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晚年时期材料之二 　　 　　晚晴斋杂忆 　　 　　绪言 　　 　　《晚晴斋丛稿》第一辑出版后，李汝高弟曾亲笔撰赠精裱送来一诗相贺： 　　 　　逃生不悔发飘萧，未灭童负吝岁貂。 　　赤风追风穷史记，乌龙伴夜续离骚。 　　情牵国脉怀孤岛，心系民生恋野郊。 　　更恋提壶晨灌趣，无非企盼出新苗。 　　 　　诗成，李原欲书家黄宗壤写之，宗壤认为可概括我一生之大体，鼓励李亲书留迹。汝高可谙深知我晚年致力之见于外者 ，感愧之余，乃杂忆自83年以来在民革、政协等有关的政治生活社会活动等涉及教育、文史、祖统等留下的一些汗血点滴，而学术、诗意、天人之观、则不与焉。 　　76年9月我被市公安局向全市公开宣布恢复我政治权利后，作为公民，我在16中获得了第一张参与选举的选票。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政策精神鼓励我进行有关我的判决申诉。我最急切要申诉的便是关于我的中统密查员的罪名。我对参与国民党政权的工作，对自己青少年的思想言行，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立场而言，我是承认有罪责的，即使不按统战政策，受点委曲，我都能忍受，唯独这什么中统的密查员名义，我一直感到一种侮辱，我再反动，也至于作这么一个和我身份不相称的“滥眼”东西。所以即使在什邡监所，在任何劳改场合我都公开表示不承认或保留。从80年起经81年82年，我为此而反复申诉，据理之有力，措词之强硬，自信经得住历史的检验。我曾诉问，说我是中统密查员，谁下的任命？谁是我的上下左右组织关系？有无档案记载我参与组织的书面原始材料？有无我以密查员名言参与的会议和其他活动记录？既然我是中统组织成员，我离开自贡后（其实我除假期外，读书、就业都不在自贡）、组织关系又转到哪里？能否有人、有材料说明我转到其他地方的组织而从事组织或组织指派的活动？我的申诉，先是呈递于自贡中级人民法院，一直无消息，后来胡思敏律师告诉我，可直寄原判法院（什邡县法院），我照样作了。直到1983年8月13，我终于接到了什邡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原判认定罗成基自贡市调统室密查员，证据不足，应予纠正，据此，特作如下裁定：本院1955年6月4日法刑什（55）字第129号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罗成基之自贡市调统室密查员予以否定”。这个密查员特务身份的否定，对我来说，不仅是事关政治生命的问题，而且是关系我人格价值的问题，因为我一直把它视作对我人格的侮辱。即使不提政治见解，社会功过，仅以我原有的旧社会士大夫意识来说，一个从9.18、1.28、到7.7、8.13直到抗日胜利，从高等文官优等及第到担任衩、书、科、处、专、县职务的人，怎么能去作一个什么小特务密查员来降低自己身价？何况，从东、西厂、内行厂这些皇家特务，几百年来就为世人所不齿的东西，早已为我深恶厌弃而不齿，何况还是一个无名的蒋家小特务？因此，从我接到裁定书之日起，我好像注入了一种用之不尽的生命能量，决心不断为老来的生命余烬，使之燃烧，炽旺，发出生命的光辉。当1986年6月我的彻底、全部的平反书（什邡人民法院的再次判决和民革中央批准我的解放前民革身份）后，我才知道，什邡人民，什邡政法干部，民革的当年领导和知情者，对我是何等爱护，何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何等支持与同情！首先是原审预审员，复审的审判长艾裔煌寄来的详函，说了他在接案、查监时，就叹息“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的感受，并说他每进行一次外调，就受到一种压力：必须振救此人，压力包括其亲属姐妹。所有这些为我关切的，我并不知道。他也说到，当复审判决之前，什邡县委、统战、政法部门对我的关心和对申请的审视。其次，自贡市委原组织部副部长陈鲁，到我家来告知，什邡解放后当时人民政府县长李振华（后任自贡法院院长），一到自贡就告知他，说到自贡有个罗某，在什任县长，当什邡号召全县揭发他时，老百姓不断为他说好话。李感到奇怪不解，而当地人民对保长，乡镇长，没一个不是深恶痛绝。这信息也来自陈学名，他说李振华也不止一次告诉他，这奇怪的感觉，并说他可惜调走了。我由此回忆当时狱中，有同押的永兴区的人曾告诉我，区长安贵材（后任自贡中院院长）曾在土改时说，山里的人民只有对罗某人有好感，因为他恨恶霸土匪，为穷人考虑。当时我认为是同押犯瞎说，后来才知道是真的。当我86年重到什邡时，原两路口农民，解放后的副县长，见着我热情招呼，呼我罗县长时，我尴尬无比，后来才知道是出于真心。灯会时什邡党校赏来自贡，就先到市政府去找他们的罗县长，找不到才到政协找，后来又对送来松鹤台节的礼品，我真感动的几乎泪下。86年我到什邡，什邡统战部为我开欢迎会，还广播报导，由政协副主席黄聘谟陪同参观全县各地，直到山区金河。所有这些，都让成了一种激力，使我在生命停止之前必须实践自己的诺言：“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要为祖国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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