《新华日报》的倡议，向张天翼等进步贫困作家捐款2100元，是全国当时个人捐款最多者。父亲对于向他求助的人，均尽力而为。父亲去世以后，许多受助的同事、朋友，特别是学生，提及此类事情，均欷嘘不已！ 　　呜呼！斯人已去，失莫大焉！心长纸短，言不尽意。愿父亲在天之灵继续助我治学、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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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8/13 23:3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