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袁永昌(1914.4.7—2001.7.18)，生于浙江绍兴嵊州市上碧溪。太祖父为晚清秀才；祖父袁锄经，自习西洋理化，长工艺，一生自制（除发条外）形式、材料（黃铜、白铜）、构造各异的时钟六只，极为精巧。大伯袁永年，曾就读于南开、交大；二伯袁永生，毕业于刘海粟先生的上海艺术专门学校；姑妈袁永仙毕业于本省湘湖师范。因家庭财力不济，父亲就读于号称“白读学校”的杭州民众实验学校。该校校长为孟宪承先生，国文教师有钟敬文先生等名家。父亲兄妹均为人民教师。 　　 　　　　父亲自青年时期起，体弱多病。先患急性黃疸肝炎，后又染严重肺结核。1956年前后，结核菌沿脊膸转移，在一侧屁股形成腫块。感谢人民政府的公费医疗制度，经住院治疗后，始渐康复。 　　 　　　　父亲一生经历若干重大历史时期且颇坎坷。日寇侵华，嵊州市沦陷。嵊州中学搬出城外，在马前村继续办学。伪中学无人愿意任教。一夜，学校突遭日寇宪兵包围，父亲以抗日罪被捕。历经恐吓、“陪斩”等凌辱折磨。并令限时到伪中学任教。父亲外逃后，可恶的伪军又将母亲和年幼的姐姐逮捕。终因父亲已无法追捕，经变卖家产，多方打点，母女才得以保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二十周年，正值史无前例的非常时期。父亲因病已退休。妈妈于国庆节前到在绍兴工作的姐姐家小住数日。父亲思念，书“双十周年大庆观光，某某于某月某日去绍”一纸粘于壁上。大祸从此临头。“双十”、“双十节”、“中华民国”、“台湾”、“蒋介石”。一串递推，更兼“出身不是贫下中农”，本为农村“造反”的目标。结论自然是“思想极端反动，颁望蒋介石反攻大陸”。凡在农村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此后情况不难想象。几代积存的“木版”典籍，几十期“民众实验学校季刊”、“东方杂志”、“现代”、“小说月报”等刊物（记得上有“数万青年哭鲁迅”、“戴望舒在甲板上”等照片）。还有三十年代“商务”、“北新”、“开明”几大书局的大量图书，均毁于一旦。連鲁迅的“两地书”也未能幸免。父亲坐过日本宪兵的“洋牢”后，又坐进了群众专政的“土班房”。幸父亲生性达观，他常说若象我这样在家养病的人会有罪，那么山上坟墓中的死尸也要犯罪了。 　　 　　　　拨乱反正以后，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到处是新房，城乡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景象。村里接了自来水，电早通了，不少农家还按了电话。村前村后办了不少小工厂，有印刷，有纺织，还有五金和小电器。宛如一座小城镇。人逢盛世，父亲的身体也奇迹般健朗起来。清晨和傍晚，他去村后爬山，看山上被毁后重栽的树木一天一天长大。更多是到村前小河旁散步，河上已架起混凝土大桥，站在河堤上，远眺变大了的村荘和一排排砖混新房。有时也去村里老年活动室聊天、看报。他是村中年事最高的男性。他思维敏捷，耳聪目明，熟悉村中历史和典故，是一部活的村史和地方史。这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他生活清淡节俭，很少求医问药，虽享受公费医疗，医疗开支常为零。他喜欢乡村生活，不愿到城市定居甚至是小住。他喜欢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种点蔬菜，看着它们绿油油地慢慢长大，觉得很开心。 　　 　　　　1997年7月7日。是个高考的日子。晚上，父亲觉得帐内有只蚊子，起来扑打，突然觉得脑子一麻，右手和右腿已不听使唤。我们姐弟闻讯后，将父母接到绍兴。父亲自嘲地说：“今年高考，让我给考中了”。他反对去医院，由母亲和我们姐弟侍侯照料。虽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仍关心国内外大事，每晚不看完新闻和“焦点访谈”不睡。2001年7月，高温。父亲咳嗽不止，声音嘶哑。心肺功能衰竭，病势转危。终于7月18日下午3时40分去世。享年88岁。前一晚还看完“新闻联播”。时为患脑血栓后整四年。四年来，朝夕相处，一旦离去，终成永别，顿觉空虚，心头沉痛，不能自已。 　　 　　　　孙、甥辈均已自立，大都毕业于著名大学，已为国家有用之材。母亲我们会尽心侍奉。愿父亲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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