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读书时，黄自就否认西洋音乐界“中国是没有乐感的民族”的偏见。回国后，黄自积极致力于新音乐的普及：手创了第一个全是中国人组成的乐团——上海管弦乐团；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两江体育专科学校等高校开设音乐欣赏讲座；为汉口电台撰写“音乐欣赏常识系列”广播稿；为上海中西药房电台编排每周的中外音乐（包括京剧唱段）广播节目时间表；发表《音乐欣赏》、《介绍给一般听众的五张声乐唱片》等文章；主编国内报纸最早的音乐副刊上海《新夜报·音乐专刊》，不久感到“专刊”二字学院味浓，遂改为“音乐周刊”，每期半个版面，共5-6千字，注重文章的通俗性、趣味性和可读性，文章最长不过500字，要求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栏目包括每周音乐动态、名家传略、音乐格言，名曲欣赏、音乐常识、演出信息和读者来信，问题解答等。 　　 　　　　“九一八”事变后，黄自更积极投入了抗战的义演和宣传。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黄自就创作了歌曲《抗日歌》，并填词：「中国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抵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韦瀚章补写了第二段歌词；黄自带领音专学生在上海市内及郊区宣传抗日救亡，为东北义勇军将士筹募寒衣，并为沿途的市民演唱；11月，组织音专师生为遭受特大水灾的湘、鄂、皖、豫、苏、赣、浙、闽、粤、川、滇、晋、冀、辽、吉、黑等17省灾民举办“赈灾救国音乐会”。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黄自写成《旗正飘飘》等歌曲，声援坚持淞沪抗战的19路军将士，并利用学校暑假创作了清唱剧《长恨歌》，影射当局对侵华日军奉行“不抵抗政策”，迟迟不发援兵。1933年3月，国民党军的冯治安、王以哲、关麟征、赵登禹各部在长城喜峰口、古北口与侵华日军激战，黄自利用学校春假，率音乐艺文社40余人到杭州举办了两场募捐音乐会，亲自担任报幕及节目解说，向普通市民听众逐一介绍所有曲目的主题、创作背景、作曲人和填词人，并对作品结构做简要分析，普及了音乐欣赏知识，也宣传了抗日救亡。 　　 　　　　当时，某些海外归国的学子，言谈举止必先“西洋”，只看穿戴作派，即知其人是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大先生”。黄自则不是这样。他也时常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穿着长衫，对人态度和蔼可亲。他对要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早已烂熟于胸，却备课常到深夜，他认为：教师“自己懂了没有用，只有充分准备以后，上课时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让他们真正吸收进去。”“学生不懂就是先生不好。每一个难于理解的问题，一定要多方解答至于（学生）大悟后为止。”他曾对学生们讲：“你们努力，我比你们更努力”。黄自与学生亦师亦友：他用薪金为家境困难的学生缴学费；对学生作品提意见，采取同辈之间商榷的方式：“这也许不是最好的方法……”“你这样固然可以，但我喜欢那样……”平时有事给学生写个便条，也按当时中国传统的朋友礼节，尊对方为兄，以弟落款。因此，音专学生给温文尔雅的教务主任起了一个绰号“legato（舒缓和谐的连奏）”，称严厉的校长萧友梅为“staccato（断奏）”。 　　 　　　　1937年底，上海沦陷。当时，上海音专因战乱已停止发薪，黄自平时也没有积蓄。《抗日歌》等歌曲的广泛传播让黄自上了当局黑名单，朋友们担心他会遭秘密逮捕，力劝他离沪。1938年4月8日，黄自因感染伤寒住进上海红十字医院，初入院时热度甚高，后渐渐好转。5月，突发大量的肠出血。1938年5月9日7时37分，黄自没有等到输血或其他治疗措施，抱憾去世。临终前，他只留下一句遗言：“你（夫人汪颐年）请医生快点来吧。我不能就此死去，我还有半部音乐史没有写完呢！”1938年5月26日上海《生活日报》“黄自先生纪念专号”上发表了上海音专继任教务主任陈洪先生的《伤感》：鸡鸣了，天亮了，人还没有死，血却流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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